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精彩的人生(中)─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文楊遠薰 圖王康厚

台美人: 活出精彩的人生(中)─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2013-02-28)

 活出精彩的人生(中)─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文楊遠薰 圖王康厚


1981年,失聯33年後,與二哥、二姐團員照。由左至右:康德、康陸、二哥康緒、母親、大哥康羲、康厚、二姐斌斌、曼珠。


母親生日,家人合影於康厚家。由左至右:美珠、恭子、惠音、康陸、康厚、母親、曼珠、康德。


1991年,王康陸出獄後留影。


康厚與康陸兩兄弟夫婦及康陸家的愛犬郊遊合影於紐澤西。

但就在小陸到紐約做事的那一年(1971),調查局的人找上了王康厚。

他們到他的公司,對他說:「你的弟弟王康陸在美國被共產黨利用,做了一些傷害台灣與台灣人的事情。你要寫信勸他,叫他不要再做壞事。」

 

康厚心裡懷疑,但基於白色恐怖的經驗,他對調查局的人唯唯諾諾。他們要他寫信,他便取出紙與筆,當面寫道:「小陸,你在美國,不要做對不起台灣與台灣人民的事。」

 

寫了兩行,寫不下去,他停了下來,與調查的人打電話哈哈。但他們執意他寫完,他便又寫道:「台灣現在很進步,也很民主,你若有機會,要回來看看…。」寫完後,他把信交給調查局的人,讓他們帶回局裡寄。

 

隔日,正好有一日本人來訪。他靈機一動,立刻取出紙來,簡短寫道:「小陸,昨天寫的信,非出我本意,請勿理會。」然後請日本友人帶回日本寄。

 

一個多月後,王康厚接到康陸的回信。信裡,小陸辯道他在美國沒有做壞事,但受壞人誣告,誣指他是共匪同路人,其實這些全非事實。

 

王康厚於是把信交給調查局的人,希望就此了事。但是半年後,他們又找上了門,對他說王康陸仍在美國做壞事,問他有無機會到美國?能否當面勸勸康陸?

 

王康厚一口答應,半年後申請赴美考察,果然很快就核准。他出發前,調查局的人去看他。他到美國一個多月後,回台的第二天,調查局的人又出現。

 

「我的弟弟不是共產黨員。」王康厚聲音朗朗地對找上門的調查員說:「他非常愛台灣,批判共產黨比批判國民黨還厲害。」

 

這些都是據實以告。事實上,王康厚本身也很想知道康陸在美國,究竟做些什麼事?所以他直飛紐約,與康陸相見。兄弟相處時,他觀察小陸,覺得他對兄長熱誠如昔,婚姻美滿,工作順利,在朋友間也很得人緣,對台灣更充滿關心,實在看不出有什麼變壞的跡象。

 

因此,他問小陸:「何以調查局的人說你在美國做壞事?」

 

小陸回說,他沒有做壞事。他在堪薩斯州大唸研究所時,與同學合創台灣同學會,並當過會長。到紐約後,熱心紐約台灣同鄉會的事務,並在尼克森到中國與周恩來簽署尼周公報後,與眾鄉親一起到華府抗議,還進入台灣駐美大使館內宣讀抗議文。這些想必就是他被列入黑名單、被稱為做壞事的原因。

 

「這些都是愛台灣的事,何以因此被列入黑名單、被宣稱做壞事?」王康厚不解地問。

「因為我們主張打倒蔣家獨裁政權,建立台灣為一民主、自由而且獨立的國家。這種主張不為國民黨政府所容。」小陸答。

 

王康厚這下十分駭異,因為在他一向的觀念裡,不是國民黨,便是共產黨,不曾有過台灣獨立的選項。於是,他繼續追問台獨運動究竟主張什麼?立論何在?

 

小陸便從舊金山和約、台灣地位未定論說起,一直講到台灣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行決…等等。王康厚邊聽邊訝異這位平日不多言的小弟竟是講話如此層次分明,而且學識淵博、立論有據。此後,兄弟倆聚在一起,便談論這些議題。

 

回到台灣,王康厚自不便呈報一切,僅堅稱「我弟弟不是共產黨員」。調查局的人顯然不買帳,以後每隔一段時日,便來盤查一下。

 

1975年夏天,到南美旅行的王康厚突然接到公司打來的緊急電話,告以調查局的人帶稅務局的人前來查帳,帶走所有的帳簿。

 

王康厚火速趕回,馬上與對方溝通。對方告訴他,他的公司逃稅,將罰三千萬!

 

三千萬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的大數字。「就算整個公司都賠掉,也不可能繳出那數字!」王康厚激動地回應對方。

 

講著講著,他叫嚷了起來:「你們根本是蓄意找碴,無中生有,乾脆讓公司倒了算了!」

 

結果隔天,就有人來找他,對他說,他那樣做,徒然敗事,無法解決問題。真要解決事情,還得放軟身段,與對方私下好好談判。說穿了,就是找人說項、送紅包、談價碼。

 

王康厚想起從前父親在北京被捕時的際遇,也就冷靜下來。此後十來天,他每天早上九點鐘就到華陰街的「兩路(公路與鐵路)調查站」報到,每次約談一個半小時。約談之後,他就找人關說,然後依照指示,一一送紅包,打點一切,正如從前父親坐牢時家裡依指示行賄的翻版。

 

如此到了第十天,價碼談妥四百萬。然後,對方要他在應訊時大聲叫喊:「乾脆讓公司倒閉算了!」他照辦。數日後,法院開出的罰鍰果然就是四百萬台幣。

 

「四百萬罰鍰加上大約兩百萬的行賄,」王康厚說:「公司實在撐不下。而且半年後,他們竟又來搜一次,簡直像無底洞。」

 

結果,股東們從各方面考量,決定關門大吉。他也因此拜託在美國的曼珠幫忙,請她幫他們一家辦移民手續。

 

「曼珠早在1961年即到美國,」王康厚說:「與丈夫住在紐約皇后區。我與康德兩家後來的移民美國,都是她幫的忙。」。

 

中年移民國外,猶如連根拔起,另起爐灶,絕非易事。但事至如此,王康厚只有繼續向前,同時勉勵家人,只要肯努力,在美國總有機會,然後在1979年夏天,攜全家移民美國。

 

4

 

抵達美國後,王康厚一家在紐約的法拉盛落腳。他已四十七歲,既無雄厚的資金,亦無耀眼的學歷,卻有四個正在成長的孩子,自有許多生活的壓力。

 

他需要馬上工作,因此先經康陸的介紹,到一位台灣人投資的店裡打工,同時亦到日本人開設的尋才公司登記,希望能在日人經營的公司裡謀到一職。

 

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不少日本企業為進軍美國,紛紛在紐約購置不動產與公司行號。王康厚就在這時機中,在紐約的一家日本銀行找到一份總務部門的工作。

 

他到日本銀行上班後,工作十分努力,不久便獲上司信任,爾後逐級升遷。與此同時,太太亦在一家台灣人的醫師診所做事,一家在美國的生活便安定下來。

 

這後,他們的母親與他們同住,四個孩子亦先後上大學與研究所。他們亦經常與康德、曼珠及康陸三家互動,儼然在紐約另組一個大家庭。

 

提起弟妹們,王康厚說:「康德自軍中退役後,在別家公司工作一陣子,就到我的公司當業務主任。後來公司被抄,生意做不下,康德便偕太太方惠音在1977年移民美國,也住在法拉盛。」

 

「康德在服役時認識方惠音。」康厚笑著說:「惠音畢業於國防醫學院,在軍中的醫院當護理長,官階中尉。康德不過是個服役的阿兵哥,但見了漂亮的女軍官就追,結果竟讓他追上了。我當年還陪他到屏東南州去提親呢!」

 

康德移居美國後,白天在美國人的公司工作,晚上到附近的大學進修,數年後再轉到台灣人的企業上班。惠音則考進郵局,成為聯邦政府的公務員。兩人都先後當過紐約台灣同鄉會的會長。

 

「康德個性內向,」康厚說:「惠音比較活潑、人際關係佳,所以涉入台灣人社團比康德還要廣。她的父母是廣東人,父親服務屏東南州糖廠。因為自小在南台灣長大,惠音會講台灣話,也很認同台灣,在九十年代曾先後擔任過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與台灣人權會會長。」

 

么弟康陸是全家最早接觸台獨運動的人。他在紐約的AT& T(美國電話與通訊公司)擔任系統分析師,因為太太美珠在紐澤西的一家跨國公司擔任化學師,所以住在紐澤西,每天通勤到紐約上班。他與美珠共育一子寧文。

 

王康厚說:「小陸承襲父親的文采,中、英文俱佳。當年台獨的一些重要論述,皆出自他的手筆。他的個性溫和,總是默默地做事,所以在同鄉或獨盟(WUFI)裡,都深獲好評。」

 

王康陸於1975年出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宣傳部負責人暨《台獨月刊》總編輯,1977年起,連續擔任六屆長達十二年的獨盟秘書長。

 

「小陸一直都很忙。」康厚又說:「他上班之外的時間大都放在獨運上。 有時下了班,他會到我家看媽媽,但常常吃了飯就走了,或許到獨盟工作室,或許到台灣公論報,總是來去匆匆。」

 

「他很瘦,又有胃病。」他繼續感傷地說:「常常要吃飯了,他就胃痛。每次胃痛,便臉色蒼白,吃不下飯。媽媽見他瘦成那樣子,很不捨,就問他:『你這麼為獨運奔波,有用嗎?』他回答說:『有沒有用,我也不知道,但事情總要有人做。』我母親那時每個月領一百多美元的社會福利金,每次小陸告辭時,便三十、五十地塞給他,說要捐給台獨聯盟。」

 

那些年,因為孩子都在唸書,王康厚的生活壓力大,王康厚可說有班必加,盡量工作。「但凡是台灣人的活動,我們一家大小都參加。」他說:「不管是街頭示威或同鄉會的活動,我們與康德、康陸三家從不缺席。」

 

自他移民美國後,台灣與海外都發生一連串重大的事情,包括1979年的中美建交、美麗島事件至1980年的林義雄家血案、美麗島大審判,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等等,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熱血沸騰。

 

其時,島內的民主鬥士因為有生命與自由的危險,極需海外的奧援,因此頻頻透過管道,造訪美國。海外的台灣人社區則因為一批接一批的島內人士的造訪而熱鬧非凡,負責聯絡與接待的人亦忙得團團轉。

 

王康厚自威權統治的台灣來到自由開放的美國,又身處朝氣蓬勃的台美人社區,頓時感到蟄伏已久的熱情逐漸復甦起來。他覺得雖然較晚才到美國,生活有壓力,但精神上卻很開懷,尤其這段期間,他們的家庭遭遇一樁極不尋常的事,那就是與失聯三十三年的二哥與二姐團圓!

 

美、中建交後,雙方便互派學者訪問。他們因此把握機會,託人探聽二哥與二姐的下落,結果在1980年春、夏間獲得了消息。他們的母親與妹妹曼珠立刻辦手續,飛赴北京,果然見到了三十三年毫無訊息的二哥與二姐。

 

原來他的二哥與二姐都早已改名,但都在著名的大學擔任日文的教授。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清算、鬥爭,二哥尤其被下放、勞改,直至1980年方獲得平反。他們那時的生活十分清苦,所以在母親與曼珠自北京回美國後,在美國的弟弟妹妹便趕緊集資,邀請他們到美國探親。

 

王康厚說:「我父親在世時,三不五時便找人算命,看他倆是否還在人世?我母親則是有廟必拜,心裡經常惦記著他倆。如今總算見到了、摸到了,也在一起講話,那種感覺真的是恍如隔世。」

 

於是自1981至1984年間,他們三次邀請二哥與二姐到美國,帶他們到處旅遊,也陪他們逛商場、購物。

 

「我當年與二哥、二姐分手時,已經十七歲,」王康厚說:「所以對他們很有記憶。尤其他們唸大學時,我是小學生與初中生,對他們很崇拜。印象裡的二哥一直是聰明、自信,很會分析時事,凡事很有見解,可說是我當時心中的偶像。可是失聯三十三年後重逢,我心裡覺得他昔日的那種銳氣與英氣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與誠惶誠恐,我看了很感傷,心想環境確實會改變一個人。」(待續)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