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水泉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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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玉樹助選之一:被買收的黨外

我這種人就像球一樣,你打我越大力,我就跳越高。因為我們讀書也少,類似「血氣方剛」,有不怕死的那種(氣魄),就是說:不然就徹底拼到底,不然就不要做,所以我去選台北市議員。當選後,剛好高玉樹也要選台北市長,才培育一些台大、中興的學生來為他助選。所以我認識這些人。

我進市議會之後,才發覺那些議員很烏魯木齊:酒家、要錢、包工程…歪哥七差。所以我那時有一個想法:少年家(年輕人)比較有熱誠,惡作的事情比較不敢做。所以我邀一群學生說:「你們這些人大學畢業之後,各自回家鄉打拼,咱再台灣全國大聯合。也就是說二十一個縣市,每個縣市有一、兩個出來,大家互相團結…」那時沒說台灣獨立,而是覺得要用選舉來ㄍㄚˋ(帶動)才行。

在這種情形下,順勢剛好高玉樹要競選,因為高玉樹是松山人,而且陳意勝也和高玉樹作夥,我們兩人就為他助選。當時黃信介、李福春、謝世威、宋霖康這些人雖然是黨外,但已經被(國民黨的)周百鍊買收了;買收之後,謝世威和宋霖康才又被高玉樹叫人買回來。

怎麼「買」?要選不選的樣子。譬如我要出來競選,你一下子(唸未正未)就拿幾萬給我。(採訪者:現在叫做搓圓仔湯,以前叫什麼?)也是差不多。結果高玉樹當選了,高玉樹對宋霖康跟謝世威講:「你們兩個還好這次有投對,不然你們的政治生命就沒了。」

黃信介就不幫高玉樹助選,他拿了錢,跟李福春台灣四處去玩…政治是黑到像這款的。這還沒完呢。接下來,高玉樹要出來選,郭國基就叫一個調查局的人,叫李盛元,出來鬧場。李盛元叫郭國基來替他助選。

李盛元是李祿舉的兒子。李祿舉(在日本時代)是日本憲兵的SPY,裡面的重柱,一方面親中國,一方面親日本,是很奸險的人,結果被日本憲兵毒死。他的不肖子,李盛元完全像他老爸,也靠向調查局做特務仔。他出來選,最主要就是拉下高玉樹的票。

高玉樹那次出來選,如果沒辦法監票,可能就會被人做票(而落選)。為了達到台北市三百零一個投票桶都有監票員(的目標),高玉樹又叫李建興…一個小角色而已…出來登記做候選人。李建興畢業於台大法律系,他出來選,卻說︰「你們都不用投我,你們投高玉樹,我是為了要監票。」都講這種話,選別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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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高玉樹助選之二:斡旋郭國基

之前高玉樹選省議員時,打擊郭國基;郭國基現在為了報一箭之仇,竟然為調查局的特務助選。結果叫我來排解這件事情。因為我選舉時,郭國基幫我助選;我那次(一九六三年)被抓去關,郭國基又保我出來,所以我跟他的交情算不錯。高玉樹和陳意勝叫我勸勸郭國基。我跟陳意勝研究:如果你郭國基出來,我們也支持你,不支持高玉樹;如果你不出來,拜託不要出來那個(攪局),個人的(恩怨撇在一邊),現在和國民黨拼較要緊,黨外相殺也不好…所以派我(出來排解)。

(為了排解)當時我一天跑三趟屏東:去一趟,回來一趟,又去一趟,最後再坐夜車回來。我也怕這下去找郭國基,輩分差他那麼多,去恐怕不和;他若不接受,我滿面全豆花就不好了。

於是我想一個辦法。那時剛好《選罷法》有一條規定:戶籍若不在所在地,不可以(為人助選)。例如我戶籍如果不在台北市,就不可替台北市的候選人助選。換句話說,因為我戶籍在台北市,只能在台北市助選,不可去高雄助選。所以我想找高雄余登發,屏東黃振三,出來勸郭國基,請他下去為他們兩位助選。至於台北方面,就放棄成見。這樣在政治上,你有人情給他,以後大家(較好鬥陣);政治上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所以我去找黃振三,黃振三跟我一起去找余登發的兒子…就是余陳月瑛他尪…余瑞言,當時在做米的生意。(他們)跟我一起去「高雄大舞台」前面,郭國基他太太在那裡開○○○(張文琪:他老婆是日本人?那就在菜市場後面)郭國基就住在那裡。

我跟郭國基講:「你知道李盛元是調查局的特務仔對不對?你若出來選,我們助你;你若不出來選,我建議不要『打死番仔去讓別人撿』。」他不聽。我就把黃振三拉一下。黃振三「撲」一聲就向他跪下,說:「老前輩,你就無通這樣,你就來給阮助選,台灣歷史會給你記名。台北就乎高玉樹去戰…」

結果郭國基答應他,並把他的印鑑、身份證都拿給我。我就趕緊坐飛機,拼回來古亭,馬上遷(郭國基的)戶口;辦完,趕緊又拼下去屏東。在台北遷戶口時,戶政事務所不讓我遷,我說:「我是市議員,你憑什麼不讓我遷?你講一個道理出來!」他沒法度,才讓我遷。

現在遷下去了。那晚我回台北沒多久,隔天透早黃振三打電話來,說屏東調查局廖主任已經和臭義仔…就是李盛元…下屏東,又把郭國基的戶口遷回台北市。我說又不是郭國基(親自出馬),郭國基沒去(遷戶口),他的戶口名簿、身份證都不在他們身上,他們怎可以這樣?他說,他們用特務的權勢把郭國基遷回來。

我就打電話給郭國基,並做電話錄音。我說:「你答應我的事情,你老前輩哪可以這樣?你知道李盛元是不是特務啊…」我故意講給他聽,最後逼他說:「你無通出來,我已經全部那個(錄音)了。」結果他還是要出來。後來他到台北,被人家丟雞蛋,就是我在演講台上公開那卷錄音帶。講實在話,那樣做實在很殘忍;但為了打倒外來政權,這是必要的,政治鬥爭就是這樣。這是我一生對郭國基感到抱歉的地方,他替我助選好幾次,他比高玉樹還那個(像黨外);但這不是我和郭國基的私人感情,這是台灣人跟中國人一個不同的地方,他必須要戰爭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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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被抓: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1967~1977,10年)

那次高玉樹當選了。在選舉的過程中,我認識了劉佳欽、呂國民、張明彰、許曹德(這些青年學生)…他們後來都變成我的同案…我也帶他們去議會。劉佳欽後來去日本讀書。他考上日本文部省(獎助的)十名公費留學生之列;拿獎學金的,就他和許曹德兩個人(編按:許曹德應該沒有留學日本)。調查局情報單位多可惡,(後來為了抓他)用車把他丈人撞傷,再叫他家人叫他快回來。

還有一個插曲:一九六四年不知道幾月,黃華出獄後,來找我,那時我在議會,就帶他去圓環吃豬腳麵線。黃華住基隆,入獄前不久也是要搞組織,我跟他說:「你不要那個(搞),因為組織有特務仔滲透進去,你不知道情形,你要小心。」結果我受到情治單位的恐嚇。黃華出獄後,我也把他拉來,和幫高玉樹助選的這些人認識。

認識以後,大家就會討論台灣前途,討論美國,當然會談到台灣獨立。其實當時還沒進一步說要怎樣(行動),只想說這(國民黨)惡質,都搶台灣人的,實在要拿兩顆炸彈給它炸一炸,這是大家在交談中所講的氣話。但是我們裡面有一個吳文就,他是斗六電信局專員,當時台北市剛在換自動電話,他從南部上來做工事,到台北找我。我也牽他跟那些人認識,所以愈攪愈大陣。

吳文就這個大顆呆,未正未就被人那個(設計)。他不知死,去找到調查局的特務仔陳光英,把他牽來這兒。陳光英就順勢鼓勵大家說,要搞台灣獨立啦、做什麼事啦。意在穿針引線,引導這些人去搞革命、搞暴動。

當時我做台北市議員,當然比較知道,一些消息多少比較敏感,所以曾告訴他們要小心。結果有人通知我,說吳文就被抓去了。我一聽就驚,驚這事情愈牽下去(愈大)。剛好有一個顏尹謨(編按:與其哥哥顏尹琮同案,顏尹琮於審判中死亡),黑面仔,要坐船去日本,讀東大的研究所。他也很愛講話,我就說:「你不要買船票,我給你買機票。」結果他在日本也被陳光英設計,叫他要帶史明的「四大戰略」回來,回來就被抓了。

(我們被抓了很多人)調查局就製造案件,跟他們說:「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我們要辦林水泉,不是要辦你們,你們把所有的責任丟給林水泉就好了。」所以他們…包括許曹德…乾脆都推給我,一切最後都變到我這裡來,所以我判最重,變成案首。像撒(唸ya)傳單(編按:指1966年3月以「台灣獨立統一戰線行動委員會」名義所散發的〈6631建立台灣共和國〉、〈66316三不三唯宣言〉、〈67228台灣獨立鬥爭決戰書〉,詳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p1157、許曹德回憶錄p315~316)的事情,我是知道沒錯,但實在不曾和他們去撒;但他們都說是我授意,其實是他們自己去撒的。

有一天他們要撒,要邀我去。我在市議會,看到雨ㄋㄨ來(愈下愈大),不能撒。所以我叫他們回去,說較好天再來撒。

我們那案有幾百個人(編按:共有274人被捕),連西螺鎮長林中禮(編按:與許曹德為台大政治系同班同學)也是,他以前也在古亭(編按:圖書館?學校?待問)。包括朱昭君、新竹縣的朱盛祺(編按:曾任新竹市長,林水泉與他的大兒子相熟,可能就是朱昭君,詳見許曹德回憶錄p287),和彭明敏的一些學生都牽涉在內,所以愈ㄍㄚˋ愈多。

另外一個就是彰化的石錫勳醫師,他出來選縣長沒上。我在石門飯店,介紹他和郭雨新跟彭明敏認識…何時我已經忘了。結果我們這案發生後,石錫勳也被抓去關,不知關多久,出獄時,蔡培火才去保出來。石錫勳確確實實是一個很好的人(張文琪:他是文化協會的人)。

結果大家都抓去了。一九六六年就開始抓人,我是到一九六七年才被抓,把我判十五年。呂國民、顏尹謨也判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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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兩次被捕經過(9月&11月)

我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做議員,到了一九六七年九月被抓時,已經做了三年多,快滿四年。六七年七月一日,台北市改制,我是一九七○年才判刑確定,那時才算有罪,所以被抓時,我還有議員資格,等於是議員做到任期結束,剛好六年。我關在看守所時,雖然還有議員身份,但無法出來開會,也沒領薪水…薪水被他們吃去了,生命保住就好。

一九六七年九月那次,不是正式抓我,只抓去調查局關三天三夜,刑求一次。因為議會剛好在開會,所以把我保出來。那時有一個調查局的調查員,叫崔桐柱,跟我談條件,叫我做他的SPY,出來以後監視郭國基這些人。不然第二個條件,就是給他四十萬。他暗示我,說四十萬給他,事情就可以擺平。我想:「錢給你就可以解決嗎?」過去聽人家說,政府這些豬仔講話不可以相信,所以對他們那些人就是不信。

接下來,同年十一月廿九日又抓去關,又被刑求。中間相隔兩個月。第二次抓去就開始坐牢,並在牢中訴訟,到一九七○年才判決確定,打官司打了三年,期間都關在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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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勞審訊

我被抓去關,講不驚也是「嗥嘯」(ㄏㄠ ㄒㄧㄠˊ)的,遇(唸杜)到啊,才沒法度。就像我們有一句話在講,牛若牽到牛墟要殺的時候,牛明知牠會被殺,目屎也會流;但是牠沒法度跑,就只有認命。當然,我雖驚也是不驚,因為很早就(有這個經驗了)。所以我進去那一晚,(有人)問我說︰「你打算會關多久?」我說最少十年。他說︰「夠了,夠了,國民黨不會那麼久。」結果也關十幾年(編按:應為十年),而國民黨也不會(那麼快倒)。

(關於刑求)他不用把你送去刑求,只要二十四小時不讓你睡,連續幾個禮拜不讓你睡,疲勞轟炸,你人就死了,哪還要刑求?疲勞轟炸連續六、七、八天,攏這步較多(都這個方式比較多)。所以我就說:「阿扁仔你就叫我去做看守所的所長,我現在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啊。」

他們對我的疲勞審問最簡單。把我們同案的所有口供資料拿來給我:「這都你們寫的啊:你看呂國民給你說什麼?顏尹謨給你說什麼?劉佳欽給你說什麼?許曹德給你說什麼?嘿啊,不是我們要辦你嘛,是你們咬到…我們沒法度啊,對不對?」這時你能怎樣?當然那些人也是被刑出來的,都是加減(刑求逼供),多少有誇大。例如咱大家在這邊討論、開講,就一定會(對國民黨政府)譙ㄌ銼ㄌ,那就變成了(判罪的證據)。刑事訴訟法裡面…軍事審判裡面…訴訟法裡面有一條:「不由自己的自白,可以作為證據」,那時還沒修改,他就可以給你(入罪)。

(採訪者︰他沒對你刑求,因為你是台北市議員的關係?)是。但他不用刑你,你不能睡你就(垮了)。還有一點很可惡:一直叫你吃菸,水不給你喝,有時不讓你去放尿。他兩點鐘久(換班),(每班)兩、三個人在顧;你一個人,二十四小時都在跟他們車拼,哪有辦法忍?再勇的鐵打的心肝也沒用。何況他把問來的口供都拿出來在那裡(給你看)。問口供的地方小小間,差不多我(厝內)打電腦的那麼大間。牆壁都弄海綿,怕你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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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東路軍法看守所(1967.12)

我十一月(底)第二次被抓時,先送往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現在的來來大飯店那裡。頭一晚進去,就睡彭明敏關過的那間。彭明敏才放出來年餘,就換我接替他住那間。我那晚進去,就遇到蔡竹安(編按:據流傳到海外的,關在泰源監獄的「台灣政治犯芳名錄」,蔡竹安為江蘇人,調查局人,1965年被捕,1970.9.25改為二條一項,死刑)和黃毅辛。蔡竹安曾任台灣油(藥?)廠人事室主任,判十年,人是不錯。黃毅辛曾任《公論報》和《中國時報》記者,在《中國時報》時,和六個政治○○有關。他是牽到李世傑、蔣海溶的案子,判了五年,關了五年多才出來。

我被抓去時,還沒人知道。剛好第二天面會,我就拜託黃毅辛。黃毅辛他大哥來面會,他們是福建建甌人,福建省的方言土話很多,所以他用土話跟大哥交談,並請他通知我的家人…那時已經冬天,很冷…叫我家人送棉被來。(棉被送來了)看守所想說:「你家我也沒通知,怎會知道送棉被來?」就下去追查,追查到黃毅辛。黃毅辛說:「我不知道,我也沒講這件事,我跟他又不認識。」

在青島東路看守所期間,有槍殺一個人,他是汽油犯,偷挖輸油管的汽油,被抓去槍殺。在青島東路沒幾天,大概一、二十天,就送去景美軍法看守所。景美看守所還沒完的中間(編按:意思似為「在景美看守所期間」),又把我送去六張犁臥龍街,那是警備總部專門偵訊的地方,旁邊有一個山洞多大呢(據謝聰敏《談景美軍法看守所》,警備總部在臥龍街有看守所,鄰近警察倉庫。有些案件在六張犁山洞秘密偵訊,刑死的人就埋在後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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