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精彩的人生(上)─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文楊遠薰 圖王康厚

台美人: 活出精彩的人生(上)─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2013-02-21)

 活出精彩的人生(上)─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文楊遠薰 圖王康厚


王康厚近影


1941年全家攝於北京,母親懷中的嬰兒為么兒王康陸


1944年全家攝於北京。由左至右,前排:曼珠、母親、康德、父親王永宗、康陸;後排:二姐斌斌、二哥康緒、大哥康羲、三哥康旼、康厚。


1958年,王康厚與方恭子定情照。

 

前台獨聯盟秘書長王康厚有十個兄弟姐妹,其中有共產黨員,也有台獨份子;有為政治理想在火燒島前耗盡青春歲月,也有為台灣獨立運動奉獻生命。他說:「這是錯亂的年代造成的混亂現象,但不管怎樣,我們手足情深。」

 

在北京長大的王康厚年少時曾熱衷學生運動,後來因白色恐怖的陰影而學會保護自己。沒料想中年後,因慟失么弟王康陸而投入獨運,到從此活出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頁。

 

坐在杭州南路台獨聯盟總部的會客室裡,年逾八旬的王康厚猶腰背挺直,講話聲如洪鐘。他談起往事,起初讓人以為在聽民初的電影故事,但越聽越得覺這其實是一個與台灣命運息息相關的家族故事,不禁為之動容。1

 

「我的兄弟姐妹都具有追求政治理想的熱情,」王康厚說:「但十個人裡,沒有一個是國民黨員,說來這與我父親的冤獄有關。」

 

他說,他的父親王永宗是台灣彰化鹿港人,有些文才,然在1934年因為不景氣,失業在家,便想到日軍佔領的滿州謀發展。於是,他的父母略作安排,然後帶著他的大哥、二哥、三哥、二姐與三歲的他,搭船到滿州新京(現今的東北長春)。

 

抵達新京後,他父親果然謀到一職,在滿州政府從事喇嘛教的調查工作。母親在新京的四年裡,又陸續生下弟弟康德與妹妹曼珠。

 

由於孩子眾多,生活清苦,父親聽同鄉洪炎秋說北京比較有發展,便在1938年帶著全家搬到北京。此後在北京,一住十年。么弟王康陸就在全家搬到北京後的第三年出生。

住北京期間,他父親先到華北政府工作,然後改行經營煤炭批發。父親從商後,家境開始好轉,哥哥姐姐們陸續上大學,他則唸日本人的學校長大,至於在中國出生的康德、曼珠與康陸則進當地的小學唸書,一家的生活堪稱安樂。

 

可惜好景不常。1946年,日本戰敗的隔年,父親立刻被補。他起初被控的罪名是漢奸,可是當局很快地發現他父親是日本籍,不適用「漢奸」的罪名,便將之移送至處置戰犯的單位。但他父親被送至戰犯單位後,當局又發現他父親是台灣人,不適用「戰犯」的罪名,所以又把他送回原先處置漢奸的單位。

 

就這樣,他父親像人球般,在兩個單位裡來來回回各被送了兩次。這段期間,因為下落不明,家人憂心如焚,便不斷地找人打聽、說項。在中國,請託、說項皆要送紅包,所以不久他們一家在北京積存多年的錢財很快地就散盡。

 

不但如此,他父親被捕後,國民政府的偵緝隊立刻派三名幹員住進他家,監控一家大小的行動。這三名幹員的吃住不僅要王家提供,還要他們隨時陪打麻將。打麻將時,王家的人還得裝要輸。

 

「全家因此對國民黨政府的印象壞透了。」王康厚說:「尤其正在唸大學的二哥與將上大學的二姐反應更激烈。他們認為中國一定要革命,否則沒希望。」

 

後來,他父親以「戰犯」的罪名定讞,判刑五年。刑期一宣佈,當天有人來通告,說倘若送多少紅包,可以上訴的名義減半刑。家人聽了,馬上到處張羅錢財。待依囑送出紅包後,父親果然被改判兩年半。

 

「父親服刑滿兩年後,」王康厚繼續說:「又有人來通報,說再送多少紅包,便可交保。家人便又再度籌錢,果然把父親保了出來。父親一出獄,便立刻離開北京,輾轉回台灣,時為1948年。」

 

他父親坐牢期間,他的大哥與三哥為幫忙家計,先回台灣工作。待他父親一離開北京,母親便立刻著手處理一切,準備帶其他的孩子回台灣。但在這時,卻遭到他的二哥與二姐的強烈反對。

 

「他們因對國民黨政府非常反感,」王康厚說:「上了大學後,便醉心社會主義。二哥那時已大學畢業,正準備南下,為理念獻身。二姐那時正唸大學,非常熱衷學生運動。他們告訴我們:一個嶄新的紅色中國就要崛起,即將取代貪污腐敗的國民政府,你們回台灣做什麼?」

 

「我那時其實也很受他們的影響,」他繼續說:「對學運很感興趣。我初二升初三的那年暑假,還找了幾個同學,一起住進北大的學生宿舍,白天聽大學生們演講,晚上參加讀書會,心裡充滿澎湃的熱情。但我畢竟還是個初中生,還是得跟著母親走。」

 

結果1948年七月,他母親帶著康厚、康德、曼珠與康陸等四個孩子在天津上船時,他的二哥與二姐一直沒出現。此後一別,三十二年沓無訊息。

 

1948年八月,十七歲的王康厚與弟妹隨著母親回到他毫無記憶的故鄉台灣時,初中剛畢業。

 

「抵達基隆港那天是八月五日,我記得很清楚。」他說:「因為後來發現所有公立高中的入學考試皆已考過。」

 

他接著解釋說,他因為自小唸日本人的小學校長大,待1945年日本投降時,他已唸完初一,改讀私立教會學校。因為中文會講不會寫,所以又從初一讀起。回到台灣,發現一時沒學校可唸,又不願在家多耗一年,便進報考私立泰北中學。

 

就讀泰北高中的那一年,他因為生性活潑,聲音宏亮,北京話講得字正腔圓,見識又比別的同學廣,所以風頭很健。他個子高大,又愛講話,經常呼朋喚友,無形中便具有領袖的氣質。

 

這時,他的父親因為中、日文俱佳,回台不久便在台陽礦業找到工作,擔任顏欽賢董事長的祕書,全家就在台北安頓下來。

 

王康厚唸完高一,一放暑假,便興致勃勃地找了幾個同學,一起到台大法學院聽演講,如同他在北京時到北大參加學運一樣,覺得那樣的生活比較前進開放,但沒想到夢魘接踵而至。

 

那年夏末,三哥王康旼突然被捕,陰霾立刻籠罩全家。

「康旼的個性安靜,喜歡讀書。」王康厚說:「他大學一畢業,因為父親坐牢,便回台灣教書,幫忙家計。由於他唸大學時,與二哥、二姐一樣,相信社會主義,所以教書時引起一些問題。 他也由起初執教的大同中學轉到市立女中,再轉到靜修女中,最後在淡江中學執教時被捕。」

 

時為1949年,白色恐怖正開始。國民黨政府全面逮捕異議份子,到處風聲鶴唳。

「三哥被捕後,很快地被判刑十五年,送往火燒島(綠島)服監。」王康厚說:「我自己也很緊張,因為一過完暑假,我回學校,發現泰北中學也有十一、二名的學生被捕。他們全是桃園來的,當中有兩名被槍斃,其他有的被判十二年,有的被判十年、八年不等。我因為在學校愛說話,這時越想越害怕,便自動申請退學。」

 

離開泰北中學後,王康厚白天到台灣省製冰公會工作,晚上到延平補校繼續上學。如此半工半讀,直到唸完延平補校財政科。

 

他說,他三哥被捕後的隔年,國民黨政府頒布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開始在台灣實施長達四十年的戒嚴,同時亦雷厲風行地進行「肅匪」行動。

 

「那些年,無論大城小鎮、大街小巷,電線桿與牆壁都張貼著『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標語。所有報紙雜誌亦配合政令,宣導民眾要提高警覺,隨時隨地保密防諜,注意可疑人物。」

 

「有一天,」王康厚繼續說:「我在報上讀到舉凡品行端正、關心時事又有群眾性的青年,最是警備總部認為值得注意的對象。當時立刻心生警惕,所以不久我便刻意改變自己的形象與生活方式,藉以逃避警總的注目。」

 

就這樣,他自延平補校畢業後,便開始闖蕩社會。起初在建築界摸索,後來隨著台灣經濟發展,便轉進貿易界。他在生意圈裡,憑著流利的日語,認識一些日商;也因為良好的人際關係,在台北商界建立起一些人脈。後來,他與幾個朋友合夥,一起開家貿易公司,進口西藥。

 

1958年,二十七歲的王康厚與苗栗竹南籍的方恭子小姐結婚,開始人生的另一階段。

 

他說:「我太太的一大長處就是個性隨和,與人皆能和睦相處。她嫁入我們這個大家庭後,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妯娌,都相處得很好。所以父親過世後,母親就一直與我們同住。而且我與恭子結婚後,六年內連生了四個孩子,二男二女,三代同堂,十分熱鬧。」

 

他婚後的隔年,父親即去世。他說:「當時,大哥工作不太穩定,二哥與二姐在中國,下落不明;三哥康旼在火燒島服刑,五弟康德在軍中服役,么弟康陸才唸大二,所以在無形中,我就成了家庭的中堅份子。母親住我家,兄弟姐妹們要相聚,也都到我家。」

 

提起么弟康陸,王康厚說:「小陸在男孩裡排行老六,又在大陸(北京)出生,所以父親將他取名為康陸。我們則一直暱稱他為小陸(小鹿)。」

 

「小陸的個性溫和,喜愛自然,心軟、善良,又聰明可愛,所以自小就最得父母寵愛。」他繼續說:「他成長的過程也最順利。小學畢業,考進第一志願的建國中學。初中畢業,直升建中高中部。高中畢業,依他的興趣考進中興大學園藝系。大學時,交了一個女朋友,就是他同班的同學鄞美珠,兩人的感情一直發展很穩定。」

 

「小陸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在味全公司做了一年事後,便與美珠相繼出國留學。他在堪薩斯州立大學唸了兩年,便拿碩士學位,然後與美珠結婚。又過四年,他獲堪大植物生理博士學位,全家都很以他為榮。然後,他就與美珠一起到紐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有誰會相信他會做出什麼壞事?」王康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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