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04
編按：鄭自才和黃文雄決定分別棄保逃亡，鄭自才拿著台獨聯盟成員王文宏借給他的護照，從紐約飛到蘇黎士，後來評估瑞典申請政治庇護的機會比較大，再從瑞士逃到瑞典。拿到政治庇護後，鄭自才全家在瑞典團圓，但是行蹤爆光後，美國政府要引渡他，瑞典警察找上門，把他送進監獄，鄭自才就在瑞典就打了一場引渡之戰。
Långholmen監獄位於一個小島上，類似台灣的火燒島，但是該小島比較靠近斯德哥爾摩市。我們放封的地方是放射狀的，一格一格的，一人一格，可以在裡面散步，另外一格是另一個人，彼此隔離，他們不希望受刑人在放封時彼此接觸。進入引渡程序後，我在此被關了三個多月進行引渡官司。我還記得是正值六月到九月之間，其中六、七、八月是瑞典天氣最好的時候，其他季節大多是陰天或下雪，又冷又看不見陽光。日光確實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如果一整年都看不到陽光，人的心理會很鬱卒。當七、八月充滿陽光的時候，人家都跑去公園，沒人要上班，幾乎全國的政府機關都關門，等於是放假了。在公園裡，不分男女，大家都脫光光做日光浴，瑞典人都習慣了。
瑞典這個國家相當重視人權，引渡程序並不簡單。並不是美國要這個人，就可以把這個人抓起來立刻送去美國。瑞典政府會先從地方法院開始，一關一關判決是否需要引渡。打官司的過程中，瑞典政府會幫忙找律師，費用由瑞典政府負擔。當我被抓去監獄時，就開始研究他們的引渡條約。該條約規定，如果引渡者所犯的案件是政治案件，就不可以引渡；其次，如果引渡的案件間接涉及到政治方面，也不可以引渡。我的案子當然是政治性的，我並非為錢而進行刺殺行動。所以我就根據這兩個條文，力爭不能將我引渡回美國。
沒有承認組織性活動 被判決要引渡
從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他們一直問我：「你做這件事情時，你的組織有無同意？」我都回答：「沒有，跟組織無關。」他們的判決便認為：「這不是組織性的活動，而是個人的行為，所以不是政治案件。」所以決定將我引渡。事件本身是政治性的，有組織參與就被認定是政治性的，沒有組織的參與就變成非政治性．這不是很矛盾嗎？當時我心裡曾想過，如果我承認我的組織同意我的行為，就可以讓這個案子變成是政治性的，但是我終究沒有這樣說出口。我只是提出如下的聲明：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要推翻蔣介石佔領軍的法西斯政權，建立一個真正屬於全體台灣人民的民主共和國。我們要昭示世界上的人民，台灣問題牽涉到一千五百萬在台灣的人民的命運與將來。台灣並不光光是一塊不動產，可以讓世界上的強權國家任意擺佈，不管它是美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只有在台灣的一千五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利來決定台灣人自己的命運和將來。台灣問題的合理解決，一定要遵照這個原則，那就是人民自決的原則。
蔣介石法西斯政權
蔣介石政權是一個法西斯的獨裁政權。它不但是一黨政權，而且是蔣氏父子個人的政權。這個政權並沒有任何人民的支持。任何反對黨的組織，不管是忠於蔣介石與否，是絕對不容許存在的。任何對政權的批評都被殘忍的壓制。二十三年前（註：1949年）蔣介石就宣稱他的政權代表整個的中國，包括大陸上的八億中國人。可笑的是，蔣介石的政權不但受到美國的承認，而且還受到美國軍事上以及經濟上的支持。蔣介石傀儡政權還當了二十二年（註：1949—1971年）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就內政上說，「國民大會」有權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可是「國民大會的代表」是二十五年前（註：1947年）在中國大陸上選出來的。這些有錢的老弱代表，每隔六年都紛紛由美國、香港回到台灣投蔣介石的票。他們的來回旅費是人民的納稅錢。在台灣司法並不是獨立的，而是附屬於行政權。而且行政院的官員是蔣介石父子的私人從員。二十三年前（註：1949年）就實施的戒嚴令一直到現在（註：1972年），在戒嚴令的名義下，秘密警察有權利可以任意搜查、逮捕、拷打、判刑和槍決；遊行和罷工是違法的，而且當作叛亂罪處罰的。現在台灣大約有二萬名政治犯，每年大約有六百至一千名政治犯被槍斃。人民沒有言論、集會、出版等等的自由；新聞被控制。
蔣介石的傀儡政權就像南越的傀儡政權一樣，他們的存在完全是因為美國的撐腰與支持。了解這些政治背景以後，我們也不難了解為什麼我離開美國一年以後，美國才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的要求。這完全是因為蔣介石傀儡政權在幕後唆使。因此，我被引渡回到美國以後，不但有被偷偷送回台灣的可能，而且這個可能性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要要求法庭了解這一點，並希望法庭不要變成這次政治陰謀的工具。
事件的政治動機
二年半前發生在紐約的事件，它的唯一動機是政治動機。蔣經國是在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受到訓練的，他在台灣設立祕密警察的制度，並且是這個制度的頭子。他在台灣使用秘密警察的恐怖手段與方法。每一個台灣人都知道，蔣經國是所有政治謀殺以及槍斃政治犯的主謀者。因此，他是最被台灣人痛恨的人。
蔣經國和他的父親蔣介石控制著國民黨，在台灣是唯一的政黨。蔣經國本人則控制著台灣的軍隊。在台灣大家都知道，他很久以前就在計劃要繼承他的父親。現在他做了行政院的院長。所以如果蔣經國從台灣的政治舞台消失，很顯然的，權力鬥爭就會發生，在這個權力鬥爭中台灣人民能夠掌握政權的可能性很大。這是當時對這個事件的首要考慮和計算。
生死問題
由於蔣介石法西斯政權的唆使，才使美國政府向瑞典政府提出引渡我的要求。所以說，在這次的引渡要求的背後，是有政治陰謀的。這個政治陰謀就是遲早要將我捉回台灣，不管用什麼手段。我並不是美國公民，美國可以隨時取消我的居留權，一旦我的居留權被取消，我就一定要回去台灣。一旦我落在蔣介石法西斯政權的手裡，毫無疑問的，我是會被處死刑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生死的問題。法庭不應該變成這個政治陰謀的工具。
瑞典總理承諾 歡迎鄭自才服完刑來定居
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時，最高法院有三位大法官，由他們三位投票，結果是兩票對一票，一位法官說不能引渡，兩位法官說可以引渡，所以就決定被引渡了。不過在強烈的輿論指責下，瑞典總理不得不出面公開承諾兩點：「第一，要求美國政府不得將鄭自才送回給在台灣的國民黨；第二，鄭自才服完徒刑之後，歡迎鄭自才回瑞典定居。」
面對無力挽回的局面，8月30日我開始絕食，連水都不喝。絕食的行動，帶給瑞典社會極大的震撼，媒體進入監獄探訪已經虛脫的我，我在胸前掛hunger strike（絕食）的牌子，每頓飯都是滴粒未沾的原樣退回。
9月3日下午三點左右，我由Långholmen監獄被押往警察局。
展開絕食行動 在被帶往機場途中昏迷
9月4日，清晨六點被叫醒。黃晴美來訪，一同坐上警車被帶往機場。在往機場途中，我開始昏迷。抵達機場時，已經不省人事。雖然這樣，仍被以推車躺著送上飛機。許多瑞典民間社團都前來聲援，有人開車在公路上圍堵警察載我的那輛車，不讓該車通行；有人則是開車去機場，企圖阻止引渡。Arlanda機場外，清晨六點就集合了約五十名瑞典人示威抗議。大約八點Anita D Órazio連絡上機場醫生Klasson，要求他趕快上飛機檢查我的健康狀況，因為飛機8:15就要起飛。醫生答應馬上上飛機看病人，並要Anita叫救護車。8:30消息傳來，飛機已經起飛，鄭自才在飛機裡。這時晴美精神完全崩潰，Anita趕緊找醫生。約九點機場醫生Klasson來看晴美及Anita。這個醫生與在電話中跟Anita說過話的並不是同一個人，因為他有外國人的口音。他說他親自把鄭自才送上救護車，並送往Löwenström醫院，鄭自才還在瑞典。晴美並不相信這個說法，不過總是存一絲希望。晴美坐上救護車到了醫院，結果發現並沒有鄭自才其人，但是有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瑞典人今晨被送入醫院治療。這個年輕人是示威者之一，因與警察衝突，被警察打傷頭部。Klasson醫生誤認他是鄭自才。（責任編輯：劉明堂）
※本文摘錄自《刺蔣 鄭自才回憶錄》（允晨文化出版）（小標為民報編輯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