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嘉猷
第一講 吾輩是日本人(Wagahai wa Nipponjin de aru)
我小時候，在祖父的書房，無意中看到日本明治時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Soseki Natsume)所著「吾輩は貓である」(Wagahai wa Neko de aru)一書，它是一部以貓為主人翁、文筆優美流暢、人人喜歡的小說，作者用滑稽諷刺的語調寫這隻貓所見的世間人情冷暖與辛辣苦澀。以我當時日文的程度，讀起來似懂非懂，但由於這個主題很有趣，唸起來也很順口，所以到現在一直存留在心中，我因而借用它做為我的回憶錄的開講主題。
我沒有選擇，出生為大日本帝國臣民，青少年時，我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中國人，但出於我的自由意志，我現在是美國人，這就不難想像，我這一生實在經歷了不少人間悲喜、浪潮起落、外來政權殖民、「祖國」、敵國、移民等各種無常的變遷。我雖然庸碌平凡，但由於橫跨了幾個波瀾壯闊的大時代，際遇殊奇，人生閱歷還算有點豐富，所以我也想效法同儕，給自己的人生經驗留下記錄，以便讓自己的兒孫、「原鄉」的後輩與新世代的台美人做為傳承或參考。
我認為我應該以我出生的時代背景做為起點，來回顧我走過的人生，因此就讓我以「吾輩是日本人」為起點來開講。
福爾摩沙人與福爾摩沙島，自從十七世紀以降，四百年來，為世人所熟知，但很不幸地，它卻是一部被許多外來政權輾轉統治與殖民的歷史。這個島嶼至今不能獨立，這個島嶼的人民至今在國際社會沒有享受應得的尊嚴，這讓我感到十分遺憾。
我出生在日本昭和時代，是所謂的昭和人，我受過日本教育，並親身體驗大東亞(太平洋)戰爭(1941-1945年)。因美國在廣島與長崎兩地分別前後投下原子彈，加上蘇聯在第一顆原子彈投下後兩天，就片面撕毀「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對日宣戰，揮軍進攻滿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為形勢所迫，乃下詔接受「波茨坦宣言」，宣佈無條件投降。
日本戰敗投降，許多面臨不可知的命運、心中忐忑不安的台灣人在「半山」的鼓動下，迅速投機地轉向以蔣介石統治集團為首的中國國民政府。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盟軍總部的委派下，軍容看起來很怪異、讓台灣人相顧失笑的國民黨部隊進駐台灣，並動員台灣人大肆慶祝，但由於中國人缺乏現代的管理能力，因此在經過一年又四個月後的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歧視、掠奪與壓迫的台灣人終於忍無可忍，起而反抗，蔣介石派遣軍隊渡海，對手無寸鐵的台灣人進行大屠殺並展開大整肅。
既然生而為台灣人，就多少背負著「亞細亞孤兒的悲哀」，現在我雖然已入籍美國，但我仍冀望海內外以台灣為「原鄉」的人能捨棄獨善其身的小聰明與「牛棚內鬥牛母」的愚勇，為我們的故鄉做出貢獻。我也冀望大家都能善用晚年的時光，回顧咱的故鄉，寫出咱的故事，並藉此呼喚大家共同追尋「台灣人的自我」(identity)，團結一致，建立一個獨立自主、自由民主、和平繁榮的國度。
一、關鍵時刻，1895年
1、美國海軍提督彼理來日
1853(嘉永六)年7月，美國海軍提督彼理(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率領四艘巨大軍艦(黑船)到達日本江戶灣(今之東京灣)浦賀外海停泊，他攜帶費爾摩總統(Millard Fillmore)親筆信函，向幕府政府提出開港通商之要求。之後，約定次年再回來，求得日本政府的覆函才返國覆命，這是歐美列強對亞洲諸國的「砲艦外交」。
次年，1854(安政元)年1月，彼理提督再度率領七艘軍艦前來日本。幕府政府終不得不屈服，接受彼理的要求，於3月訂立「日美和親條約」，約定開放靜岡縣下田、北海道函館二港口為通商港口，並允設立美國領事館。後來，幕府政府在沒有得到朝廷的許可下，又在1858(安政五)年，與美國訂立「日美修好通商條約」，開放函館、神奈川、新瀉、兵庫、長崎等五港口通商，並承認治外法權、關稅自主權等喪權辱國條約，引發日本全國之尊王攘夷運動及倒幕內戰。
2、日本明治維新
在全國各藩倒幕運動中，土佐藩出身的坂本龍馬，以共同合作救國、抗禦外敵之大義成功地說服本來是宿敵的薩摩藩西鄉隆盛及長州藩木戶孝允達成和解，成立薩長同盟，共同討伐幕府大將軍德川慶喜。
1866年，本來和幕府政府關係良好的孝明天皇(他將其妹和宮嫁給德川家茂將軍)去世，十五歲的明治天皇即位。德川慶喜見大勢已去，幕府政權難再維繫，故將征夷大將軍之名位歸返朝廷，以求自保。這是日本史上所稱的「大政奉還」。
1867年底，薩摩藩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公卿岩倉具視、長州藩木戶孝允等聯合要求朝廷罷黜德川慶喜，收回領地，天皇親政。於是朝廷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成立以天皇為中心之新政府，結束將近兩百七十年的德川幕府。這種從幕府末年到明治初期一連串的政制改革活動，史稱「明治維新」。
1868年7月，天皇與侍從為了遷都，所以結成行列，從京都行進到東京，明治天皇將江戶改稱東京，東京從此成為近代日本政治中心地。9月，改元明治，定「一世一元」之制度，並推行國家重大改革，其重要的政策有: 對內創立統一國家，廢除身分制度，建立近代國家制度，如學制、兵制、稅制、地制等。並且在最後於1889(明治二十二)年1月11日，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對外則改正條約，廢除不平等待遇。
日本明治維新資料(上圖及下圖)
在明治維新中，最重要的一環是以教育立國。1890年，在第一屆帝國議會召開之前，以天皇名義發布「教育敕語」為教育方針的最高聖旨，這是使日本國民成為守法、具有高尚人格等現代化國家國民的最重要基礎。日本國民對「教育敕語」的尊重，我在小學唸書的時代就親身深刻地體驗到。
3、日清甲午戰爭與下關條約(馬關條約)
經歷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依歐美列強制定的萬國公法，積極向外拓展。但亞洲各國自古受到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秩序的影響，臣服於中國歷代王朝，故對明治天皇新政府派遣的使節、建交的國書及天皇的稱號不予認同。例如，朝鮮就對日本採取抗拒的態度，朝鮮背後的清國也極力設法防止日本對朝鮮施加影響力，因而日清彼此之間形成矛盾，互相牽制與對立。
1894年，朝鮮南部發生農民暴動，此即所謂「東學黨之亂」。軍力單薄的朝鮮政府無法抵抗，因恐亂軍勢力逼近首都漢城，朝鮮政府乃邀請清國派兵協助鎮壓。而日本也依甲申事變後和清國之和約，派兵協助平亂，日清兩國於是發生衝突，最後演變成甲午戰爭。
1894年
6月 2日 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出兵朝鮮。
7月25日 於朝鮮半島西岸豐島，日本連合艦隊和清國北洋艦隊遭遇，日艦擊沉懸掛英國國旗的高陞號。
7月29日 成歡之戰，日軍大島義昌所率領的混合旅團與清軍發生正面衝突。
8月1日 日本正式向清國宣戰。
9月15日 平壤之戰，日軍大勝清軍。
9月17日 黃海海戰，日軍勝利，得到制海權。
10月25日 日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攻渡鴨綠江。
11月21日 日陸軍大山巖司令官攻克旅順要塞。
1895年
1月2 0日 日本連合艦隊與清國北洋艦隊在威海衛海戰，日本陸軍則從榮城登陸，攻克威海衛要塞。
2月12日 清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向日本連合艦隊投降後自殺。
4月17日 日清議和，並締結下關條約。
條約的重要內容:
第一，清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
第二，賠款，清國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白銀。
第三，割地，清國將遼東半島、台灣島與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第四，割讓地的居民得自由賣掉所有不動產並得自由離開，在兩年內沒有遷出的居民則將被視為日本國民。
下關條約的內容傳到俄國後，尼古拉二世皇帝緊急召開會議，並指示內閣同德國與法國進行協調。1895年4月13日 ，俄德法三國公使聯手向日本外務省表示異議，要求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給清國。日本最後屈服於三國之干涉，在和議成立後僅僅二十天，就放棄遼東半島。這種結果引起日本國民的憤慨與不滿，終致發生了日比谷暴動事件。
4、日本統治與殖民台灣
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下關條約。5月27日，被任命為第一任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在琉球與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會合。日軍於28日抵達淡水外海，但因當時淡水已被台灣民主國佔據守護，日軍認為登陸困難，故於29日迂迴到毫無防備的宜蘭澳底，在無抵抗登陸後，沿三貂嶺山路進駐基隆。俟6月2日 上午十時，在停泊於基隆港外海的橫濱號艦上，由日方樺山總督、水野民政長官和清國交接代表李經芳(李鴻章之養子)辦理台灣交割手續。當晚十時，李經芳暗中搭乘公義號離開台灣，返回清國。
6月5日，日軍在台灣人辜顯榮引導、保證台北城不抵抗的情形下，從北門無流血入城。6月17日，總督府開始治理台灣，並訂此日為「始政紀念日」。日軍同時也繼續南下，面對台灣人義勇軍的反抗，日軍也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包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戰死犧牲。10月28日 ，樺山總督宣佈全台底定，台灣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成為日本帝國臣民。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 ，日本戰敗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後共計五十年又四個月。
二、出生與家族
1、我的出生
1934(昭和九)年台灣猶是日治時代。7月21日晚上，我出生於臺中州大甲郡清水街社口一七八番地。這裡是清水小鎮的鄉下，四周都是水稻田，中間是楊家的大宅院，這裡住的都是親堂，沒有外姓。我們這一房是三代同堂，有祖父母、父母、叔叔、姊姊等八人，父親是老大，我是長子，也是大孫，所以出生時，全家都非常欣喜，特別是祖父母。可能是他們的特別考慮，我出生後不到滿月，就被抱去育養，而且特別要求除哺乳外，母親不得懷抱，我想她一定是很不甘心，並甚感寂寞。
祖父賜我名字嘉猷，發音是Yoshimichi，大家因此都叫我Michi仔，是日語和台語的混合稱呼。長輩與同輩直到現在， 都還這麼稱呼我。嘉猷從字義講 ，是優秀的計謀、善良老實人、有誠意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以此做為目標。我的生肖屬狗，懂事時，母親告訴我，屬狗者若在晚上出生，是來顧更守夜，所以一生會比較勞碌。現在回顧我的過去，果真是被母親言中。但我並不後悔，也不抱怨，因為這是命中註定。
2、我的祖父
我幼年時代是三代同堂的家族，有祖父、祖母、父母、兩個姊姊及我。之外，還有二叔、二嬸及未婚的小叔等九人。大家同住在一起，使用一個廚房，但分住四個房間。
祖父名諱楊聯科於1887(清光緒十三)年11月25日誕生於清水，當時叫台中廳大肚上堡社口庄土谷社口一七八番地。他小時候也薙髮，留有小辮子。日本統治台灣後，他剃了頭髮，還將美髮裝箱，珍藏起來。他是從唐山移居台灣的開台祖的第六代，下關條約簽訂後，日軍來台接收時，他曾經隨父母逃難到唐山祖厝。他曾經告訴我，那一場經過其實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憶。
祖父自幼聰慧伶俐，天賦好學，於1907(明治四十)年二十歲時，考進當時台灣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科，這是專門培養從事教育工作的台灣公學校教諭(教師)的學校。祖父畢業後回到清水當時叫牛罵頭公學校，擔任教職，也曾經擔任鄉下的學校分部的主任。或許因為他是台灣人，不容易升任校長職位， 所以他在五十多歲時，便申請退休，他這一生可說是桃李滿天下。有許多後輩教師的夫人都認祖父為義父，所以我就有了許多老師姑丈。
日治時代的教師是文官，我幼年時，常鑽到家中的儲藏室，翻出祖父光亮的文官制服。閃亮的勳章，精緻的金色肩章，一長一短的精美配刀。在我懵懵懂懂的認知裡，總常覺得祖父是無比的偉大。那時教師平日上班，需穿整齊筆挺的文官服，並配戴短刀。但是在節日祭典時，則需全副盛裝，祖父英姿煥發的模樣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裡。可惜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全台灣查禁刀槍，祖父乃忍痛命我父親將那一對精緻的、有紀念價值的配刀永遠地埋藏在荒山野外的泥土裡。
退休後的祖父在昔日學生的邀請下，又重新走入職場，工作單位是當時的「清水信用組合」，也就是後來清水農會的前身。祖父每天騎著鐵馬(腳踏車)出門上班，我常常在祖父上班時去看看他，有時輪到他值夜，他總是喜歡帶著我去陪他，而祖父也會買燒肉圓給我吃。在炎熱的夏天夜晚，我喜歡在隔壁戲院的前廊乘涼，雖然看不到戲院裡面在上演什麼戲，但聽得到從裡面傳出來的聲音，也是一種小小的滿足。
我記得在我們的祖厝的門上，有一個牌匾，上頭寫著「清水方面委員」，至今我還是搞不清楚那是什麼頭銜或職務。我猜那可能是類似今天的顧問，是對一位對鄉里有貢獻的人，在他退休後，給他的榮譽頭銜。聽說當時有一名日本警察還拜他為義父，而祖父的家中也經常是高朋滿座。
祖父的藏書相當豐富，數量在一萬冊之上，有精裝本，有平裝本，有漢文書，也有日文書，書的種類含蓋教育、史地、文藝—–等等。在我年幼的時候，祖父對我的教育可說是不遺餘力，因此我在小學一、二年級時，就看得懂日文書，終戰後，約五、六年級的我也能看得懂漢文書。記得那時我曾跟朋友借了兩本小說，書名是「可愛的仇人」和「靈肉之道」，作者署名為「阿Q之弟」。這兩本都是愛情故事書，我十分好奇地將它們讀完。有一天，我和祖父在菜園子裡澆水，便將書的內容告訴他，祖父只是淡淡地對我說: 「想要看那類的書籍，你還嫌太小呢!」
日治時代的末期，曾推動過「皇民化運動」，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式的姓名。祖父對這個政策不以為然，他對那些忙不迭地改名的台灣人有些意見，稱他們是「三腳仔」，因為台灣人有兩隻腳，「日本狗仔」有四隻腳，介於其中的一群便鄙視地以「三腳仔」來稱呼之。有時祖父也說他們是「台灣酒矸貼日本標頭」。正如前述，我一出生，便被命名為楊嘉猷，日語發音為Yoshimichi，後來因礙於祖父的特殊社會地位，不得不改名為「保科光茂」，這便是我的日本姓名。但祖父還是在這件事藏了一些玄機，在我們的姓氏中保留了「楊聯科」的「科」字。當時很多台灣人改了姓名，卻留了根，這反映了他們沒有忘了台灣人的「本」。例如，林姓的族人沒有改姓，直接將林發音為Hayashi，姓張的族人則叫Hari，而清水則發音為Simizu。看起來，許多台灣人雖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為了生存發展而改名，卻還很有原則，沒有完全忘了台灣人自己的「根」。
祖父六十一歲那一年，有一次，祖母出門去探望住在台中的叔叔，並且打算過幾天再回家。吃過晚飯之後，我便與他一起窩在總鋪棉被裡撒嬌，不一會兒，祖父打起瞌睡來，我貼過身子，想偷看他打瞌睡的模樣。祖父在半睡半醒之間，卻一把將我摟住，沒想到就在這一剎那間，發生了腦充血的現象。當時尚未有電話設備，我於是急忙搭車，趕到台中叔叔家，將祖母找回來。當我們一起回到家時，影響我一生最大的、親愛的祖父已經往生。
祖父突然地離我們而去，全家都非常悲傷。尤其是我，我一時控制不了人生最大的失落，因此大聲嚎哭，要求上天把我最敬愛的祖父還給我，我跪地抱著他冰冷的遺體，直到眼淚流盡。大家都說長輩是子孫的模範，祖父留給我們子孫的是為人誠懇耿直、作事認真有恆。祖父晚年在家中的庭院自行建造一個以細竹打造的溫室，並且種有上百株的蘭花。這些蘭花說也奇怪，都隨著祖父的去世而枯萎，溫室中最後只剩一株白色的椿花，每逢春季就綻放，芳香撲鼻。
3、我的祖母
祖母名諱蔡雙鳳，1887(清光緒十三)年10月10日誕生於牛罵頭(清水)東部丘陵地山間公館庄一個大家族、大地主家中。祖母的父親名諱蔡灶，母親名諱許們，祖母是他們的獨生女，掌上明珠。她二十歲時，和祖父結婚，婚後一個月，祖父就到台北國語學校就讀，所以祖母只得留在家裡侍奉公婆。
阿嬷是最疼愛我的長輩，我小時候也常常陪祖母坐轎回她的公館娘家，那時祖母的父親已經去世。在我的印象中，她一回到娘家，總是會躲進她父親生前的房間大聲號哭，可以想像他們父女之情深。祖母曾告訴我，她幼小時被迫纏足，到了晚上，總是疼痛難忍而啼哭，她父親不捨，常常偷偷幫她鬆解。最後她母親也不再堅持，所以祖母並沒有一般好人家的女兒的三寸金蓮，而是有一雙秀氣的七寸小天足。
祖母的娘家是座大宅院，他們是大家族，枝繁葉茂，子孫滿堂。後來有不少族人就移居台中或鄰近人口較少的村庄大突寮，在大突寮地方經營碾米廠。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局勢轉而對日本不利，物資匱乏，民生困頓，台灣總督府開始對稻米進行管制，因而碾米廠改碾樹薯。我們家在總督府進行限量配給食米時，祖母的娘家常送樹薯粉接濟我們，我們將樹薯粉拿來做為沒有肉的菜肉圓，雖然沒有肉，但裡面的紅蔥頭餡也是很香。那雖不是什麼精緻的美食，但在物資極度匱乏的戰時，這道食品也帶給我們全家溫飽。
祖母娘家在山上，無水源 ，所以全村公闢一口公共人工蓄水塘，用以收集雨水，供全村人使用。山上是紅土，蓄水塘裡的水也因此都帶著紅土水，於是大家都將水挑回家，倒入水缸裡。之後加入明礬攪拌，不多久就逐漸澄清，而可以食用了。蓄水塘中有不少魚，我總是喜歡去釣魚，但是岸邊很滑，一不小心，就會滑下去，所以釣魚時，我總是小心翼翼。我也會到山上的甘薯旱田挖甘薯，到鄰近的打鐵店觀看師傅製作牛車輪，——-這一切的點點滴滴都是難以磨滅的、可資回憶的故鄉情。
祖母娘家的祖居地—公館—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方在山上闢建飛機場，全村被迫遷移到新社庄或大突寮地方。蔣家政權治台時代，越戰開打之後，美國軍方又在清泉崗為起降的重型轟炸機興建遠東最大的軍機場，祖母的娘家因而再度遷移。當地人就成為沒有故鄉的人了，這真是造化弄人。
祖母於1956年9月10日 去世，享年七十，在那時可算高壽。她二十歲時，嫁來楊家，中國國民政府流亡台灣後，在我們楊家的戶口名簿上註記祖母的教育程度是「不識字」，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外來政權的不負責任行為，因為祖母在年幼時，就受過相當的漢文私塾教育，當然識得漢字。祖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士紳，往來的有知識份子、地方官員，也有販夫走卒，祖母都細心應對，體貼招待，因此深得地方人士與族人的讚佩。她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她的德行就是給我的身教，她慈祥的笑容迄今仍還會在我夢中出現，讓我感到十分溫暖。
4、我的父親
父親名諱楊基三，於日治時代明治四十(1907)年1月25日誕生在牛罵頭社口庄，我們子女都以日語稱呼他為Tosan。他原是伯公聯登公的三男，在十九歲時，祖父要將他一名優秀的女學生收為媳婦，因而收養父親為長男，並於數個月後讓他們締結姻緣。
清水街有一名公醫師，是我的堂親長輩，我們稱呼他洲仔伯公。父親在公學校畢業後就在醫師那裡當藥局生，在和母親結婚後，醫師就推荐他到清水國民學校擔任學校保健員。我上了小學之後，常在校中看到父親在禮堂旁邊的醫務室，照料在學校受傷的小學生，或幫患有砂眼的學童清洗眼睛與上藥。每學期初，固定會有一次全校性的蛔虫防治工作，校方煮大桶的海藻水，讓全校學童飲用，以驅除蛔虫，父親總是不厭其煩、任勞任怨地埋頭工作。我放學下課後，總是喜歡先去看看父親，再回家。
之後，日本戰敗，台灣由盟軍總司令指派中國國民政府全面接管，他們把大甲郡改為大甲區，並委派一名台籍的半山仔黃呈聰當首任區長。黃在就任後，便安排一名女性親戚到清水國民小學擔任保健員，頂替了父親的工作，因此他就失業了，我們一家十一口大家庭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猶記當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大批憤怒的民眾衝到區長家中毆打區長，並將傢俱搬到庭外燒毀，由此可見區長做了太多壞事，多麼不受歡迎。後來，父親以前的同事林秋波先生調到三田國民小學當校長。由於我父親工作認真，作事勤快，待人和善，人緣很好，所以就請我父親到他的學校當校工。為了家庭的生計，父親不顧家人的反對，去擔任該項工作，直到他去世，真是委屈了父親。
1970年，當我留學日本時，父親或許是因操勞過度而中風，從此臥病在床，最後於次(1971)年1月5日往生。從電話得知父親的去世，我趕緊請假返台，到家前百尺，跪爬號哭而進家門，但只能抱到冰冷的骨灰罈。我在父親往生前數年，由於離開台灣，因而不克盡孝，此成為我終生的憾事。於今反覆思之，終覺留學海外於我實有缺憾。
後來，我岳母告訴我，當我父親中風時，她曾跟我父親說，要我回台灣照顧他，但我父親說: 「嘉猷又不是醫師—–他沒必要回來照顧我，他完成學業，服務人群，才是我的心願。」我心目中的父親真是偉大啊!
父親一生為人善良忠厚，與人無爭，在日常生活中，他常教導我，不管是為人或處事，都要冷靜以對，絕不能感情用事，也絕不能當他人的「石頭狗」，意思是說，不能做不用頭腦、吠聲吠影的狗。父親一生從沒有體罰過我們兄弟，他總是很有耐心地對我們說理，這在當年可不簡單。他當校工，收入微薄，辛苦地養育我們，可惜在我們能回報他的養育之恩前就辭世，誠為做子女的我們人生中的一大憾事。我常在夜深人靜時，從睡夢中醒來，一思念父親，感念他的恩澤，不禁淚流滿襟。
5、我的母親
母親名諱謝玉燕，明治四十一(1908)年11月26日誕生於大肚上堡牛罵頭街，她是外祖父諱謝火琳與外祖母諱林美女之次女。外祖父是街上一名著名且醫術高明的漢醫師，據說是漢方公醫師(和現在的鄉鎮衛生所主任地位相同) 。他在任時，常巡迴街內各地，他一到就將醫師招牌懸掛，然後就開始診療，頗受鄉人敬重。我三歲時，他就過世，所以對他沒有印象，只是幼年隨母親回娘家時，從大廳上的畫像認識我外祖父。外祖母很疼我，最近我表弟告訴我，當年家裡聚餐時，常會等到我出現再開飯，我聽了覺得很窩心，也很感激。外祖父不論醫術或德行，都有極佳的口碑。我兩名舅舅都繼承他的衣缽，懸壺濟世，至今薪火相傳，已各有第三代。目睹表弟在清水鎮上做為表現不凡的漢醫師，我的腦中就會浮現外公的影像。
古早年代總是重男輕女，未婚前的母親雖然無法跟其他男孩一樣接受正規教育，但她卻利用晚上的時間，去補校上課。當時我的祖父是補校的兼課教師，有感當時還是個少女的母親聰慧好學，表現出色，曾指派她到台中州參加演講比賽，最後乾脆為自己的兒子上門提親，將這名傑出的女學生變成自己家的媳婦。這在當年是地方上的一段佳話。
在那尚無家庭計劃及醫療不發達的年代，即便沒有家產與積蓄，也只有很少人會注意到節制生兒育女。所以在我出生之前，我的母親已生了兩個姊姊。我排行長男，之後母親又生下四個弟弟和一個小妹。在我父親失業的那段期間，母親就必須負起一家十一口的生計，無米之炊讓即使不失為巧婦的母親仍然十分辛苦。俗話說這是落入子女坑，必須面對，也必須承擔。
母親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每年開學之際，即使得東湊西借，也要讓每一個子女都有錢繳納學費。在我的記憶裡，最常借給我們錢的是大舅謝錫金先生，他不但借我們學費，有時也借我們生活費。母親總是有借有還，所以再借不難。
我們家八個孩子，平均間隔三歲。當我讀到台中師範時，兩個弟弟也分別上高工及初中。我是住校生，兩個弟弟則要在清晨趕火車上學，他們前後有長達九年的通學生涯。在那段期間，母親每天都要在清晨四點起身煮飯，點著昏暗的煤油燈，為他們準備早餐及中午的便當，無論是雷雨交加的颱風天，還是寒風刺骨的嚴冬清晨，母親總是將愛心裝在便當盒裡，讓她的子女帶上。從來沒有一天讓孩子們趕不上班車或吃到沒有她做的便當的午餐，後來台中縣選模範母親，她果然是眾望所歸地被選上。
我移民美國之後，在生活安定時，先是按月寄三百美金給母親零用，後來我的收入提高，便增加到每月五百，小妹說這筆錢多過她一個月的薪水。母親把這些錢換成台幣，小心地收在包袱裡，很少離身，也不讓人碰。母親在1989年1月21 日過世時，我正從事海外民主運動，所以當年的黃信介、張俊宏、許榮淑—–等政界名人以及台中縣民進黨多位民意代表都前往參加喪禮，可說備極哀榮。
我出生後不久，就離開母親，被祖父母抱去扶養，但母親教導我們兄弟姊妹、給我們的身教卻最多。她稟性善良，有憐憫心，有智慧，守時守信，尤其是守時守信這個德行讓我一生受益良多。她信佛極為虔誠，在玄妙的世界中，無形中給子孫帶來福澤，我一生中多次碰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災厄，但均終可化險為夷，且能因禍得福，只能解釋說這是拜母親之所賜。
6、我的手足
台灣人有句俗話說: 打虎捉賊親兄弟。也就是說，兄弟姊妹要如同手足，結為一體，團結合作，家和而後萬事興。我們可從古往今來的歷史事例中，看出這句俗諺的智慧。台灣人企業家王永慶與王永在兄弟因精誠團結而成功，日本戰國時代的名將與雄主德川家康及其後代能統治日本二百六十年，都要歸功於德川他們這一家訂立了良好的家規並實踐了精誠合作的制度。
我上有兩名姊姊豔玉與豔文，在日治時代，大姊名為玉子，適清水蔡家，她聰明爽直，所以大家都稱她為爽仔。因我們家食指浩繁，經濟拮据，因此她小學畢業後，就進國土局工程處當小職員，對家計幫忙很大，她生了很多子女，都很優秀。二姊文子，小學畢業後，到漢醫師舅父的店裡工作，故對漢方醫理也略識一二。她適鄭家，持家辛勞，我從美國返回故鄉，在民進黨中央黨部服務時，延攬她的女兒鄭淑心到文宣部擔任幹事。現今已成為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富美女士麾下的執行長，為台灣民主運動及新國家運動培育人才，讓我感到十分欣慰。
我下有四個弟弟及一個小妹，我們從父母那裡承傳不同的性向，一組是理工數學，另外一組是政經文藝，前者被列為當年大專聯考的甲組，後者則列入乙組與丁組。二弟宏猷是工路局工程師，現已退休。三弟獻猷是一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現也已退休。四弟平猷是著名的藝術家，現在定居洛杉磯，繼續努力從事他的藝術創作與評論。五弟介猷是台中市清水區一名現任里長。么妹豔姝現也定居美國，服務於銀行界。
三、我的家世
1、家世觀念
在台灣的日治時代，每逢三月節或清明節，祖父就帶領父親及幼孺的我們到清水鰲峰山湖底墓地掃墓，祭拜祖先。掃墓時看到滿山的墓碑都刻寫祖先從唐山的來處及碑文，如泉州、漳州、安溪、同安——-，也有「懷恩報本，飲水思源」等字樣。美日太平洋戰爭後期，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因此要求新建的墓碑以「皇民」代替「唐山 」祖籍。這反而讓在日治時代才出生的台灣系日本人，得到自己的祖先是來自唐山的印象。
終戰後國民政府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堂叔楊基先先生當選第一屆民選台中市長後，他就以鑼鼓陣仗回到清水社口祖厝，由族長楊肇嘉叔公主持莊嚴而隆重的祭告祖公祖嬤的儀式。這表示台灣人對祖先的崇敬及對家世的重視。
1945年，中國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台灣的施政權之後的一年又四個月，台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蔣家政權與陳儀軍事接管政府以武力鎮壓台灣人，並大規模地屠殺台灣菁英。多年之後，又有陳文成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家祖孫血案等等，公然把台灣人視為被佔領與被征服的土地的人民。蔣家外來政權把台灣本地人當成次殖民地的次等民族加以屠殺、踐踏、歧視與剝削，這肇始了對「台灣認同」問題的思考，並加速了台灣人不再認同有「祖國」的觀念。
堂叔楊基銓先生，曾擔任經濟部常務次長、台灣銀行董事長，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指出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他與其他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都已發展出了新的台灣人認同，他這項新認同在他過世後，正由他的遺孀—我的堂叔母楊劉秀華女士—積極發揚光大。此外台灣有一位沈建德博士，屏東人，他在其著作「揭開台灣人身世之謎—台灣血統」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台灣人的組先是來自玉山、大武山，而不是長江、黃河」。我堂叔與沈博士的思維應該是來自對外來統治者的不齒以及來自「自己有與中國人不同的血緣」的認知。
長輩們常說，「有唐山公，無唐山嬤」。這是說當年清領時期，只有男丁渡海來台，之後，就與台灣的原住民族的婦女通婚，繁衍了子孫後代。也就是說，台灣人已經不是純粹的閩南古越族或漢族的後代了。
在陳水扁擔任總統的時期，我曾偶遇僑委會副委員長楊黃美幸女士，她跟我提起她曾前往馬偕醫院，讓林媽利博士檢驗DNA。結果證明她有台灣原住民族的血統，她並以此為榮。她在談笑間，還建議我去檢驗。我的檢驗報告書經過一年後才寄到我在美國的家。報告中寫明，我的父系是來自閩南的福佬人，但母系則是台灣阿里山的鄒族血統。能用科學方法驗出自己的血統，真是快慰極了。
台灣島位於太平洋西隅，有南島原住民族及其文明，再經過這四百多年來自西洋、中國、東洋、南洋等世界各地的外來種族、民族或族群的移民與經營，終於凝聚與形成了一個新興民族，且已在這個世界佔有一席之地。我深信，只要台灣全體住民擁有自尊與自信，只要大家願意努力拼搏，必能建立一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家園 ，並且能昂首立足於世界。
2、牛罵頭四知堂楊同興家號
清水楊家的開台祖諱楊咸曲公，據楊氏族譜記載: 楊咸曲、楊咸仙兄弟於清乾隆二十一(1756)年，由閩南泉州府同安縣米市蔡壩後洋鄉遷台。於塗罄窟港上岸，輾轉來到清水牛罵頭定居後才成家，與我祖嬤徐最育有三子，長子楊舒崑公，次子楊舒獻公，三子楊舒霧公。楊咸仙公渡台不久即過世，未娶妻室，因此咸曲公將次男舒獻過繼給咸仙公，承續香火。
據先輩傳說，來台創業的咸曲、咸仙兄弟二人，除了腳穿草鞋、背上背著祖父母及父母的神主牌之外，各僅帶著一根扁擔。他們冒險渡過黑水溝台灣海峽，來到前途未卜的台灣。這種不顧一切、冒險犯難的勇氣與精神，正是台灣先民與先賢的寫照。
楊家自先祖咸曲公來台創業，迄今已有二百六十年。我是第八代，之下也有三代。在台灣的族人現已超過四千人，楊姓已成台中清水的大家族。由於清水沒有大型的生產事業，因此，早在日治時代，就有族人出外發展或謀生，所以現今楊家的族人可說遍及全台各地，甚至在海外開枝散葉。尤其是在終戰後更為顯著，像我的出生地社口下厝，現在多半已成荒廢的空屋，昔日的熱鬧已成過眼雲煙。這不禁讓我想起「荒城之夜」這首四顧蒼茫、感人肺腑的日本歌曲。
開基祖楊咸曲公成家立業後，設置「楊同興號」，作為家號與商號。除了祭祀之外，也從事族人教育，培育後代子孫，以期光耀門楣。在這個基礎上，楊家於清領時代，就設置書院與書房，獎勵族人後進向學，成為後來清水文風鼎盛的濫觴。
楊氏家族自開台祖咸曲公於乾隆年間遷居台灣以來，經過父子兩代一起創業與經營，同堂共爨。嘉慶八(1813)年，咸曲公辭世後，子孫共同伺奉祖嬤徐氏，且仍群居。道光二(1822)年，祖嬷去世，五年後，即道光七(1827)年，才因人丁增長及財富增加，而首次分家。長房分配在西勢，二房與三房分配在社口頂厝，三房分配在社口(甲七仔)下厝，宅院各設有公廳與護龍，特別是設立書館，以為書香傳家要務，並報效鄉梓。
2010年3月15日，台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召開會議，通過並公告指定清水楊家社口頂厝為市定古蹟，並編制預算，將楊家陳舊的古厝翻新修建，如同霧峰林家古厝被列為文化遺產而被加以維護與保存一樣。
3、枝葉繁衍發展
開台先祖咸曲公渡台約三十年後，成家立業，生活穩定。大兒子舒崑公為大房，次子舒獻公為二房，三子舒霧公為三房，而舒獻公出繼他的叔父咸仙公以傳遞香火，已如前述，我是三房舒霧公之後。
舒霧公出生於乾隆五十三(1788)年，他育有六子，分別從事士農工商。這一脈從咸豐至光緒年間，培育了十餘名秀才，這是由於重視子女兒孫的教育之故。其中特別一提的是他的第五子楊金波公，金波公在光緒八(1882)年，明經及第，獲頒進士，復以軍功賞戴藍翎，欽加五品銜，官拜提督兼道台。
在日治時代，楊家第五代、我曾祖父輩的楊澄若於1917年擔任牛罵頭區長，第六代堂叔公楊肇嘉是「台灣自治運動」的先覺者與先驅之一，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理事。楊天賦公當過省參議會議員，楊基振公是一位鐵路管理專家，在(南)滿鐵(道)及台(灣)鐵(道)服務多年，楊緒洲公為著名公醫。祖父楊聯科是教育家，尚有楊基先叔曾任首屆台中民選市長——等等，可謂一門多傑，人才輩出。
清水楊家特別引以為傲的是，從政的族人總是站在台灣人民這一邊，而非為統治者服務、趨炎附勢之徒，有濃厚的台灣意識的楊基銓先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四、我的故鄉—–地靈人傑的清水小鎮
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生長的故鄉，都會有一份極為濃厚的情感，因為她像母親一樣，生我，育我，永遠無條件地呵護我們。不管你是原住民、古早時期從唐山遷徙到台灣的先民，或是終戰後隨著國民政府流亡或遷居台灣的新住民，現在都應該並且當然要把台灣這塊土地看成是自己最親愛的故鄉。為了福爾摩沙美麗島嶼的建設與發展做出全心的奉獻，也要為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民的利益與福祉而奮鬥。
清水位於台灣中部的西海岸，自幼年起，在我的心目中，它就是世界上最美麗與最溫暖的地方。它的原名是牛罵頭，早期這一帶是柏瀑拉(Papora)平埔族的牛罵頭社(Gomach)原住民在這裡居住，它因而得名。我們家住在清水街西部郊外，當時尚無高樓大廈，向東遠望可以看到一個小山丘，它酷似一隻橫臥的水牛，北邊是牛頭，南邊是牛尾，中間是綿延的牛身，牛尾之後，還有一個石堆，狀似牛糞，最妙的是，牛的腹部湧出一股長年不斷的清泉，提供了全鎮民的日常生活用水，並供附近水田灌溉之用，牛罵頭這股很有經濟價值的清水因此很自然地被拿來做為本鎮的地名。這裡的居民在牛身地帶的小丘種植相思樹，終年常綠，有保持水源及防風的作用，又可做為天然的公園。我自幼年起，就時常隨長輩登山，沿著山徑小道而上，山腰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台，可做為小憩之用。在補充茶水、稍事歇息後，繼續攀爬，不久就可到達山頂，那裡有一座石碑，碑上刻著1935年中部大地震時犧牲的前輩的姓名，以為紀念。從這個地方，可以俯望或遠眺台灣海峽，雖然距離海峽還有五、六公里，但夜深人靜時，尚可聞到波濤聲。清水這個地方山明水秀，文風興盛，人才輩出，我總覺得生為清水人真是福氣，且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清水人才濟濟，為人所樂道，即便蓋棺才能論定甚至蓋棺也難論定，我們也不妨舉出幾名較為突出的人物: 蔡惠如(日治時代中期，「台灣自治運動」中極為重要的領導人)、楊肇嘉(我的叔公，日治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人之一，在吳國禎主政時期，擔任民政廳長，推動台灣地方自治)、廖添丁(是台灣歷史上的傳奇人物，是一名義賊，台灣的羅賓漢)、釋證嚴(在全世界從事慈善與救濟工作的「慈濟功德會」的創辦人)、林麗蘊(從日本直接前往中國，曾擔任周恩來的助理、PRC「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三屆會長、中國人大常委、中共中央委員，現仍居中國)與王甲乙(幼時家境極為清寒，曾在大甲郡役所擔任工友，但力爭上游，最後擔任台灣最高法院院長)等。
清水於2010年台中縣市合併並升格為台中都之後，更名為清水區，它位於大甲溪之南、大肚溪之北，西濱台灣海峽，境內東半部是大肚山台地，西半部則屬於清水平原。
日治時代，台中州大甲郡清水街是台灣中部海線政治、文化與社會活動的重鎮，當年清水與大甲之間，曾經有過慎重的討論，最後達成妥協，以大甲為郡名。但郡役所(區公所)則設於清水，所以清水實際成為政治中心，並經常在此地舉辦全郡的體育與社會活動。當時的行政單位是「街」，所以每一個街都組隊，並集中在清水參加活動或比賽。各項活動經過嚴格地與公平地評分，總成績最高者稱優勝，頒給優勝旗或優勝杯，旗杯的製作都極精緻，而年年傳承，只在獎旗或獎杯上加上一個布條，布條上書寫年度獲勝的隊名，以為榮耀及紀念。例如日本的全國中等學校甲子園的棒球比賽、日本每年年終NHK紅白歌合戰，都是採用這種方式或模式。此外，各街都有日本神社的設立，清水神社在大甲郡中規模最大。神社是很莊嚴神聖的地方，所以每年一次的神社鎮祭，每個街都會派一個日本神轎隊來參加繞境祈福的遊行活動，類似台灣今天流行各地的迎神賽會，這也是全大甲郡當時的地方民俗與宗教活動的重頭戲之一。
日治時代，總督府曾經有「新高築港」的計劃，將清水、沙鹿、梧棲等地合併為「新高市」，並將濱海的梧棲小漁港闢為大港，成為日本南進的重要基地。此計劃後因大東亞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吃緊而被迫中止，但日本政府當年在梧棲築港的計劃卻被保留下來，做為終戰後續建台中港的基礎，對台灣中部地區的貨物運輸、吞吐與進出口，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是日治時代日本政府與台灣總督府當年若干有前瞻性的基礎設施與關鍵農工商業發展的規劃與建設、嘉惠後世的典範之一。
清水有一多，那便是廟宇特別多。觀音廟的規模宏大，聞名全台。媽祖廟在西邊，三山國王廟供奉崇拜的是客家族群的神祇，在別地方可能只是小巧的土地公廟，可是在清水也頗為壯觀。由於清水廟宇多而且著名，因此農忙之餘的廟會也應應而生，而北管子弟戲也在這種情況下被發揚光大。當年最有名的兩團子弟戲班子是「同樂軒」和「仙霓園」，它們常在廟會時打對台拼戲，這是非常令人回味的往事。每逢節慶廟會，白天會有一連串的扮仙謝神，到了晚間，則上演正式戲碼，主要是演北管戲，這是我們小時候的最愛，那時最紅的戲有「吳漢殺妻」、「空城計」、「薛平貴與王寶釧」。「吳漢殺妻」是描述吳漢知其妻與母不和，為了孝親，乃忍痛殺妻，其唱腔悲慟悽惻，令人動容。這是悠美的台灣歌劇，高亢婉轉的歌聲，幾里之外都聽得見，而那面巨鑼敲響的聲音，更是令人震撼。
清水也有南管樂團，團員人數不多，且大部分是女性，她們的演出頗具水準，因而曾經應邀到南洋各地演出。另有口琴合奏社團，規模龐大，也成了清水一寶。而今由於社會轉型，農業社會型態已被工業社會取而代之，農忙之餘的那份閒情逸緻早已變成了節奏緊湊的腳步。而在忙忙碌碌的現代生活裡，子弟戲也就此被深埋在台灣的鄉土記憶中了。
清水出了名的是各種小吃，有筒仔米糕、燒肉圓、燒炸粿、鹹雞蛋糕—–等等。到了晚間，這些小吃的叫賣聲曾經透過清水居民的電話筒，翻山過海地遙傳至日本的大阪、神戶，讓那裡的台灣遊子也能望梅止渴一番。現在鹹雞蛋糕已經失傳，所幸其他小吃依舊被保存下來，在高速公路清水交流站販賣，讓全台的朋友們都能一飽口福。除了農產與海產，大甲草蓆與草帽這類土特產也是此地一絕，而以清水、大阪與神戶為銷售中心，這繁榮了地方的經濟，也成了清水與大甲人的榮耀。
海線縱貫鐵路由大甲過鐵橋沿山邊一路而來，因地形的坡度增加了行車的速度，到達清水時，因無法及時減速，因而必須採取繞道而過的方式，以確保火車行駛的安全。這樣一來，就讓火車站距離清水街的中心地帶比較遠，這或多或少影響了清水的發展。我們小時候很喜歡搭乘接駁市區與火車站之間的輕便車，這種人力操作的小車也稱做台車，當兩部台車在同一條鐵軌相遇時，其中一部便得先抬下鐵軌，待另一部台車通過之後，再將這部台車抬上鐵軌，繼續行駛。這種輕便車農忙時也可以拿來做為協助運輸甘蔗之用，但是到了晚間，就無人使用。於是我們這些孩童就會偷偷駕駛著玩，非常有趣。這道縱貫鐵路隔開了清水的東部與西部，也間接造成日後東紅、西黑地方派系形成的原因之一。清水有一片丘陵台地，即是公館、西勢寮、大突寮這一帶，這裡是我祖母的出生地，所以是我幼年時期常去的地方。阿扁主政後，將公館的清泉崗改建成中部機場，增添了地方特色，也促進中部地區交通的便利與地方的發展。
所謂的故鄉便是我們出生與成長的地方，內地的日本人在戰敗返回內地後，組織了一個「日本清水會」，每年都組團回台灣懷舊一番。因為他們認定清水這裡是他們的第一故鄉，這些日本人若還在世，現在大約都已八、九十歲了，所以近年來活動已經較少。人老了之後，人數也逐漸減少了。台灣系的日本人離開台灣已經七十年，但還時時惦記著他們的台灣第一故鄉。而我們許多的新住民雖然在台灣這塊土地居住超過了半世紀，卻還無法認同台灣，這真令我感慨。清水國民學校的畢業生同學會常邀請昔日的日本老師、校長組團到台灣訪問或觀光，以感謝他們對台灣教育的貢獻。此外，由於美國在打越戰的期間，在清泉崗設立規模極大的軍事基地，住在基地原址的老居民就遷移到東勢新社一帶，他們也是每年組團返回清水故土會一會鄉親舊識，當然也一定會到做為精神寄託的觀音廟拜拜求平安。
清水有一股十分特別的人情味，例如，當我到街上小吃店用點心時，若有相識的人也在同一家小吃店吃東西且是先行離去，總是會偷偷幫我付賬。而當我用罷付錢時，也會順便替相識的人買單。不單是在小吃店，連在理髮店也經常遇到這種情形。這樣的清水人情味，不知道在台灣別的鄉鎮是否也可以看到?請您告訴我。多少年來，這份濃濃的故鄉情永埋在我心中，無法忘懷。
(第一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