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導讀 《悲欣路》
【序】在生命的天空裡展翅翱翔
何大一／何弘一／何純一
(傳主何步基先生在美國的三位兒子，其中何大一為愛滋病研究專家。)
這本傳記記載了一個平常人度過的極不平凡的一生。這本傳記成書問世以前，除了家人，很少人詳知他的生命歷程。也就因為如此，以他為傳主的本書更有其特殊性。傳主雖不是聞名的大人物，連他的體型都是矮矮小小的，然而他的精神和毅力至高至大，悠長的一生充滿了悲辛和歡笑。他咬著牙挺過了無數艱難困苦，也做出各種自我犧牲，但最後終於從他一手建立的家庭得到了安慰和快樂。這位傳主就是我們的慈父何步基先生，本傳記就是父親從一九一九年到二○○九年在人間跋涉奮鬥的故實。
父親最堅毅的精神就是能歷經萬難而屹立不倒。他在童年期，由於生母是姨太太，飽受歧視。青年時代為了抗日，幾乎徒步千里到大後方求學。到了抗戰勝利，由於國共內戰，他離開了在江西的妻兒，獨自去到台灣，經受了許多他鄉漂泊的苦楚（二十八年後才與江西家人重見）。後來他又遠渡重洋，來到美國深造求學，和他在台灣建立的第二個家分別了八年之久。幾年後他又眼看自己苦心創造的電子中文打字機被竊盜。然而這種種苦難和挫折一點沒讓他灰心氣餒，他不怨不恨，仍然保持他對人世的理想和希望以及對人的誠意和信任。
父親苦盡甘來的日子，始於他將母親（何江雙如女士）和我們從台灣接來美國重聚。後來，中國開放，與美國復交，父親回江西探望他年邁的母親（我們的奶奶）和三個兒女（也就是我們的哥哥姐姐們）。父親雖深知家人多年受盡不可言喻的痛苦，但他對中國並無一絲怨恨。相反地，父親對中國的開放、發展與崛起感到驕傲。父親看到自己發明出來但被人竊盜的中文電子打字機問世，還是覺得很興奮。在本傳記開始撰寫時，父親更是興高采烈，積極與撰寫人合作，提供所有記憶所及的事蹟和各種所需資料，熱情地和我們一起重溫點點滴滴的往事舊夢。
父親和我們家人（他的子孫們）歡聚一堂，他無時不是慈祥歡喜，笑逐顏開。他對我們兄弟們的建樹和成就都十分欣慰，深知我們今天走的這條安穩路，完全是他和母親二人篳路藍縷親手修築起來的。我們更深深體悟到，他和母親給予我們的這份禮物珍貴無比。沒有父親和母親在這片凶波險浪的大海上掌穩了舵，我們怎能抵達現在這光明美麗的海岸？沒有他們兩位老人家辛苦種植，我們今天又怎能在這平和寧靜的綠蔭下憩息？父親到了晚年常歎道：「我真幸運啊，真幸運！」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們做為他的子孫才是真正的幸運啊！
中國有兩句古詩最能做為父親一生的寫照：「人生在世應何似，當如飛鴻留雪泥。」父親就是那在生命天空裡展翅翱翔的鴻雁，活了有目的、有意義的一世。他老人家雖已走了，然而在人間，在我們的心田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本傳記是他勇敢奮鬥的紀錄，藉以感念他贈予我們芬芳長存的精神遺產！
《悲欣路：回首大時代的悲歡離合(何步基傳1919～2009)》Eating Bitter : A Chinese American Saga
何步基先生是知名醫學家何大一的父親；
書中鏡射百年來華人遷徙、漂泊的歷史，
他們的生命，是一場奇妙而動人的輪迴，
是一則以平凡身影成就的不平凡故事…
何步基先生是電腦中文化的先驅之一，也是知名醫學家何大一的父親。他出生於江西的富裕人家，由於對知識與學問的熱情，年少時即遠離家鄉求學，不料卻捲入了大時代的動盪，走上意外的悲欣之路。
從一九一九到二○○九年，何步基先生的九十年歲月，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從大陸、台灣到美國，嘗盡了顛沛流離之苦與悲歡離合之情，但憑著堅韌的生命力與誠樸踏實的精神，突破了種種限制，成就了自己，也成為孩子努力奮鬥的榜樣；他的善良與無私，讓他對家人和老家的親人奉獻了一切，晚年更為提升家鄉的科技而努力不懈。
何步基先生的一生，鏡射了百年來華人遷徙、漂泊的歷史；他的生命，是一則以平凡身影寫就的不平凡故事。
· 作者介紹
瑪麗亞．緹蓓特 (Maria Tippett)
加拿大知名傳記作家，目前完成的十二本著作曾獲得多項文學獎項。現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資深研究員。
· 譯者介紹
- 何步基先生是電腦中文化的先驅之一，也是知名醫學家何大一的父親。他出生於江西的富裕人家，由於對知識與學問的熱情，年少時即遠離家鄉求學，不料卻捲入了大時代的動盪，走上意外的悲欣之路。
- 從1919到2009年，何步基先生的九十年歲月，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從大陸、台灣到美國，嘗盡了顛沛流離之苦與悲歡離合之情，但憑著堅韌的生命力與誠樸踏實的精神，突破了種種限制，成就了自己，也成為孩子努力奮鬥的榜樣；他的善良與無私，讓他對家人和老家的親人奉獻了一切，晚年更為提升家鄉的科技而努力不懈。
- 何步基先生的一生，鏡射了百年來華人遷徙、漂泊的歷史；他的生命，是一則以平凡身影寫就的不平凡故事。
- 作者簡介
- 瑪麗亞．緹蓓特 Maria Tippett
- 加拿大知名傳記作家，目前完成的十二本著作曾獲得多項文學獎項。現為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資深研究員。
- 譯者簡介
- 汪班 Ben Wang
- 江蘇省連雲港人，台灣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學士，美國西東大學文學碩士。自1969年先後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校教授中國語文與中英翻譯，並以英語教授有關中國文學課程。
- 1988年，以中譯《成長路》一書獲中國「台灣文協文學翻譯獎」；2003年，獲紐約市政府頒發「對文化有特殊貢獻最傑出公民獎」；2009年外文出版社出版崑曲唱詞，以及故事英譯《悲歡集》（Laughter and Tears）。
- 現任聯合國語言部中文教師、紐約華美協進社資深語言文化教師、紐約崑曲社顧問兼首席翻譯等。
- 目錄
- 序 在生命的天空裡展翅翱翔 何大一 / 何弘一 / 何純一 i
序幕 溯記憶之河而上 001
01 嚴父慈母 023
02 除了桌椅，我什麼都吃 061
03 有情人好事多磨 099
04 人到金山 127
05 吃苦 155
06 人在做，天在看 185
07 落葉歸根 211
尾聲 道別 243
誌謝 275
譯者話書名 279
參考書目 281 - 內容連載頁數1/4
- 1960年，步基在他四十歲那年進入電機工程業。當時在美國的華人，只有二．五％從事高度技術方面的工作。傑出的專業人才如王安，專業也是電機工程，而且還創立了電腦公司；其他如IBM 和西屋（Westinghouse）也都開始聘請華人科學家。步基在1960年年底進入洛杉磯浩夫頓（Haughton）電梯公司，研究控制電梯升降的電流，開始將他在大學學到的知識應用在新工作上。他除了不斷增加學識，也需要繼續在學校學習，才能向美國移民局證明他的合法身分，於是在南加州大學申請入學機會。這樣一來，他不但有全職工作，同時也是全職學生。「南加大真是個好大學，各種課程都有白天班，也有夜間部。」步基說。他在南加大申請再念一個科學學士學位，對他以後的工作會有幫助。當時美國大學所收的亞洲學生有規定名額，申請到學校的亞洲學生在畢業後也很難找到有關教學、醫學或公務體系的工作。
1965年以前，美國移民局一直有一條因歧視而拒絕華人入境的明文規定，因此在這條法令取消前，華人留學生無法取得永久居留權，更不能接家屬來美。當時步基必須拿到居留權綠卡才能申請成為美國公民，於是他請浩夫頓公司的總經理幫他申請居留權，公司同意了，顯然步基的才能和工作表現很好，加上他性格平易近人，因而得到公司的賞識。「他們都很器重我。」步基喜形於色地回憶道。沒多久他拿到了綠卡，然後依照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娘法案」（War Bride Act），申請妻子雙如和兒子以移民身分來美。
就這樣，雙如和孩子得以到美國了。樓一年前的去世，讓雙如和孩子們極希望能和步基團聚。這個決定是雙如做的，她認為「我們要為孩子的教育著想，這是最重要的。」步基回憶道。
這麼一決定，步基就更拚命工作了。他說：「日日夜夜地工作，一點都不休息。」他不但沒有時間，也沒有閒錢休息，「朋友個個都沒錢。」休閒活動與他無關，只是專心一志的攢錢，等著雙如他們三人從台灣來。「錢要夠，工作要穩定，房子要找好。」他說。當時為了這個目的，他的確受了不少苦。
……
1965年初，步基在電機工程系念二年級，他買了一輛二手龐蒂亞克，但還沒上過高速公路；他買的房子也差不多能搬進去了；他在哈登公司的職位也很穩定。最重要的，是他與台灣的家人終於即將重新團聚了。此時大一已十二歲，弘一十歲，兩個孩子知道要去美國和闊別七年半的父親重聚，都很興奮。大一記得，當時不必參加競爭激烈的初中入學考試，讓他鬆了一口氣。雙如辭了工作，準備行李；她將結婚禮服送人，也遵照步基的指示，把力行路的房子及房子裡的家具都出售了。「需要什麼，來這裡買吧。」步基對她說。她賣東西的所得，正好夠買三張從台北到洛杉磯的單程機票。
就這樣，他們三人帶著幾件簡單的行李，在1965年3月初離開台中到台北搭機。一些親戚到火車站歡送他們，大家都感到黯然，因為當時台灣還沒開放出國觀光簽證，不知何年何日會再相見，於是在車站揮淚道別，只有逸文陪他們到台北登機。他們在東京轉機，雙如有機會練習多年沒說的日語，大一和弘一在日本機場看電視看得入迷。他們的心情很興奮，對生命裡即將改變的一切充滿了盼望。
……
後來，大一每次走過洛杉磯機場入境處的走道，就會回想起，1965年當他抵達美國時，父親就在通道另一頭等著他們，迎接他們展開新生活與新的身分。從英文名字開始，他們兄弟倆慢慢學習適應新的一切。步基從聖經為他們各取一個英文名字，大一是大衛，弘一是腓力，他們的姓現在拼成HO，而不是HE。步基自己也有英文名字，是保羅，也是從聖經裡來的，他也給雙如起了英文名字索妮亞（Sonia），跟她的名字日文發音相似。他們在美國多半使用英文名字。一位朋友開車載步基從高速公路來到機場，兩人站在入境通道的盡頭等候著。當雙如和孩子們出現時，步基上前擁抱了雙如，隨後看見彷彿從相片中走出來的二個兒子，彎腰也抱了抱他們。
步基後來常把他們一家分散的那段時間戲稱為「七年之癢」，他也說，重聚後，有好一段時間要和兒子重新熟悉並不容易。林語堂的小說《唐人街》裡的兩個孩子，在紐約第一次見到從沒見過的父親時，感覺十分複雜，因為他們心目中的父親是個幻覺，是個傳奇，不是真人，跟現實無關。此時大一和弘一也有同感。步基離開台灣時弘一只有兩歲半，弘一憶道：「當時要叫爸爸都叫不出口。」還有，要和爸爸講國語也讓他們不習慣，因為他們和母親向來都說台語。
步基一家團圓了，這時是三月，新房子要到夏天才能住進去，因此他們找了一間暫時落腳的公寓二樓，離南加大不遠的瓦茲區（Watts），是當地的黑人區。
對雙如來說，丈夫把她和孩子都接來了美國，不像以前許多來美的已婚男人，多半將留在國內的妻子遺棄；有的即使被接來美國，也都要在舊金山外的天使島上接受長時間的移民局詢問，還要經過漫長等待才能正式入境。儘管雙如沒受這些苦，但此時她在這個新大陸仍需面對許多棘手的問題。
孤獨令人害怕，因為身邊沒有親朋好友能夠幫她了。同時，她還得適應加州的不同文化。這裡對所謂「理想女性」的想法相當不同。當時美國電視、雜誌和各種廣告上出現的都是金髮碧眼、曲線玲瓏的女人；華人崇拜的，則是像《蘇西黃的世界》女主角關家茜那樣性感而不真實的中國女人。
眼前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家裡經濟狀況並不穩定。雙如婚後生活環境一直不錯，但這時情況不同了。就在他們來美國之前不久，步基遭哈登公司解雇了，雖然他在全錄（Xerox）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但又能保證做多久？他們以後的生活水平能和其他美國一般中產階級相當嗎？等他們搬進新房子，每月的房子貸款怎麼付？
雙如剛來的第一個月，「每天待在家沒事做，真受不了。」她回憶道，但只懂一點英語，又不可能找工作。老三純一說：「母親不是能每天在家閒坐的人。」有一天，雙如搭公車到洛杉磯東邊的「小東京」找到一家職業介紹所，那裡的工作不需說英語，而她的日語很流利，於是在瑟高（Segal）公司找到了工作。瑟高公司專門為梅西（Macy）等大型百貨公司做珠寶首飾，老闆是猶太人，總監是日本人，雙如能用日語與總監溝通，因此介紹所對雙如說：「下星期一八點就去上班。」雙如回家後興沖沖告訴步基，他簡直不敢相信：「你可是連英語都不通，居然找到了工作！」那個週末，步基在地圖上仔細教雙如怎麼去上班；星期一早上，雙如五點就起床，給兒子準備好中飯後就去上班。這一去就做了整整三十年。
雙如帶著兒子來到美國時，美國移民規定的情況比以前好得多。美國的新移民法在一九六五年秋天付諸實施，接下來的十年裡，從台灣和香港來了二十萬五千人。同時間，新移民開始對本國的一切文化感到自豪，不再像以前那樣羞恥或不安。當時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剛起步，也有些成效，有些美國人對社會更多元化抱著開放的心胸，不過還是有許多人不願承認當時生活水準下降、教育制度失敗、失業率高，以及黑人仍備受侮辱或歧視等不平等現象。
1965年春夏之交，步基一家才剛搬進打算暫時居住的瓦茲區，那裡就發生了大暴動，隨之而來的是趁火打劫、聚眾毆打、破壞公物，以及最可怕的縱火等，造成三十四人死亡，一千多人受傷，近四千人被捕。事件直到八月才逐漸恢復平靜，但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關係仍十分緊張，步基一家搬進當地的兩個月後，一名白人警察勒令一位開車經過的黑人停車，然後一槍將他擊斃。調查結果，這名黑人只是為了送即將臨盆的妻子上醫院，因而車速過快。
大一和弘一來到美國後所看到的美國，無疑讓他們感覺震驚。他們的這種心情，步基都看在眼裡，但他並沒有說什麼，只要他們儘快將英文學好，要他們記住他多年前寫的「英文五大句型結構」並好好運用。兩個兒子都覺得語言不好學，種族問題也很讓他們頭疼。「黑人看我們連話都說不好，覺得我們兄弟是笨蛋。」這對自小就是學校模範生的大一來說，讓他自信全失：「每天被同學恥笑，罵我是笨蛋，我在那段時間裡變成沉默寡言、內向的孩子。」雙如問兩個兒子喜不喜歡他們的學校，兒子異口同聲地答道：「不喜歡！什麼都聽不懂！」
不久，新房子的銀行貸款通過了，他們高興地搬了進去。這個房子是有兩個臥室的平房，相當精緻。雙如一直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只有在1967年生產三子純一時才請了一段時間的假。純一是在美國出生的，在英語上沒經歷過兩個哥哥受過的苦，但他不會用國語或台語和家人交談。
兩個哥哥在語言上苦了一兩年才能流利地說英語。弘一是東學一點，西學兩句，又在電視上學到許多美國的俚語。大一也從卡通節目學到很多實用英語，他說：「搬到新家以後，換了新學校，湯瑪士．金（Thomas Starr King）中學裡設有英語學習班，我的英文才開始有了進步。」這也是步基在這區買房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兄弟二人初中畢業後都進了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高中，大一初中時還因為成績好而跳了一級。高中老師很快就看出兩兄弟的潛力，如教數學的克羅斯（Cross）先生、教英文的希克曼（Hickman）先生，以及教物理的渥克（Walker）先生，他們都清楚這兩個孩子很聰明。當然兄弟二人在台灣受的死背硬記的嚴格學習方法，對他們在美國能克服語言的困難並迎頭趕上，也有一定的用處。到了高中畢業時，大一的數學全校第一，還拿了科學獎項。對弟弟弘一來說，這並不是驚人的事，因為他說過：「在任何方面都有一個人是第一名，大一總是這個第一名。」
……
多年來，步基一直想與江西的家人聯絡。1956年他離開台灣來美前，曾給弟弟步修寫了一封信，但沒有收到回音。到了1963年他又給江西去信，這次他說自己已在美國，而且提到了現已再婚，並有二子。信寄出後仍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他跟家鄉整整斷了十六年的信息。
步基並不死心；國際情勢讓他依然抱持著希望。美國從越南撤軍後，尼克森總統與國務卿季辛吉積極計畫與中國復交。1972年2月2日，尼克森前往中國進行具歷史性的訪問前夕，步基又給弟弟步修寄去一信，向弟弟報告了許多他來美國以後發生的事：兒子大一已十八歲，即將進入美國最有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就讀大學；弘一已上高中，三子純一已五歲，快進小學了。自己和太太整天非常忙碌等等。
這封信記錄了他來美國後如何和雙如在此安家、大一兄弟如何學業進步的美國夢，但最重要的是他想知道親人在江西過得如何？他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他更希望江西的親人知道，他心裡常因離開他們而內疚。他問起母親，想知道她是否還在世；他問起棠祥、鴻蓮和香保是否已嫁娶，也提到無法善盡父職、陪在孩子身邊的難過；他更提到如果妻子顧氏改嫁他人也是理所應當的，他毫無異議。信的最後，他寫道：「弟弟，你和弟妹現在有幾個孩子了？我十分想念你們，亟盼你給我回信！」
這次他收到回信了，但信中說得含糊，雖然回答了一些問題，但步基並未完全得到他期盼知道的事。一直到2007、2008年重返江西老家，那些年裡慘絕人寰的真實情況才真相大白。
他家中這麼多年來的一切情況十分慘痛，極具悲劇性，和中國解放以後的歷史分不開。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政權，接下來的三年裡，在大陸充公了一億多畝舊地主的田地，步基家就是這些田地的典型地主之一。共產黨幹部實行了「土改」，利用土改過程向地主展開鬥爭。
當時共黨鼓動農民向地主有仇報仇，有冤報冤。江西過去雖是共黨的發祥地，此時也難逃劫數，地主與過去的高級官員都被點名，接受嚴厲的批判鬥爭。在鬥爭大會上，地主與舊日官員跪在台上，接受民眾的批判與侮辱，民眾也將心裡累積的怨恨狠狠發洩出來，將地主官員徹底鬥垮。
1950年，步基的家遭遇了相同的命運，全家被抄並且充公。最不幸的是，弟弟步修和全家人先被趕出家園，不久步修更被捕入獄，幾天後就遭槍斃。
步修去世時只有二十八歲。他慘遭槍決對何家是天大的悲劇，母親傅氏的兩個兒子都離她而去，大的不知去向，小的慘遭槍斃，這時成為無依無靠的孤老太太。步基的妻子顧氏和三個孩子則受到嚴厲的監視，因為步基人在國民黨執政的台灣。兩兄弟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一個是殘害民眾的地主，一個是國民黨的走狗。
步修死後，何家的男性一家之主責任，就落在步基年僅十一歲的長子棠祥身上。棠祥後來談起叔叔步修受害的經過，雖然往事如此悲慘，但他只是將當時的情況如實道來，對共黨不帶怨恨，更沒有怪罪父親不在而為全家帶來殺身之禍。然而，叔叔步修如何受到迫害，在鬥爭大會上如何受侮辱，如何當著全村人面前被捕入獄，最後死於非命，這點點滴滴，棠祥都記得清清楚楚，一切彷彿歷歷在目，一旦說起就讓他悲從中來，淚流難抑。
當時步修如果想逃，不是不可能；他在城裡有熟識的幹部，在他被捕後也很可能會來救他，免他一死，但那時何家村沒有電話，根本來不及通知任何人。還有，就算他在被逮捕前可以逃出村子，他也不會走。那時步修的前妻去世，他已再婚，共有三個孩子，家裡又有老母，還有不知去向的哥哥步基的妻子和三個孩子，這一家老老小小，他怎麼放得下？
步修以為自己雖是地主，如果保持沉默，低頭認罪，也許能倖免於難，誰知這時何家村附近有個黨幹部被人綁架，藏在松林的後山，地方安全幹部抓不到主犯，無法對上級交代，狗急跳牆，就抓了毫不相關、無辜的步修，一口咬定他就是綁架的主犯，將他就地槍斃。
多年後，棠祥認為當時地方幹部冤枉步修並處以極刑，主要是因為何家村沒有其他男人，地方幹部覺得他們最好欺負。棠祥哀傷地說，何家一直待人以誠，慈愛為本，「我們家謙虛自重，從來不和任何人有爭執，從來沒找過麻煩。但我們是全村最富有的，逃不過別人的紅眼病，要置我們於死地」。
步修死後，他們全家被逐出祖宗留給他們的家，被打成「臭老五」、 「臭地主」，將他們發配到豬圈去住。「我們把豬圈的豬糞清理乾淨，搬了進去。」棠祥憶道。他們就在這豬圈裡住了二十五年，家裡的一切都被充公了，只有何家家譜他們拚了性命藏好，才沒被毀，因而保留了下來。
年紀還小的棠祥在1950年不但成了一家之主，也成為家裡唯一能幹活養家的男人。「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幹過地裡的活，所以連幹活的器具都沒有。」他平靜地回憶道。一位以前曾是何家佃農的老鄉看他可憐，就教他如何在過去屬於何家的田地上為別人種稻、種菜。棠祥很聰明，學得快，身體也結實了，很快就做得像大人一樣好。沒多久，他自己買了全套的種地用具，其中最值錢的是一把犁，但當時他養不起牛，只好背起耕犁，自己以人工耕地。
這時候，棠祥的奶奶和母親替人做針線活，貼補家用。日子並不好過，而且愈來愈苦，到了一九五○年代初期，他們和全中國各地一樣因饑餓而苦。當時中國的農產並非不足，而是由於共黨政權打算將農產外銷；毛主席一心掙外匯，希望中國很快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大國，但他的算盤打錯了，反而引起全國嚴重的饑民現象。
「饑荒對我們全家更是大難。」棠祥回憶道。他母親與奶奶成為乞丐，沿街乞討，全家落得吃番薯葉，啃樹皮或野草。「現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五、六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棠祥一邊說一邊搖頭歎息，似乎想將這些痛苦的回憶從腦海中甩開。
在這種慘況下，步基遠在江西的一家人硬生生地分開了。步基的妻子顧氏1955年離開何家，在鄰村嫁了一個以前何家的佃農，第二年生了一個孩子，後來又生了兩個。雖然她改嫁讓一些恥笑她沒有丈夫的人閉了嘴，但棠祥說，母親是在幹部逼迫之下才改嫁的，而且這個男人還經常打她。同樣在1955年，步基的大女兒鴻蓮自動離家，嫁給中學老師李武唐，生了七個孩子。棠祥自己在1962年討了妻子張金香，和小妹香保、已故叔叔步修的寡婦嬸嬸、步修三個喪父的孩子，以及奶奶傅氏一起在豬圈裡過日子。
1963年，就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生活裡，棠祥收到父親步基從美國寄給他的信；他知道父親好好地在美國活著，雖然心中暗自慶幸，但絕不敢回信。當時給美國寫信是自尋死路。步基也說：「當時孩子收到我的信已嚇得半死，看完立刻就燒了。」他的信對家人非但一點幫助沒有，反而大有害處。他給家人寫信說自己人在美國，這消息馬上就傳到了村幹部的耳朵裡，讓幹部和領導對他家人添了疑心，幾年以後又抖了出來，讓他們受了更多的苦。
1966年，毛主席發起的「大躍進」竟又全面失敗，活活餓死了三千萬人，毛為了重整旗鼓，發動「文化大革命」，揚言「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鼓動全國青年紅衛兵到處抄家，根除舊地主階級的餘毒。
……
1960年代末，文革方殷，他又被稱為地主，在鬥爭大會上接受鬥爭，頭上被扣了裝滿糞的盆子，說是為他「加冕」，還押著他滿村遊行。「鬥我的人都是何家的親戚，」他說：「他們揭發我竟有個親爸爸在美國。」他們逼他自我檢討，寫悔過書，承認自己所有罪行。有一回他們毒打他，他全身傷痕累累，又不可能有藥，他情急生智，想到中國人說「苦藥治傷」，就將自己的尿喝了下去，希望能稍微止痛。
棠祥重述這些駭人聽聞、痛苦無比的往事時，絲毫沒有怪罪父親步基之意。文革結束後，他也沒去找那些親戚報仇。毛主席想盡辦法要中國人丟掉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溫情包袱，但棠祥總沒忘記親情可貴，沒忘記他的父親是誰，以及他的祖宗如何教導他們以寬厚仁愛待人。
當時步基哪裡想得到，他在美國千方百計想拿到居留權，為他生命中的第二的家帶來新生活、新展望，以及所有美好的一切，但對他遠在中國不幸的第一個家，卻帶來了無窮的痛苦與傷痕。他完全不知道，他1963年給江西寫的家書，為他們惹來那麼樣的大禍，只知信寄出後又如石沉大海。幸好他不放棄，到了1972年又往江西寄了信，那時因世界局勢有所改變，中美關係改善，棠祥又接到父親的來信後，無限驚喜，並且立刻回了信。就這樣，為他們幾年後中國和美國的兩家相聚團圓打開了一扇希望之門。
（摘自本書第五章 吃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