【書摘】424刺蔣事件/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引渡之戰 (1972年6月30日—1972年9月4日)◎鄭自才、張文隆 / 民報 2018-02-04

文/鄭自才 張文隆 2018-02-04

逃亡到瑞典的鄭自才,因為美國政府要求引渡,打了引渡官司,被判決要引渡去美國,鄭自才展開絕食抗議,在昏迷狀態中被送往機場。圖/允晨文化提供

逃亡到瑞典的鄭自才,因為美國政府要求引渡,打了引渡官司,被判決要引渡去美國,鄭自才展開絕食抗議,在昏迷狀態中被送往機場。圖/允晨文化提供

編按:鄭自才和黃文雄決定分別棄保逃亡,鄭自才拿著台獨聯盟成員王文宏借給他的護照,從紐約飛到蘇黎士,後來評估瑞典申請政治庇護的機會比較大,再從瑞士逃到瑞典。拿到政治庇護後,鄭自才全家在瑞典團圓,但是行蹤爆光後,美國政府要引渡他,瑞典警察找上門,把他送進監獄,鄭自才就在瑞典就打了一場引渡之戰。

Långholmen監獄位於一個小島上,類似台灣的火燒島,但是該小島比較靠近斯德哥爾摩市。我們放封的地方是放射狀的,一格一格的,一人一格,可以在裡面散步,另外一格是另一個人,彼此隔離,他們不希望受刑人在放封時彼此接觸。進入引渡程序後,我在此被關了三個多月進行引渡官司。我還記得是正值六月到九月之間,其中六、七、八月是瑞典天氣最好的時候,其他季節大多是陰天或下雪,又冷又看不見陽光。日光確實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如果一整年都看不到陽光,人的心理會很鬱卒。當七、八月充滿陽光的時候,人家都跑去公園,沒人要上班,幾乎全國的政府機關都關門,等於是放假了。在公園裡,不分男女,大家都脫光光做日光浴,瑞典人都習慣了。

瑞典這個國家相當重視人權,引渡程序並不簡單。並不是美國要這個人,就可以把這個人抓起來立刻送去美國。瑞典政府會先從地方法院開始,一關一關判決是否需要引渡。打官司的過程中,瑞典政府會幫忙找律師,費用由瑞典政府負擔。當我被抓去監獄時,就開始研究他們的引渡條約。該條約規定,如果引渡者所犯的案件是政治案件,就不可以引渡;其次,如果引渡的案件間接涉及到政治方面,也不可以引渡。我的案子當然是政治性的,我並非為錢而進行刺殺行動。所以我就根據這兩個條文,力爭不能將我引渡回美國。

沒有承認組織性活動 被判決要引渡

從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他們一直問我:「你做這件事情時,你的組織有無同意?」我都回答:「沒有,跟組織無關。」他們的判決便認為:「這不是組織性的活動,而是個人的行為,所以不是政治案件。」所以決定將我引渡。事件本身是政治性的,有組織參與就被認定是政治性的,沒有組織的參與就變成非政治性.這不是很矛盾嗎?當時我心裡曾想過,如果我承認我的組織同意我的行為,就可以讓這個案子變成是政治性的,但是我終究沒有這樣說出口。我只是提出如下的聲明: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要推翻蔣介石佔領軍的法西斯政權,建立一個真正屬於全體台灣人民的民主共和國。我們要昭示世界上的人民,台灣問題牽涉到一千五百萬在台灣的人民的命運與將來。台灣並不光光是一塊不動產,可以讓世界上的強權國家任意擺佈,不管它是美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只有在台灣的一千五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利來決定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和將來。台灣問題的合理解決,一定要遵照這個原則,那就是人民自決的原則。

蔣介石法西斯政權

蔣介石政權是一個法西斯的獨裁政權。它不但是一黨政權,而且是蔣氏父子個人的政權。這個政權並沒有任何人民的支持。任何反對黨的組織,不管是忠於蔣介石與否,是絕對不容許存在的。任何對政權的批評都被殘忍的壓制。二十三年前(註:1949年)蔣介石就宣稱他的政權代表整個的中國,包括大陸上的八億中國人。可笑的是,蔣介石的政權不但受到美國的承認,而且還受到美國軍事上以及經濟上的支持。蔣介石傀儡政權還當了二十二年(註:1949—1971年)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就內政上說,「國民大會」有權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可是「國民大會的代表」是二十五年前(註:1947年)在中國大陸上選出來的。這些有錢的老弱代表,每隔六年都紛紛由美國、香港回到台灣投蔣介石的票。他們的來回旅費是人民的納稅錢。在台灣司法並不是獨立的,而是附屬於行政權。而且行政院的官員是蔣介石父子的私人從員。二十三年前(註:1949年)就實施的戒嚴令一直到現在(註:1972年),在戒嚴令的名義下,秘密警察有權利可以任意搜查、逮捕、拷打、判刑和槍決;遊行和罷工是違法的,而且當作叛亂罪處罰的。現在台灣大約有二萬名政治犯,每年大約有六百至一千名政治犯被槍斃。人民沒有言論、集會、出版等等的自由;新聞被控制。

蔣介石的傀儡政權就像南越的傀儡政權一樣,他們的存在完全是因為美國的撐腰與支持。了解這些政治背景以後,我們也不難了解為什麼我離開美國一年以後,美國才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的要求。這完全是因為蔣介石傀儡政權在幕後唆使。因此,我被引渡回到美國以後,不但有被偷偷送回台灣的可能,而且這個可能性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要要求法庭了解這一點,並希望法庭不要變成這次政治陰謀的工具。

事件的政治動機

二年半前發生在紐約的事件,它的唯一動機是政治動機。蔣經國是在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受到訓練的,他在台灣設立祕密警察的制度,並且是這個制度的頭子。他在台灣使用秘密警察的恐怖手段與方法。每一個台灣人都知道,蔣經國是所有政治謀殺以及槍斃政治犯的主謀者。因此,他是最被台灣人痛恨的人。

蔣經國和他的父親蔣介石控制著國民黨,在台灣是唯一的政黨。蔣經國本人則控制著台灣的軍隊。在台灣大家都知道,他很久以前就在計劃要繼承他的父親。現在他做了行政院的院長。所以如果蔣經國從台灣的政治舞台消失,很顯然的,權力鬥爭就會發生,在這個權力鬥爭中台灣人民能夠掌握政權的可能性很大。這是當時對這個事件的首要考慮和計算。

生死問題

由於蔣介石法西斯政權的唆使,才使美國政府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我的要求。所以說,在這次的引渡要求的背後,是有政治陰謀的。這個政治陰謀就是遲早要將我捉回台灣,不管用什麼手段。我並不是美國公民,美國可以隨時取消我的居留權,一旦我的居留權被取消,我就一定要回去台灣。一旦我落在蔣介石法西斯政權的手裡,毫無疑問的,我是會被處死刑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生死的問題。法庭不應該變成這個政治陰謀的工具。

瑞典總理承諾 歡迎鄭自才服完刑來定居

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時,最高法院有三位大法官,由他們三位投票,結果是兩票對一票,一位法官說不能引渡,兩位法官說可以引渡,所以就決定被引渡了。不過在強烈的輿論指責下,瑞典總理不得不出面公開承諾兩點:「第一,要求美國政府不得將鄭自才送回給在台灣的國民黨;第二,鄭自才服完徒刑之後,歡迎鄭自才回瑞典定居。」

面對無力挽回的局面,8月30日我開始絕食,連水都不喝。絕食的行動,帶給瑞典社會極大的震撼,媒體進入監獄探訪已經虛脫的我,我在胸前掛hunger strike(絕食)的牌子,每頓飯都是滴粒未沾的原樣退回。

9月3日下午三點左右,我由Långholmen監獄被押往警察局。

展開絕食行動 在被帶往機場途中昏迷

9月4日,清晨六點被叫醒。黃晴美來訪,一同坐上警車被帶往機場。在往機場途中,我開始昏迷。抵達機場時,已經不省人事。雖然這樣,仍被以推車躺著送上飛機。許多瑞典民間社團都前來聲援,有人開車在公路上圍堵警察載我的那輛車,不讓該車通行;有人則是開車去機場,企圖阻止引渡。Arlanda機場外,清晨六點就集合了約五十名瑞典人示威抗議。大約八點Anita D Órazio連絡上機場醫生Klasson,要求他趕快上飛機檢查我的健康狀況,因為飛機8:15就要起飛。醫生答應馬上上飛機看病人,並要Anita叫救護車。8:30消息傳來,飛機已經起飛,鄭自才在飛機裡。這時晴美精神完全崩潰,Anita趕緊找醫生。約九點機場醫生Klasson來看晴美及Anita。這個醫生與在電話中跟Anita說過話的並不是同一個人,因為他有外國人的口音。他說他親自把鄭自才送上救護車,並送往Löwenström醫院,鄭自才還在瑞典。晴美並不相信這個說法,不過總是存一絲希望。晴美坐上救護車到了醫院,結果發現並沒有鄭自才其人,但是有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瑞典人今晨被送入醫院治療。這個年輕人是示威者之一,因與警察衝突,被警察打傷頭部。Klasson醫生誤認他是鄭自才。(責任編輯:劉明堂)

※本文摘錄自《刺蔣 鄭自才回憶錄》(允晨文化出版)(小標為民報編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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