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蔣/細說暗殺蔣經國的計劃 ─摘錄自《刺蔣.鄭自才回憶錄》 ◎鄭自才/民報 2018-02-01 

刺蔣/細說暗殺蔣經國的計劃

─摘錄自《刺蔣.鄭自才回憶錄》

文/鄭自才 2018-02-01
1970年4月25日 The New York Time 報導刺蔣事件,左為黃文雄被捕,右為鄭自才頭部受傷被捕。圖/允晨文化提供

1970年4月25日 The New York Time 報導刺蔣事件,左為黃文雄被捕,右為鄭自才頭部受傷被捕。圖/允晨文化提供

編按:1970年發生的刺蔣案,對國人來說,當時的媒體消息是被封鎖的,海外台獨運動人士也對這件事諱莫如深。47年後事件主角之一鄭自才先生回憶錄的出版,讓我們可以去回顧、省思那一段曾經空白的歷史。

在本文刊出前夕,來自張文隆先生的消息,得知鄭自才前妻、另一刺蔣主角黃文雄胞妹黃晴美,於瑞典斯德哥爾摩時間1月30日10:00(台北時間17:00)與世長辭!

當1970年4月4日紐約時報正式報導蔣經國訪美的消息以後,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除了示威遊行的計劃以外,對暗殺的事情則避而不談。我由於負責4月20日在華府示威遊行總指揮的工作,也很少有時間去思考暗殺蔣經國的事。記得我與陳榮成在1969年見面時,陳榮成曾向我說:「如果蔣經國來美國時,我可以找兩、三個人用機關槍由外面槍殺入旅館內,將蔣經國幹掉!」我並沒有忘記陳榮成這幾句非常勇敢的話,而且陳榮成於1970年是島內工作的負責人,於是我於4月9日使用公用電話和陳榮成聯絡。但陳榮成卻回答說:「暗殺蔣經國現在還不是適當時候。」那麼,什麼時候才是適當的時機呢?要做到言行一致、臨陣不脫逃是非常不容易的。這需要堅強的決心和驚人的勇氣,才會去做這種非常冒險的革命行動!

在蔣經國「訪問」美國期間暗殺他是求之不得的適當時機。第一,蔣經國不可能帶許多隨身的保鑣來美國,美國政府也只能供給例行的安全人員保護他,因此在美國比較容易下手槍殺他。第二,美國政府和蔣介石集團之間並沒有引渡條約,即便有引渡條約,美國政府也不會將謀殺者送回台灣受審判。一般慣例是,事件在哪個國家發生,就在哪個國家審判,更何況是政治暗殺事件!在美國,謀殺者會得到較公平的審判保障與應得的法律程序。第三,暗殺事件的消息不會被蔣集團封鎖,而這項消息將立刻引起世界性的關注,全世界的目光將會集中在台灣人的民族革命,進而刺激台灣的獨立運動。以上三個理由,使我十分相信當蔣經國在美期間,暗殺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陳榮成帶了兩把槍給我

4月15日夜,我與陳榮成又通一次電話。我問陳榮成是否有槍,他回答說他有兩把手槍與一些子彈。我要求陳榮成將手槍與子彈帶來紐約市,以備需要之用。陳榮成答應於4月17日星期五攜帶武器由路易斯安那州來紐約,但他說他不能參加4月20日的示威遊行。4月17日晚飯後,我前往賴文雄所經營的東方食品店。我首次向賴文雄提起暗殺蔣經國的事,討論被電話鈴聲打斷,黃晴美來電說陳榮成已經抵達LaGuardiaAirport,需要有人去接他。我即刻離開賴文雄的住處前往機場。

刺蔣是我的秘密計畫,此事無法寄望聯盟來做。我很清楚,台獨聯盟不是一個革命組織,雖然它總是宣傳要革命。那時候聯盟內部曾提到是否雇用殺手行動,但是有人反對,認為革命這種事哪有請殺手來替我們做的道理?又不是黑道尋仇,真要做的話,就自己去做。雇用殺手這件事,可能是聯盟開會時,有人在會議休息中無意間提到的,至少在我印象中,正式開會時,聯盟都沒有討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邀黃文雄一起行動,他就答應了

刺殺蔣經國的構想是我自己一個人所醞釀的,然後再邀其他人參加。我先邀請黃文雄,他是黃晴美的大哥。他取得匹茲堡大學碩士後,申請到康乃爾大學念博士班,康乃爾離紐約很近,所以若放假或是有時間的時候,他就會來紐約找我們,住在我們家裡。我告訴他這件事,邀他一起行動,他就答應了。距離刺殺行動日七天前我去找賴文雄,邀他一起參與,那時候他是組織部負責人,在聯盟裡喊革命喊得最大聲的。黃晴美是從頭到尾都知情。

在我的公寓臥房內,陳榮成由旅行箱中取出兩個白色的匣子,匣子內各裝一把深黑色的自動手槍。其中一把是點二二口徑,槍管很短的自動手槍,整把槍比手掌還要小。另一把則是點二五口徑,槍管較長,是練習射擊用的手槍。陳榮成將這兩把手槍的性能和用法說明給我知道後,我們兩人就離開臥房來到客廳。在客廳還有一個台灣人朋友正在紙板上趕寫標語。當夜,我和陳榮成交換了一些有關示威遊行和組織的意見,並沒有提到暗殺的事。當晚陳榮成就睡在我家客廳的沙發床上,隔天清晨即離開我家。

陳榮成帶來的槍分別是點二二與點二五口徑,刺蔣用的正是點二五口徑的槍。我把槍放在一個鐵盒裡。因為家中有兩個幼子,我就把鐵盒放在家正門一進來右手邊一間小型儲藏室的高處橫架子上,那是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在長島海邊對著可口可樂罐子練槍

就在4月19日星期日,我們開車去紐約上州(UpstateNewYork)的山上,想找個偏僻之處練槍,結果山上大部分的區域都有住家。沿路上看到一家賣槍彈的商店,我進去買了一些子彈。買子彈要登記,所以我用駕照向商家登記。這是練習用的,陳榮成帶來的子彈最終我們並沒有用來練槍(陳榮成帶來的子彈是足夠的,由於怕練槍消耗過多子彈,才臨時起意在路邊買一些子彈當練習用。)由於在山上找不到適合的練槍場所,所以下山開往長島的方向。適巧海邊沒人,海灘邊有矮樹叢,人躲在裡面,外邊是看不到的,真是天賜良機!黃文雄與我就鑽入樹叢裏,對著可口可樂的罐子練槍。

這趟行程是我們全家一起出門,包括黃晴美和兩個小孩,黃文雄也一起去,賴文雄則沒有被邀請參加。進入樹叢練槍的只有我跟黃文雄,晴美和兩個孩子則在車內,所以孩子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對他們而言,那天只是出去郊遊。

台灣人在華府的示威遊行於4月20日結束。回到紐約後,大夥人在蔡同榮家裡的地下室開會。我們知道三天後蔣經國要來紐約發表演說,於是又開始籌劃向他示威。此時我準備多日的刺蔣行動,正緊鑼密鼓暗中進行中,所以不可能擔任紐約示威活動的總指揮。於是我向大家表達無法擔任這次活動的總指揮,轉而推薦蔡同榮擔任。蔡同榮卻異乎尋常地堅持不做,理由是他最近身體不好,會胃出血,無法太勞累。最後大家推舉剛加入聯盟不久的ChesterShaw。

獨盟主席蔡同榮應該都知道這件事

進行這件事,除了我們幾個人之外,理論上聯盟裡面沒有其他人知道。但是我依常理推測,陳榮成一定會去向聯盟主席蔡同榮報告,蔡同榮一旦知道後,以他身為聯盟主席的身分加上私交關係,一定會告訴副主席張燦鍙,他們內部應該會互相知會。所以我一直感覺蔡同榮、張燦鍙、陳隆志(時任聯盟外交部長)應該都知道我的剌蔣計劃。

這件事只是我們幾個人自己的決定,和組織沒有關係,只是做這件事的人剛好是組織的成員而已。所以後來在打官司的時候,我的立場就是切斷和組織的關係,而事實上也和組織沒有關係。結果在瑞典的時候,就是因為我切斷了和組織的關係,遭法院判決引渡回美國,他們認為,如果這是有組織性的行動,就不能引渡,當時在瑞典是這樣判決的。

已有面對死亡或終身監禁的心理準備

我們決定行動時,就已經有面對死亡,或者失敗後被終身監禁的心理準備了。因為一旦開槍之後,我們第一個反應一定是轉身逃跑,這時候警察一定會開槍,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抓,被抓了,罪也是很重。當時我們沒有思考那麼多,如果會想這麼多的話,就不可能去做這件事了。(責任編輯:劉明堂)

※本文摘錄自《刺蔣 鄭自才回憶錄》(允晨文化出版)(小標為民報編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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