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響自由鐘(上 ) ─ 盧主義與「3F」的故事 ◎楊遠薰

已是逾半世紀前的往事,但盧主義 (Jay Loo)提起初抵費城的第一個中秋節,總覺往事彷若歷歷在眼前。

「那日,在阿賓頓(Abington)醫院服務的楊東傑醫師來看我。」他回憶說:「他帶我到城西,與林榮勳、陳以德和林錫湖等人認識。大家見了面很高興,乃搭地鐵到中國城打牙祭。餐後,一行人沿著市場街,緩緩走向宏偉的市政大樓。時值中秋,皎潔的明月高掛,林榮勳把僅有的一塊月餅送給我,說是給小學弟的見面禮。我握著月 餅,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

站在市府大樓前,他們眺望費城的夜景。聞名的獨立大樓(Independence Hall)就在不遠處,那象徵歷史意義的自由鐘彷若敲打他們的心。

四個月後的1956年正月一日,這五個年輕人就在這獨立的聖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Formosans’ Free Formosa,簡稱3F(註一)」,敲響在北美台灣獨立運動的鐘聲。

Jay Loo 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時的盧主義。

▲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時的盧主義。

五十年代的小留學生

1951年到美國留學的盧主義是當時極少數未當兵即出國的台灣學生之一。

他說,他那時已考上台大醫學院醫科,唸了三個月,因為聽說有位國民黨高官要送兒子到美國唸書,讓那年的役男得以免當兵即可出國,便央請孫雅各(James Dickson)牧師幫他介紹到孫牧師的母校馬卡里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深造,接著趕在那年年底匆匆出國。

為什麼他會放棄台大醫科的學業,趕著出國?盧主義說:「因為我生長在一個非常苦悶的年代,心頭始終籠罩一層濃濃的烏雲,所以一有機會,便希望出國透透氣,同時見見世面。」

他解釋說,他就讀港(Minato)小學時,見日本老師殘暴地毆打台灣學生,心裡很氣憤。小學畢業那年,日本戰敗投降,他目睹中國軍隊接收台灣後的種種亂象,又覺得很失望。唸初一時,見中國教官無理體罰學生,心裡覺得身為台灣人,實在很悲哀。升上初二,二二八事件發生,他親歷血腥恐怖大屠殺,內心不寒而慄。讀高中時,又是白色恐怖時期,覺得台灣人實在很可憐,必須一直噤若寒蟬。因此他很嚮往西方自由民主的社會,也找機會出國。他的父親盧牧童是台南市看西街長老教會的長老,從事食品生意,因為望子成龍,便極力成全他的心願,盧主義因此成了台灣早期的小留學生。

1951年十二月,十八歲的盧主義抵達白雪皚皚的美國明尼蘇達州,在聖保羅的馬卡里斯特學院過著充滿挑戰又有些孤寂的留學生活。幸好隔年學校又來了一個台灣學生,兩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這個學生叫盧建和,,雖與盧主義同姓,但兩人並沒有親戚關係。他畢業台中一中,亦由孫牧師介紹而來,其父是台中著名的企業家盧慶雲。

有一天,盧主義在圖書館唸書,盧建和遞給他一本李格斯(Fred Riggs)寫的《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註二)。盧主義一口氣讀完,很想知道更多的真相,此後便經常在學校圖書館搜尋有關台灣的書報。

有一天,他讀到柯喬治 (George Kerr) 在1947年寫的《二二八的起因與經過》及《三月大屠殺》,情緒非常激動,讀 後一連數夜,輾轉難眠。

1955年,盧主義大學未畢業,因為獲得賓州費城的天寶(Temple)大學醫學院的入學許可,便在九月抵達費城。到費城之前,他寫信給台南一中的學長城錦榮,請他介紹費城的同鄉。所以中秋節那天,楊東傑醫師去看他,帶他去見新朋友。

1955-autumn 1955年秋,盧主義攝於費城羅丹博物館前

▲1955年秋,盧主義攝於費城羅丹博物館前

此後每逢週末,這幾個年輕人便常在一起。他們當中,以楊東傑最年長,林榮勳最早到費城。畢業台大政治系的林榮勳於1952年到賓夕尼亞大學(U. Penn.,註三) 攻讀政治博士。林榮勳來自醫師的家庭,就讀台大期間,擔任學生自治會會長。1949年,台大與師大發生「四六事件」時,國民黨軍隊開進校園,逮捕學生。林榮勳代表學生自治向政府陳情,竟被憲兵帶走,幸好台大校長傅斯年及時出面保釋,才得脫險。此後,他對嚴詞批評國民黨政府。

楊東傑醫師畢業東京慈惠醫科大學,1947年一月學成回台後,即遇上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因此對國民黨的印象相當負面。他的表兄吳振南醫師在日本的台灣人圈裡十分活躍,後來擔任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副總統。1954年,楊醫師到賓大研習放射醫學,與他的表兄時有聯繫,因此對日本的台獨運動並不陌生。

同樣來自醫生家庭的陳 以德畢業台大法律系,於1954年到U. Penn. 攻讀國際關係。他因為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在台灣時曾與軍中同袍合組弦樂團,在蔣介石總統面前演奏。退役後,他到司法行政部工作,與台大同學童靜梓同事,然後獲童靜梓的未婚夫林榮勳的幫忙,獲得U. Penn.的入學許可。抵費城後,他與林榮勳和楊東傑一起賃屋而居,也一起到教會和紡織廠打工,三人交情十分親密,政治想法也逐漸受其他兩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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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大(U. Penn.)校園一景

畢業台大化學系的林錫湖與盧主義同是台南人,同在1955年抵費城。他的父親是府城著名的企業家林全福。他在台灣服完兵役後,即到美國南方的新墨西哥大學深造,獲得碩士學位後,再轉到U. Penn.,攻讀有機化學博士。

這五個人裡,以盧主義最年輕。他們每聚在一起,就談台灣的政治。盧主義說:「攻讀政治的林榮勳與主修國際關係的陳以德論起時政,都侃侃而談,而我覺得自己也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因此也不甘示弱,講得理直氣壯。每逢有爭辯時,有大哥之風的楊東傑醫師便出面解圍。他常說:『主義講得有道理』,壯了我不少聲勢。」

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3F)

他們相處兩、三個月後,盧主義認為與其每回都聚在一起批評國民黨,不如成立組織,倡導台灣獨立理念。但此言一出,眾人便有不同的看法。畢竟在當時,倡導台獨理念是殺頭的行業,大家都有許多顧忌。

到了十二月,盧主義整理大家辯論多時所激盪出來的共識,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國應該支持反對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台灣人,以免台灣日後淪入共產黨手中。

此文居然獲得刊登,大大鼓舞這些人的士氣。盧主義順水推舟,再度提出成立組織之事,終於相繼獲得其他人的同意。於是,林榮勳、陳以德、盧主義、林錫湖和楊東傑五個人於1956年正月一日在費城成立「台灣人的自由台灣(3F)」,正式揭開北美洲台灣獨立運動的序幕。

當時,他們擬定兩項工作目標:一、編印通訊,並徵募同志。二、寄發有關台灣的文章給美國國會、媒體與大學圖書館,爭取美國友人的支持。

Liberty bell

▲費城的自由鐘

在徵募同志方面,盧主義吸收在明尼蘇達州的同學盧建和與華府的郭漢清。盧建和邀請他在台中一中時的摯友楊基焜加入。楊基焜是台灣名人楊肇嘉的兒子,其時在北卡羅萊那州立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校區攻讀數學。於是,在那提倡台獨具生命危險的年代,這八個人成為肝膽相照的摯交。

1956年一月,他們寄出創刊號通訊,正式宣告「3F」成立,並揭櫫組織的宗旨為反抗獨裁政權、建立民主獨立的國家。

「3F」在此後兩年共發行十一期通訊。當時由林榮勳、陳以德和盧主義三人撰稿。再交由陳以德的美籍女友瑪莘(Maxine)打字,然後大家一起用油印機一張張地影印,再合訂、寄發出去。

但盧主義與楊東傑不久後相繼離去,發行的工作乃由林錫湖及其女友多麗絲(Dolores)、林榮勳、陳以德和瑪莘等人負責。他們經常工作到半夜,非常辛苦,但台獨的種子就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下播散出去。

此時,日本的獨運方興未艾。廖文毅博士於1956年二月二十八日率領一批同志,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盧主義乃於那年正月底寫信給廖文毅,告以「3F」組織已在美國成立,希與之合作。

廖文毅不久回函,盼「3F」派兩名代表,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名義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陳情,提議台灣先由聯合國託管,日後再由島上公民投票決定前途。

盧主義對廖文毅的這項要求並未立即著手進行,因為他當時正面臨自己的前途問題。自「3F」成立後,他越來越感到醫學院的繁重功課與台獨運動難以兼顧,必須擇一而行。

那年夏天,他到蒙他那(Montana)州的國家公園打工,在寂靜的山區反覆思考。他說:「當時我一直在想若台灣優秀的人才都去學醫,萬一台灣獨立了,缺乏政經人才的台灣人將如何治國?」

於是,他決定放棄天寶大學醫學院的學業,改讀政治。暑假一結束,他沒有回費城,反而北上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就讀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政治系。

一直期待他當醫生的父親對他的這項決定大為震怒,立刻斷絕他的經濟來援。因此,改讀政治的盧主義必須在學校餐廳打工,並且為求早日畢業,每學期都多修一些課,因此日子過得如走馬燈般地團團轉。但縱使再忙,他仍繼續編寫「3F」通訊,宣揚台獨理念。

FBI的調查

1956年秋天,盧主義以翁彼得(Peter Ong)的假名,寫了一篇三千字的陳情書,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哈馬紹陳情。並在信中要求與哈馬紹見面。

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接到聯合國律師的回函,答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未被聯合國的任何會員國承認,因此哈馬紹祕書長不便接見其代表。

兩個月後的1957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聖保羅市求學的盧建和行色匆匆地趕到明尼阿波里斯,找到盧主義後,劈頭即告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正向他調查有關「3F」的事情。隔日,兩人相偕到明尼阿波里斯市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大樓報到,逐一回答調查員華特遜(Watson)先生的各項問題。

時值恐共的五十年代,聯邦調查局對所有政治性的結社皆予詳細調查。因此往後每隔兩、三星期,盧主義與盧建和必須到聯邦調查局報到。如此經過三、四個月的盤查,他們終於讓調查員相信「3F」是一個標榜民主的反共組織而不予起訴。但在程序上,「3F」的資料仍需送到司法部報備。

毫無疑問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對「3F」是個很大的衝擊。同志們對「3F」的未來議論紛紛。1957年十二月,盧主義獲得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士,離他當年出國已整整六年。事情的發展與他原先的計劃顯然大相徑庭,但他不後悔,也無暇後悔,只有忙不迭地向目標前進。

他這時已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註四)的全額獎學金,準備隔年九月到紐澤西的普林斯頓大學就讀。因為離開學尚有一段時間,他要到紐約打工,而在赴紐約之前,他先到費城,與睽違一年半的同志們見面。

1957年年底,「3F」的八名成員一起開會,探討組織的未來。盧主義說,會中有人主張停止台獨運動,有人建議將「3F」改為學術社團,但他力主繼續推展獨運。因為「3F」已被美國政府認定是一個民主建國的組織,往後當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結果經過一番討論與表決,多數人贊成繼續推展台灣獨立運動,但組織必須更名。所以在1958年正月一日,他們將「台灣人的自由台灣」更名為「台灣獨立聯盟( UFI 註五)」,正式對外高擎台灣獨立的大旗。

Independence Hall費城的Independence Hall

▲費城的Independence Hall

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文章

「台灣獨立聯盟」成立當日,盧主義被推選為主席。自這日至1960年十月,是他後來最常提起的一段人生歲月。

1958年二月,他接到美國司法部的公文,指「3F」未經註冊即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向聯合國陳情,明顯抵觸外國團體代理人必須登記的法律規定。盧主義於是循序補辦登記手續,結束這件長達年餘的調查案件。

四月,台獨聯盟發行第一期「美麗島(Ilha Formosa)」通訊。盧主義在發刊詞中鏗鏘有力地呼籲台灣人要把握關鍵時刻,贏得自決的權利,以主宰自己的命運。

兩星期後,一件更令人興奮的事發生。盧主義以李天福(Li Thian-hok)的筆名,撰寫一篇題為《中國死巷》(註六)的文章,高談台灣獨立,結果在深孚眾望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刊登,引起各方矚目。

在這篇文章裡,盧主義首先從法律觀點指出;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只記載日本放棄其在台灣與澎湖的主權,並未明定台、澎的主權究竟歸誰,因此台灣的地位實際未定。其次,他表示國際間新興的「兩個中國」說勢必遭國、共雙方反對。對國民黨政府而言,「兩個中國」將使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成為可笑的神話。

他接著闡述在歷史上,台灣島民一直不斷地與外來的政權抗爭;在政治現實上,台灣人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共同奮鬥的過程,實已建立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民族群體。這個族群惟有走出中國的死巷,才能找到出路。因此,台灣人有權建立一個 獨立民主的國家。

「這篇文章係根據我在明大的畢業論文所改寫。」盧主義說:「1957年秋,我以探討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等各方面狀況為主題,完成這篇論文,結果竟獲得明大畢業論文獎第一名,給我很大的鼓勵。1958年春,我將這篇論文寄給【外交季刊】。不久收到編輯回函,說文章太長,若將之縮短至五千字,可望刊登。我因此改寫兩次,終獲採納,心裡非常興奮。」(待續)

***

 

註一:「台灣人的自由台灣 」英文全名為Formosans’ Free Formosa ,簡稱3F。

註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英文全名為 Formosa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註三:賓夕尼亞大學英文全名為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通稱 U. Penn. 或賓大。

註四: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英文全名為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註五:台灣獨立聯盟英文全名為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I 。

註六:《中國死巷》英文全名為 The China ImpasseA Formosa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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