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美的百合 自序
東方白
二OO一年春天，我出版了文學自傳《真與美》，這一年夏天，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鄭德昌便邀我與CC到該城的『台灣中心』演講，題目是『結合歷史與文學的《真與美》』。
到時，我們先在洛桑磯CC同學家下榻，次日才搭沿海的火車，一路欣賞太平洋的美景，悠閒來到聖地牙哥。這晚在『台灣中心』演講之前，有一位同鄉神祕地來到我面前，悄悄地對我說:『怎麼那麼巧？你的書名正是我太太的名字，她就叫『真美』！』同晚，演講完後，我留在中心替買《真與美》的同鄉簽字，最後拿書給我簽的是一位清秀的女士，當我問她姓名以便落款的時候，她羞怯地告訴我:『真美』。』
我們回洛桑磯的火車票訂在第二天中午，因為有半日的空閒，而這天鄭德昌又剛好有事不能親自做陪，所以他只好把我們交代給兩位女士，請她們載我們到附近遊玩，這兩位女士之中的一位就是「真美」；而我選擇的遊玩方式就是我最愛的『海濱散步』。不久，四個人便來到Torrey Pines Beach，由於CC腳痛，不能在沙上行走，一位女士就自願留下來陪她靜坐觀海，而真美便陪我在那漫長的沙灘散步，邊望著浩瀚的太平洋，邊自動向我述說她奇異的家庭故事。
原來真美的父親在日本時代自『淡水中學』畢業後，到東京『早稻田大學』念法律，緣由在大學的讀書會讀過《資本論》，回台灣時被人誣告是『共產黨』，終於被法院判了三年徒刑，出獄後遠離囂塵，隱居大屯山下的山谷，過著半耕半讀的清苦生活。即使如此，仍然避不開爾後中國時代的政治逼害，屢次無由被捕下獄，還被迫定時到「警備總總部」接受每年一個月的「集體管訓』。
真美陸續告訴我幾個小故事，其中有兩個尤其令我感動－－她家背後的山頂有一道瀑布，瀑布的絕壁長著一株百合，因為無人可以觸及，所以長得特別『真純』與『美麗』， 於是有一天，她父親便指著那花對她說:『真美啊，你要像這『真美的百合』才好!』，她家養了一隻十年的大狗，這狗聰明伶俐，全家把牠當成『家人』一般，有一天走在馬路旁，被一部十輪軍車故意撞傷，倒在血泊之中，當她父親跪下來替牠撫傷，一個中國兵自卡車跳下，牽了一隻三個月小的德國狼犬到他面前，對他說:『你這隻『土狗』給我算了，反正牠是活不了啦，我就用這隻「名狗」跟你換』令他非常生氣，忍無可忍，終於破口迸出一生都沒說過的罵人的話:『馬鹿野郎(Bakayaro)!』
回洛桑磯的火車上，我邊欣賞太平洋的海景，邊習慣性地將真美告訴我的幾個故事快筆飛書在隨身攜帶的小筆記本上，書畢也就把它忘了。
以後足足兩年，我都在為《魂橋》與《小乖的世界》兩書忙碌，無暇顧及其他。一直等到2002年年底這兩書出版，我才有空坐下來翻閱過去的所有筆記，尋找新的寫作題材，偶然被真美的故事吸引住了，於是決定把它寫成一本用『台語對話』做『骨』、以『台土風情』為『肉』、『純蕃薯』與『真正港』的台灣長篇小說。
我于2003年年初自愛城打了長途電話給聖地牙哥的真美，將我的小說計劃告訴她，經過兩個月小說背景的考查與研究，才開始與她做首次長途電話的詳細訪談，兩個禮拜後，小說正式落筆。
這種『邊談邊寫』的合作，繼續進行了一年半，一直到小說完成為止，其間說者與作者從不會面，兩人相隔三千公里，僅由一線相通，傳遞信息，可謂『前無古人』，堪稱『文學新奇』!
以上是《真美的百合》的『序』
2004年10月5日於 愛城
2004.11東方白(前排右二)真美的百合洛杉磯簽書會
用筆見證台灣史
第14屆吳三連獎小說類得獎者
「啊！—緊轉來去旅館歇睏，看這露水即倪厚，明早再絕對是大好天，大家較早起來這海邊看日出！」
「你敢知這部小說，為何用『日出』結尾？就是台灣人『出頭天』啦，哈—」夜半的加拿大，東方白盡興地為自作「破題」，話筒中一陣朗笑，竟帶有鬱結紓解後的暢快。
第14屆「吳三連獎」小說類，頒給本名林文德，現年五十三歲的東方白，代表作為《浪淘沙》。
《浪淘沙》以台灣歷史為證，以台灣鄉土為懷，描繪自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木迄至當代，三個台灣家族（汪東蘭、周明德、邱雅信）三代之間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空間背景涵蓋台灣本土、大陸、日本、南洋及美加等地，全文一百五十萬餘字，為台灣文學中少數僅見的大河小說之一。東方白一九八○年春起筆，一九八九年末全書脫稿，計入廣閱資料與校對修潤的功夫，費時十二載；中間作者二度病危，幾至輟筆，端靠意志力撐持與前輩作家鍾肇政的呵護鼓舞，才「向歷史交卷」。
然而，發表如此堂堂鉅著，在當時外有查禁壓力、內有本土文學刊物花果飄零的窘況下，幸賴多位有心人的支持與「台灣文藝」、「文學界」苦心孤詣地接力連載，《浪淘沙》才得以自困頓中接生。
「《浪淘沙》寫到光復初期，我也面臨文學與政治的十字路口。寫不寫『二二八』？寫了，作品可能遭禁；不寫，愧對歷史。最後，決定悍然動筆。十年過來了，台灣現此時的創作環境，的確較自由了……。」是的，政治禁忌鬆了，文學消費市場「輕薄短小」風卻乘虛而入，堅持一部百萬長篇的「身段」，有何深心悲願？
「以前大家常說，台灣史是苦悶的歷史；台灣文學是苦悶的文學。這幾年來，我常自問：難道這媳婦的血管擠不出一滴公主的血液？這自卑的怨嗟聽不到一聲歡笑的歌聲？寫作大河小說，至盼將咱上一代台灣人為保持尊嚴而永不屈服的奮鬥精神，留傅給後代，這是我一生最能做的。老實說，寫完《浪淘沙》，當初只期待有十位讀者我就滿意；但書成後，我四處演講，發現讀者不只此數，內心實在十分快慰！」
東方白學理工，寫作態度絲毫不業餘。構思《浪》書時，好幾部世界知名的大河小 說，如「靜靜的頓河」、「約翰克里斯朵失」……等，皆是他日夜耽讀咀嚼的對象；伊更親訪歐美作家的故居，徘徊流連，「無非是讓自己的作品，能從世界的水平來立足，拓廣台灣文學的視野、境界。」
東方白現居加拿大亞伯大愛城（Edmonton），《浪淘沙》問市後，目前尚未有進一步的寫作計畫，「呈休息狀態」，他說，「所謂休息，就是將寫作暫擱一旁，認真生活。」
東方白的正職是亞伯大省政府水文工程師，他解釋，「就是測量溪河的水深，好讓施工單位架橋鋪路。」事實上，東方白宗教般虔誠的文學實踐，未嘗不是在測量人性的深度，祈盼在邊緣土壤植出京城的玫瑰；以其芬芳，撫慰受創的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