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戀福爾摩莎 -人權工作者韋傑里博士的故事- ◎ 楊遠薰

戀戀福爾摩莎

人權工作者韋傑里博士的故事

楊遠薰

美國華府(Washington D.C.)是全球政治、外交遊說工作最多的地方。關心美、中、台關係的人都知道華府有兩位身材高大的荷蘭人無時不刻地為台灣前途打拼。他倆就是律師出身的昆布勞(Coen Blaauw)與工程博士韋傑里(Gerrit van der Wees)。

韋傑里博士自1980年以來,定期發行《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的英文精美小冊,報導當今台灣政治、社會發生的事情,寄發給全球各國與台灣事務有關的單位與人士,以期增進他們對台灣的瞭解,三十多年幾無間斷。晚近九年,他自歐洲的服務單位退休,加入華府的「北美洲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註一)」,全職為台灣的利益,從事對美國國會的民間遊說工作。

甫從台灣到美國華府的人,都好奇這位「阿凸仔」怎會對台灣的事情如此瞭解與熱心?這發展怎樣麼來?且聽韋傑里博士與太太陳美津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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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傑里是荷蘭人,一歲時,即隨被派往印尼工作的父母到印尼的雅加達,一住十一年。

他說:「我從小就跟不同族裔的孩子玩在一起。因為我在印尼就讀荷蘭小學。許多印尼人、中國人與西方國家的人都送他們的孩子到荷蘭學校唸書。」

他的媽媽在印尼又生了兩個妹妹。十二歲時,全家遷回荷蘭,住在中部一個叫Utrecht的小城。父母送他到離家二十英哩外的一所教會學校唸中學,他每天騎單車通學,來回二十四英哩(40公里),風雨無阻。

「我們荷蘭人到哪裡都騎單車,所以身材才會這麼高。」六呎多高的韋傑里站直了身子,笑著道。

十六歲時,他首次到美國,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在美國紐約上州的一個美國人家庭住了一年,就讀當地的高中。

「這位當年照顧我的美國太太就成了我的美國媽媽。」韋傑里說:「她今年九十五歲了,我與美津迄今每兩個月就去看她一次。」

自美國回去後,韋傑里進荷蘭的Delft科技大學,主修太空工程。Delft科技大學要唸六年,等於大學加碩士課程。唸完大四那年,他第二度到美國,在休士頓的美國太空總署實習一年,因此對美國的生活與語文都更加熟悉。

再度自美國回去後,這位個性溫和、講話很有調理的荷蘭青年繼續在Delft科技大學唸了兩年書,取得文憑後,第三度到美國,進西雅圖(Seattle)的華盛頓大學(Univ. of Washington),攻讀太空工程博士學位。

當時是1971年,時年二十五歲的韋傑里志在當太空工程師,不曾想到會與遙遠的台灣結下任何奇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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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多元文化的背景與天生友善的性格,韋傑里就讀華盛頓大學研究所時,與各國來的研究生都相處得很好。他時常應邀至不同國家的同學會,傾聽他們的想法與意見。

逐漸地,他發現在威權統治下的國家,都有政府迫害政治異己的現象。深富正義感的他遂在校園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華盛頓大學分會」,開始關懷世界各國的政治良心犯。

其時,台灣正面臨退出聯合國、不知何去何從之際。不少人認為若不作改革,台灣很快會被中國併吞,因此冒被捕的危險,呼籲政府改革。海外則有更多鄉親經常聚會,討論台灣前途,並支援島內的民主人士。這時,執教華盛頓大學的沈富雄教授、李英偉教授夥同一些學生,成立「台灣學生社」,經常舉辦活動。他們每有活動,便邀請國際特赦組織的韋傑里參加。

1973年秋,台大外文系畢業、甫在洛杉磯的加州大學獲得新聞碩士的陳美津到華盛頓大學,改讀經濟研究所。她到華大後,便應朋友之邀,參加「台灣學生社」舉辦的活動。在活動中,她認識了韋傑里,很訝異地發現這個碧眼白膚的歐洲青年竟比自己更知道台灣的事。

美津說,她生長在台北,從小就學會不觸及敏感的政治議題。因為她最小的叔叔在1947年時還是個青年學生,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那幾天,上街去買東西,從此沒有回來過。家裡一直沒收到認屍的通知,但此後沒有人見過他。這件事成了家裡一個很大的陰影。大家心照不宣,避談這事,只有祖母有時忍不住,談起小叔,便眼淚掉不停。

用功讀書的美津自北一女、台大,乃至美國留學,都一帆風順。認識韋傑里後,她赫然發現自己對故鄉的瞭解實在有限,於是經常與傑里一起探討台灣的各種議題。

當時,台灣發生一件政治犯脫逃事件。高雄鳳山有位叫楊金海的的生意人,曾大力支持顏明聖競選立法委員。顏明聖落選後,他旋即被捕,接著被判刑,很快地移送綠島服監。

楊金海被捕後,遭受各種殘酷的刑求,以致患有嚴重的胃出血。在送往台東醫院就醫的途中,他竟拎著輸血袋脫逃。逃亡期間,他投書申訴他在獄中所遭受的各種不人道的刑求,引起各方的關注。

這時,在華大從事人權工作的韋傑里等人都很關心楊金海的下落。當楊金海不幸再度被捕後,國際特赦組織華大分會便認養楊金海為特定關懷對象,一方面寫信給國民黨政府官員,關切楊金海的健康與獄中待遇;另方面經常寄慰問卡和襪子等小禮物給獄中的楊金海,表達關懷之意。

隨後,韋傑里從關心台灣的人權發展至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他於1975年邀請彭明敏教授到華大演講。他說,演講之前,他在校園張貼海報。結果每貼一張,就被撕掉一張,於是回頭重貼。他說,他整晚都重覆做這事。

結果演講會那天,慕名而來的聽眾坐滿全場。為提防國民黨學生滋事,韋傑里整晚都在會場入口處把關,直至演講會結束。

彭明敏演講會後一個星期,他與陳美津便結了婚。這時,他已自太空工程轉至跨學科工程(Interdisciplinary Engineering),不僅補修了許多學分,更在隔(1976)年偕美津赴非洲的坦桑尼亞,蒐集博士論文《開發中國家的技術轉移》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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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傑里博士與陳美津合影於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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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韋傑里與陳美津自非洲回西雅圖後,發現台灣的民主抗爭與日俱增。自1979年開始,韋傑里每月寫一頁的新聞信,向國際特赦組織報告台灣的人權情況。

不久,「美麗島」雜誌社成立,韋傑里與之聯絡,得到更多資料,新聞信便從一頁變成兩頁、三頁、四頁…。等到年底高雄事件爆發,全島進行大逮捕,傑里的新聞信竟厚得像一本書。

高雄事件發生後,韋傑里夫婦不分晝夜,到處打電話查詢被捕人士的名單與資料。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他用打字機打出一份厚厚的報告,提供七十四位被捕人士的名字與資料給國際特赦組織,同時將這份報告的影本寄給許多國際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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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打字機打出的《台灣公報》

往後幾期的新聞信,他都詳細報導高雄事件的軍法審判、施明德逃亡、、林義雄家血案…等當時最震撼的新聞。由於當事人皆在牢裡,韋傑里蒐集不到他們的照片,便花錢請一位日本畫家根據資料,繪製一系列的人頭圖,包括施明德、黃信介、林義雄、姚嘉文、呂秀蓮、陳菊、張俊宏、林弘宣、紀萬生等,公布在新聞信上,以便發動全球性的救援。

高雄事件發生一周年後,由於新聞信已太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的名字亦太長,他們乃決定發行小冊子般的新聞報,更名為「Taiwan Communiqué(台灣公報)」。

早期「台灣公報」的圖徽由韋傑里設計,就是「台」字下面的方格裡,有兩條鐵柵,象徵著黑牢,兩隻手緊緊握著鐵柵,焦慮地等待救援,道出在那流血淌淚的年代,被捕的政治良心犯是多麼地無助。人權關懷者則猶如暗夜的燈火,點燃了許多受難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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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公報」的圖徽

1981年,韋傑里終於取得華盛頓大學的跨學科工程博士,回荷蘭就職。回首在西雅圖十年的求學生涯,他不僅修習許多工程學分,更修習更多的人權學分,同時亦獲得一個台灣老婆,與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在打包回荷蘭之際,他們發現在美國實有太多載不走的回憶。

回荷蘭後,他們住在國際法庭的所在地海牙(Hague)。韋傑里在政府機構上班,美津在家彙集資料、從事翻譯,幫助傑里繼續編寫《台灣公報》。兩人繼續關懷台灣的人權與民主。

八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前仆後繼。前輩入獄,後輩繼續前進。《台灣公報》記載著各種爭取民主的史實,包括黃天福、陳水扁和李逸洋的「蓬萊島」案件,以及鄭南榕的自焚等等。

那時,周清玉在台灣辦《關懷》雜誌,報導台灣的政治犯與家屬的狀況。《台灣公報》與其聯絡,獲得不少人權消息。1983年,他們邀請時為國大代表的周清玉到荷蘭訪問,向荷蘭的國會議員及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陳述台灣政治犯的情況,得到許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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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傑里博士2014年攝於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同時,荷蘭的國際特赦組織收養呂秀蓮與張俊宏為關懷的對象,寫了很多的信到台灣。後來,出獄後的呂秀蓮在訪問荷蘭時,向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說,她雖沒直接收到國外寄給她的信箋與禮物,但輾轉聽到她有很多來自荷蘭的信,而且信件越多,她在獄中的待遇就越好。

為探望獄中的政治犯,韋傑里與陳美津分別在1984年與1986年訪台。1986年入境時,他們遭到警總的刁難,直到他們簽下「在台期間,不舉行記者會,不公開露面、演講與遊行」的同意書後,才得以入境。

時逢台灣的縣市長選舉,他們從北到南,觀察競選活動。最後一天,回到台北,他們到板橋參加台北縣長候選人尤清的造勢晚會。結果尤清從人群中看到個子高出別人一個頭的韋傑里,立刻透過麥克風向大家介紹說:「這位就是我們荷蘭來的朋友!」

現場立刻響起如雷般的掌聲,韋傑里盛情難卻,便向大家揮揮手,掌聲愈加熱烈。結果,這短短幾分鐘的露面,竟讓他成為警總黑名單上的人物。爾後長達七年,他幾度申請來台,都得不到簽證。

那些年,「邁向民主」像部大機器,在島上不停地滾動。《台灣公報》詳實地記載著這些劃時代的轉變。看到台灣解除黨禁與報禁,廢除萬年國代、刑法一百條,乃至戒嚴法,他們對台灣充滿了希望。

1993年三月,韋傑里總算拿到入台的簽證,趕緊與美津買機票回台灣。令他們興奮的是那次回台,昔日牽掛縈心的政治難友皆已出獄,倒是因為黑名單尚未解除,監獄裡多了一批自海外潛回台灣、自投羅網的獨派人士。

傑里與美津於是到土城看守所去探視張燦鍙、王康陸、李應元和郭倍宏等人。在獄中,他們見這些服刑人神色自若,談笑風生,與從前坐牢的人憂懼黯淡的神情迥然不同,不禁頗有「時代不同」的欣喜與感嘆。

那年的下半年,台灣所有的政治犯皆陸續出獄。「一個都不剩!」韋傑里開心地說,真不敢相信從事關懷台灣人權二十年,竟有如此令人欣慰的成果!

1994年初,陳美津興奮地告訴華府的友人一個好消息:傑里將調往華府工作,他們將搬回美國!然後,隨著他們的搬至華府,《台灣公報》的總部亦遷至華府。

九十年代,《台灣公報》的內容轉為注重台灣安全與提昇台灣國際地位,發行量亦越來越大。他們除了寄給美國國會議員外,亦寄給國際主要報刊雜誌、聯合國的各國代表、各地東亞研究的智庫以及海外台灣鄉親們。

由於《台灣公報》品質精美,內容豐富,頗受好評。然亦因發行量增加,無論財力或發行工作,均需同鄉的支援。於是往後五年,不少同鄉出錢,不少同鄉出力,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工作團隊,使他們在華府的日子過得豐豐盈盈。直到2001年,韋傑里再度被調回荷蘭,他們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5

2000年三月,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民進黨首度執政。韋傑里夫婦和許多長期關心台灣民主的鄉親一樣,無比興奮。為了見證台灣政權的和平轉移,他們特地買了機票,飛回台灣,參加五月二十日的總統就職大典。

回憶當天的情況,韋傑里高興地說,總統就職大典後,他們與其他的海外人士一起到總統府,拜會總統。輪到他們與陳總統握手時,陳總統對他們說:「我知道你們為台灣所做的一切,真多謝。」

就這麼一句話,令他們覺得很溫馨。接著,他們在2001年搬回荷蘭,繼續以往在歐洲的生活,也持續發行《台灣公報》。民進黨執政八年,最令他倆欣喜的莫過於2007年時,他們應邀回台參加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揭幕式。

「那地方從前是關了無數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韋傑里說:「經過大家不斷地努力,演變到台灣沒有政治犯,看守所成為人權文化園區,這是多麼令人驕傲的成就啊!」

他接著說:「但是民進黨執政後,台灣仍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我們關心的議題也因此由過去的人權與民主轉為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國家安全。2008年國民黨重掌政權後,我們尤其為台灣在經貿、文化等各面過度傾中而憂慮,因此在《台灣公報》上不斷地提醒與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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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傑里在2005年時獲悉華府的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需要生力軍,乃向服務的機構申請退休,然後偕美津自歐洲回美國,加入FAPA的工作團隊,全職為台灣的利益打拼。

FAPA是個由台裔美人組成的美國民間組織,經由國會議員、美國智庫等影響美國對台的政策。韋傑里的一大工作便是與美國參議院的議員與助理們時常保持聯繫,在有關台灣的重要議題上,請他們為台灣發聲。此外,他也經常參加華府各大智庫所舉辦的有關台灣議題的研討會,並與美國行政部門的相關官員進行良好的溝通。

FAPA總部每有特定活動如安排李登輝總統訪問華府、舉辦青年領袖訓練營…等等,韋傑里皆都全力參與。《台灣公報》則隨他的加入FAPA,而成為FAPA對外發行的刊物。這份韋傑里視同自己孩子的刊物如今已邁入第三十五年,仍在繼續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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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報》成為FAPA刊物後,圖徽更改為 FAPA的logo。

在生活上,韋傑里夫婦經常參加華府台灣同鄉的活動,每週日亦到華府台灣基督教會作禮拜。傑里甚至參加教會的聖歌隊,與隊友們一起吟唱台語詩歌,讚美上帝。

美津說:「初認識傑里的那些年,我常訝異傑里為什麼會那麼熱心地關心台灣的政治犯。他就對我說,因為他來自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身為基督徒,就是要效法耶穌的精神,隨時幫助有所需要的人。我後來與他生活久了,發現他那種想要幫助別人的意念始終如一,不禁受到感動,也因此跟著信主。」

生命之河不斷向前流。韋傑里從一個志在當太空工程師的青年到一個無時不刻關心台灣的人權工作者,感到上帝的帶領實在奇妙。他對台灣現今的發展十分樂觀,也對島國的未來寄予許多期望。無論回首或前瞻,韋傑里覺得這片濃農的福爾摩莎戀情使他的人生更豐富,也使他的步伐始終走得堅實又有力。(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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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傑里夫婦與會友龔斐蓓、陳雪霞合影於2014年教會的靈修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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