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來時路 @ 翠屏(蔡淑媛)

我的寫作來時路    

翠屏(蔡淑媛)

從小就發現數學是我命中的天敵。小學一到四年級時,加、減、乘、除的換算,只要按部就班,勤加練習,總是有驚無險,順利過關。但是到了五、六年級的「流水問題」、「植樹問題」、「雞兔同籠」搬上教室的台面,我「數學癡呆」的症頭就逐一出現。腦筋打結,悽惶無助之餘,不免對自己怨嘆,對別人生氣,還忍不住在內心「碎碎念」~是什麼人「吃飽休閒無代誌」,把雞跟兔關在同一個籠子裡數一共有幾隻腳?

對於數學逃之唯恐不及,文史的功課卻對我有致命的吸引力。特別是中文(一般所謂《國語》),只要是押韻的短歌或詩詞的課文,輕鬆看過兩三遍,就能牢記在心,琅琅上口。五年級時,已忘記從哪裡借到兩本世界著名的兒童文學譯作~《愛的教育》與《苦兒流浪記》。當時心情如獲至寶,再三捧讀,不能罷手。這兩本書為我開啟了至今依然熱度不減,閱讀中外文學著作的心靈窗口。

升上六年級時的級任導師姓李,是個業餘作家。大概由於喜愛閱讀的關係,我的作文程度突飛猛進,不是自己在“bun 家規”(吹牛),是李老師口頭的讚揚。作文簿上開始出現李老師批註的「佳作」或「詞精意達」等評語。李老師有用紅筆在每段佳句左邊劃聯圈長條的習慣。每次拿到發放回來的作文簿,我最在意的是,得到多少紅圈條。我巴不得每天都上作文課。李老師常把登載他作品的報紙副刊張貼到教室的佈告欄。我看著看著,小小的童心開始希望自己的作文也能變成鉛印字,登到報紙上,那時還不知道有稿費可賺這件事。

有一天,不知道是否心電感應,李老師忽然叫我把作文簿裡其中一篇,用格子紙謄寫清楚,他要幫我投寄到「國語日報」社。投寄的稿件如石沈大海。我生命中第一次文字外銷的嘗試,想當作家的美夢,最終以「望穿秋水,不見鉛印的字影」為收場。經過李老師一年的調教,我對於寫作逐漸產生信心,同時也自我警惕,為了考上理想的學校(初中、高中直至大學),數學既然已前途無「亮」,唯有靠文史的成績來補足。

初中如願考上「省立高雄女中」。懷著滿滿的期待,準備在全新的舞台大展身手。初一的「國文」老師姓張,湖南人,是跟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的流亡大學生。也許因為思鄉情切,他給的作文評分不是甲、乙、丙、丁、戊,而是「秋、月、照、瀟、湘」。記得開學不久,第一次拿到作文分數時,全班小女生頓時傻眼~妳看著我,我瞪著妳,不知得到的是「蝦米碗糕」的成績。正當全班學生如濃霧罩頭,搞不清方向的時候,張老師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大大方方的五個字:秋月照瀟湘。之後他開始解釋:「湘水是湖南省最長的河流,所以湖南省簡稱“湘”,瀟江是其最大的支流,相傳上古時代…‥。」小女生哪裡能等到他把「上下古今,中華五千年輝煌的歷史與文化」講完?只聽了開頭兩句,每個人的耳朵就自動閉塞,眼睛迫不及待地往自己的作文簿上掃瞄,頭腦同時忙著文字的對等切換。看到自己得到的「照」字切換過去,竟然成為一個「丙」字時,我腦海裡轟然一聲差點昏倒。

作文得「丙」對我來說簡直是生平的奇恥大辱。從此以後,每逢作文課,我無不用盡洪荒之力,引經據典之餘還不忘加油添醋,把起、承、轉、合的全篇行文構想鋪排得天花亂墜。張老師大概喜歡「這一味」,此後我的成績永遠在美麗的秋月周邊徘徊。其實,張老師對我後來的寫作歷練也有很大的幫助。他除了教授課文,還經常介紹琳瑯滿目的唐詩與宋詞,同時要求我們背誦與默寫。同學們唉聲嘆氣,愁眉苦臉,而我卻喜上眉梢,樂此不倦。我對數學的理解力近乎零,但是對詩詞的記憶力卻是一級棒。時至今日,初一時代背誦過的詩賦與詞曲,我有些還深深刻印在心版上。我經常引用或拍散、重組一些經典名句,融入自己的散文作品中,得到不少讀者相當程度的讚賞。

初中歲月轉眼流失。進入高中以後寫作文已經得心應手。高二時,不經意把作文簿裡一篇article (可惜已忘記篇名與內容)投登「工商日報」。之所以投寄這份當時發行量並非最大的報紙,是因為家裡正好訂閱這份報。五年級時投寄「國語日報」失敗的痛楚還未全然忘卻,所以對於這次的嘗試並不抱著太大的期待。因為是自己私下的行為,以為既使失敗,也不會有人知道,所以稿件寄出之後,我還是「老神在在」地過著尋常的日子。哪裡想到,兩個星期之後,一個陽光亮麗的星期日早晨,我攤開報紙,一眼就看到自己的著作與筆名出現在副刊的頭條,旁邊還附有美麗的插圖。超越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回想當年事,依然能感受到那份驚喜與雀躍。

記憶中最深刻的是,我的外公竟然比我更興奮。他學歷低,台灣日治時代只念到「公學校」(等同現在的小學)四年級。他自teen age 開始,就在「打狗(今高雄)磚窯株式會社」當小工。因為勤勞刻苦又聲如宏鐘,獲得日本「頭家」的賞識,逐漸升任為「工頭」。每當清晨五、六點工廠開工,他一聲號令如雷貫耳,近百位工人各就各位,分頭作息。二次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日人被迫遷離台灣。匆促離去時,日本頭家把「磚仔窯會社」轉贈給外公經營。外公因而致富。他從一個敗家的「阿舍哥」手裡,買下一棟有雕花欄杆,巴洛克式建築、美輪美奐的西洋三層樓。

外公雖然已成地主富豪,但對於自己不太高明的學歷存有一絲自卑感吧!他拿著刊登我作品的剪報,直奔一位老朋友庭院深深的古厝宅,拜託那位高雄聞名的書法家兼詩人逐字解釋給他聽。事後我們在家裡抿嘴偷笑。根據我母親的說法,外公雖然學歷低,但是他收工後晚間曾在私塾廢寢忘食苦讀了好些年。對於我那篇高中女生不怎麼深奧的作品,外公不至於無法閱讀。他此番作為,一定有炫耀家門的意思。~~「看!我的學問雖然不如你,我家出了一個女秀才喔!你家有嗎?」不巧那位書法家/詩人的「細漢查某子」卻是我的小學同班好朋友。這件事讓我又得意又「歹勢」地過了好些天。

我高中時代那些年的校際演講比賽(大都由青年反共救國團主辦),不知為何總是當場抽題,參與者必須立即執筆揮毫,撰寫演講稿,然後限時上台。其實學校裡「國語」說得字正腔圓的學生(外省籍)大有人在。但是基於這種「要會寫作文」的必要條件吧,我經常是教務主任或教官指派的當然代表。

我記得演講題目不外是「我們為什麼要反共抗俄」或類似的題材。這些老生常談,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難發揮。只要把「朱毛共產匪幫暴虐無道,山河變色,生靈塗炭,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反共抗俄,拯救大陸苦難同胞,讓青天白日的旗幟,重新飄揚於南京中山陵上,以慰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標準的反共八股置入講稿內,然後裝腔作勢、吆喝一番就能充數。記得還經常得獎,奪得錦標,為校爭光喔!

高三那年的國文老師姓程,山東籍人士,圓滾身材,看起來已近六十的年歲。他說一口山東國語,聽起來還真傷腦筋。上作文課時,我的毛病是文思潮湧,欲罷不能。記得跟我患了同樣毛病的,還有另外一個同學名叫黃春英。當別人「功課完畢太陽西,收拾書包回家去」之後,我們倆卻不約而同地背上書包,手拎著筆墨硯台,蹣跚走向程老師的宿舍。

那時逃難來台的單身教員好像都住在學校。簡陋的木板門上鋪著薄薄的屋瓦,離離落落的竹籬圍牆隔開宿舍與教室。那就是他們離鄉背井,流落台灣安身立命的地方。我跟春英並坐在門外鳳凰木大樹下,老師為我倆排好的課椅上,慢條斯理地寫作文。向晚風起,落英繽紛,豔紅的鳳凰花片不停地飄落到我們的髮梢與肩膀上。

當畢業的驪歌響起,我去請程老師在「畢業紀念冊」上留字時,他寫了幾句如下的話語~~淑媛寧馨兒也。喜為文尤工抒情,下筆千言有汨汨其來之勢。近練習理論諸作,見解獨具,辭意兼善,益覺趣味盎然。後生可畏,希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則將來成就可期待也。~僅以此書卷勵勉之。」當我前去取回紀念冊時,他告訴我:「如果不讀中國文學系就不要回來看我。」畢竟還是沒有遵循師長的教誨,沒能完成他對我殷殷的期待。以致於,大三那年暑期返鄉,聽到他因急症去世的噩耗時,我竟然心虛到不敢到他靈前去上香。這已成了我終生的憾事。

在感傷的驪歌聲中,依依不捨地與同窗三年(或六年)的朋友珍重道別。懷著滿滿的感傷,大家分別奔向各自的大學。至於那些聯考歹運落榜的同學,則早一步進入社會謀生,兩三年後遇到心儀的對象,為人妻復為人母,過起與學生時代全然迴異的生活。

我抱著一腔寫作的熱枕,懷著當大學「新鮮人」滿滿的期待,在高雄車站告別諸親友(在1950年代,台北對於高雄人來說,有如天涯對海角,所以有眾多親友到車站送行),搭上八個多小時的漫長夜快車,前往台北直扣X大女生宿舍的門寰。

我投稿的園地是當時台北三大報~~聯合報、台北新生報以及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的副刊。那時,除了上課跑教室,大半時間都躲在圖書館,或者寢室裡,狼吞虎嚥高中時代未曾讀過的文學經典書籍。每當心有所感,就提筆埋頭「爬格子」。那時的稿紙上印滿方格,作者必得一筆一劃把字句填寫進去。修訂或補漏非常困難,比起今日的電腦打字,增刪補寫之方便迅速,真的已成隔世。

我那時對於報社的投稿,雖然不是每投必中,但是戰果還算不差。由於不斷地狂讀(文學著作)勤寫(文稿)的結果,我在大一中文課上的作文表現,得到老師很大的讚揚。曾經有一次,老師在班上當眾朗讀兩位學生(男女各一)的作品。她先朗讀男生的作文(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一位戲曲院士。對於台灣布袋戲、歌仔戲曲有獨到的研究與貢獻)。老師停了片刻之後,再度朗讀的,竟然是我的作文。那時我的感覺是忐忑、欣喜與意外三種心情慌亂的交雜。來自「下港」高雄的南部囝仔,面對全班過半數,滿口字正腔圓「國語」的台北超級女校的高材生,我作夢也沒想到會得到這份殊譽。

五0年代末期的大學女生宿舍庭院深深、門禁森嚴。當時還派有軍系女教官長住在裡面。所有住宿女生的信件都由門房代收,男客來訪,也都要先登記再經過門房的通告。記得那些年在門房值班的是兩個年輕女孩,其中一個長得圓潤豐滿,名叫淑姬,她的嗓門特別豐厚。若有信件或郵寄物,淑姬或另外那個女孩(名字惜已忘記)就會到我們二樓樓下,寢室門外的草坪上大聲呼喝~~XXX,有信(或包裹),或 XXX,外找。因為等待報社的稿費通知單,我算定郵差送信的時刻,早晚兩次都要前往門房那邊跑,因而與兩位女孩混得極熟。她倆對我的呼叫聲聽起來似乎特別悅耳親切。過了這麼多年後的今天,驀然回想,耳邊似乎還聽得到她倆清亮、高亢的嗓音。

有一次,淑姬叫我去拿信。我以為是期待中的稿費,興致勃勃跑到門房去。淑姬交給我一封淺藍色信封,我拿起一看,是一封「生份人」的來信。打開信封,看到信末署名Jane,是一個熱中於文藝創作的女孩。她在信裡說,為了能有更寬廣的寫作環境,她自彰化隻身前來台北。她一手秀麗端莊,令人驚豔的手寫字體,為她在人海茫茫的異鄉謀到一份尚足溫飽,「代書事務所」文書抄寫員的工作。這就是我與Jane綿延半個多世紀至今友誼的緣起。

Jane在信裡提及,她喜愛我在文稿裡述寫的,帶有繪畫意境的描述與內含詩意的詞句,希望跟我做筆友。我們開始傳閱彼此的作品,並交換讀後心得。她身材高窕,清秀文靜。她的文如其人,素淨淡雅中透出                         一份空靈。從此以後,每有空暇,兩個人就「湊陣」做當年文藝少女流行的「一掛代誌」,譬如~「作伙」到台北新公園附近的「田園咖啡館」去喝咖啡。這個咖啡館的特色是桌椅前後擺放盆栽與其他綠色觀賞植物,營造鄉村田園的閒散氣氛,同時播放輕鬆優美的古典音樂。當時的「田園」儼然是文藝人絡繹前往的聖地,不去朝拜,好像就無法成為「文藝咖」。我們也曾「相招」到住在台北的有名作家的住宅去登門拜訪。

不久之後,Jane經常投稿的「台北新生報」副刊主編童尚經先生看出了她在美術與寫作方面的才華,邀約她到報社去當副刊編排助理。我常到報社去看她,因而得以跟童主編會晤。童主編是一個敦厚長者,那時大概年方四十上下,對於寫作的後進如Jane與我,鼓勵有加,並多方協助。我自小對於自己筆寫的字體相當自卑,總覺得自己寫的字「無頭無面」,感到相當洩氣。哪裡想到童主編竟然對於我的字劃相當讚賞,他說看起來透著一股靈氣,獨樹一格。

童主編對於我手寫字體的肯定,讓我終生牢記不忘。多年之後,定居於海外異域的休士頓,在一所公立高中執教漢語課程時,我對於學生手寫方塊字整體面相的要求相當嚴格。我在教室裡對著學生說~~很多年前,當我比你們還大不了幾歲的時候,遇到一位最棒的報社編輯,他對於熱心寫作的青年非常照顧,不但盡量採用他們的文稿,而且從各方面給予正面的激勵,用實際的行動加強青年學生的自信心。他是我生平唯一誇獎我字體寫得好的人。後來,他被抓去槍斃。〈註〉

此時,忽然有一絲細小卻清晰的話語聲從學生群中響起~~有這麼嚴重啊?我還愣在講堂上沒會意過來時,全班已迸出轟堂的笑聲。原來我把話語接得太快,從寫字到槍斃,中間屈打成招,家破人亡,血淚交織、生離死別的轉折,被我無心地帶過。那天課堂上,我花了好長一段口舌,把當年台灣二二八慘案後接著而來四十年軍政一體的高壓政策下,「白色恐怖」時代的場景做了一番明白的解說與交代。

我的room-mates 之一 王X芬有一位哲學系同班知己名叫劉玉英。她家住台北,經常來到我們寢室找王X芬聊天。劉玉英可算是一位多產的文壇新秀。我經常在三大報看到她撰寫的散文或短篇小說,內心感到好羨慕,不知不覺把她當作偶像來看待,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有為者當如是」,每天只等稿費單,不必滿心挫折地從門房抱回一封又一封肥厚的退稿信。

但是當年校園裡最具controversial 爭議性的人物則非楊XX莫屬。我叫她小楊,她叫我阿蔡。她住在同樓層與我只差兩個房間的寢室。小楊喜愛標新立異,敢做敢言,但深具赤子之心。當時的時空環境,一般比較守舊的家庭,母親還嚴禁女兒穿「牛仔褲」。保守的母親認為牛仔褲拉鍊中開,看起來既不雅又粗野。小楊不屑屈服於這種好人家女兒應守的禮數,不但身穿緊貼牛仔褲,變本加厲還腳踩三吋高跟鞋,踢踢踏踏走向文學院,引得身旁行經的學生大行注目禮。足登三吋高跟去上課又是她另一類叛逆的表現。當時女生大半還穿平底鞋,頂多只敢穿一吋高的酒杯跟。那時法國年輕女作家沙岡(F. Sagan, 1935~2004)的成名著作「早安。憂鬱」,在台灣(尤其是大學校園裡)正當風行。小楊醉心於模仿沙岡任性、浪漫、大膽與前衛的行事作風與寫作技巧,所以被贈以「X大沙岡」的稱謂。

小楊走過我的寢室房門時,經常叫我跟她一起到系圖書館去看書、寫作業或翻閱文史檔案。有一次,她跑過來找我,竟然是為了一件意外的事故~~

「喂!阿蔡,天要掉下來了。那個讀歷史研究所的XX,昨天莫名其妙送給我一個圓盤當禮物,妳幫我想想,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怎麼幫妳想啊?我又不認識他,只有幾次看到他穿一襲灰色長袍,跟人在文學院門口開講曬太陽。」

「妳說,他是不是要追我啊?」她還不肯放過我。

「我又不是他肚子裡的面蟲(蛔蟲)怎麼會知道?妳天不怕,地不怕,還會怕自己去問他?」我故意用話激她。

後來,這個故事(或韻事)的「且待下回分解」,我已全無記憶。或許因為事不關己,所以聽過即忘。XX後來成為辯才無礙,名滿天下的史學大師。還有一次,小楊怒氣沖沖跑過來問我,「徵信新聞」有沒有欠我稿費,已經欠了她好幾篇。我想了想,記得是有一篇散文在副刊登過,已有相當長一段時日,尚未接到稿費單。因為篇幅稍短,不值幾文錢,所以並沒放在心上。可是小楊說,只要是爬格子賺來的辛苦錢,她是錙銖必爭的,誰也別「肖想」吞了去。

我懶得勞師動眾,就建議先打個電話到報社去問清楚、說明白?她說電話早打了。出納小姐說主編(已忘其名)早已拿去,說會直接郵寄給作者。小楊幾乎是拎著我走向樓梯,走出校門。我們搭公車前往萬華區大理街,徵信新聞的辦公樓。我們直接走到副刊編輯室。主編看見我倆,顯然吃了一驚,臉色繃緊,隨口問起~你們怎麼來啦?小楊說明來意,主編停頓了片刻,然後拿出皮夾,從中抽出的竟然是現金而非稿費的單據。聽說不久之後,他就去職離開。至於離職的原因,跟我與小楊前往「討債」是否有所關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1963年畢業與小楊在校園道別,再相逢已經是1987年七月,在夏威夷碧海青天的Waikiki Beach。小楊是美東某所市立圖書管的管理員。那些年,到美國留學攻讀「圖書管理學」碩士位,是大部份台灣文史科畢業生的宿命。她的丈夫是夏威夷出生的廣東裔,在一個科技公司任職。利用暑期之便,小楊與先生攜帶孩子返鄉探親。我碰巧在同一時段,前往夏威夷參加「全美高中華語教員」的年度會議。經由一個也去參加會議的mutual friend的牽引,我與小楊得以在陽光海岸的綠色長堤,相逢暢談別來事。

我問小楊,是否還持續「X大沙岡」的戰鬥力,寫作、出書,實現當年與我擊掌互許的文學夢。她停了片刻,用緩慢不帶任何感情的語調說,已經隻字不寫。

「那麼,當年那股不把世界放進眼裡的沙岡豪情呢?」我抓緊不放。

「已經沒有什麼豪情了。」她水遠山高,淡定地回答。

「可是,高中、大學時代所寫的那些東西呢?是否早已集結出書?怕不只一本吧?!」我想起了走在女生宿舍的長廊上,穿著牛仔褲,腳踩三吋高跟鞋,口裏阿蔡、阿蔡叫個不停的前衛豪放女。

「出國前夕,一把火把剪貼簿全部燒光了。」她依然用平波緩流,不帶半點激動的語調說。

「Why?」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啦!別提了。那不過是一場年少輕狂的青春夢罷了。」

我與小楊,兩個大學時代同心一致,縱身躍下文藝寫作的浩瀚大海裡努力泅泳的好友,各自經歷了四份之一段世紀的歲月輪轉之後,在那個夏日黃昏,漫步在夏威夷胭脂紅落日晚霞映照的海岸,追懷談論的竟非文藝寫作的往事與前塵,而只是一般居家生活,兒女的教養與照顧,以及往日同窗故人生命過往的得失與悲歡。

〈註〉~2001年,阿扁執政時期獲得平反。

我們班上有兩個男生,王禎和(成名著作~《嫁妝一牛車》、《玫瑰玫瑰我愛妳》)與杜國清(作家、詩人、Stanford University 文學博士,現為UC Santa Barbara分校教授)在早兩年畢業的同系學長白先勇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嶄露頭角,已經有相當耀眼的作品呈現。我從來沒有向那份當時青年文藝創作的指標性雜誌投過稿。因為沒有把握,怕高攀不上,尚未出手已先自打退堂鼓。記憶中,好像從未跟王禎和談過什麼話。現在每逢想起,深覺遺憾。他在五十一歲的生命英年,因病辭世。在那反共八股充斥文藝市場,當政者隨時可興文字獄的年代,王禎和懷著「痛疼」台灣鄉土的熱情與愛心,大膽寫出台灣「散赤人」掙扎謀生,每天吃了上一頓,卻不大確定下一餐在哪裡的生活困境,是社會寫實作品的開路先鋒。

杜國清是校刊【X大青年】的主編,有一次在走廊遇見,他開口向我邀稿。他說那期缺稿,問我能不能提供援助?我甚感意外。學校是頭角崢嶸的寶島第一名校,學生人數超萬,人才濟濟,每月一期的校刊,怎會淪落到缺稿的命運?記得我對他說,歹勢啦!沒有新作耶!上一篇投寄【聯合報】副刊,碰巧被採用剛登過,一稿兩投不太合適。他說沒關係,閱讀群不同,學校又不給稿費,還是能用,算是轉載吧!我真的給了他那篇文稿。他也如約登錄在校刊上。

那些年,林海音女士主編聯合報副刊。【聯副】在她的主導之下,聲譽遠超其它報社。她專心在意的是文學與社會性的真情作品,不是政治性、用「消滅朱毛匪幫,解救大陸同胞」等空洞的口號堆積而成的反共文學。她極力幫助並栽培年輕作家。1950年代起始至今,在台灣文壇享有盛名,經典作品足以傳世的老一輩台灣籍作家,都受到她的提拔與栽培。 我開始投稿【聯副】時,只知道林主編是《城南舊事》一書的作者,日本出生,在台北度過嬰儿期直至四歲童年的台灣籍「查某囝仔」,後在北京長大。除此之外對她完全陌生。有一天,意外接到她的短信,對我鼓勵與期勉。大四那年有一天心血來潮,想到驪歌唱過即將回到高雄,再北上的機會不多,正想邀約文友前往報社拜訪林主編的時候,卻聽到她倉皇辭職的消息。據說因為[船長事件](註),她怕報社受到牽累,在第一時間主動請辭。那時年輕氣盛,為了表示同仇敵愾,抗議警備總部的無理壓制,我決意從此與【聯副】一刀兩段,不再(至今依然)跟它有任何瓜葛。

當時以為與林主編不會再有見面的機會,但人與人的緣遇,冥冥中似乎自有安排。1969年我帶著兩個幼孩離開台灣,前往密西根州的大學城東蘭欣(East Lansing)與先生相聚。在異鄉初識的朋友中,有位男士名喚夏烈,他家學淵博,並且滿腹經論。令人驚喜的發現,林海音主編正是他親愛的媽咪。我說起當年投稿【聯副】的往事,兩家因而走得分外親近。當夏烈太太Maple找不到合適的保姆,問我是否能代為照顧寶貝小女兒Connie時,我一口答應下來,當了大半年小Connie的babysitter。1972年林主編來到東蘭欣探望兒子,媳婦與孫女兒時,我才初次與她會面。十年歲月匆匆逝,人事景物兩皆非,但她依然記得我的文稿內容與寫作的風格,記憶力之敏銳令人驚異與羨慕。她當時對我的諄諄教誨與勉勵,至今記憶猶存。

大學畢業返回高雄,執教於市郊新設立的第九初級中學(今三民國中)。因為教導的是初一女生,學生個個乖巧聽話,所以教起來游刃有餘,並不吃力,又因為回住父母家,重享了一段衣食無慮,飯來張口,洗碗缩手的好日子,那些年可算是我一生中創作量最為豐富的時期。記得曾經向當時出版界最風光的【皇冠雜誌】投過一篇散文稿。半年過後,因為不耐久等,遂寫了一封短信去詢問,鄭重要求若不合意,請速退稿。幾天后,接到皇冠編輯措辭客氣的回信,說明稿件早已決定錄用,但因積稿過多,請耐心等待。三個月(每月一期)後,總算看到自己苦心熬夜爬格子寫出來的文字刊登其中。明知在【皇冠】發表作品是成名的捷徑,但是因為等待期過長,我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

當時另有一家與【皇冠】同一性質的雜誌社出現在市場上。它名叫【小說創作】。我懷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試著投了幾次,令我欣喜的是,每稿必登,而且從不拖延。從此以後,我的作品就密集投寄【小說創作】與設址高雄的【台灣新聞報】(原台灣新生報南部版)。 【小說創作】的主編唐賢翔先生對我相當重視與期待。雖然從未謀面,但在往返的信函中,他說我的寫作功力已經足以承擔長篇的創作。長篇小說遠比散文或短篇小說更有銷售的市場。他向我預約,如果我能寫長篇,他願意分期連載。我自覺並非長篇的寫手。我只能心有所本,然後實話實說。至於內容詭異離奇,劇情高潮起伏,悲欣交集,無中生有的長篇大論,自覺並無那份能量。何況那時已身為人妻,又剛為人母,先生也已拿到全額獎學金準備出國。雖然還賴皮住在娘家享受父母的疼惜與照顧,但我已確知,不久之後將前往遙遠的異國接受生活嚴峻的挑戰,哪裡還有時間躲在象牙塔裡醞釀長篇小說的靈感與思潮?我向唐主編婉拒並坦白說明上述的原因。

過了不久,唐主編又來信說,也許可以把我在【小說創作】以及之前的作品(約十萬字)結集出版。當時我感受到的那份驚喜,至今難忘。這就是我第一本散文/小說集【湖山一片雲】(1967年,小說創作社)出版的緣起。在書的封面內底,我特意交代出版社刻印出一句話~謹以此書紀念厚愛我二十四載的外祖父。書冊出版後我沒有勇氣去探聽銷售量的多寡,內心開始替書商[煩惱],會不會銷路慘淡,血本無歸?有一天我坐在家居樓下父親經營的西藥局內翻看報紙時,一個並不熟悉的中年太太走進門來。她操著外省口音與父親商談並買下所需藥品後,走出門時忽然停下腳步回頭問我:「《湖山一片雲》是妳寫的吧!」我嚇了一跳,承認之後趕緊問她:「妳怎麼知道有這本書?」她說在路口那家小說出租店看到了,借回來看,寫得很不錯耶!。我又追問:「書裡沒有相片,怎麼認出是我?」這回她笑了笑,雲淡風輕地回答:「感覺上,應該就是妳。」她說完這句話後提起腳跟就走人。這個「應該就是妳」的謎語,我至今無解。

【台灣新聞報】副總編輯是魏端先生,副刊[西子灣]主編是林海球先生(本因坊圍棋國手林海峰之兄)。他們兩位雖然都是跟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的文藝人,但是對於熱心寫作的[番薯仔子]倒是親切對待,多方鼓勵的。 猶記當年應林主編之邀到報社去會面的情景。兩人在電話中約好,某天午後在報社的圖書館見面。我準時到達,但是左等右等,老不見林主編的踪影,只見到一個頭頂全凸,方面大耳,身材壯實猶如搬運工的中年阿伯在門口探望。等到他再次探頭進來,我忍不住問他林主編的辦公室在哪裡,他哈哈大笑起來同時開口說:「我就是林海球啊!沒想到,妳竟然這麼年輕,跟妳寫的略帶滄桑之感的作品完全無法搭配。」我也笑著告訴他:「你跟我想像中,應該長相斯文,戴著眼鏡,滿身書卷氣的副刊主編也相差幾千里啊!」兩個人談笑甚歡,此後遂成忘年之交。他對我多方鼓勵,同時提到,當我的中篇小說〈孤星〉在[西子灣副刊]連載時,有一個跟我同樣喜愛寫作的文藝青年,向他問起翠屏(我的筆名)是何許人?他的名字叫做楊青矗。

第一次見到楊青矗是二十年後,在遠隔台灣幾千里海天之外的休士頓。這漫長的二十年間,他持續不斷地努力耕耘,已成名滿全台的工人作家(成名著作~《在室男》、《工廠女兒圈》)。更因為奮不顧身地投入黨外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中含冤入獄。1984年(出獄後一年),他與鍾肇政先生受到全美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前來美國,訪問幾個大城並在同鄉聚會的餐宴上演講。他們來到休士頓時,我想起當年林海球主編的提話,於是上前跟他打招呼,從此開始了一段文藝寫作上互相期許的友誼。

當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往事知多少》(1995年,前衛出版社)即將出版時,我邀約楊青矗替我寫序,他一口答應下來。在序文中他寫出如下一段話~「1984年我第一次環遊美國,在休士頓同鄉晚宴會上,一位中年女士走過來自我介紹說,她是翠屏。天涯若比鄰,竟在異鄉客地見到這位年輕時慕名的作家,好像一個失散的親人,繞了半圈地球,無意中冒出來相見。眼前看到的,是一位福泰,和氣的家庭主婦,跟20年前讀她作品時,心中凝聚的飄逸、抒情的少女散文作家的印象兜不起來。……。那時距國名黨外來政權帶著北京胡語來到台灣壓迫台語不過十幾年。台灣人能靈活運用這種外來語~北京胡語~書寫文藝作品的並不多。翠屏在那個年代能寫,應屬於早熟型的才女。她在台灣文壇消失,原來是帶著兩個幼兒,赴美千里尋夫,後又在美國高中擔任中文教職,為了照顧家庭與孩子,並致力於教學的工作,寫作因而中斷。……」

那晚在同鄉會的晚宴上,一眼看到鍾肇政先生時,我內心忐忑,沒有勇氣走上前去與他相認。往事前塵悠忽間齊湧心頭。原來在1965年前後,鍾肇政先生著手準備出版一本六位台灣籍年輕女作家的散文集。受到邀請的其中幾位如季季、黃娟等已經在文壇享有盛名,而他竟然也把我算進一份。對我來說這可是無上的榮譽。我馬上增補、修訂、趕寫,[無暝無日]地奮鬥了好幾週。把自認為滿意的六篇新、舊作品用掛號信寄出之後,正以無限歡喜的心情編排著成名作家的美夢時,鍾先生的回信有如一顆原子彈,把我從天上轟到了地下。他在信裡對於其中一篇提出嚴厲的批評,最後的結語~想不到妳也會選此題材,寫出如此作品~~大大傷到了我的自信心。

那則短篇取名「青青校樹」。故事敘述在一所小學裡,一個年輕已婚男老師騙取了同校一個女老師的感情。女老師懷孕生子,經不起這番碎心的折磨,終致精神失常,最後住進了精神病院。留下小男孩與阿嬤共度貧窮與寂寞的時光。這是一則真人實事的悲劇,男女主角都是我小學時代的老師。之所以受到鍾肇政先生的譴責,大概是因為在行文中,我把當時班上小男生口不擇言的傳說~下課後的校園裡,或在學校對面,女老師家不太嚴密的竹籬笆外,偷窺到兩人熱情親密的互動~採用直白的語句全程敘述。鍾先生不喜歡白描的手法敘述男歡女愛的的場景,故而對我出言譴責。多少年過去了?我對於這句評語依然牢記在心。可是在晚宴中,他好像完全忘記了從前種種,在演講台上,對著滿堂會眾對我大大稱讚起來,還期待我勿忘初衷,不要放棄寫作。

1964那年的暑假, 已經忘了什麼原因,高雄「青年反共救國團」邀請我去參加暑期文藝營的活動。受邀的講員之中有幾位是活躍文壇的作家。名氣最響亮的當屬軍人作家司馬中原(代表作~《狂風沙》、《荒原》、《路客與刀客》)。我懷著書迷仰慕偶像作家的心情,走上前去正要自我介紹時,他卻比我更早開口說:「你就是翠屏吧,我在【西子灣副刊】與【小說創作】看過妳不少作品,寫得很不錯哦!」我頓覺語塞,不知道如何接上話題。他說剛自軍中退役,全職寫作養家。他住在鳳山,歡迎我有空去他家看看。從此我經常往他的住家跑。他的太太話語不多,是個善良女子,他倆有四個孩子。司馬中原那時大約只有三十出頭,可能因為家庭經濟的壓力,或是長期伏案書寫缺乏運動,外表看起來已如中年。因為跟他們很熟,也經常被留下來吃中飯。每有新作,我就拿過去請他指正,他也用提攜後進的熱情,給我很多建議跟鼓勵。

1965年某一天,我到他家去時提及自己的婚期,內心期待著他滿滿的祝福。哪裡想得到,他給我的竟然是一段語重心長的訓詞。他用相當嚴肅的口氣說:「妳受完大學教育,文學底子甚厚,如果要把追求文藝的桂冠當作人生終極的目標,就不要結婚,更不能出國。結了婚,柴米油鹽的煩勞,生兒育女的牽掛,會完全分散妳寫作的時間與鬥志。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脫離了母土的孕育和故鄉山水的滋養之後,還能寫出骨肉相連、脈絡分明的感人作品。看看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的傳世之作【頑童流浪記】與【湯姆歷險記】吧!字裡行間哪處沒有密西西比河的流漾與風華?………」

而我畢竟辜負了司馬中原的期待,不但結了婚,更在四年後攜帶兩個年幼的孩子,辭別家鄉,登機遠颺……。無情歲月增中減,再回首已夕陽映黃昏。雖然在文藝創作路上辜負了前輩們的寄望(也許他們高估了我的才華),但在匆促來去的人生長路上,我一直認真踏實地生活。近四十年教學生涯,夙興夜寐,薪盡已有火傳;同時養育了兩個學有專精的兒子,成為負責守分的社會好公民。臨晚境,思流年,可堪回首憶從前?因為已經盡了力,也就問心無愧了。  (2/2017全文完)

〈註〉~1963年四月,林海音在【聯副】刊登了一則由筆名風遲的作者所寫,題目為「故事」的短詩~[從前有一位愚昧的船長,因為他的無知,以致於迷航海上。船隻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歲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的時光。他在島上邂逅了一個美麗的富孀。由於她的嫵媚和謊言,致使他迷惘。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壯,然後啟航。而年復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於飢餓的口糧。她表示要與他結成同命鴛鴦,並給他大量的寶藏。而他的鬚髮已白,水手老去,他卻無知於寶藏就在他自己的故鄉。……]詩篇見報後幾天,作者就被警備總部逮捕,並以[誹謗元首,有叛亂嫌疑]的罪名判了三年半的徒刑。警總方面的解釋是,作者詩裡所說「愚昧的船長」是暗指蔣介石,「小島」明指台灣,「富孀」則是影射「美國」。全詩用來諷刺老蔣被美國美麗的謊言所欺騙。警總最後讓林主編『在和平的會談下,自動辭去職務』結案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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