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心念念一間厝 ─陳隆豐律師談紐約台灣會館的故事(中) ◎楊遠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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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豐律師伉儷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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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後期,昔日參加福爾摩莎俱樂部的留學生們大都已學成業就。大家有點經濟基礎後,便紛紛購屋,居住的地方已不再侷限於哥倫比亞大學附近,而是分散在曼哈坦、皇后區、長島和紐約上州等地方。

進入八十年代,由於美國修改移民法,依親來美的台灣移民與日俱增,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 逐漸成為新移民的集中地。一些台灣來的醫師、律師、房地產商…等從事專業或服務業的人亦紛紛遷到法拉盛,因此法拉盛的緬街(Main Street)中文行號林立,逐漸有「小台北」之稱。

陳隆豐自在紐約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即順利通過紐約州律師資格考試,留在曼哈坦工作。數年後,他亦搬到已逐漸形成紐約台灣人社區中心的法拉盛,在那裡設立律師事務所,同時繼續活躍於台灣人社區。

海外台灣人運動在八 十年代非常蓬勃,不同性質的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成立。為了凝聚台灣人的力量,許盛男醫師在1982年首創協調各社團活動的「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由他出任首任會長。1983年,會長一職由從事台灣人運動的黃再添繼任。

這段期間,陸續有不少同鄉提出合購一棟「咱的厝」的建議,甚至有人主張徵收人頭稅,也就是每次聚會時,每人多收一塊錢,充當籌建台灣會館的籌備基金。但這些建議都只停留在討論的階段,台灣同鄉會仍然租借華格納高中辦活動,「咱需要一間厝」的念頭也繼續存在許多人的心中。

黃再添出任紐約/紐澤西台灣人社團聯合會長後,決心將「紐約台灣會館」的理念付諸實現。他一方面委託從事房地產業的楊宜宜規劃購買會館的細節,另方面公佈「群眾募款辦法」,然後在十一月廣發請貼,邀請有志之士到鄉親林炯冠開的東園餐廳,參加「台灣會館建館委員會籌備餐會」。

根據黃再添的描述,那晚的「鴻門宴」氣氛非常熱烈。大家明知去了會破財,卻也踴躍地出席,整個東園餐廳的二樓擠滿了人。眾人熱情地發言,不僅認為「咱需要一間厝」,而且「要蓋就得蓋得體面些,不能輸給日本會館或中華公所太多」。

於是當晚就成立了建館執行委員會,並且達成多項基本的建館共識。兩星期後,建館執行委員會委員們假賴弘典醫師診所召開第一次會議,公推陳隆豐律師為「紐約台灣會館建館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隆豐說,他到東園餐廳開會,僅是出於關心,沒料會被選上建館執委會的主任委員。但是既被人派定,就得認真去做。何況過去多年,他曾為幫同鄉會尋找開會的場地,多次到處打電話接洽,如今難得大家有建館的共識,更須把握機會,全力以赴。於是他開始隨房地產仲介人,到處看房子,一心想為紐約的台灣人找一個永久的「家」。

「當時,曼哈坦的房價已經相當貴。」他說:「跟曼哈坦相比,法拉盛的房價顯然合理許多,而且前景十分看好,搬到法拉盛的台灣人也會越來越多,因此決定在法拉盛覓尋會址。

「但是,法拉盛的房產在八十年代炙手可熱。」他接著說:「只要有人講價,不久就有人加價。有一次,執委會看中了Bowne街的退伍軍人俱樂部,價格都已談妥,第二天將簽字。沒想到成交前一天,紐約時報刊出法拉盛房產將大幅上漲的新聞,賣方立刻反悔,結果交易沒達成。」

如此尋尋覓覓,有一天,陳隆豐獲悉法拉盛市區的北方大道(Northern Blvd.)上有一家關閉的夜總會的房子剛上市,立刻和房地產仲介人趕去看房子。看了以後,他覺得那地點真好。

「那是一個交通方便、鬧中取靜的好地方。」他說:「北方大道是曼哈坦通往長島的必經要道兩旁有成蔭的綠樹,路中有寬廣的綠島。建築本身斜面對百年歷史的市政廳,左鄰是近百年歷史的軍械庫,右鄰是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魁克教聚會所(Quaker House)。整個地區是法拉盛著名的『歷史一哩路』,環境非常優美。更難得的是距熱鬧滾滾的緬街等商業區不過短短的兩、三條街,走路幾分鐘就到。」

於是,陳隆豐興致勃勃地帶了執委會的一票人來看房子。大夥兒對這地點十分滿意,便開始進行殺價。當時,賣方喊價一百萬,執委會出價七十萬。就在討價還價的過程裡,執委會還得不斷地商討籌款與貸款的事宜。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1985年八月,交易正式完成,紐約的台灣人終於買了一間大家共同的「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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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台灣同鄉會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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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豐說,當時紐約的同鄉決議以股東認股的方式來購買「紐約台灣會館」。先由樊豐美、李汝城及他等三十七位股東共同登記成立「Taitower公司」,每股一萬兩千五百元,一共五十股,合資買下北方大道上的那所房子後,再以每年象徵性的一塊美金租給「台灣會館」。至此,「咱的厝」的初步模型總算呈現。

Taitower公司買下房子後,因為建築本身已有六、七十年歷史,且前身是間夜總會,需要全面整修,於是委託洪老得建築師設計會館,由春銘公司承包工程,在1986年一月開始進行改造工程。

「許多鄉親都對會館貢獻了心力。」陳隆豐說:「譬如,股東之一的樊豐美是位有執照的工程師,從頭到尾盡心盡力地監督會館的營造。洪老得建築師特別為會館設計富有鄉土氣息的瓦厝外觀,呂明森為會館設計別緻的標誌(Logo)。還有許多同鄉視會館需要,慷慨贈物,甚至把家裡美麗的畫都拿到會館擺設。從許多小地方都可以看出鄉親們對「咱的厝」的重視,大家都希望把會館佈置成一個美麗的家。」

1986年七月十九日,在眾人歡喜慶祝下,「紐約台灣會館」終於正式開幕!其時,美國的景氣一片大好,鄉親們的事業欣欣向榮,台灣會館的前途也充滿光明。

「問題出在1987年的黑色十月。」陳律師說:「那年十月,美國股市崩盤,景氣迅速下滑,到處都在裁員,同鄉的經濟大受影響,連帶地募款變得相當困難。創館的有志雖有熱忱,卻無餘裕,所募到的款額離償還銀行的貸款總有一段距離。如此本利相交,加上每年營運都需要一筆開支,結果不到幾年,台灣會館就墜入財務困難的深淵。」

1991年,Taitower公司向銀行的貸款,本利累積已達一百三十多萬美元。為了償還債務,股東們無條件地放棄股權,將Taitower公司全部捐給紐約台灣會館,並且發起千人千元募款運動。該次募款募到了一些錢,使會館暫時渡過難關,但仍危機重重。

1993年,兩家貸款給台灣會館的銀行─亞細亞銀行與冠東銀行同意酌情減貸,將會館的負債裁定為九十八萬美元,然後發出最後通牒,限會館必須在三月底以前償還所有本利,否則將予拍賣。

台灣會館的理事會為此再度發起大規模的「救會館運動」。前前後後,捐款的同鄉多達四百多人,募到了將近六十萬美金,情況非常感人,但離該償還的款額還是差了一點,會館依舊難逃被法拍的厄運。

到了三月,眼見長期的奔波落得回生乏力的下場,陳隆豐的心情跌至谷底。

那是一個充滿無力感的星期日清晨,他接到一通來自台灣的電話。那是他的老媒人蔡同榮打來的。早些年,蔡同榮等多位對台灣有政治抱負之士即陸續回台,另謀發展。結果,蔡同榮與當年曾任紐約台灣會館館長的許添財後來皆成為台灣的立法委員。

電話那頭,蔡同榮說,他和許添財準備在星期一的立法院會裡提案,要求僑委會幫助紓解紐約台灣會館的困境,希望陳隆豐馬上傳真一份提案書過去。

「提案書怎麼寫?我不曾在立法院待過,也已離開台灣二、三十年,怎知台灣立法院的提案書是什麼型式?」放下電話,陳隆豐抱怨道。

但是他太太玥娟一聽,立刻正色說:「你今天什麼事都不能做,就坐在這裡,寫救台灣會館的提案書,一直到寫到完為止!」

畢竟,這是他們惟一的希望。於是陳隆豐坐下,一字一句地寫救會館的提案書,再傳真到台北。

所謂「山 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紐約台灣會館命運的寫照。當眾人萬念俱灰之際,她竟意外地起死回生。曾與紐約結緣的許添財和蔡同榮兩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裡正式提案,要求政府貸款,支持紐約台灣會館的延續。

據說這個案子曾送至李登輝總統處,結果在三月底,在僑務委員會協助下,由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四十萬美金給「紐約台灣會館」。由於之前已從各界募得近六十萬美金的捐款,加上這筆貸款,台灣會館終得還清債務,繼續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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