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的故鄉 咱的故事-台美人追尋自我(Identity)的人生:東瀛歲月 ◎ 楊嘉猷

第六講:東瀛歲月(1968/2/23~1971/8/28)

  我在年紀34歲,並育有二子女的時期才出國留學,是個「老學生」。出國日本後能夠生活安定,學業順利,我自認這都是祖父御賜(Ojii San no O Tamawari mono),就是說靠祖父的庇蔭恩賜。祖父出生在台灣牛罵頭(清水古名),時在清朝末年,之後,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代接受日式高等教育,當教諭(日本教師之稱)桃李滿天下,在我出生前一年,從教育界退休。我幼兒時祖父給我情操教育,日語訓練,奠定我一生的善良品格、日語基礎,加上祖父的社會地位,人脈關係深廣,而影響我在留學時代,雖然他在我初中時已經去世,仍然接受到很多人情事故的優勢,是好命運,但我也不應忘記感恩社會或神明的恩典。

  在東瀛歲月中,第一,我要講到日本明治大學大學院的當時學習過程及六十年代日本發生學運之概況。其次,介紹課餘打工服務,賴以提供學費及一家四口生計費用的「留日華僑聯合總會」的日本台僑組織,及我得到兩項很特殊獎學金的因緣。之後,我得碩士學位繼續博士課程又工作,轉改到中華料理獅子林餐廳當總經理的故事也值得一提。最後,要交代我為什麼放棄了法學博士課程,放棄我本可以獲得博士學位的機會,及離開優裕的生活條件,重新從日本轉進前途艱辛的美國新大陸的因果,體悟佛家說的「人生無常」道理。並建立凡人應常存「危機意識」的觀念,但也要一切順其自然的豁然意境,不怨天,不尤人,以求人生的喜樂無窮。

一、日本明治大學

留學之路

  台灣雖說是一個小國家,但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及其優秀順位都是排在前部分,以教育、文化、科技及經貿、體育還有生活水準等領域來說,它的表現不凡。台灣所以有這麼耀眼的表現,有一部分要歸功於這美麗島上青年學子,出國留學,吸收新的知識,勤勉打拼,學成之後返國,參加國家建設、促進社會進步所致也。

  在1960年代,台灣的青年學子最嚮往的地方是美國,其次是日本,所以有人說,留美是鍍金,留日是鍍銀,這真是不虛傳的往事,但由於當年台灣人平均所得仍低,因此除了極少數的權貴與富商巨賈之家的子弟外,那個年代留學生的生活都非常的清苦與艱辛,出國前保證金的借貸與償還,出國後學費的籌措與張羅,以及生活費的取得,多半要靠課餘的打工。再加上學習所面臨的語言障礙及課業的沉重負擔都極待克服,才能取得夢寐以求與人人稱羨的碩士與博士學位,然後才能衣錦榮歸,光宗耀祖與建設鄉梓。

  由於我出國前在工作崗位上看到有些曾出國留學的同事在返國後獲得高職位而且充滿自信,真令人羨慕。所以在1966年,我商得家人的同意,也準備加入出國留學的行列。我有比較好的日文基礎,所以就參加教育部主辦的1966年度自費留學日文組考試,及格後,參加在台北中山堂的留學生講習會,那時我年紀雖然比其他同學大,而且已育有子女,但我還是很勇敢地做了這個決定。

  翌年10月17日,我依規定申請到留學生護照,並開始向日本的大學申請研究所入學許可,最後申請到明治大學大學院公法學研究及早稻田大學院政治學研究。1968年1月4日,得到日本國第一年的學生身份查證(學生簽證),2月23日,在台灣過年後不久,在妻兒們的送行下,從台北松山機場飛離台灣,當時大女兒舜惠才兩歲三個月大,兒子大慶則才出生九個月,而我與內人結婚也不過三年又一個月。出發前在機場有一突發事件,是很特別的故事,當記下為日後可作懷念之話題。

  我是一個不好意思說 “不”的人,因此,在前往日本的過程中,就發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件。在還沒有去櫃台劃機位之前,有一位素昧平生的老阿嬤知道我要前往東京,所以央求我把一個出生未滿週歲的小嬰孩順便帶到東京,嬰兒雖有護照因為沒買票,所以航空公司不願意為其服務。

  由於我不曉得要如何推辭,就硬著頭皮答應幫忙。最麻煩的是,飛機一起飛,小嬰孩就大聲啼哭,給周遭旅客帶來極大的困擾,真讓我感到十分困窘與抱歉,一直到班機抵達大阪地區的上空時,由於天氣突然變化,雷雨交加,小嬰兒因為驚怕,本能地緊緊抱住我,才停止哭鬧。到了東京羽田機場出關,將小嬰孩交給其父母,我才鬆了一口氣。現在回憶起來,我真是多麼單純、天真,若是當時無人來接領豈不是一大事。不過,我也覺得忠厚老實做傻事,能幫助人就幫忙,也是一種美德啊!

明治大學大學院

  明治大學是日本東京都內最著名的,也稱六大學中的一個名校。它在1881年被創立,最先叫明治法律學校,是培育法律人才的專科學校,1920年,它依據日本大學令,正式改制為私立明治大學,大學院(研究所)法律研究科則是在1952年設立。

  這所大學有許多著名的畢業生,我所知道的台灣人中,如滿州國第一任外交總長謝介石、台灣文學家巫永福以及大家所敬愛的日本作曲家古賀政男等都是明大出身。政治家有曾任內閣總理大臣三木武夫等。

  我本來申請兩所學校,最後之所以決定進明大公法學研究科,是由於當時服務台灣駐日大使館的堂兄楊秋雄先生給我的建議。首先,他認為,明治大學公法研學科是著名的學院,教授都非常優秀;其次是,明大法學院教授都是親台的教師,很照顧台灣來的留學生。就這樣,我依照堂兄的建議,選擇了明治大學大學院的法學研究科,修習與研究公法體系中的國際公法。

  學校在4月1日開學,之前我已辦好了入學手續,並選擇了宮崎繁樹先生做我的指導教授,他是日本著名的國際法學者,曾擔任日本國際人權法學會理事長,他的著作與研究都著重國際法與人權的關係,他的理念與學識後來對我們這些學生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培養人權第一的觀念。

  教授的尊翁是日本帝國時代著名且受人敬重的野戰軍指揮官宮崎繁三郎陸軍中將,他曾被派駐過香港,在1937-1938年間,他曾擔任台灣軍的高級參謀。台灣留學生在私下常常會談到宮崎將軍的功蹟,如1939(昭和十四)年,在滿州國與蒙古國的邊境發生的一場日露戰爭(此即在世界軍事史上著名的諾門罕戰役,Battles of Khalkhin Gol, Battle of Nomonhan),在這場現代化的戰爭中,日本的關東軍大敗,但當時擔任連隊長的陸軍大佐宮崎繁三郎麾下的部隊卻是唯一的戰勝者。1944(昭和十九)年,大東亞戰爭的末期,在英屬印度的Imphal戰役,日軍戰敗,死傷極為慘重,但當時已官拜陸軍少將的宮崎表現卻極為優異,他麾下的部隊損失與傷亡都很輕微。他對部屬很照顧,在戰場上也謹守國際交戰守則,善待敵方的俘虜,他因而得到「日本陸軍的良心」的尊稱。這就難怪,在二戰戰後他被盟軍俘虜,卻仍受敵人的敬重。

  由於宮崎家族與台灣有淵源關係,所以宮崎繁樹教授就特別關心台灣的主權歸屬與前途,他因此深愛與照顧台灣的留學生,這些學生後來多半都成為台灣民主化運動或獨立運動的重要推手。在我的學長中,有吳起宗,及台獨聯盟成員侯榮邦、陳旭生等,都是關心台灣前途的著名人物。宮崎教授一生對待及關心出身明治大學的台灣獨派志士保持友好的關係,讓我們在畢業後仍十分感念他的恩澤。

  明治大學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駿河台,它在市中心,離東京車站不遠,我因此選擇在山手線範圍內的「池袋」地方的四疊半宿舍居住,三、四十分鐘就可抵達學校,非常方便。學校附近有很多書店,一間接一間地形成書店街,它們賣學校使用的新、舊各類教科書、參考書,以及其他各類書刊,我常常獨自逛這些書店。

  1960年代,世界上許多國家出現驚天動地的革命運動,是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日本也沒有例外。也就是說1960年代也是日本學生運動及學園紛爭最嚴重的時期,它的背後有全球性的左翼反帝與反越戰勢力,還有毛澤東思想促成的文化大革命的牽扯,我那時正好在日本留學,可說躬逢其盛,目睹可怕的左派思想危害社會、國家。

  當時受到毛澤東思想與西方反戰思潮的日本激進與叛逆學生的主要訴求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自動延期,此外他們也主張校園自主化與民主化,並反對調漲學費。他們在全日本發動罷課是受到中共毛派的影響,他們使用激烈的手段破壞學校,強佔並封鎖校區,東京都內有五十五所學校的學生在校內築起封牆(barricade)建立檢查崗哨阻止師生進出上課,因此呈現學校全面停頓的狀態,學生整日頭戴鋼盔,手持木棍守衛與遊行,和警視廳的機動隊進行對抗,宛如戰爭。其中最著名的是東京大學的所謂全學連共鬪會議新左翼團體在1969年1月18日與19日兩天佔領校本部的安田講堂事件,將毛澤東照片懸掛在校園樓塔上,電視畫面傳佈全日本,甚至世界各地,使日本學界蒙羞。在早稻田大學則有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者,馬克斯主義派的鬥爭。我校明治大學自1968年起歷時一年餘的東京神田駿河台學生衝突暴動事件(又稱神田Quartier Latin鬥爭),學生佔領與封鎖學校,我們只能全面停止在校舍的上課,宮崎教授為了不耽誤我們的課業進度,因此改到教授家裡去上課,好讓我們能如期修完學分,寫畢業論文,得到修(碩)士學位。

修士畢業論文

  宮崎繁樹指導教授之課程國際公法在第一學年結束當日,告訴我們要大家在第二學年開始準備修(碩)士論文。他教導我們先決定論文主題,書寫要領,最後要通過共四位教授組成的論文口試,才算完成。之外,指導一些小細節,例如:論文提交期限、份數、口試日期等等。暑假開始,我開始思考我的論文題目,我認為論文寫作前要有幾個基本原則:第一,宮崎教授非常重視人權問題,而且今後世界一定也會注重人權政治,這是一定的趨勢,故論文要有人權中心的要件。其次,我認為祖國台灣是四面環海的島國,將來領海的問題關係重要。生活在台灣的人民需要有國家安全的保障,國際交流及經貿行為需要確保海洋的暢通,人民生計要靠海洋資源充足的提供。為此我決定研究並論述「以人權基礎之國家領海問題」為我的碩士畢業論文。

  論題決定之後,和教授商討,商討確定後就到書店街,將每本日文有關海洋論述書籍購買起來認真研讀,同時也研讀台灣學者漢文的國際公法書籍,如台大彭明敏教授的著作等等。我不利用學校圖書館,只到總會辦公室,因那兒安靜又方便,如有公事也隨時辦理,以我的日語程度可以應付研讀及書作之需。幸好,惠通公司中有一位從台灣駐日大使館退休下來的廖運和先生,在我寫好全部論文後,請他給我修正內容及文句。最後也順利通過學校教授的會面考試,我深信我的修士畢業論文是留學生中最好的論文之一。

  得修士學位後,也通過博士班入學考試,我繼續選修宮崎教授為指導老師,之後註冊並於一九七○年四月一日開始接受明大大學院法學研究博士課程。

來美國後,也參加了明治大學畢業同學在美國設立的留美治志大學學友會洛杉磯分會。

留學生的接眷

  台灣留學生大部分在出國前都已結婚,而日本當地國對於接眷沒有特別規則,只要有護照及有配偶的學生,以其居留資格證明就隨時可以接眷入國。而台灣政府的規定則留學生出國滿一年後始可辦理。我很幸運,在聯合總會工作,和林會長商量後,以他的公司名義聘請妻子為職員,再以僑委會的方便,出國約半年,一九六八年八月會長給我返台辦理接眷手續,十月五日妻兒女就來東京共同生活了。

  本來我個人租住在四疊半小房,家族來了就改租六疊的,也是小房間,有一個不到半方米寬的炊事小角;雖然如此,但全家能一起生活,心中也覺得溫暖舒適,是知足常樂的因素吧。星期天全家就到東京都內名勝古蹟,遊樂場所一起歡樂。第二年惠通實業公司負責部長張棟樑先生,他父親也是堂叔公的好友,我們認識後,張先生就將一間新建好的宿舍給我們住宿,雖然在市郊,但那兒有幼稚園可上,給女兒舜惠,兒子大慶可以接觸新朋友、學習日語,可惜他們當時日文學得非常流利,但到美國後全部還給日本了。

  我們在1970年8月15日又得到次女,淑惠(Yojie),她的出生,也是得到台灣清水的同鄉,在日本開業的婦產科陳昭俊醫師的照顧,並且介紹到東京慈惠醫院接生,平安順產,真要感謝陳醫師。

二、留日華僑聯合總會

  留學考試及格,參加教育部主辦留學生講習會,申試留學學校研究所,辦理出國手續及簽證等,很緊湊地在一九六七年年底完成一切手續。時在新年後二月正遇台灣過年,我就帶領妻兒前往社口公厝大廳向祖先上香報告,順路到族長輩肇嘉叔公住處「六然居」辭行,報告到日本留學。叔公很高興,簡短的交談賜教後,老人家很親切地交代他的秘書,我稱燕石堂叔書寫一封介紹信給東京好友林以文先生,託請給堂孫侄-嘉猷照顧指教。

  有楊家親堂大家族,一切真好。1968年2月23日我到達東京羽田機場出境後,早已約好的堂兄楊秋雄,已經備車在等候,他帶領我到他家過一夜,第二天就帶我到事先講好安排的清水人經營的一家台新旅行社臨時工作,那兒一樓是辦公室,二樓可以住宿,膳食自理,工作輕鬆,只是一天數次乘公車到附近銀行存款而已,雖沒有談到薪水,總是給我心情很好的安頓。經過約一星期,我才電話約見拜訪林以文僑領,他也很爽快地安排兩天後在他的新宿辦公室見面。當天我將叔公的介紹信給林會長,之後他請來一位公司的營業部長易先生,他也是留學生,得有早稻田大學博士學位,梧棲人。會長請他安排我在公司工作。但離開後一星期仍無消息,學校也快要開學,心裡很急,於是我再打電話給會長,而會長回話說,「你不要到公司了,到留日華僑聯合總會工作吧」。他親自給我總會地址、電話號碼,並說隨時可以上班。這真是天大的喜訊,我興奮了一整天。第二天我向蔡先生辭去台新旅行社的工作,到林會長處報到。之後在交通方便的池袋地區,離車站不遠,步行可到的小宿舍,借租住處定居下來。

  林以文先生,台中霧峰人,日治時代就留學東京日本大學,在二戰結束後是台灣人在日本發展事業的好時機,他在短短的時光就建立巨大財富,在東京中心地,新宿、池袋、涉谷等地經營地產、貿易、觀光、電影院、餐館、夜總會等多元事業,是台灣人中屬一屬二之大企業家,同時被僑界選為留日華僑聯合總會會長,並連任多次了。後來也擔任過僑選台灣立法委員。

  原來在日治時代,台灣人及華人來日本經商者很多,主要在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等地,終戰後為配合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而在各大都市成立地區的華僑總會,而各總會又聯合在東京成立留日華僑聯合總會,會址設立在東京車站前約五十公尺,步行十多分鐘的    (Maru Building)中之七樓。總會代表僑界向台灣政府的駐日大使館,僑務委員會溝通連絡,是非常重要的民間僑務工作機構。

  總會正面是東京車站,後面是日本皇宮步行可到。大樓地下可通地下鐵車站,離我校明治大學很近。

  總會工作人員四位:一秘書長陳逸雄先生,參事是我的職位,二位秘書是日本女生。辦公時間是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會長對我的上班時間沒有規定,自己配合學校自理,在辦公室也可以自修學習看書,但我很自愛,學校時間外準時上下班,晚間時常陪會長作僑務工作的應酬,同車參加各種聚會,我在工作短期間就得會長的信賴,因我工作認真、守時。薪水起薪是二萬五千日幣,三個月後,會長說要給我加薪,但被陳秘書長抱怨,後來只加三千元,所以我體會到工作守時、誠信,是服務工作上重要信條。

  我在總會的工作很單純,除安排會長的僑務工作行程外,就是一、每三個月辦理各地區華僑總會的會長聯席會議,因此也認識全日本各地僑領會長。二、辦理每年年終的招待日本及台僑政商各界人士的忘年會及正月的新年會。這兩大會工作就比較繁忙,從發數千的請帖、安排場所、餐飲酒類、接待客人都需安排妥當,所以十二月及一月是非常忙的時光。第三項是新工作,會長在1969年為獎勵故鄉台中縣留日子弟而成立林以文獎學金,這獎學金的申請、審查、發放全由本人全權辦理,從這一點我應該感謝會長的信任,而我也非常用心辦理。

  我在留日華僑聯合總會服務時間大約是兩年,也就是在明治大學碩士課程那兩年。現在回憶起來,我是同時留學上課、又在總會業務工作,兩者皆以相當認真地投入;我可以否決「目不可兩視而明」的說法,只要認真用心。在短短的兩年,會長與我的關係形同父子一般。新春我第一個前往會長家拜年;他健康出問題,我會到床邊關心;我拿到碩士文憑,全家到會長辦公處,向他致謝;會長會像阿公一樣給我的兒女糖果,多麼溫馨。會長協助辦理妻兒從台灣接來日本生活,並且特別給我宿舍一間,我岳父母來日本看我們,宿舍再增加一間住宿。有一次公司在小田原地方新開保齡球館,也特別邀我們全家參加開幕式,如同家人一般。我後來因故離開日本,別離會長到美國,有一天傳來會長因病過世,我流淚不止,如同喪失親人,非常悲痛,非常懷念。

三、兩個獎學金的故事

  在留日華僑聯合總會就職服務,自然建立了在日本台僑界的關係,包括台灣駐日大使館、僑務委員會,以及延伸到日本政經界部份;關係產生人脈,這是人生的重要寶貝。當我進入總會的第一年,在東京舉辦了世界華商會議,全世界的親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的華商,聚集東京活動,大會當然邀請林以文會長為榮譽會長,會期中林會長每天必定出席與會,我也每天陪同,並正裝參加,享受會後餐宴。每天會議場所都有變換。

  有一天,在橫濱的大餐廳聚會,會後以高級自助方式進餐,大家忙於為自己服務取餐。此時我看到有一對很高雅的日本夫婦,和服正裝端坐在角落只觀看,沒有動作,沒有受到服務,於是我就端起兩個盤子,盛些食物,很禮貌地奉上,當時那位先生微笑和藹地向我說:「謝謝朋友,你在那兒就業?」我回答,「我是學生」,之後他就給我一張名片,並說「歡迎你可以來看我,我想贈送你獎學金。」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華商會議結束後的某一星期天,我就帶領妻兒共四人,以郊遊的心情,依名片地址,乘坐地鐵東橫線去訪問那位日本紳士有緣人。下了車,走了一段路到達一小山丘,仰看前有大寺廟及學校,歡呼聲遠遠傳來,學校正在舉辦(中、小學、幼稚園)運動會,使我很驚喜。到達後請人引導去見主人,他正是著名的日本孝道教團大僧正夫婦,在大禮堂莊嚴正坐接受眾信徒的模拜。我們也去頂禮,之後他就交代一位負責人帶到會客室,送茶、日本甜點,很禮貌接待,我很有尊嚴地接受獎學金。之後從1968年5月1日起每月接受獎學金五千元日幣,直到我1971年8月告別日本。我在我的人生日記中寫道,這是種小因→結善緣→得碩果的故事。

  第二個獎學金是慈善而且富有的林以文會長,從1989年開始為獎勵故鄉留日學生,創辦林以文獎學金,每年兩名,每月可得三萬日幣,是相當大的獎學金。申請程序是委由台中縣文化民俗協會推荐。林會長又命我一人辦理審查及發放獎學金。在第一屆獎學金發放後,有一天我向林會長請問我可以申請嗎?會長回答說:「當然可以,但也要經台中縣的正常程序。」於是我就請清水的家人向台中縣民俗會申請,通過後送來日本東京,我成獎學金第二屆的得獎學生。獎學金是從林會長的私人帳戶支付,故他得每年共付72萬口袋錢,這數目如此累積下來,真是龐大的數目,所以會長要我的獎學金不付現款,用我內人的名義,在他一家房地產經營公司,以員工每月薪水三萬支付。由於這家公司營業收益很好,常常有員工特別獎金,故我的獎學金就有很多額外的收入。

  以上這兩種優惠的特別獎學金,我有幸獲得殊榮,除特別感恩外,也每個月分享奉獻給台灣獨立聯盟為運動資金,有一位侯先生每月定時來向我收取,算是轉奉獻給故鄉台灣。

四、中華料理獅子林

  1970年完成碩士論文,通過四位教授的口頭面試,又同年博士班入學考試及格後去向林會長報告,會長曾在二月初就對我說,希望我能到公司的中華料理獅子林餐廳負責經營,擔任總經理,因有持別的工作需要我去協助經營,所以我就得再以半工半讀的身份去完成學業了。

  「獅子林」是東京都內最著名的中華料理之一,由林會長大公子林瑞祥先生主持當社長的惠通觀光株式會社所有。店位於東京渉谷區中心、國鐵站前附近一棟公司所有的十層大樓中的樓下第一、二層,第一層樓是接待一般人,可容納約150人左右,二樓是大宴會廳,平時也可改成小房間,服務小型宴會。

  起先,我對會長說:我是一個單純的學生,對於作生意,餐館經營毫無經驗,負不起這麼重大責任,並且將來學校博士課程可能沈重,耽誤事業很不好。但會長很不以為然地說:台灣囝仔,要有氣魄,表現給日本人看!請不要拒絕,會長是你的靠山,一切輕鬆地應付吧,其實公司只求我將人事管理做好即可,於是我勉強答應了。公司的負責人是會長公子林瑞祥,又有很多日本人參加經營,我就職後受到很大的壓力,很辛苦,但對我而言是人生歷程中一大考驗。

  我確定到獅子林工作後的第一次習題是先到法國餐廳阿拉斯加學習餐館的服務基本篇Waiter 的ABC一個月(會長的想法),結果學習了三個月(社長的堅持)才正式到獅子林。因社長認為從零經驗到當總經理,一個月是不行的,不夠的。阿拉斯加法國餐廳是東京都最高級的一家,其店在皇宮前的大樓最頂樓,顧客都是國際級(Mizu show by)的政商界人士,我在那兒學習了很多,但對我有一最大的觀念改變是,餐館業一般被認為是「水生意,不是高級事業」。我自認我的階級是博士生,將來是學者的士大夫,怎能當餐館服務生!因此,有一次林以文會長以客人身份來阿拉斯加店看我服務情況時,我一時臉面通紅,無地自容,這種心態後來改變了,瞭解立職業無貴賤,只有職務責任有別而已;這種絕對的人權、人人平等的觀念,就是在服務餐館業時期所養成。

  在獅子林工作大約一年半,卻違反了日本的學生資格外活動法規,最終我就辭職離開了,明治大學研究所博士班也辦了休學,轉進到美國新大陸,但我無怨無悔、無遺憾。回顧這一年半,我做到了人生極有意義的如下四件事;

  一、我算報答了林以文會長的恩惠;認真、負責是我的工作原則,參加經營獅子林,成績優秀,雖然也得到獎金,但也給公司最大的盈利。

  二、在日本留學,當然得到學位、學識,但餐館經歷是額外,一般人難得的機會,這種經驗,對後來的人生也有相當影響。

   三、獲得珍貴的友情;獅子林的出入客人眾多,我結識的朋友有日本政界人物、歌星如春日八郎,電影名星寶田明,也有如山口組的兄弟、頭目,雖不一定全是益友,但可學到人性深處的真情。

  四、因為掌握有工作機會,也幫了不少台灣來日的留學生打工賺學費,如台灣大學何瑞藤教授及東海大學的李小姐日語老師;也幫助數位經濟困難的學生,它們來借貸金錢,有去無回,無借條,連名字都給忘了。人生就是如此,不求利益關係,只求初心的安祥。

Saraba-yo Nippon (再會吧,日本!)

  世界各國對於「外國人的入國管理」或者「移民歸化政策」都有法律嚴格及萬全的規定,因為要保障本國公民之就業工作機會及其各種權益。因而對於留學生入國簽證,在入國時也明明白白照會,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我雖然不是絕對的「宿命論者」,但如同一般台灣人,從小就耳濡目染「因果關係」「輪迴觀念」。這請不要簡單地用迷信來解釋。我始終深信世間的有形的、無形的自然現象的微妙、無常,循環地變換,如春夏秋冬之去去來來,如海洋潮水之漲退,比較長期的如六十甲子之終而復始,人的命運亦似如斯地循環,是有所謂的物極必反,這是從人類長期生活經驗而得,從古代數千百年先賢者統計的經驗結果。

  東瀛歲月只是短短的三年六個月,從東京羽田機場踏進日本國土,我的生活、工作、學業等一切都非常順暢,每日都是漲潮(Age Shi Ho),但達到滿潮就是退潮的開始,此時如遇瘋狗浪,就會使帆船一百八十度的翻覆。故曰,只要是人生就不得不慎耶!那麼人們應該如何對應?我想唯一要有信仰敬畏,修身以誠,以順應自然的造化,化險為夷。

  1971年是我個人人生最大的變動年,同時也遇到故鄉台灣的動盪年(國際地位大變動之苦難)。新春早早,從台灣電報傳來,最敬愛的父親於一月五日辭世,從半年前父親就臥病於床,家人因怕我分心,一直就瞞著我沒有通知(後來岳母娘告訴我,她曾經和父親商量要我回台照料,但父親說,嘉猷又不是醫師,讓他安心完成學業吧。)我是長子,父親病危、臨終不能侍奉於側,不克告別,極是悲傷,於是趕緊向學校及林會長請假奔喪清水社口,到達家前百公尺過一小橋,驟然體會父子深情,自己之不孝,終忍不住而哀傷嚎啕哭泣,跪地爬行到已經火化的冷冰骨灰罈前,這種情境使寂靜的家屬族親大眾,皆為之動容,隨之悲泣。我在家停留兩週,先安慰家母,又將慈父安葬完後才返回日本。

  從台灣回日本後,四月一日是我博士課程第二年的開學,一切如常上課、工作。但在五月底的某一天,我感覺在獅子林的店裡有些異常,突然開始好像有些騷動,不知情的我搭電梯上辦公室一看,一群日本法務部入國管理局的官員突然來到 惠通觀光會社大樓,搜證我的資格外活動有關資料,並極有可能會逮捕我。但入國管理局官員不認識我,所以我雖然在當場,卻沒有對我動手,直到公司有人請我離開。或許是林會長的人際關係而手下留情吧!過後幾天我就不再到獅子林上班,改到新宿的地球會館,也是林會長所屬公司待命。惠通觀光會社也接到通知,命令我即刻停止工作,並要接受因資格外工作的調查。此後我就數日一次到品川地方的入國管理局報到接受詢問調查。官員也相當客氣,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在公司方面,會長的大哥林以德先生,也是明治大學前輩,他和入管局關係密切,很積極地向日本方面交涉,最後的判決確定,本人不得在日本從事非法工作,但准許居留日本繼續完成博士課程,畢業後離開日本。在調查期間的有一次,調查官員展示我一張明信片,說這是有人密告我在獅子林當總經理,入管局不得不處理。本來應該將我強制遣送回國,而因關係特殊所以從寬結案,並問我今後有何打算?我回答我已經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證,又因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及台美關係在這幾年有劇變,很多台灣留學生紛紛從日本轉進美國,放棄學成衣錦返鄉的意願。

  對於我的轉進美國或留在日本完成博士學位,我不能太情緒、意氣用事,雖然不能打工,但還有兩個獎學金,加上會長提供住宿,故完成學業是沒有大問題。最後決定和林會長商研後決定去留。我向會長報告:

  1. 我已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並通過入國簽證。
  2. 畢業後日本不許可留日繼續為會長工作,台灣被退出聯合國,將來台美可能斷交,我無意回台灣。
  3. 若能在美國定居,發展機會可能較大,尤其對於子女教育及將來前途可望更好。

  會長知道我的想法,表示瞭解及同情並表示同意,會長說他的小公子最近已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餐旅業關係畢業,並有意在美國開拓獅子林事業,或可協助云云。同時我也報告明治大學指導教授,並且向學校申請休學;而學校辦理人員說,辦理退學較為方便,將來也可以隨時回來復學。

  1971年6月30日我辭職獅子林總經理,辦理明大退學,處理一切家庭事務,於8月28日全家五口從日本返回台灣準備重新出發到美國,發展新希望,追求美國夢,但在飛機上看到妻子在暗地裡流淚,我心也極不拾。再見日本東京!

  在機上,我回憶起日本移民官出來給我的那一張重不到一兩的明信片,寫信人和我沒有仇恨,只可能出自他的嫉妒心而改變了我的人生,但由小變大,而前進成為有新夢想的世界、新將來,我該懷恨或感謝這位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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