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地牙哥鄉訊 2003年 (下)

親情、慕情、純情和摯情

新昌

童年時的慕情

﹝一﹞

在我開始認知這個世界時,大哥已經是高中生了。他是我生命裡第一個偶像,第一個仰慕的領導者,是我從小心裡就想模仿的對象。大哥那時在我看來真是多才多藝,舉凡小球,例如桌球、網球、棒球、羽毛球等,他都是學校要爭取代表的選手,因此常常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甚至全省的比賽。大哥在其他體育上的才能,也很特殊。他身材很好,很結實,人也長得好看。他很喜歡練習機械操,鍛鍊身體,最常讓我看到的練習動作是拉雙環。他在家裡前院的榕樹高高的樹枝上,綁上兩個各自下垂的鐵環,常常在那裡練習各種雙環擺動、旋轉、換手等動作,我往往都要高高的仰起頭來,才能看到他在那種運動場合的優美動作。

大哥年輕時過的都是瀟灑的生活,不但運動方面好,才藝方面也很特出,從高中、大學、甚至大學畢業後,都是明星人物。大哥可能是我們家裡唯一懂音樂的人,我所能回想最早有關大哥的印象,竟然是和音樂有關的。那是我大約五歲時,常常在家裡看他、聽他練習演奏「中山琴」。中山琴是一種放在桌上彈奏的二絃琴,彈奏者用左手手指按著琴絃,右手拇指和食指夾著一塊塑膠作的小薄板彈撥二絃,奏出音樂來。當時大哥常常彈奏的曲子,是所謂的「國父紀念歌」。它可能原來就是一首民謠曲子,後來被用來譜成紀念中華民國開國領袖孫文的歌曲,這首歌曲在當時的年代﹝1925﹞應該相當流行,因為義大利的歌劇作曲家卜啟尼﹝Giacomo Puccini﹞,曾經把這個曲子譜在歌劇杜蘭朵﹝Duranto﹞裡。1950 年代中華民國佔領下的台灣,當然還有蛛絲馬跡可尋。我記得這首歌的歌詞中有這樣的片段:

「我們國父,首創革命。
革命血如花,‧‧‧
民國初成,國事如麻。
我們國父,‧‧‧」

記得小時候,在大哥用中山琴的伴奏下,家裡的親人有時會聚在一起,唱些台灣民謠。其中有一首民謠,是那時相當流行,也是我們常唱的:

「雨夜花,雨夜花,
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
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
有誰人倘看顧。
無情風雨,誤阮前途,
花蕊哪落欲如何。

雨無情,雨無情,
無想阮的前程。
並無看顧,軟弱心性,
乎阮前途失光明。

雨水滴,雨水滴,
引阮入受難池。
怎樣乎阮,離葉離枝,
永遠無人倘看見。」

這首雨夜花是我常聽到的一首台語歌,那時往往望著窗外綿綿的細雨,耳中聽著家人唱這首歌,心裡不免要去想像,為何那麼美麗的花朵,會在風吹雨打之下,凋零、掉落在地上。這以後每逢下著雨的夜晚,我聽人唱這首歌,心裡就有無窮的悲悽感。

家裡的親人聚在一起,唱台灣民謠的日子,其實是相當短暫的。上了小學後,慢慢的這些台語歌曲,竟然就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裡消失了。在學校裡我們被禁止使用台語交談,當然也不准老師對學生教唱台語歌曲了。我們除了在家裡和家人、親戚還是使用台語作為主要溝通的語言外,對於台語的認識,其實是相當有限的。想要能夠使用台語,來講解在學校裡學到的一些中國古典故事,實在是相當困難的。那時社會上有限幾個使用台語的娛樂節目,一窩蜂的都是一些粗俗的鬧劇,的確在我們這些當學生的台灣孩子們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種印象,好像講台語的人都是比較粗俗的人們。而且更悲哀的是,能夠使用文雅台語講話的人,再那個時代中,好像也都慢慢的消失了。一些優雅哀悽的台語歌曲,也不知原因的被改編,成為讓人啼笑皆非的不同歌曲版本,失去了原來的義意。例如這首我最為喜愛的雨夜花,它的歌詞被改成許多種版本,其中有一首是比較輕浮的兒童戲歌,和我們居住的糖廠﹝會社﹞裡70米高的巨大黑煙囪,也居然扯上了關係。我所記得的雨夜花改編後的歌詞,其中的這個版本的片段如下:

「要娶某,要娶某,
娶到一位恰查某。
嘴口大大大,
眼睛凸凸凸,
親像會社煙筒口。

要嫁翁,要嫁翁,
嫁給一位老大人。
嘴鬚葫葫葫,
眼睛凸凸凸,
親像會社煙筒口。

‧‧‧」

那個時代的許多小孩,不只是住在糖廠裡的,也包括住在市區的,大概都唱過這樣歌詞改編過的雨夜花,而原來雨夜花裡哀怨悲傷的歌詞,也慢慢的被淡忘了。

我們對於台語的使用和認識幾乎都是口傳的,我從父母親、外祖父母、舅舅們、和哥哥姊姊們那裡,學會了使用福佬話的台語,來表達意思、溝通感情。但我從來沒有學過如何使用書寫方式的台語,來表達說話的意思和感情。不但我的情況如此,就是我的父親和哥哥姊姊們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所說的話語,竟然是一種無法用書寫的方式來表達的。一直等到上了小學,開始認真學習北京語﹝國語﹞後,我才能夠慢慢的,自己拼出一些自以為是的,等同台語發音的漢字。大部分的台灣孩子們,大概也和我一樣,我們一直要等到,學到的漢語字彙增多了,才能夠慢慢的自己摸索出一套,只有自己才能完全了解的台語和漢語的關聯系統。久而久之,每個人都有了屬於自己的一套語言寶貝祕本,自以為是,甚至常常希望能用自己發展出來的一套,來解讀我們所熟悉,使用口傳語言的書寫內容。

生於日據時代的父親,成長於日語教育的環境,到了四十歲時被迫,要在逐漸轉變成為使用北京話的謀生環境裡養家生存。他和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一樣,對於語言的問題,有著深深的體會和感觸。在深感毫無助力的情形下,他也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多多了解這種從母親那裡學來的口傳語言。那時屏東市有個廣播電台,偶爾會播出使用台語廣播的節目,這些節目大部分都是時事新聞、廣告和歌仔戲等。聽歌仔戲,是母親唯一可以從家裡和市場外面學習台語的機會,因此這是她的最愛。我因而也常有機會聽到歌仔戲的節目,可是大概是語言聽力比較笨拙的關係,或是因為在學校裡學的是一種比較重視視覺的語言教學,對於戲裡的唱詞卻是很難聽懂,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常常很羨慕母親,可以輕而易舉的聽懂歌仔戲裡唱出來的歌詞。

我常常羨慕別人擁有語言能力,能夠容易的聽懂只用口頭說話的語言,因為我從小在學校裡,或者在那時看電影和電視環境裡的薰陶中,養成一種一聽聲音就想看字幕的習慣。這種習慣,常常讓我產生一種想要把握,表達,和說、寫精確語言的慾念。即是說,當我聽到一個人說話的時候,我的腦海裡便必須即刻寫出﹝浮現出﹞這個人所使用的字句。所以在還沒有正確掌握這些所說的字句以前,我很難聽懂,或者說很難看懂才比較正確,這個人所說話語的內容。這種視覺語言的習慣,不但造成了我和家人以及其他人的會話上反應遲鈍,而且有時腦海中浮現的字句發生錯誤,或者看到了「生字」,在那種情況下更是無法了解說話的人,所要表達的正確意思了,到時候聽錯話、表錯情的窘境,也就難免發生了。

有一陣子,我們家人常聽的這個廣播電台,於播放台語晚間新聞後﹝當然不是晚上7點的新聞,而是9點以後了﹞,竟然有大約半個鐘頭的時段,播出使用台語說故事的節目。這個晚間新聞和新聞報導後說故事的節目,因為父親的要求,就變成那時候我們全家人學習台語的時間。每天到了這個時間,每個人都睡在榻榻米上,等到聽完新聞和故事,而且有時稍作自由討論後,才各自睡去。這是我們全家人的快樂時光,我至今還深深懷念不已。那時聽到的故事很多,不但有台灣民間故事,如義賊廖添丁、林投姊、周成過台灣等,也包括了中國的古典小說,如封柛演義、東周列國誌、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的片段精采內容。這個廣播節目,不但讓我們學到一些古典台語的使用,同時也讓我們知道了一些漢語文學名著的內容,真是一生受用不盡。當然我要特別感激的是父親的堅持和鼓勵,讓我們在那種環境之下,能夠把握這樣的機會,受到這種使用母語來學習,台灣名間故事和古典漢語文學的教育。

我唸小學一、二年級時,大哥已上大學了。暑假中,常看他用木碳在大張的白紙上,作人像素描。有時他一面素描,一面吃饅頭,同時也用麵粉做的饅頭,去擦掉紙上的碳粉。多年後每次吃饅頭前,我總會下意識地看看饅頭上,是否有碳粉的痕跡,想來大概是小時候的印象造成的影響。

大哥服兵役當海軍軍官時,曾是踢踏舞的明星,常常在海軍的康樂活動裡表演。我記得唸小學時,曾到過左營的海軍基地,看過穿著白色海軍制服的大哥,在康樂活動的舞台上表演踢踏舞。

從建築系畢業的大哥還在服兵役時,曾設計一些草圖,由那時已經開業幾年了的父親,出面把這些設計圖送出,去應徵當時要在高雄建造的一棟賓館。沒想到這些設計圖,竟然被錄取為第一名,父親也覺得很意外。大哥大學畢業後的幾年裡,便和父親合作,設計並監工完成這個在大貝湖附近的賓館建築。

小時候常和大哥去釣魚,我們常去的地方是省立屏東醫院後面,人煙稀少的萬年溪旁。屏東的萬年溪當時一直通到下淡水溪,可能原來是條人工開鑿的運河,為了疏通水道,讓下雨時累積的水量可以流出市區。環繞著這條萬年溪,有一條道路叫自由路,它是進出屏東市的一條重要公路,當時有許多卡車經過。屏東醫院後面那個溪旁,因為很少人去,樹林叢生,其中還有座已經年久失修的吊索橋。這座吊橋我們都叫它為「O-sim-kiou黑幌橋」,因為那是一座黑黑的幌來幌去破舊的鐵索橋,那裡的陽光都被樹林遮住,鐵索呈烏黑色的緣故。有時可能風吹的原因,沒人走的吊橋上,有時也會悉索悉索地,發出好像有人走過的聲音。樹影倒在腐朽的橋板上,加上殺沙煞的風聲,好像有許多從醫院後院的太平間裡遊出,看不見的靈魂在附近走動。每當我們釣魚回來,親戚朋友總會好奇的問:「你們去那裡釣的魚?」我們總說:「O-Sim-Kiou。」好像屏東市的每個人,都知道那裡是O-Sim-Kiou似的,聽到我們說話的人們,都會帶著不以為然的眼光看著我們。但是當他們看到我們釣的魚又大又多後,他們就帶著納悶的心情不再說話了。如果不是和大哥在一起,我自己一個人是絕對不敢到這個地方釣魚的。大哥膽子大,認為這裡平常沒人敢來,釣到大魚的機會比較多。有一次他還走到橋上去釣,我在樹林的另一頭,聽到橋上有人走動的聲音,又看不到大哥的身影,我當時很緊張。後來大哥竟從橋上興奮的叫著我的名字,我才知道他在搖晃的橋上,釣到了一條大約有五根手指那樣大的南洋鯽魚。

大哥不在家裡時,我也常常自己一個人去釣魚。我去的地方,是從小就很熟悉的,小學一、二年級時,每天從糖廠宿舍走到市內的小學必經之路。那是在仁愛路和自由路交接的萬年溪旁,靠近水門的附近。這裡靠近公路路旁,附近樹少視野很寬闊,平常有車子經過,偶爾也有人走路經過,算是比較安全,而且心理不必害怕的地方。唸小學時,我常常自己一個人,來這個萬年溪旁釣魚。每次都選了視線寬廣、風景美好的位置,一釣就是好幾個鐘頭。但其實大部分釣魚的時間,我都在看附近的風景,如果釣到魚的話,大都也是小小的紅目狗貓魚,而且最大的也不超過一個手指頭粗。偶爾釣到兩三個手指頭粗的鯽魚,我便要高興好幾天,覺得自己釣魚技術進步多了。

我們住的糖廠宿舍和屏東市區之間,其實只有一河之隔,這河即是萬年溪。我們從宿舍要到市區內,只要從宿舍區的邊門走出,跨過萬年溪,越過自由路,即進入市區內的仁愛路。我們家的後院連接著一片甘蔗園,甘蔗園過後即是萬年溪邊。這附近的萬年溪上,有個小水壩﹝我們稱它為水門,因為每次颱風來後,這個水壩都要開閘放水﹞,就在糖廠宿舍的邊門附近,因此我們進出屏東市區其實是相當方便的。這個水門上有一條石板橋,沿著水壩跨在小河上。它雖然只有一個大人的寬度,卻是附近唯一可以進出過河的通路。這座石板橋,和水壩平行的架在萬年溪上,建造極為簡單,兩邊也沒有設置欄杆。它設置的主要目的,是讓維護水壩的工作人員,可以進入河中心地帶,來操作擋河水的鐵板。雖是如此,這座石板橋,不但是我們糖廠的居民進出屏東市區的一條「交通捷徑」,而且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我磨練精神和體力的標誌和對象。

上幼稚園的暑假中,有時住萬丹的二姊回家和我們聚在一起。這時大姊總出主意,要母親做綠豆米台目冰,讓大家來吃。每次總是由我帶路﹝我走在最前面﹞,和大姊走過石板橋,到萬年溪對岸自由路的另一邊,和仁愛路交口附近,靠近鐵路高架橋邊的屏東製冰廠,去買冰塊。走到石板橋時,大姊總要牽著我的手,讓我走在前頭。買了冰塊後,大姊提著用草繩綁住的正方形冰塊,讓我走在前頭,再走過石板橋回家。在炎熱的夏天裡,雖然冰塊溶解了一些,但還是足夠讓我們全家人,在母親用菜刀把它削成一片片的薄冰片,混入碗裡的綠豆米台目後,爭先恐後地享受冰涼可口、母親親手做的綠豆米台目冰。在這樣親情的薰陶中,我也慢慢的訓練出,能夠有足夠的體力和勇氣,自己單獨走過這座石板橋了。

我開始上小學時,因為學校在屏東市區裡,這座石板橋便變成每天上下學必經之地。每天早上,父親總是用腳踏車載我到學校後,他才又回到糖廠上班。但是放學後,我便自己走路回家。每天早上到了這座石板橋前,父親總要下車,讓我先走過,他總要看看我是否能自己安安全全的走過,然後他才推著腳踏車過去。有時夏天裡颱風過後,萬年溪的水位相當高。這時水門的水閘打開了,平常過這座橋時,可看到的擋河水的鐵板,這時候都不見了。這時看著滔滔的河水,在石板橋下滾滾而去,心裡就很害怕。有幾次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幾乎都是手腳著地爬著過去了。雖是這樣戰戰競競的走過這條石板橋,幸運的是,我從來沒有掉到水裡去,而且後來也因此而建立了穩健的平衡感。

大約小學四年級的暑假中,我們家三兄弟由大哥領隊照顧,坐火車從屏東到基隆,在當時住在基隆河旁的大舅家裡,住了將近一個星期。因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長途旅行,而且有大哥帶著我們,我對這次的經驗特別有印象。記得當時我們坐的是普通車,沿途每站都停。大哥趁這個機會,給了我們一個暑假作業,要我們把沿途每個火車停下來的站名都抄寫下來。

我記得出發那天我們在天亮時就到了屏東火車站,上了車後,火車便往北開,經過了橫跨下淡水溪長長的鐵橋。停過九曲堂和鳳山後,一路經過了高雄、台南、岡山、嘉義、斗六、台中等大站。冒著煙﹝有時白煙有時黑煙﹞的火車,也跨過了連接許多大河和小溪的橋樑,然後由山線經過了苗栗、竹南、新竹、中壢、桃園、新莊、板橋、台北等聽人說過的大城市後,才到了基隆。當我們抵達基隆後,天已暗了。到了大舅在基隆河旁的宿舍時,已經可以說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那時基隆河的河水上,還可以看到兩旁路燈的燈光反射在河水上。

我們在基隆的那個星期,我還能回想到的,都是美好的日子。每天一大早我們就起來了,在矇矓的晨霧裡,我們兄弟們結伴走上山上的基隆公園,沿路林木茂盛,鳥叫雞啼。傍晚時分,我們一起走在基隆河畔,在剛開始發亮的路燈下,常常會看到幾個網魚人家,在河旁下網。我們總會停下來,看著他們網上幾網魚。有幾次,大哥還買了一些網上來的小魚,裝滿了一個大牛奶罐,帶回去讓舅媽煮給我們吃。

我們在基隆的那個星期的日子,我到現在還覺得像是在天堂裡。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相信有天堂的話,我的天堂就是那時候基隆河附近的世界了;當然將來到了那裡時,我們也仍然要回歸到我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才會有像我覺得那時好像生活在天堂裡的感覺。我會有這種生活在天堂的感覺,可能是因為我希望我所知道的大哥,永遠是那時的大哥,就是那時我所知道所認識的,時時關心我們,而且能夠隨心應手,永遠照顧我們一家人的大哥。
﹝二﹞

我的印象裡,小時和大姊及二 姊說話的時候並不多。就是曾經說過,講話的內容也完全不記得了。二姊有一陣子都在萬丹和外祖母一起住,也上萬丹的小學和中學,一直要等到中學畢業後,才回來和我們住在屏東的家。雖然大姊一直和我在一起,或許是我和大姊的年齡差了很多﹝大姊比我大了九歲﹞,小時候,我們之間並無共同的話題。有關她自己和學校的事,大姊也從來不會和我談起。在我還未上小學前,大姊已經是初中生了。我記得有一次在糖廠的宿舍客廳裡,大姊和來訪的同學正在談天。當時母親不在,我很寂寞、無聊,也很好奇,就走到客廳裡,希望和他們在一起。大姊的同學看到我,就和我打招呼,並問大姊我幾歲了等等。大姊告訴她我幾歲後,﹝大姊可能因為必須要照顧我,而不能和她的同學一起出外去,有點惱怒﹞就裝成大人一樣的口氣說:「他很na-mai-gi。」﹝日語的意思是說,他很調皮。﹞大姊的同學笑著,也裝成大人一樣的口氣回說,小孩子都是﹝像我﹞這樣的,然後她們都笑了。一陣笑後,她們就不再理我,繼續談她們的天。我那時不知道她們在談那些事,可能當時我也聽不懂她們談的事,或者後來忘掉了。總之,我現在記得的,只有那時這些她們所說的,有點傷我自尊心的小事。我從來不知大姊的這位同學,到底姓什麼名什麼。印象之中,我可能後來知道了,好像叫做秀琴或秀氣,但也可能不是秀琴或秀氣,因為我所知道的秀琴或秀氣,後來是大姊高中的同學。到底大姊的這位同學,是秀琴或是秀氣,後來我也不想特別去問。但她那時秀氣的樣子,卻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後來竟是我以後情感上,仰慕的對象之一。

我還未上學前,常常有機會見到鄰居的阿雀。當時的阿雀剛剛新婚後,和她瘦高、戴圓框近視眼鏡、斯斯文文的先生,住在我們隔壁的宿舍裡。那時的阿雀,在我的眼裡,真是個絕世美人。她個子很高,身材好,皮膚又白;眼睛大大的,鼻子翹;嘴巴常常塗了淡淡的口紅,講起話來,聲音細細、尖尖、又輕又快地,只見淡紅嘴裡襯出一片整齊、潔白的牙齒。我印象中記得,剛開始幾次和母親到她家,她老是穿著白色的連衣裙,和母親又說又笑的聊天。我一見她的樣子,便被她的淡美吸引住,竟然從來不記得她說了那些話。我只是遠遠地望著她看,看著她講話的樣子。有時她的眼眸不經意地瞄掃到我,我便有點頭腦麻木的感覺。頓時,整個腦海裡,好像只有阿雀的眼神,和她朦朧的影像。有時站得太靠近她時,我就看不到她的臉和講話的樣子,只能聽到輕輕、細細、彷彿如小銀鈴被風吹的聲音。但不管近聽或遠看,能有機會接近阿雀,我總是感到無限的欣喜。阿雀是我小時,介於大姊的同學和母親之間的仰慕對象。

我開始上的學校是糖廠的附屬幼稚園。我在這個幼稚園唸了兩年。我的父親相當看重學校的程度,當時他覺得市區裡的小學程度比較好,他的每個小孩都上市區裡的小學﹝二姊除外﹞。因此也一定要讓我到市區裡唸那裡的小學。可是我是年底生的,雖然唸了一年的幼稚園,年紀差了幾個月,那時還不算足夠可以進小學一年級。父親是個相當堅持遵守規定的人。一有了規定,他就不願變通,也不想變通,除非規定改變。因此雖然糖廠的附屬小學願意讓我升上一年級,父親還是堅持要我再唸一年幼稚園,等到年齡足夠後,才進入市區的小學讀一年級。終於等到一年後,父親便把我的戶籍遷移到住在屏東市的四舅那裡,開始讓我進入中正國民小學就讀一年級。

糖廠附屬幼稚園大班的老師是個年輕的外省女子。她長得不高,但也不矮;不算漂亮,可是也不難看;瓜子臉,有對不算小的眼睛,可是臉面稍嫌扁平;但一頭清湯掛麵的秀髮,倒是突顯出一番不俗的氣質。這位幼稚園老師經常有笑容;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也從來不見她生氣過。對於我們這些幼稚園大班的兒童們,她可說是相當體貼、和藹可親的大姊姊和小媽媽了。每個學期中,她都會到每個園生家訪問,和園生的家長﹝即父、母親﹞談談家裡的情形,小孩的特別狀況,有無困難等事,並作紀錄。類似這樣的家庭訪問,在當時50年代,好像是相當普遍的學校教師活動之一。從幼稚園開始,一直到小學,甚至初中都有。我的感覺上,覺得那時的幼稚園,和園生家裡、以及糖廠的社區,幾乎是融合在一起的。每個月園裡幾乎都舉辦『母姊會』,邀請園生的母親或姊姊,在上課期間參觀園生的上課情形,並和老師談個別園生的需要。有時的母姊會,會擴大場面,包括園生的特別表演節目。

記得有一次,在包含有表演節目的母姊會裡,我被這個外省老師指定,去表演一個節目。這個節目有三個人表演,排成直線一排。兩個身高較高的人在前後,中間一個較矮的人夾在中間,前後均看不到外面。在這場表演裡,我們進場後,三個人在台上有節奏的,整齊地在原地踏著腳步。每個人並高舉右手,伸出指頭。隨著踏步的節奏、指頭數目的變化,最先由中間較矮的園生大聲喊出:

「一、二、三,
山上有三個阿三。

一、二、三,
山上有三個阿三。

一、二、三,
山上有三個阿三。」

等到全場的觀眾靜肅下來,集中精神來觀賞後,前、中、後的園生便依順序大聲喊出:

「一個沒有眼睛;

一個沒有嘴巴;

一個沒有耳朵。」

最後所有三個園生一起大喊:

「真奇怪!

真奇怪!

真奇怪!」

我當時可能是表演夾在中間的那個園生。雖然在台上沒露出臉面,但也表演得很賣力,給自己的印象深刻。

這個節目,我們總共只表演了一次。以後在幼稚園、小學、或其他學校裡,我從來再沒有見過這樣的節目,真是奇怪!以後見到的類似節目,幾乎是青一色的『兩隻老虎』的故事。雖然幼稚園畢業後,我從來再也沒見過那個年輕的外省女老師,但到如今,每次想起上幼稚園時候的日子,不但對於這個表演節目的印象深刻,而且還深深的懷念那個擁有不俗氣質的女老師。
﹝三﹞

每個人每隻手上都有五根指頭,這些指頭雖然長在同一隻手上,但每根指頭卻是長短不一,各自不同。每家的兄弟姊妹也如指頭一般,雖是生長在同一家中,卻也是每個人不但各自高矮胖瘦不同,而且性情和個性也會完全不一樣。

我們兄弟姊妹間除了長相各自不同外,每個人的個性和愛好也各自發展,似乎也找不到相同之處。所幸的是在我們同窩成長過程中,彼此之間還可說是和睦相處,相親相愛的。但在我的記憶中,我卻可以想起兩件小有衝突的情景。我和二哥之間只差了三歲,因此我們相處的時間較長,彼此之間互相競爭的傾向也比較明顯。二哥從小就不喜歡和我在一起,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我比較得到家人注意的緣故。大部分有我在的場面,全家年紀比我們大的人,包括父母和大哥大姊等,都比較注意到要滿足我的要求,說來可能是避免讓我有哭鬧的機會。二哥的需要大人照顧的感情,因此比較受到忽略。二哥這種既被告知要相親相愛,但又不免有忌妒心的矛盾感情,讓他產生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態度,因而採取了一種盡可能對我敬而遠之的策略。

我開始理解到二哥這種心裡矛盾,而採取的策略,是在上幼稚園時,那時二哥已經是上二年級的小學生了。有個下午,家裡只留下二哥和我,突然幾個二哥的同學朋友來到家裡。他們在家裡聊了一陣子後,就要離開,可能還要到別的地方,二哥也想要跟他們去。他們互相談了一陣子後,二哥好像猶疑了一下,就轉頭告訴我,不許我跟他們一道去,要我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裡。我當時真是很害怕,不敢也不願意自己一個人單獨留在家裡。因為二哥已經是被母親指定,留在家裡照顧我和我做伴,心裡已經很不高興,因此在同學朋友面前,他便堅持不許我和他們同行。我當時可能是心裡相當害怕,而急哭了,這一哭更引起二哥的憤怒,他就和同學朋友們出門而去了。我也急急忙忙追出去,跟在他們後面。他們越走越快,我也幾乎是跑起來,一定要跟他們去。這時憤怒的二哥突然停下來,望著我他蹲到地上拾起一塊石頭,就朝我丟來。這塊石頭不偏不倚的,竟然就落在我的頭頂上。頭頂被石頭擊中後,我馬上停下來,呆呆的望著二哥。二哥似乎也嚇了一跳,他停下來望著我看了一會,大概他看到我好像無事的樣子,便若無其事地,和他的同學朋友們一道,繼續向前走了。我那時可能即刻了解到,二哥是不會為我而停下來了,或者可能是被這石頭擊中後嚇呆了,居然停止了哭聲,也沒有繼續追隨他們,好像就自己一個人回家去了。以後的日子裡,我們兄弟之間,也從來沒再提起過這件事,然而奇怪的是,我也從來沒有告訴父母,或其他的人過,雖然曾有一段長久的時間中,我都以為當時的那塊石頭,還一直留在我的頭殼裡。

以後長久的幾年裡,一直到二哥上大學後,我們雖然住在同一個房間裡,上了同樣的小學和中學,但我們之間幾乎是不談屬於個人的事務。我們不談自己功課的事;不談自己朋友的事;不談自己課外讀書的事;也不談自己喜愛的動物。中學時,我們幾乎是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看書,這是我們從小養成的習慣。除了考試前夕,我們看的書大部分是和學校的功課無關的,但我們從來不會去翻看,彼此之間看的是甚麼書。有些時候,二哥會把從書店裡借來看過的書,交給我,要我去幫他還。他的意思當然是讓我有機會在還書前,把這本書看過,算是一種藉此教育我的機會。我從這些機會裡,大致知道二哥喜歡看的是那些書。二哥也喜歡養小動物,諸如小鳥、小白老鼠等,他都很認真地養來觀賞。兄弟之間在同樣的生活環境下,在親情和教育的陶冶下,不但養成必須相親相愛的情結,避免沒有必要的衝突,而且各自分別發展出不同的嗜好與個性,實在真是神奇。這種情況,大概也是只有能夠思考的人類,才會擁有的特性吧。

又有一次我唸小學時,那時我們家已經搬到屏東市了,大哥在暑假中回到家裡住。有天晚上大哥和二哥在全家人吃過飯後,悄悄的出門去看電影了。我雖事先知情,但並不被歡迎一起去。我想大哥為了照顧二哥的矛盾感情,特別不願意帶我同行。﹝大哥事後的解釋是,上次帶我去時,大哥在電影放映中間到廁所去了一會,而我在看不到大哥在身旁時,竟然就在電影院裡大聲哭了起來,讓他覺得很尷尬的緣故。﹞父親看到我一個人晚上在家裡,而大哥和二哥都不見人,可能是基與愛護我的心情,或者是因為事先沒被請示,知道了他們去了電影院後,便有點惱怒了。等大哥和二哥回來到了家門後,父親便不讓他們進門,讓他們在門外等了約半個鐘頭後,才開門讓他們進家裡來,算是一種懲罰。

這次的事,父親事前也沒告訴我他要執行的懲罰。我想他是因為偏愛我的緣故,或者是基於一種長輩的威嚴挫折感,而要給大哥和二哥一點顏色看。可是這個事情過後,我們兄弟間幾乎就再也沒有在一起去看電影了。尤其我和二哥之間,真的是從來也沒想過要一起去,或著是乾脆我們盡量各自,或和自己的同學、朋友去看電影了。從此以後我對於心裡所仰慕的人們,也產生了一種敬而遠之的複雜心態。雖然心理渴望著和這些人們親近,希望跟他們學習,從他們的指導下得到一些學問或人生經驗,但心裡又很害怕和他們接近。歸根就底,總是怕因為接近他們,而終會給他們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困擾和負擔。生長在那個年代的父親,當然是不會了解到這些事情的因果關係。因此而真正造成矛盾的,卻是我和哥哥們之間,以及我和往後所仰慕的人們之間的感情。然而這些人類之間複雜的關係,當時也沒人會想到。一直要等到多年以後,因為人類心理學的研究有了重大進展後,才會知道人類之間這種獨有,而且也比較微妙的心理現象及其可能的發展﹝後果﹞了。總而言之,我們兄弟之間因為種種的原因,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都不是很親密的。我們彼此之間,從來並不會想到要主動地分享自己的所作、所為及所思。

一個人成長以後,當然不可能改變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我們總會幻想,從前的日子裡,如果我們知道能夠適時的作那些事,或說那些話,有許多事情或人際關係,也許到了今天便會有完全的不同結果。但雖是稀疏之情,兄弟姊妹之間同根生之命,不但是人生裡非常珍貴的生命過程,而且也往往是人類裡,最可能互相依靠的親情之一。

﹝2003.07.21﹞

My perception on a band performance at TACC 

(我對師大管絃樂演奏會的感想)

黃文加 (Calvin Hwang)

I just got back from a band performance by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ymphonic Band.” I was originally told that this was going to be a symphony orchestra, and expecting chamber music in such a small stage as the TACC, I didn’t invite any of my Helix band friends. Big mistake.

This band is the best non-professional band I have ever seen in person, which includes RB and Mt. Carmel. It didn’t come close to matching the President’s Own Marine Corps Band which I had the pleasure of seeing my freshman year. The band from Taiwan simply did not have the musicality characteristic of professional bands. While technically sound, many of the lyrical passages lost power by a lack of musical sensitivity. However, technically speaking, every section except one was just rock solid.

From their celeste player to their tuba player, they were absolutely wonderful. Being a clarinetist, I spent a lot of time watching the concertmistress and she had great hand positioning and clarinet angles. The brass section and sound was just phenomenal. They played El Camino Real, among others, and since I played it frosh year, I have an idea of just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the brass in particular.

Our brass section frosh year was decent and we butchered the piece. This brass section, with ten trumpets and eight french horns, absolutely nailed the piece. Imagine eight horns playing better than Andy Lane playing horn in this piece. The horn sound was just one warm blanket soaring over the rest of the band as they should. Not to be sexist, but more amazing still was that every horn player except one, the first chair, was female, and 7 of the 10 trumpets were female. However, the first chair trumpet was also male.

My mom says that this is a very big teacher’s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eachers in Taiwan are female. Hence, the disparity. The conductor seemed to have very good command over the band, in many ways similar to Sperling. They responded well to his conducting although he could have done a bit more to encourage the use of musicality. The clarinets had several super high passages, yet they didn’t cut through the band sound with a shrill tone, they blended well.

In fact, while I could hear them, I only realized they were playing super high by watching the fingerings. I remember how hard El Camino Real was for the clarinets, although my memory could be slightly biased as it was my frosh year and it has been a while, but all the runs were perfect. As I look at the music, the runs weren’t actually all that difficult, but their success in playing them as one testifies to their technical skills.

The only blemish I heard in the entire concert, which lasted approximately two hours, was in the brass opening of El Camino; the conductor took the first notes rather slow and one of the trumpets jumped. Other than that, not a mistake from the band all night that I could hear. Actually, they did miss something. The percussion didn’t play a chimes/bell part in El Camino, but I think that was because they were missing the instrument. I notice the percussions looking at each other during that part and now as I listen to it on my comp, it’s definitely a vibes part that they didn’t have room for.

In addition, the oboe section, despite their gold plated keys, was flat out not good. Raymond would easily fit into this band as a first chair. Everyone was playing on really high quality instruments. My mom told me that in Taiwan, they always buy the best stuff, despite the cost. Back to the oboes, their sound was simply very small, little vibrato if any, and very timid. Speaking of vibrato, the saxophone solo in one of their pieces had a very nice controlled vibrato. Good to hear a good saxophon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while, no offense Austin.

I was sorely tempted to attempt conversation with a clarinet, the concertmistress in particular, but I thought better of it, with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how weird I would seem (almost like that asian stalker guy we know).

Their final encore of three was highly entertaining. They actually played the Tequila song! Imagine this, a band entirely of asians, playing the tequila song, complete with visual choreography. After two hours of playing, I was very impressed at the great sound the brass were still producing.

The university is the equivalent education level of UC Berkeley here, but oboe section and lack of musicality aside, their band just kicked ass.

MY BELOVED LITTLE DAUGHTER, JANICE PAI

March 9, 1986- July 11, 2003

Hui-Yu Pai

“Janice, you were pure like an angel.
This world does not deserve to have you for long.”

There is a triple-meaning for Janice’s Chinese name, 若晨. It means “like the morning,” “beautiful morning,” and since its second character sounds the same as my wife’s last name, it also implies “just like her mother.”

She was a very quiet child. After having learned to walk, she just followed my wife around the house, quietly complying with her mother’s every instruction. In later years we joked about her talkativeness, at least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as a revenge for the lost opportunities at a young age. She was very sensitive, shy and private, but genuinely sweet, tender and considerate. To those not privy to her situation, she might seem reclusive, but she craved for companionship. She really enjoyed chatting with friends on the phone and going out with them, but her shyness and ill health prevented her from initiating invitations.

Janice was a brave fighter, she did not give up easily. She had started playing tennis seriously for about half a year, intending to try out for the Torrey Pines JV Team, before the cancer diagnosis. She was forced to stop during the first treatments until February 2001. In July that same year, the cancer came back but she kept on practicing when she was able to. She was supposed to start an inpatient chemotherapy during the tryout week. After having seen her play, the coach accepted her into the team. But the treatment got delayed for several days, and she made the cut on her own merits, scoring among the highest. She took one year off for the treatments, but was able to attend several practice sessions and joined a couple of games. Having earned the team’s T-shirt was one of her happiest times during her short life. Who would have known that she was anemic most of the time!

School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er, even more than saving her own life. She could have had the allogeneic BMT much earlier, but she insisted on finishing the school year. She just did not want to be delayed from her planned graduation any more. All she wanted was to be a normal teenager, ordinary and healthy,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he did not want other people to know about her situation and to treat her deferentially. We postponed informing her teachers about her illness until the last moment. School was her life, because that was what everybody was doing. She got great satisfaction from a study well done, a good grade hard earned. When she returned to school after being away for one year, she registered for all AP/Honor classes, getting straight A’s and earning a 5.0 GPA. (She postponed the transplant for one week so that she could take 2 of the 3 AP tests she had registered, and she scored the highest, 5, for AP Calculus B/C as a 10th grader. We had suspected that she got A’s at school partly through teachers’ sympathy, but the AP test score completely refutes it! She also got a 4 for AP Spanish which certainly would have made her a happy girl.) Studying as hard as she could was the ONLY THING she could do to prove her own worth throughout the treatments. But frequently she also put herself under undue stress. We initially tried to dissuade her but eventually relented, because allowing her to do whatever she liked was the most we could help her.

Janice enjoyed reading, playing piano & tennis, collecting pens, stickers & beanie babies, cooking, doing origami and going on cruises. She was happiest when on cruises and we were able to do so together 4 times in her life. Her most favorite places were Taiwan and Japan and we were able to make one separate trip to each last year. All these indelible memories are hurting me now, but they surely will change, becoming sweeter all the time. Janice, I love and respect you. I would not have grown so much without you. I will set up a charity foundation, JANICE PAI MEMORIAL FUND, in honor of you. You had honored me as a father. Farewell, my beloved little daughter.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暨現任總會會長吳明基教授

陳榮昌

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以下簡稱 FAPA)於 1982 年在美國創立。二十年來由於歷任會長及美國各地台灣同鄉的奮鬥打拼,FAPA 已由一個默默無聞的組織發展成聲譽卓著的遊說團體。在美國國會山莊的國會外交成就,比起國民黨華府官方代表團的作為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是美國遊說團體的楷模,也是美國少數民族為其母國從事國會外交的最佳典範,堪與從事國會外交最具績效的旅美猶太人比擬。

台灣人的權利與台灣的前途一直是 FAPA 最深的關切。二十年來 FAPA 致力於提昇台灣的民主與人權,維護台灣的安全與和平,爭取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和加入國際組織的權利,另一方面,也致力於爭取及保障海外台灣人的權益。

吳明基博士是現任 FAPA 總會會長。吳會長台灣南投縣人,初中及高中均就讀於台中一中,1963 年畢業於台灣大學農化系,翌年來美深造,獲威斯康辛大學生化博士 (1970)。目前在德州福活市 (Fort Worth) 的北德州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醫學中心分子生物學及免疫學系擔任教授。

吳會長旅美三十多年來積極參與台灣人團體的各種活動,曾任匹玆堡,南佛羅里達,達拉斯等地同鄉會會長,全美台灣同鄉會美南理事會理事長,美南夏令會召集人和總幹事,以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理事等。

吳會長於 FAPA 成立初始 (1982) 即加入為會員。1988-89 年曾任一屆委員,1995-2001 年任常務委員,並於陳文彥教授擔任會長時 (1997-2001) 任副會長,2001 年接任會長至今。對於FAPA 事務的參與十分深入,對其運作也十分嫻熟。

自從接任 FAPA 會長以來,吳會長也幾乎走遍了所有的分會。這兩年來吳會長的主要工作包括:
1. 促使美國國會立法以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WHO)。
2. 建立眾議院台灣政團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
3. 建立參議院台灣政團 (Senate Taiwan Caucus) 。
4. 促進美國國會及政府確保台灣的和平與安全。
5. 繼續擴展 FAPA 的草根組織,現有 52 個分會,近三千會員。

吳會長於今年八月二日偕夫人許富美女士及女兒 Sharon 蒞臨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拜訪鄉親,並親自報告 FAPA 與美國眾議院台灣政團的工作近況。吳會長指出近日來由於中國在國際上對台灣一連串的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愈來愈小。外交工作的進行也愈來愈困難。唯有美國的強力支持,台灣的民主政治和國際外交才會有更大的保障。台灣的前途亟需台美人的參與,FAPA所關注的台灣議題的重要性更是與日俱增。因此,吳會長竭誠希望大家能盡一份台美人的心力,化關心為行動,與FAPA共同打拼,使台灣免於被中國併吞。

吳教授在學術上也作出了相當傑出的貢獻,曾獲獎多次。他先後主持了多項研究工作包括細菌的細胞壁醣蛋白之構造與合成及有關骨髓幹細胞的生化等,並指導博士班,博士後及訪問學者的研究課題。吳教授曾經發表了一百二十多篇研究報告又兼任數家生物科技公司顧問(此文部分資料採自台灣公論報及陳榮儒編著「台美人的民間外交」,特此致謝)。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年會紀事

台灣公論報

【本報西雅圖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簡稱 NATPA﹞2003 年年會經兩天會議於八月三日圓滿閉幕。與年會同時舉行的理事會並選出程孟郎教授(San Diego)為新任會長及林環牆教授(North Carolina)為副會長。

此次年會主題是:「NATPA: Vigor and Vision」。會中除了以學術觀點研討有關台灣國家定位、經濟、SARS 對台灣醫療及公眾政策之影響、環保及環境建設外,並檢討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成就及遠景。

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除了定期的 Newsletter 外,並將出版有關台灣各方面的論文集「Taiwan Inquiry」,內容將力求嚴謹及高水準。此次年會第一次有 internship program,由 NATPA 招待,邀請十幾位博士班研究生參加。主、客雙方都認為這個 program 很有意義,以後仍將繼續辦理。

年會主題演講由江永芳教授擔任,講題為:「Integrated Thinking and Action for Taiwan Statehood」。江教授以學術觀點討論台灣地位,指出「中華民國」只不過是一個政府,並非一個國家。台灣人的國家應是「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但因為台灣尚處於二次大戰後聯軍託管的狀態中,目前還不是一個國家。台灣人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才能真正建國。

「Ethnicity, Identity and Nationhood」主題討論由林宗光主持。本報發行人許世模在討論中指出,「共同記憶」(Collective memory)、文化及民族性是形成一個民族的要素。他並闡述以台灣為中心的台灣政治史,指出台灣民族形成的自主性。鄭英松則指出獨立是無法妥協的,但建國的過程則必須互相妥協。他說,獨立才能建國,建國才能確保獨立。

在戴政德教授主持下,台北醫學大學校長許重義及哈佛大學公共衛生教授李敦厚討論了「SARS 對台灣政治及公共政策的影響」。兩人均指出政治考量對台灣處理 SARS 有負面的影響。例如台北市長馬英九以其與中央不同的統獨立場,不尊中央政府統一指揮,而使得台北SARS 疫情一度失控。兩位專家均指出中國試圖隱瞞 SARS 的源起是 SARS 遍傳世界的主因,他們也都認為 SARS 將會再度發生,但台灣已由此次經驗學到了因應對策,應有自信應付下次 SARS 的侵襲。

「Policies for Taiwan’s Economic Problems」由吳得民教授主持。顏永財博士在討論中指出,中國堅持人民幣不升值是中國經濟繼續往上攀升的主要原因,但這種做法不但犧牲其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是變相的在國際交易中進行不公平競爭。他指出,必須再來一次「八國聯軍」,由美國領頭逼中國人民幣升值,以促進世界經濟再繁榮。林環牆教授同意中國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可以促進台灣經濟成長,但台灣要長期維持健康的經濟體質則必須改善其基本結構上的缺陷。他同時指出基本科學研究及教育投資才能確保科技升級,促進經濟起飛。莊六雄教授則指出台灣的國外投資必須同時考慮到國家安全。

「Taiwan’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節由黃東昇教授主持。吳和甫及侯志仁教授以許多實例指出台灣所有的建設活動必需考慮到對環境的影響,只有如此,台灣的建設才能永續衍生,人民生活品質及健康才能提昇。

NATPA 現任會長葉治平對此次年會表示滿意。他指出 NATPA 的學術討論水準極高,而且台灣意識清晰,因而受到國內外的重視。他也相信,NATPA 將能繼續為台灣的建國有所貢獻。(2003 年 9 月)

兩代琴 三代情

范少達

六月底,兒子在台灣中心舉辦了他高中畢業鋼琴演奏會,他靈巧的手指,換來諸多的讚賞,不可諱言的也讓我這為父的臉上貼了金。回瞻十二年前帶他去上第一次鋼琴課的那一天,真恍如昨日。四十幾年前,自己右手姆指和食指笨拙的彈下 CDCD C— 和鋼琴結緣的那一刻,也不覺得是在那麼遙遠以前…

念小學四年級時,有一天母親對我和大妹說:「爸爸和我決定要送你們去學琴…」父親喜好古典音樂,當時他覺得彈琴可以調劑我們單調又苦悶的生活,對我們大有助益。父令如山,不得不從之外,心裏對這新玩藝兒倒有些新奇和興奮。幾天後,我見到了這位教了我四年鋼琴的陳老師。她是個三十多歲瘦瘦高高的婦人,瘦削的雙頰櫬托出高聳的鼻樑和一雙深邃、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倍覺師尊巍然。她家住不遠的南州鄉,暫時在潮州鎮上一家製冰廠租了一個房間,擺了一架琴,開始收徒授課。幾個月後,學生多了(但還是只有我一個男的),她就搬來潮州鎮上她買的新房子住。

家裏買了一台山葉鋼琴,從此以後,規定我每天必須花一個小時與琴為伍。當時鋼琴啟蒙教材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從拜爾開始,加上契爾尼、哈農(練指法),和今日生動的教材一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要我這天性好動的少年每天乖坐著彈一小時琴,真不太人道。每週一小時的課漸漸的成了精神負擔,上完課有驗收完畢鬆了一口氣之感。上課時陳老師手持一支木尺坐旁邊,木尺主要用來指指樂譜之外,要是你錯得太離譜 (no pun intended),木尺成戒尺,會啪一聲響在你的手背上。一個盛夏的下午上課時,我彈完一段正靜待評語,在一旁的老師卻啞雀無聲,轉頭一看,哦!陳老師頭垂眼畢會周公去了 (可惜我彈的並非 lullaby 催眠曲)。

大概學了一兩年後,母親也開始學琴,陳老師就親臨我家來幫我門一家三口上課。母親說她學琴的用意是以便日後能和我們切蹉,共樂樂來幫助我們學習。老師和母親兩位同年紀的婦人,常常在陳老師伴奏下,用日語高歌那幾條她們少女時代喜愛的世界名曲。昔日青春的歡樂隨著歌聲盪漾飛揚,寫在她們臉上的是沉醉的舊日情懷。還好兩人音唱得準嗓子也不差,所以我們這些聽眾雖然沒有唱者那般陶醉,也可以享受那團氣氛。記得母親的鋼琴一度還可以彈到蘭格《花之歌》和貝多芬《給愛麗絲》的程度。後來疏於練習,她現在已不彈了。

女兒六歲時,老婆想送她去 La Jolla 老牌的 Bastien Studio 學琴,Bastien 夫婦兩人曾寫了琳瑯滿目、五花八門的鋼琴教科書,銷售世界各地 (我小妹學琴時用過他們的書)。當時他們的小女兒 Lori 剛從 Rice 大學得了碩士學位回來開始收徒,她靠父母名氣馬上有不少學生,也先後把我的女兒和兒子收入門下。洋人教小孩真有一套,他們用快樂的方式教導,注重誇獎外,上完課給糖吃,讓小孩在已經附滿插圖的書上貼了花花綠綠的小貼紙。所以我的兒女在家不喜歡練琴,卻喜歡去上課。因為懂樂理是學樂器不可或缺的工具,每星期還有一堂四十五分鐘的樂理課。差不多年齡的學生七八個一班,按步就班,也參以遊戲的方式來教導較枯燥的樂理。然後學生每年去參加檢定考試,一級昇上一級。不像我以前只會認譜,不太懂樂理,學得較吃力。

兒子音樂有天賦,耳朵靈敏,具有全音感 (perfect pitch)。小時候,聽到一個音,他能立刻說出是那個音符,聽到音樂,很快的能指出是甚麼調。他手指也很巧,學得很快,很 musical,琴彈得很動聽。女兒則差了些,大概和我差不多。Lori 初為人師經驗不足,不太會因才施教,她父母寫的教科書又一大堆,幾乎每本都教,對兒子來說,進度太慢 ,不夠挑戰性。但是 Lori 很敬業,非常的認真,人也甜,小孩子們都很喜歡她。

Lori 為了讓學生們練琴有個目標,有成就感,每一學期安排了幾次表演。小孩們先在班上小同學前預演幾次,然後邀請父母、阿公阿婆、親朋好友…來喝采。每年也按能力去參加幾次比賽;比賽前預演又預演,小孩們上台經驗十足,在表演或比賽時,多半不會因為緊張得出大錯,難以下台。

回顧我在陳老師教的四年裏,只有上台表演過兩次。陳老師學生的鋼琴演奏會全鎮的人都被邀請來聽。第一次在農會的大禮堂表演,吸引了滿滿一廳的人,我當然緊張得發抖。更可憐的有一位女同學手指全僵了,怎麼也彈不出來。第二次是在一家教堂表演,那時我念初一剃光頭(其實是很短的三分頭)。表演的兩天前我去剃頭,剃到一半,大禍臨頭 (pun intended),電動剃刀上那個理三分頭的罩子鬆脫了,剷了一道深痕。理髮師無法彌補,只好把我整個頭剃得精光。我一出場表演,全場哄然,我是唯一的男生不說,還頂著光可鑑人的小沙彌頭 (見插圖)。回想,極權控制之下小孩好好的頭髮也不能長,真是悲哀。

我初中時也和父親去聽了日籍聞名的女鋼琴家藤田梓的演奏會。藤田梓當時隨她的夫婿小提琴家鄧昌國返台,到南台灣遊訪時,應潮州鎮郊「美和護專」董事長徐傍興醫師的邀請,來美和護專做一場即興表演。父親很興奮,我則是奉父命非去不可。藤田梓年青貌美,琴藝馳名,又嫁為華人婦,慕名而來一睹芳容的把大禮堂擠得連站的位置都沒了。我當時沒有欣賞名家琴藝的能力,除了去擠熱鬧之外 ,她彈得如何是完全不知的。

我初二時,陳老師和我們告別搬家到台北去了,換了在屏東女中教音樂的曾姓男老師來我家授課。曾老師教了我一年多,為了讓我學琴的生涯能畫個較有紀念性的句點,初三時幫我報名參加了畢生唯一一次的鋼琴比賽。那一年參加全縣青少年組鋼琴比賽的有十六位,我是萬紅叢中一點綠,唯一男的。比賽在屏女禮堂舉行,每人彈一條指定曲和一條自選曲。兩條加起來大約七分鐘,可是裁判每條聽不到一半就要你停。三位裁判中,有一位恰巧是我屏中的錢姓音樂老師。我一上台,他認出是我,雙眼一亮有點驚訝。大概靠這關係和性別加分,我很光榮的得了第七名,也以此結束了我拜師學藝的日子。

比賽後那一星期的第一堂音樂課,一上課錢老師就把我叫出來,要我獨唱那首上星期教的《飄零的落花》。我雖沒有出色的嗓子,至少音準節拍對,就在他的伴奏下顫抖著開聲唱:「想當日梢頭獨佔一枝春,嫩綠胭紅何等媚人…」 唱完,老師一語不發,對我點頭笑笑。同學們都很納悶,因為他從來沒有叫人出來獨唱過。他和我心照不宣的這一幕,深深的烙在我的記憶板上,每次回想,都有些許“想當日梢頭獨佔一枝春”的得意和溫馨。

學鋼琴會認譜,加上我從小喜歡唱歌,尤其是初中會念英文,我就把一本英語世界名曲幾乎全唱光了。高中開始我心不放在課業上,卻不遺餘力的背西洋流行歌曲。女兒和兒子也有他們各自愛好的流行音樂;女兒唱歌還算差強人意,兒子一開口則有點荒腔走調,叫人不敢恭唯。我才震驚的領悟,原來耳朵聽進去的和嘴巴唱出來的能力是兩碼子,風馬牛不相及之事。

我在台北師大附中念高中時,加入合唱團。當時指導合唱和教音樂的柳老師知道我會彈琴,在學校於中華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辦的才藝表演會,讓我上台彈了一曲。學期末,衣姓級任導師在我滿紙爛分數的成績單上寫了「聰明多才,應力求上進」九個字。父親見此評語感慨萬分,有子不肖,徒呼負負也無可奈何。高三時,台灣電視台有個半小時的節目「黃金時代」,每週請一所高中來電視台現場表演。輪到附中時,我除了合唱外,還幫一位同學伴奏了一條迴腸蕩氣的意大利民謠。很慚愧的,以上提到的有關彈琴帶來的小榮耀,可以說是我高中混了三年僅有的成績。

來美南伊大唸碩士時,住過學校旁一間舊教堂內的頂樓房間,在底層交誼廳內有台鋼琴,老得有幾個琴鍵皮都脫了,走音得一蹋糊塗。聊勝於無,我常靠它去自得其樂,活動活動指頭一番。有一天,牧師還來問我是否會修琴呢。在費城賓大念博士時有了自己的家,也買了琴來陶然自娛,大概也藉了琴打(彈)動了研究所女同學的芳心,騙了一個老婆。老婆不會玩任何的樂器,也不會唱歌,卻深信兒子的音樂細胞是從她那邊傳來的。

帶女兒和兒子去練琴、表演、比賽,是我們必要的家庭活動了。他們參加各種比賽,雖然嚐到了許多失敗的滋味,也得了不少的獎賞。慶幸的是,贏了固然高興,沒贏也能坦然。兒子自恃視譜能力強,學琴快速,總是不願花時間練琴和下工夫去追求完美。好笑的是他卻喜歡去比賽。他的態度常讓老師和他媽媽非常頭疼(我很久前就為了家庭和諧,看破了,很少管他)。雖然不熱衷練琴,兒子的天賦也讓他贏了幾個聖地牙哥地區的大比賽,還兩度和青少年交響樂團在音樂廳同台表演過。我們在替他高興之餘,也為他不多盡點力去發揮才華覺得婉惜。

四年前的暑假,老婆幫兒女報名參加奧地利莫札特故鄉 Saltsburg 附近的一個音樂營。出發前有幾天,兒女不時齊聲抱怨他們的假期將被浪費。我心想,這次妳這個媽媽管太多,有得妳頭痛了。出乎預料的,他們不僅在那十多天內不埋怨,勤奮的練琴和表演,還居然在和大家道別時說:「明年見!」第二年他們三口果然高高興興的再度出發 (莫札特地下有知會覺欣慰)。今年音樂營換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Prague),大部份以三、四重奏的室內樂為主,兒子在短短的十天也和兩組人練得很合諧,表演時頗受好評。

三年前 Lori 自己為了她兩個小孩忙得不可開交之外,也覺得兒子或許該換老師教教。主辦音樂營的 Ward 教授也很願意收他為徒,兒子就告別了九年的恩師 Lori,每兩星期到 Pasadena去上一小時的課(開車來回四小時)。Ward 教授學識豐富,對作曲家的風格,每條曲子的背景,曲內特別部份都加以詮釋,此外對各種指法和技巧的指導,一小時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剛開始時,兒子練琴態度有所改進,但好景不常,一段時間後,他又故態復萌了。

女兒一直喜歡音樂,現在每週在她大學的電台去當一兩小時 DJ。兒子再幾天就要離家去上大學了,雖然他主要的興趣在科學,卻也雄心勃勃的想繼續在大學時學那幾條他很喜愛的曲子。老婆和我也期望他能在鋼琴的造詣上更上一層樓。嘿!說不定沒有我們在一旁嘮叨,他會自動自發呢。

我一向缺乏毅力和恆心,能夠到現在還沒有把琴藝荒廢掉可謂奇蹟。前一陣子剛從本行的實驗工作退下來時,常常一天彈四、五小時的琴也不覺倦。自己愈彈愈起勁,卻把家人都煩死了。 老婆不停嘟囔:「嘖!該彈的人不彈。」女兒抱怨也請願:「親愛的爸爸,能否請在我不在家時彈 ?」 兒子哀嘆:「唉!好好的一些曲子都給爸爸糟蹋了。」『這條連爸爸都能彈』是兒子對一些太容易,他沒興趣彈的曲子的評語。可見我的琴藝在家是不太受歡迎,沒有甚麼地位的,大概和過街的老鼠相當。但是有個地方我彈琴永遠會被稱讚,永遠受歡迎,在那裏我可以拾回我的自信,滿足我的自尊。那地方就是母親家;在那裏彈,母親會微笑的說:「聽你彈琴,我覺得我以前花的功夫和金錢都很值得。」Ah! OYABAKA (日語),天下父母心。

學鋼琴滋潤了我的一生,它帶給我許多彌足珍貴的經驗,讓我對音樂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和喜愛。毋庸置疑的,鋼琴已經在我子女的生命中留下了很好的影響,也會在往後的日子繼續薰陶他們。在聽兒子表演時,對父親已不在世間,無法讓他孫子的才藝帶給他歡樂,覺得無限的遺憾。這些日子,偶而腦海裏會浮現出父親在看病人的閒暇,獨自在書房聆聽盧賓斯坦唱片的景像。可能就在那悠美的琴韻飄揚入耳的一刻,決定送我們去學琴。他的決定,替我的人生開啟了另一扇窗,也讓我今日能和我的子女攜手同行於音樂路上,我衷心的感謝他…

親情、慕情、純情和摯情

新昌

文裳表姊─永生和天堂

「永生的意義,就是永遠留在活著的人們的記憶裡;天堂的概念,即是美好的回憶。」

小學五、六年級時,不知什麼原因,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同年級的學生,幾乎每個人都養蠶了。有的學生,還把蠶蟲們裝在方方正正的紙盒裡,帶到學校,課間中在教室裡打開盒子,大家一起觀賞比較。我雖然也養蠶,但只是養在家裡,從來不帶到學校裡,從來不和同學之間比較。

養蠶的經驗,真是觀察人生的一面鏡子。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中,小蠶蟲從小小的卵中生出,只有一個小黑點大,要搬動時,還須要使用小楷毛筆的筆毛去撥動,不能用手指,恐怕會傷了它們。沒想到單靠吃了嫩嫩的桑葉,就能漸漸長大。而且這些小蠶蟲,後來在不是吃就是睡中,經過幾次蛻皮後,竟然就慢慢變成大蠶蟲了。這些大蠶蟲肥肥的,可以拿在手掌中賞玩,吃的也是黑綠大張的桑葉。等到再次蛻皮後,全身轉變成半透明色,便是開始吐絲的時候。春天的蠶,把所有體內的絲吐完後,並沒有死去,反而變成裹在蠶繭裡的蛹。

經過一二星期後,這些蛹便會破繭而出變成蠶蛾了。蠶蛾存在的生命意義,好像只是為了傳宗接代,交配後公蛾即死去,母蛾則開始產卵。只見母蛾抬起白毛毛的屁股,在盒底的紙上一點一滴,生下一個一個白色的小卵。一下子,整個盒底紙面上滿滿的,都是一點一點像小魚眼睛的蠶卵。母蛾產卵後,大功告成,也安然死去了。幾個星期後,這些白色蠶卵的中間,開始生出黑點。這些黑點漸漸增大,後來竟然佔據了所有白色的位子。不久黑頭的小蠶兒,就鑽出卵殼,開始了蠶蟲的另一生命週期。

春天時養蠶的人特別多,大概是因為那時的桑樹,也是正值成長的旺季,枝葉再生而且繁茂青綠的緣故吧。春天也是多雨的時候。春雨和夏天的西北雨不一樣,西北雨通常發生在下午四、五點時,來時一陣狂風,天昏地暗,傾盆大雨,但又很快的雨過天晴。春天的雨則是連綿不斷,溫溫雅雅,淅淅瀝瀝,很容易讓人生出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緒。

有個春雨連綿的夜晚,我拿出蠶盒放在桌子上觀賞。眼看著肥大的蠶蟲,狼吞虎嚥地切咬著黑綠色的桑葉。正看的出神,突然一聲「蠶哪!」的驚叫聲,從窗旁亭子腳的走道上傳過來。我轉頭望看,原來是一個小女生正站在窗外。她頭上留著兩條辮子,張著大嘴,睜著大眼,凝視著這些大蠶蟲。她的身旁站著一位身材高雅,穿著不俗,黑眉白臉紅口的女人。她們手牽著手,停了幾秒觀望後,似乎是依依不捨的繼續往前走,消失在我的視線裡。

往後的幾個星期中,每當下雨的夜晚,在聽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雨絲聲裡,我常常下意識地把蠶盒放在靠亭子腳窗旁的桌子上,自得其樂的望著那些碩大健美的蠶蟲。但我的腦海中常常浮現的,總是那個留著兩條辮子的小女孩,而且慢慢的蛻變成另一個我從前曾經很熟悉的女孩,我心裡憧憬著看到她的樣子和臉孔‧‧‧
這個當時我很熟悉的小女孩,是我的小學同學,名叫小秋。她有個水汪汪的大眼睛,留著兩條令人喜愛,常想播弄的小辮子。小秋好像是我們三、四年級的時候,從別的地方轉學,來到我們班上的。南台灣屏東的大太陽,沒有多久就把瘦高、好動的小秋晒的黑黑的,但卻把她美麗的眼睛和常有歡笑而露出的白色小牙齒稱扥出來,讓我百看不厭。小秋是外省人的小孩,北京話說的很好,可能因為那是她的母語的緣故。雖是如此,但是小秋和我們這些屏東本地同學們混在一起時,並沒有顯出她有任何不同之處。

那一陣子有一些外省人的小孩,隨著父母的調職屏東,轉學來到我們學校。我們班上就有兩個,小秋是其中之一。這些外省人小孩的家庭背景,和早就在我們班上的少數幾個外省人小孩不同,我們班上原來外省小孩的父母,大多是中學老師,政府人員和空軍軍官,而那時新搬進屏東來,轉學到我們班上的這兩個外省小孩的父母,好像都和法院有關。他們搬到屏東後,都住在寬大的日式宿舍房子裡,有前亭後院,四周是高高的圍牆,正中的兩扇木頭大門,都塗上了朱紅的油漆。

小秋來到我們班上時,被老師指定,她的座位就在我的前面﹝顯然那時我的身高,已經比小秋高了一些﹞。她的背影以及兩條黑溜溜的小辮子,就變成我每天一定看到的影像﹝當然星期天除外﹞。有時小秋生病沒來學校,我的前面座位空著,我馬上會感覺到若有所失,心裡真盼望小秋趕快病好,馬上回到學校來上課。

小秋的功課應該不錯,因為我的印象裡她很少,甚至好像從來沒有因為功課的事,被老師責罵過。記得每次發習題或是傳遞考卷時,小秋總要轉頭把習題或考卷,從她的小手中傳遞到我的手上給我。每次她轉頭時,我總先看到她的微笑,然後就看到她美麗的眼睛。有時我不專心,或者看著她親切的微笑和美麗的眼神而發呆,忘了伸出手去接時,小秋總是帶著羞澀的靦笑,輕聲的叫著「阿德哥!」提醒我要專心。

這一年小學的生活,可以說是我最開心的時候,每天都盼望著到學校去,心裡都想著要到教室裡去上課。

一年很快就過去了,暑假過後學校又開學了,然而小秋並沒有回來學校上課,聽老師說她家於暑假中搬走,離開屏東了‧‧‧

住在萬丹的二舅,是個具有各種天份才氣的農夫,他和母親很親近,常常來我們在屏東市街上的家裡看望母親。母親和二舅姊弟之間最常談的話題,除了萬丹和屏東親友最近的情況外,就是我們這些小孩們的事情。尤其是孩子們最近的新聞、新興的嗜好等等,都是他們必定談到的事情。有一天,二舅騎了他最近自己裝配的馬達腳踏車,來屏東看母親。二舅的這部裝有馬達的腳踏車,可能是屏東有史以來,人們自己動手裝配的第一部,如果不是整個屏東的第一,至少也是萬丹的第一。二舅特地把他近來最得意的這部腳踏車作品,帶﹝騎﹞來給母親看。並且還不厭其煩的對母親和我詳細的解說,他是如何把這部腳踏車和馬達裝配起來的。二舅說到高興時,甚至要我去試騎這部「機器腳踏車」,也不管我是否能不能勝任。

二舅聽說我為了養活這些蠶蟲,到處尋找購買新鮮的桑葉時,就瞇著眼睛,很認真的說,要我到萬丹去一趟。他說在三圳溝的農田附近,生長著無數的野生桑樹‧‧‧
萬丹的李姓人家是母親的娘家,也是我小時候常去的地方。每年的農曆新年,我們都要回到母親的娘家住。雖然那時父親好像每個晚上還是回到屏東的家過夜,因為屏東到萬丹之間,大約十公里的距離,坐上客運公司的汽車,連停站的時間也算在內,最多也只有半個鐘頭左右的車程,但是母親總是和我們小孩們留在萬丹過夜。每個晚上,我們都擠在外祖母的大房間裡睡覺。在外祖母的大房間裡住是我最喜歡的,也是唯一的選擇,因為那時的電燈珠泡並不很明亮,光線不是很夠,外面的街上也沒有路燈,到了晚上,到處漆黑一片。因此只有在外祖母的大房間裡,在眼睛的視覺裡,能夠看到一起睡的很多親人,我的心裡才會有足夠的安全感。

萬丹的房子是老式的四合院,從面對萬丹街的正門入口,就是一個似乎是用來做為一個大廳的屋子。裡面除了擺設著幾個類似藥櫃的傢俱外,其他一無所有,好像是個空房。自從外祖父去世後,這個屋子好像就一直是空著,門窗緊閉,因此裡面經常是黑黑暗暗的。出了這個第一道屋子後,進入一個天井,靠第一道屋子的門邊有個水井,兩旁則各有一列廂房。這個天井在農作物收成後,是一個曬穀場,和陳列收穫作物的地方。天井和廂房過去後,有兩個入口可以進到正屋裡。右邊的入口,過了門坎後,裡面有個小廳堂,連接著外祖母的房間。左邊對稱地,也有小廳堂和房間。中間有個小門,連接著兩個小廳堂。右邊的小廳堂應該是外祖母的客廳,但裡面空無一物,好像只當作通到後面廚房的一個小間廳。左邊的小廳堂,則是一個佛堂和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佛堂裡正中央供奉的是觀世音菩薩,佛像顯示在一幅彩色的畫像中。圖畫中的觀世音菩薩,一隻手上的拇指、食指和中栺輕輕的扥著一瓶小淨瓶,另一隻手上拿著一枝小樹枝或是小草,站立在兩旁的則是金童與玉女。觀世音菩薩圖畫裡顯示的顏色,是古典而肅穆的紅、藍、綠和白色。觀世音菩薩圖畫的兩旁各有雙句的對聯,右邊的聯子寫著:

慈雲廣濟似恆沙,
六丈金身九品花。

左邊的聯子寫著:

無相門中稱佛祖,
普陀巖上是仙家。

這兩付聯子的內容,如果仔細的思考,應該可以說是充分的說明了,圖畫裡觀世音菩薩的佛相和有關的聯想。觀世音菩薩圖的左邊,則供奉著李家的祖先牌位。這整個觀世音菩薩圖和祖先牌位的兩旁,還寫著另一付對聯,內容的隱意,經過仔細的思想後,應該也可以看出,李家開家的祖先們,曾經寄望於這位觀世音菩薩,希望有她來保佑後代的子子孫孫,世世代代永遠平安無事:

慧眼還憺富貴家,
婆心永護平安宅。

這個佛堂和祖先牌位的大廳,是我從小就很熟悉的地方。還沒上小學時,每次到了萬丹,就看到這個大廳裡的擺設。後來上了小學,中學,和大學後,這個大廳裡面,觀世音菩薩圖畫和祖先牌位的擺設,還是一樣。所不同的是小學以後,本來毫無一物的大廳右邊白牆壁上,掛出了一張外祖父穿著台灣衫的黑白相片。我上高中後幾年中,本來毫無一物的大廳左邊白牆壁上,也開始掛出了一張黑白的相片。這張相片裡有張椅子,椅子上坐著一位年輕女學生,一頭清湯掛麵的頭髮,穿著白衣黑裙的學校制服。甚至離開屏東十六年後,我第一次回到屏東來,到了萬丹去看二舅他們時,這個大廳裡的擺設,也還是以前的樣子,左邊白色牆上女學生的照片,除了顏色顯得比較淡了些外,照片裡人物的樣子,還是清晰可辨。右邊白色牆壁上仍舊掛著外祖父的照片,雖然顏色比較淡了一些,還是像以前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旁邊並列了另外一張黑白照片。照片裡面的人,是穿著台灣衫的外祖母,她在我唸完研究所那一年離開了我們。
我記得的小時情景,不但過年時我們回到萬丹,和外祖母及二舅一家人住幾天,而且好像一直到元宵時,我們還是住在萬丹。或者可能只有我從農曆新年後,便一直留在萬丹,但母親和哥哥姊姊在過完年後都回屏東了,等到元宵時他們再回到萬丹來。那個時後,連續有幾年的元宵節期,相當熱鬧。到了晚上,萬丹街上不但有燈火遊行,也有許多玩樂的小攤子,點著「電石氣」的燈火,照亮了萬丹街的夜晚。幾位舅舅們,也都全家人從基隆和屏東各地回來,我們許多堂表兄弟姊妹聚在一起,真是快樂無比。那時和小孩們比較親近的三舅,等到外面的燈火遊行結束後,就把所有小孩集中到廂房裡,不是說故事給我們聽,就是讓我們一起猜燈謎。我們這些李家的孫兒和外孫們吵吵嚷嚷,聽到恐怖的鬼怪故事,我們不免嚇得一直叫;猜燈謎時又是爭先恐後,七嘴八舌,真是有趣的很。三舅看得開心的直笑,更是賣力地編故事,找謎語,並給猜中者豐富的獎品。

二舅是個種田人家,因此我小時後也常常有機會和二舅及他家裡的人,一起到三圳溝的農田附近去做活。二舅他們通常在田裡工作,我們幾個小孩則在附近玩耍。我最常到三圳溝的農田去的時候,大都是主要的農作物收割後,農地翻土期間,以及在收割稻米後的田地上,種植其他雜糧作物時。我特別有印像的幾次是收割雜糧作物時,這些雜糧作物,大部分時候都是荷蘭豆,是在兩個稻季之間種植的。荷蘭豆要收成時,二舅就趕著牛車,從萬丹街口的家中,由邊門的小路出發,經過菜市場後,才沿者農田邊的小牛車路,走到了三圳溝的農地。因為來田地時的牛車是空車,我們幾個小孩便坐在牛車的木板上,讓那頭也要耕田的水牛,慢慢地拖到了目的地。那時二舅的幾個小孩也都一起到田裡做活,二舅和表哥們就忙著收割,把割下來的荷蘭豆搬到牛車上,我們小孩在表姊的帶頭下,也彎著腰,幫忙檢著掉落的小豆枝。我們把割下來的荷蘭豆裝滿了一牛車後,大家就慢慢地跟在牛車的後面,滿載而歸,一起走路回家了。有時表姊會在牛車上,留個小位子,讓我在回程上還可以賴在牛車上,不用走路。

文裳表姊是二舅的大女兒,比我大了兩歲,她是我唯一的表姊。文裳表姊的皮膚很白,太陽曬了只會變紅,並不會變黑。她從小就常常下田,幫忙家裡的農務。我每次在田裡見到文裳表姊時,她都穿著長袖的白布衣服,帶著斗笠,有時臉上也蒙著布巾。

這種農村的生活,以及坐在牛車上,一幌一幌的到三圳溝的農田去,是我這個從小生長在市區裡的人,深深懷念的經驗。我這種市區人所感到的樂趣,當然不是從事農務的二舅一家人,感受到的那種苦樂。他們是為了生活而必須過著農村的生活,不論晴雨,他們都必須在日曬雨淋之下,揮汗種田鋤草,週而復始,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坐牛車到農田裡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生活的過程,並不是像我這種生長在小城市裡的人,所自由想像的一種享樂經驗。

雖然話說如此,其實農務忙後的期間,表哥們也有他們享受樂趣的時候。他們常常到三圳溝附近的小河裡,撈魚,釣蝦,抓鰻魚和泥鰍;或者大清早到附近的小山丘裡,設計抓土燕子。他們也常常在翻土後的農田裡,燒﹝控﹞土窯,烤甘藷來吃。我唸小學後,曾幾次和二哥到萬丹,跟隨著表哥們到三圳溝,去體驗這種小城市人無法想像的新鮮事。有一次二哥到三圳溝玩了一天,傍晚回到屏東的家裡,就說身體不舒服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飯時,二哥說他的右手很痛,無法拿碗吃飯。母親查看了二哥的手,發現他的手膊已經腫脹起來,趕緊帶他到醫院去,醫生看了後,說是手下膊骨折斷了。原來二哥在三圳溝附近的田溝裡撈魚的時候,兩手支撐在田埂上,竟然把手膊骨折斷了。這種城市人的軟弱骨質,讓二哥的手膊上了兩個月的石膏,同時二哥大概也學會了使用左手寫字。

不管如何,我對於那時接觸到的農村生活,是深具好感的。我的印象中,能夠記得的第一次坐在牛車上的經驗,卻是外祖父去逝時的出葬﹝出山﹞儀式。記得那時我還沒上小學,跟著母親穿著縫有頭蓋的白布衣,坐在牛車上,緊跟著外祖父的靈車,一路到了墓地。沿路上母親和我的舅媽們﹝外祖父的媳婦們﹞,一直痛哭出聲,悲哀無比。我的舅舅們也都個個表情嚴肅,眼睛紅腫。這是自從我懂事後,第一次經歷到,看到人類的死亡。看到母親和其他親人的悲哀痛苦表情,我深深感到一個人的死亡,不只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死亡竟然也會帶給其他許多人深深的痛苦。我只知道這種我自己親身看到的,人類至情的感情,但我並不明白,為何我的外祖父必須死去。那時我的心中真是不解,為何活活的人會死亡。如果外祖父知道他死後,將會使得那麼多的親人如此的悲痛哀傷,那麼他一定不忍心死去,所以我那時也似乎認識到,死亡一定不是外祖父自己可以有所選擇的。

後來我從母親和其他大人的口中,以及出葬時看到的儀式中,不免意識到外祖父是「往生﹝轉世﹞」去了。因此在我的小小心靈裡,慢慢的終於建立起了一種簡單的人生輪迴概念。即是說,每個人活到了一個年紀,他就要死去,然後再轉世出生,重新做人。外祖父已經活了五十多歲,大概輪到他要轉世了,因此他就要死去,然後重新再出世做人了。雖然這樣的思考方式,看起來好像很合理,但其實面臨的問題相當多,有很多「為什麼」的問題,即使人類經過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到現在似乎也還沒有找到答案。但那時的我,對於這樣種輪迴轉世的說法,幾乎是可以接受的。唯一困惑的只是,既然如此,為何母親和其他的親人,還要這樣的傷心悲痛呢?
因為二舅的提醒和鼓勵,我就決定到萬丹去摘桑葉了。因為已經是小學六年級生,我那時就想同時也走路健行到萬丹去。記得是個星期天的一大早,我就從中正路的家裡出發,經過復興路,上了陸橋,看到了左邊仙宮大戲院的電影招牌,和陸橋下複雜的火車鐵軌車道。下了陸橋經過糖廠的正式入口後,就到了劉厝庄。過了劉厝庄後,道路的兩旁,就變成了農田,繼續走了許久的路才到了公館。一路上都是農村的景色,真是別有一番風味,和平常坐客運汽車的感覺完全不同。過了公館,經過廣安後,再走了很久,到了萬丹中學附近,客運汽車的上萬丹停車路牌,才進入萬丹街的街頭。

那時的萬丹,只有萬丹街是唯一舖了柏油的大馬路。這條萬丹街路很長,客運汽車公司在整條路上,設有三個停車站牌:上萬丹,萬丹,以及下萬丹。每站之間,對我們小孩說來,走路約有十幾分之遠。萬丹站是萬丹街中心的主要停車站,站牌前有家糕餅店。糕餅店店主夫婦大概和外祖母家很熟,每次我和母親來這裡等客運汽車回屏東市時,老闆娘都會和母親聊天,並且免費送糕餅給我吃﹝大概是為了免得我可能在他們面前吵鬧,打攪她們的談話吧﹞。客運汽車的下萬丹站牌地點,顧名思意,則已經是要離開萬丹街的地方了。從下萬丹站這裡,繼續順著舖有柏油的道路走,就會走到東港鎮,但到那裡時,已是離開萬丹十八公里之遠了。

外祖母的家,就在萬丹站不遠的轉角處的天后宮﹝媽祖廟﹞附近。每次我們坐客運汽車來時,都在萬丹站下車。但我也記得有一次是例外,那時住在台北市的大舅和表弟來屏東,我和表弟兩人坐客運汽車,到萬丹去看外祖母。住在大都市的表弟,帶著大都市人的習慣,等到汽車經過萬丹中學後,剛開始進入萬丹街時,就趕緊的拉動下車的鈴子。沒想到客運汽車司機的反應很快,馬上就把車子停在上萬丹的站牌前,我們只好下車,走了十幾分鐘的路,才來到外祖母家。

雖然從屏東到萬丹只有大約十公里的路程,徒步走路的我,可能沿途貪看農村風景,走走停停,總共卻花了將近六個鐘頭,才走到外祖母家。外祖母和二舅一家人,事先並不知道我那天要來萬丹,但他們見到我,真是欣喜萬分。他們知道我徒步走路到了萬丹後,更是覺得很意外﹝那時候的電話設備並不普遍,不可能為了這種小事而事先聯絡﹞。吃過中餐,並稍作休息後,文裳表姊就很熱心的表示,要帶我去三圳溝附近採桑葉。她說她很熟悉那附近的田埂地,對於哪裡可以找到野生的桑樹,她知道得一清二楚。

文裳表姊那時已上萬丹中學的初二,一頭黝黑的頭髮,已經剪成齊耳的,清湯掛麵的女學生髮,穿著學校的制服:白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我已經有一陣子沒看到她,心裡對她的印象,一直還是從前在農田裡看到的樣子。看到她,真是覺得她和以前是大不一樣了。她現在的身高,也已經比我高多了。

文裳表姊帶著我,走到了三圳溝附近。一路上她很高興輕鬆的樣子,走起路來輕快無比,常常使得我必須走快步,或者幾乎要跑起步來,才能趕上她的步伐。我們走在田埂上,兩旁都是剛下種的水稻,一點一點的綠色秧苗,整齊的浸在淺淺的灌溉田水中。稻田裡有些田埂間的交叉地,像個水中的小島一樣突然寬闊起來,上面長滿了各種青綠的植物。我們看到了一些長在水邊的芋頭蓮葉,薑花,和許多的野草。這時正是春天百花齊放的時候,白色的芋頭花,和紅色的薑花,開的到處都是。我們走過幾個田埂上的小島,到處尋找野生的桑樹。

當我在走過田埂時,突然看到田埂路邊的稻田裡,好像有東西在蠕動。停下來仔細觀看,竟然發現是一隻小烏龜,在稻田的淺水裡游動。我很興奮,也很好奇,就把牠抓起來,拿在手上賞玩。這是一隻綠色的小烏龜,我用兩手抓著龜殼,看著牠伸出小小的頭和四肢,著急的在空中爬來爬去。文裳表姊聽到我的叫聲,轉頭走回來,也好奇的看著這隻慌張的小烏龜。突然文裳表姊從我的手中,把這隻小烏龜,接過去了觀看。仔細觀察過後,她說:「這是一隻曾經受過傷的烏龜!」原來這隻烏龜的背殼上,竟然幾乎有一半是軟軟的龜背肉,它的硬殼好像曾經被切割過,現在正重新在復原中。看著這隻可憐的小烏龜,文裳表姊嘆了口氣說:「牠太可憐了,我們把牠放生吧。」說著說著,她也沒有徵求我的同意,就把這隻小烏龜丟的遠遠的,讓它落在稻田的正中央。然後只見文裳表姊口中念念有詞,很認真地祈禱著,希望牠在長好新背殼以前,不要再到田埂邊來玩耍。

這樣的處理這隻曾經受過傷的小烏龜後,文裳表姊變的有點傷感。我們後來找到了許多野生的桑樹,默默無言的一起連枝帶葉的,採集了許多又大又綠的桑葉。我把這些三圳溝採到的桑葉,帶回屏東後,足足供應了至少兩個星期以上的蠶食。我從萬丹回屏東時,當然也坐客運汽車,而不是走路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長路,也是唯一走路到萬丹的一次。

暑假過後,我開始進入屏東中學唸初一。而自從那次採桑葉以後,我就很少再到三圳溝去了。就是去到了那裡,也從來再也沒見過那隻可憐的小烏龜,甚至也沒再聽過有關那隻小烏龜的命運。雖然後來幾年的寒暑假中,我還常去萬丹,經常見到外祖母和二舅。但這幾年的印象中,好像見到文裳表姊的次數就不多了。上課期間到學校去上課,週末以及寒暑假中,到田裡去幫忙做活,大概就是那時候文裳表姊的生活模式吧。
初中的日子,是一個少年人渴望追求知識的時期,那個時候,我對於各類的書籍都有相當濃厚的興趣。這個期間我接觸到了西方的哲學概論,也開始認識了基督教,受到了一些基本西方哲學和神學宗教思想的薰陶,舊約聖經裡的故事和新約聖經裡的教義,多多少少都有些涉獵。

母親看到我常常參加一個聚會所的青年團契,並且有了些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們,尤其是來自一些善良、純正,為人所敬重的家庭裡,心裡很是高興。母親是從小相信佛祖、媽祖、和中國式傳統鬼神的,生命輪迴的概念,也是根深蒂固。可是她不是不能變通的人,對於基督教她竟然也不排斥。可能是因為母親原本對於所有神鬼的說法,都抱著敬而遠之,不敢得罪的態度的緣故吧。我的父親是個無有論者,對於鬼神的說法基本上是沒有感情的。不過他也不排斥宗教,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他自己心裡想建立,想要維持的自由思想的世界。甚至只要不強迫他參與他不想接受的宗教儀式,任何人也還可以在他面前,談論個人所相信的宗教。

基督教的信仰,在那個時代裡,其實代表著比較進步的思潮。因為在人類社會的進化史中,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裡,到了兩百多年前,發生了工業革命,進而產生了人權和民權的思想,終於衍生出政教分離的政治概念。由於人類擁有了這樣的進步思想,容許了科學的發展,現代化的社會,也隨著來臨。父親和母親雖然不是信仰現代宗教的人,可是他們認為我在一個新時代裡漸漸長大,接觸這個在時代轉變上,有極大貢獻的西方文明曾經相當遵從的宗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那時一些當時為人所敬重的人士,有的也是基督教的信徒,因此多多少少,父母親總是鼓勵我去參加聚會所的聚會,以及去認識一些信基督教的朋友們。在那時的環境薰陶下,我竟然也很認真的讀起聖經來了。

萬丹的二舅和母親的姊弟感情,從小就根深蒂固,不管時代怎麼變,二舅還是經常到屏東來看望母親。有時候我會聽到他們談論著一些基督教的信仰,並且開玩笑的說,如果家族裡有人當了傳教士,或牧師,也是好事。

記得我唸高一下學期時,有一天二舅來家裡,神情沮喪,看來似乎心情煩悶,並不太愛說話。等二舅回萬丹去後,母親才告訴我們,文裳表姊得了壞血病﹝血癌﹞!

我最後一次看到文裳表姊,是在屏東市的基督教醫院裡。那時的人們,只知道壞血病是一種新發現的絕症,普通的醫院無法醫治這種病症,只有比較先進的,和西方國家有關的基督教醫院,才能夠給患者一些希望。

在基督教醫院裡我看到的文裳表姊,那時被一片白色包圍。她自己一個人躺在白色的病房裡,白色的牆壁,白色的病床,白色的被單,連她穿的衣服,也是白色的病服。文裳表姊本來就白的臉色,顯得更白了。在一片只有聖經裡所說的天使才住的白色空間裡,好像只有文裳表姊身上的黑色形象,才顯出她的存在;她黝黑的頭髮,和以前比起來,長了許多;她黑色的眉毛和眼睛,在一片白色背景中,也顯得特別的醒目。

文裳表姊看到我,顯出有點興奮的樣子。她急急忙忙的拿出一些書要讓我看,她說那是基督教醫院的人給她讀的,裡面有新舊約聖經,以及聖經裡有關天堂的故事。因為文裳表姊興奮的心情,我們去看望她的人,並沒有感覺到哀傷的氣息。當時我的心裡祈禱著,但願文裳表姊在現代醫學的治療下,可以慢慢康復。可是我的心裡似乎已經有個預感,文裳表姊很快就要到這個她才認識不久的天堂去了,因為這些醫院裡傳教士給她看的書,都是一些怎樣認識耶穌,才能得救上天堂的道理。只要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是人類的救世主,那麼就有希望,死後可以上天堂,得到永生的活命。

我不知道文裳表姊那時是否相信這種耶穌救世主的說法,或者是一個人在絕望時,只能抓住在那時所存在的主觀或客觀的環境裡,唯一能夠提供希望的浮萍,或救命繩之類的事物。但那時的我真的是祈禱著,希望文裳表姊能夠永生於天堂。想到基督教的信仰,能夠幫助文裳表姊實現上天堂的可能時,我和文裳表姊談話時的心情,竟然歸於平靜。我告訴了她一些我所知道的聚會所和教會,以及上主日禮拜時的情形,文裳表姊很是高興,因為她從來沒有上過教會,我看到她蒼白的臉頰上,露出了一絲微笑。

離開文裳表姊後,我的心情卻是相當沮喪的,少年的我,面對親人的死亡時,已經免不了像母親和其他的親人們一樣,能夠感覺到像在許久以前,外祖父去世時他們所感到的哀痛。而且我也意識到,這種那時在醫院裡因理解到文裳表姊將進入天堂得到永生時,而驅於平靜的心情,和我幼年時體驗到的外祖父去世時的經驗──那時聽到大人們的談話,和見到的葬禮儀式,因此而被影響,在心裡建立起輪迴觀念的可能性,而不再悲傷時的感情──其實是相當類似的。我那時也認識到,文裳表姊面臨的永生,和早年外祖父去世時面臨的輪迴處境,也幾乎是一樣的:這種命運,都不是他們自己可以選擇的。

可是後來經過了仔細的思考後,我慢慢的了解到,對於西方思想裡長久累積起來的天堂和永生的觀念,是不可能讓在萬丹生長的文裳表姊,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就有所了解的。因為歷史上記載著,大部分西方的神學家,窮其一生,畢竟也還在摸索著其中奧妙的階段。文裳表姊的平靜,其實是為了不讓我們還活者的人,因為她的離開我們而悲痛、傷心。善良的文裳表姊,甚至也想讓帶給她福音的傳教人,得到心裡的慰藉,讓他們心安理得的認為,他們為了所相信的宗教做了一些善事,累積了一些善德,將來也可以上到他們心裡所想像的那個宗教裡所說的天堂,得到永生。每個人心裡所想、所認識的天堂觀念,其實都是因人而不同的,而且和生長,接受教育的環境,以及吸收知識的天份和領悟,也有很大的關係。文裳表姊是母親在那時候的萬丹家族裡,唯一進到這個家族裡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了解的宗教裡所說的天堂裡的人。這是一個多麼可怕而殘酷的現實啊!孤獨地永生於不知道是那個天堂的文裳表姊,將是多麼的寂寞啊!

文裳表姊離開我們後的幾年裡,我對於信仰宗教的狂熱,就漸漸地減退了,後來我不但沒有成為傳教士或牧師,而且甚至也沒有成為信仰者。可是我後來對於了解聖經的渴望,則是更加抱著嚴肅與認真的態度了。我特別喜歡探討有關天堂的種種理念和歷史記載,尤其是研讀舊約聖經裡,有關神、天堂和人之間的關係,諸如天堂的概念,天堂的存在,以及凡人上到天堂的種種傳說,我都認真的去摸索,去了解。我有著追求這種知識的好奇心,如今想來,大概都是因為我一生裡一直很想知道,文裳表姊到底去了甚麼樣的天堂的緣故吧。

我也常常以為,人生好比是個舞台,每個人在舞台上都是跳舞的人,一個人每年因此也都要跳破一雙舞鞋。文裳表姊總共跳破了十八雙舞鞋,在人生的舞台上整整十八年,每年她都很認真地跳、學著跳,希望在以後許多年的日子裡,跳好人生的舞。

可是似乎不管文裳表姊的表現如何,人生舞台的導演竟然在毫無商量餘地之下,做了凡人不能更改的決定,讓她永遠的退出了人生的舞台。善良的文裳表姊,雖然只有短暫的十八年生命,但她給了我一個幾近完美的美好回憶。以後的幾十年裡,她還是一直生活在我的記憶裡。在我還沒有尋找到她所屬的永生的天堂之前,我將這個記憶裡經驗過的美好回憶寫出來,但願文裳表姊,因此而進入我所知道的永生的天堂裡。 (2003.08.21)

My Encounter with Taiwan Motherland

Calvin Hwang

The Winner of Essay Contests in Taiwanese Heritage Week

(A little about me: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my parents immigrated from Taiwan in the early 80’s. I have lived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ll my life, but still go back to Taiwan once in a while. Each time I go back, the experiences change my life.)
Being bless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grow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I often forget just how fortunate I really am to live here. Many times, such things like good shoes, the latest fashionable clothes and a stylish haircut are taken for granted. Often times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schooling, how “cool” someone is becomes determined simply by how he or she dresses or looks.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what is inside, is always forgotten. However, in a recent visit to Taiwan, I saw that while I am lucky to be growing up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it is not always material possessions that are most treasured and needed in a young boy’s life, but instead, possessions are simply that, possessions. In an encounter with some young teens my age, I saw that they did judge me on what I was wearing or how I looked like, but what I had on the inside.

The day began as just another long, humid day in the Taiwan summer. My parents, being in their birthplace, kept encouraging me to go outside with them and mingle with the local youths. Not accustomed to the heat, I persistently resisted their callings until they mentioned the magic words: “Some kids will be playing baseball!” Upon hearing the news that I could be playing the good old American pastime with some Taiwanese kids, I immediately jumped out of my chair and headed to the door with my parents. Considering myself an excellent baseball player, I thought I would teach the local boys a little thing or two about baseball, American style.

Sitting in the nicely air-conditioned car headed for the baseball field, questions began to come up in my mind; “Would they let me play? Do they have a glove that could fit me? Is their baseball diamond regulation size?” Soon, my questions would be answered without speaking a single word.

The car pulled up to this building resembling a barn out in the countryside just along the outskirts of Hsinchu, in North-Central Taiwan. Hopping out of the car, I raced towards the barn, thinking that an awesome baseball diamond lay just behind the building. Nearly dragging my parents, I rapid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where the kids were playing. They led me around to the rear of the barn to where the baseball field was. There, in the knee-high grass, were about fifteen teens my age playing baseball. However, these boys were not playing with leather mitts, rubber bases, a leather-hide baseball, and a solid aluminum bat. To my initial dismay, these boys were using no gloves, rocks as bases, an old tattered baseball and a stick for a bat. It would definitely take a little adjustment on my part to get used to, but as a competitive player, I approached the boy nearest me.

After a few moments of scared silence, I shyly asked if I could join their game. Not noticing their bare hands at first, I also asked if there was a glove that I could borrow for the interim. His response bordered that of incredulity. Apparently, no one in this area played with a glove, they were simply too expensive and most unnecessary. However, I still wanted to play, so I requested to join the game and, as the new kid, batted first.

Looking around, I searched for some sort of object that resembled a bat that I had used back home in America. Unable to find one, I asked the nearest boy where they put the bat. To my surprise, he handed me a crude-looking device that, although did not have the fine-made wood of a Louisville Slugger, seemed to suffice as a bat. As the first pitch came, it was a slow pitch game, I took a mighty swing, yet the ball seemed to just barely roll along the ground. I took off for first, hoping to leg it out. After what seemed like a long time, I could not seem to find first base. I stood there looking, and decided that it was best to wait until the other kids stopped laughing before asking that question. Soon, they informed me that a rock that I had nearly tripped on was really first base. In the high grass, I could not see it very well. With that, I took the field, out to make up for that base running miscue.

A little nervous, the knot in my stomach twisted tighter as the next batter smacked the first pitch right at another fielder, which he made a barehanded grab as if it was nothing. In my mind, I just repeated to myself that if he could do it, so could I. My opportunity did not wait long. The very next batter skied a long fly ball in my direction. Getting a good jump, I camped under it and made the grab, to the utter dismay of my hands. The ball struck my hands with such a force that they immediately turned a bright red and decided it to call it quits. Having played for a while, the other boys ended the game as well. Amazed at how they could catch such hard shots without gloves, I stole glances at their hands. Unlike my smooth hands, all the boys had rough, extremely callused ones from playing all the baseball. In the friendly conversation that followed, I discovered that I actually envied them.

Establishing a friendly rapport with several of the players, I learned that these boys never played with gloves, always used the same beaten-up ball, and made the baseball bat themselves with an old tree. What amazed me was the fact that they really did not complain, or really care about their lack of equipment. These people did not care about who could hit the ball the furthest, had the best glove, the best throwing arm, or shiniest aluminum bat. They cared only about the thing that mattered most: how much you loved the game.

Although I played with these boys for only an hour or two, they made a profound effect on my life. I saw that although they did not have all the baseball equipment I had, they still managed to play the game at a level superior to mine. Since they had never used new equipment, they adjusted to the game easily. What struck me most is that even without the equipment, they still enjoyed the game. This made me realize that it doesn’t matter what kind of clothes you wear, how good your baseball glove is, or what kind of shoes you wear. This Taiwan experience showed me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what you have inside and nothing else.

Taiwan and Wilsonian Ideology

By Ching-chih Chen 陳清池

In their decades-long political struggle, the Taiwanese have made great strides in gain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 time has come now for their push to claim once and for all the full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 means to the end is, of course, referendums. The past offers a preview of the future.

In his 14-point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 in January 1918,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introduced the groundbreaking concept of self-determination. After World War I,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was to become the guiding light for people under autocratic and alien rule.

The Allies’ military victory over the Central Powers and the subsequent Versailles Peace Treaty, that was based very much on Wilson’s 14 Points, led the defeat of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autocratic Austrian-Hungarian and Ottoman empires were broken up and most subjugated ethnic minority groups were allowed independence on the basis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next decade or two.

The principle and practice of self-determination have become so widely accepted as a fundamental right of all peoples that after World War II it was written into the charter of the UN. As a resul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cases most colonial powers fairly rapidly, one after another, ended their colonial rule and allowed independence to their former colonies.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in late 1980s and the slackening of East-West Cold-War tensions prefigured the dismemberment of both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Over ten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became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states by the end of 1991. Compared with the relatively peaceful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that of Yugoslavia was violent, but four breakaway republics, Macedonia, Slovenia, Croatia and Bosnia, did eventually become independent.

Finally, the UN has also played a role in making independence possible in a few cases. The most recent case is East Timor, which had been forcefully annexed by Indonesia in 1976. After over two decades of struggle for self-determination, the East Timorese were finally allowed on Aug. 30, 1999 to vote whether to remain as part of Indonesia or declare independence. In the UN-monitored plebiscite, more than 78 percent of those who cast their votes chose to break with Indonesia. On May 20, 2002, East Timor officially became the first new country of the 21st century.

As discussed, the century after 1918 is to a great extent a century of nation-states founded on the Wilsonian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Now let’s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 case of Taiwan.

Taiwan was a Japanese colony from 1895, when China ceded the island to Japan, to 1945, when the defeated Japan surrendered to the Allies. From 1945 to 1952, Taiwan was a Japanese territory under the Allied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former supreme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forces in the Pacific theater former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however, had assigned the task of actual occupation of Taiwan to the Chiang Kai-shek-led (蔣介石) arm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ctober 194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hile the leader of Republic of China Chiang fled to Taiwan with his supporters and began nearly forty years of an illegal martial law regime on Taiwan. Technically, Taiwan was still a Japanese territory until Japan formally renounced its sovereign right by virtue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hat Japan signed in 1951.

Since 1952, the status of Taiwan had thus remained undecided. It must be settled by peaceful means and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as prescribed in the charter of the UN. In 1987 the Chiang-imposed martial rule came to an end and democracy had its beginning when a native-born Taiwanese — Lee Teng-hui (李登輝) — succeeded the presidency in 1988. Then in 1996, the people of Taiwan exercised thei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by directly electing Lee their president.

By mo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nation. The PRC’s attempt to annex Taiwan is no different from Hitler Germany’s Anschluss plan, which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annexation of Austria in 1938. Before the forced annexation, Hitler had preven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n-Austrian chancellor Schuschnigg’s plan for a national plebiscite to decide in favor of Austrian independence. It was only with the defeat of Nazi Germany in 1945 that Austria was liberated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nation again.

Beijing’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is indeed a sugarcoated version of Hitler’s plan to annex Austria.

The widespread discontent in Hong Kong was fully demonstrated in the July 1 protest. Hong Kong is ready for wider democracy while the Beijing appointed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董建華) and his administration lack legitimacy. In addition,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shot up to over 10 percent and real estates values have dropped by 60 percen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faring a lot worse today than before the Chinese takeover. Clearly, the Taiwanese are aware of the worsening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w can China’s offer of the sam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have any appeal to the Taiwanese? In fact,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the island nation have shown that over 70 percent of the Taiwanese asked have rejected China’s annexation formula for Taiwan.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destiny. What better means for making known their decision is there than a national plebiscite? Taiwan must soon pass a national referendum law so that the people can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 of their nation’s major policies, including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It is the legal as well as moral oblig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words of the UN Charter Preamble, to support the freedom-loving Taiwanese in exercising the UN-guaranteed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Ching-chih Chen is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Edwardsville and a member of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林媽利教授談:從組織抗原推論閩南人及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

林媽利

應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之邀請,台北馬偕紀念醫院血庫諮詢實驗室及輸血醫學研究室主任林媽利教授,于 2003 年 8 月 2 日星期六下午兩點在台灣中心大禮堂演講,為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文化歷史每季講座系列的第十五次演講會講座。林媽利教授在聖地牙哥停留期間,參觀了台灣中心,並和基金會同鄉們交換心得。為了表示支持台美人的社區活動,林媽利教授特別捐贈了一千美元給台灣中心,表示她關心的心意。

以下是林媽利教授演講的內容﹝原文由林媽利教授提供):

謝謝大家,禮拜六下午大家應該要出去玩,跑來這裡聽這個演講,謝謝你們捧場。我今天要講二十年來,我們怎麼樣把台灣的輸血醫學弄好;其實這個也不是我一個人做,很多人一起做,有一些參與的人,也在這裡。我把過程分成三部份來講,我知道大家對台灣人的來源(第三部份)很有興趣,就是最近被罵的那個事情,但是我覺得要整個講下來才有辦法連上來,所以我先講台灣的血液政策。我本來學病理,後來去美國,主要是學輸血,我在 1981 年回來,當時我很想去捐血中心工作,但那時有人跟我說︰捐血中心好像不是那麼單純,叫我不要去,所以我就到馬偕醫院工作。但是我還是覺得台灣輸血方面有很多問題,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幫忙解決。那時的狀況是台灣的醫院裡面有很多血牛,血牛充斥,醫院裡面並沒有標準的輸血作業,就是說醫院要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沒有一個標準的作業。我回來台灣以後,第一個就是去捐血中心當義工,我想要幫忙他們,首先第一個幫忙他們在作業方面的修正,因為他們作業並不是很好,我就改進他們的作業;另外我指導教他們技術性的工作,指導他們怎麼樣搖試管來判讀血型、解決血型的問題,我還要跟他們做讀書會,還有也要幫他們做在職訓練,這是在內部的協助。在外面,我常常像這樣子去演講,幫他們做捐血運動的宣導,請大家來捐血,告訴大家捐血不會對身體有害。我也常常上電視,很多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最怕上電視的人,也最怕被訪問,但當時只要捐血中心需要我去幫忙,我都是義不容辭,我記得當時薇薇夫人有一個早安節目,在華視,我記得我上了幾個月的節目,一個禮拜好像一次還是兩次,我努力告訴大家︰捐血不會對身體有害,為了幫助別人,我們要去捐血,還有也不會因為捐血而感染B型肝炎等疾病的宣導。還有告訴大家︰捐血其實是一個進步社會的標準,一般落後的國家他們也可以做心臟開刀,也可以做心臟移植等高難度的醫療行為,但他們的死亡率很高,失敗率也很高,因為他們在捐血方面沒有做好,常常因為輸血得到感染以致病人死亡。所以要看一個國家的醫療制度及進步的程度,常常用捐血的普及度來看,如果血源全部是來自捐血,而不是買賣血的話,表示這個社會的道德觀念也到了某一個程度,血液我們平常說是神聖的東西,是身體的組織,不應該拿來買賣……等等。我就是這樣幫忙捐血中心,但幾年以後捐血中心請了一個總幹事,他要我們的讀書會,影印資料,甚至影印一張都要寫簽呈,所以我不想去了,就辭掉這個義工的工作。好像我就不再管捐血了嗎?也不是,因為在 1983 年,那時台灣大部份用血都是血牛的血,就是醫院用的血很多都是來自買賣的血,剛好那時開始知道︰台灣大概有 20%的人是Β型肝炎帶原者,而且Β型肝炎和肝癌是有關係的。當時李國鼎先生和許子秋署長(已經過世)就請紐約血液中心的主任Dr. Kellner 來看台灣應該怎麼辦?輸血這麼亂,肝炎又那麼多,要怎麼做才好?後來他寫了一個很長的建議,這後來就變成衛生署血液政策的一個藍本,那時的許子秋署長,他是我的老師,他以前教我們公共衛生,後來我從美國回來改做輸血又碰到他,他就很高興我做輸血,後來他派我出國考察,去看已開發國家輸血的工作。他就把Kellner的建議變成台灣的國家血液政策,那時他說要健全捐血系統,來提供醫院所需要用的血。當時捐血中心捐到的血不夠醫院的需要,雖然他們的作業我協助改進,但是我發現有一個問題是我沒有辦法的,就是在結構面,它當時是屬於一個黨營的事業,是國民黨的,理事長就是以前把總統印信交給蔣經國的人,在國民黨裡面他是非常大,所以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是大家都沒有辦法去碰的組織,也就是說要去改它是沒有辦法的;但我又覺得就是因為捐血不夠,所以醫院才要保持這麼多血牛,當時為了應付病人需要的用血醫院都必須要養血牛。當時Kelner的建議是應該強化及健全現有的捐血系統,由一個系統供給台灣所有需要的用血,這在當時是衛生署的一個首要政策。也要健全醫院的輸血作業。所以許子秋老師就派我去歐洲,因為衛生署老實說也沒有人知道要怎麼樣去做、怎麼樣去健全捐血系統,所以必須借一些人來幫忙,因此就派我去歐洲考察捐血系統,很重要的是回國後他要我參與衛生署的血液政策,後來輸血學會成立,我們幾個人協助衛生署健全了捐血系統。1992 年,台灣的捐血就完全取代買賣的血。在這個過程裡,看起來只有三行就結束了,事實上花掉我差不多八年,還一直持續到前幾年,所以是十幾年的時間。我們是怎麼樣去做的?我被派去歐洲回來以後,就名正言順去管這件事情,我們開始用評鑑捐血中心來做,先看它的作業,每三年評鑑一次。在1988年的評鑑結果我們就建議政府︰捐血中心為何無法捐到足夠的血來供給醫院?就是因為捐血中心在結構上有問題。原來捐血系統是屬於內政部而非由衛生署管,所以首先我們應該要讓捐血的系統屬於衛生署,由衛生署來管,這樣的話,捐血不夠衛生署為國民健康可以責成他們遂步增加捐血量,還有比方說現在愛滋病開始有了,衛生署可以管制他們去做愛滋病的篩檢,或是說必須要做C型肝炎的篩檢,以確保輸血的安全。以前因為不是屬於衛生署,他們做不做該做的篩檢衛生署是沒辦法去管的。終於在 1988 年的評鑑結果,我們建議政府要讓捐血中心屬於衛生署,而導致捐血系統的改組。1990 年改組了,本來是屬內政部管的捐血協會在管捐血中心,現在成立一個新的「中華血液基金會」來管捐血中心,然後「中華血液基金會」再隸屬於衛生署,捐血協會還是歸內政部管,就這樣解決了。我們同時也促使捐血中心成立拓展捐血的部門,從此很快的捐血量直線上升,1992 年捐血就全部取代了買賣的血液。捐血得到的血夠的話,血牛就自然而然消除了。我還記得差不多在 1990 年,我還被台北市衛生局拜託去關掉一些血牛站,因為台灣以前有十個「紅十字會血液銀行」,完全是血牛,是買賣血液的地方,當時台灣不止醫院裡有血牛,還有血液銀行買賣血液。我們那時要去關閉血液銀行,但關閉之前必須要有足夠的捐血,我們終於在 1992 年成功了,關掉了所有的血液買賣。現在有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非常羨慕台灣健全的捐血系統,那可以說是衛生署、輸血學會和捐血系統裡面的人一起努力達到的。最近報紙寫大陸有一千萬的愛滋病毒的帶原人,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大陸愛滋病的擴展是從血液的買賣開始的,差不多七、八年前我就聽到在山西省,因為沒有捐血,他們差不多全靠血液買賣,因此血液的安全,也就沒有什麼管制,抽血的針頭用完以後就拿到水槽洗一洗,又再拿來用,病毒沒殺掉,因為這樣子,七八年前那一個省就有十幾萬賣血的人變成愛滋病帶原者了,到現在有千萬,我覺得沒有什麼奇怪。十幾萬下來的話,很快的回去感染家裡的人、又感染別的病人、感染別的賣血的人。現在他們的傳染據說主要是因為毒癮,共同使用針頭,所以他們一下子就有很多人帶原,世界衛生組織說大陸愛滋帶原人口有一千萬,我一點都不驚奇。講到這裡,當時台灣那些賣血的人最恨的是我,他們看到我有時都講很難聽的話;但我相信像現在他們看到大陸的情形,他們大概會感謝我,至少沒讓他們變成使台灣成為像今天的大陸的元兇。血牛的系統下去,就會發生像大陸這樣的情況。

我被派到歐洲去的第一站就是到法國的血液中心,血液中心的主任 Salmon 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學者,後來我在回來以後不久,就發現了很多台灣很有趣的血型,是以前都不知道的,這些血型是經他確認的,這位是北倫敦血液中心的主任 Contreras,她也是幫我確認了下來我要講的亞孟買血型,在台灣我們第一個發現這血型,也是在華人我們第一個發現了這個血型。
我們到花蓮捐血中心評鑑,我們有四個評鑑委員,我們四個人常常一起搭檔;一位是三軍總醫院的李正華醫師,另一位是長庚醫院的孫建峰醫師,還有一位是高源祥醫師,他那時是在美國,我們請他回來,他是我的學長,是美國血庫協會的一個評鑑委員。為什麼我們要請他回來?因為我們在評鑑捐血中心時,我們面對他們那麼龐大的勢力,有時我們覺得還是要請一個遠地來的和尚,比較會念經,他們比較沒有話講,所以我們就請他來壯膽。這是衛生署當時的一位蔡科長……

每三年我們要到台灣所有的捐血中心、捐血站評鑑,山裡面小小的捐血站都要去。我們也必須要同時去評鑑醫院,因為我們要給醫院一些壓力︰「不能養血牛」,如果捐血中心的血夠的時候,一定要用捐血中心的血,不可以養血牛。以前衛生署的副署長李悌元先生,現在是捐血運動協會的理事長。所有醫院檢驗的評鑑最先是從評鑑醫院的血庫開始,然後再慢慢擴及到別的檢驗,把醫院的檢驗弄好。台灣的捐血在 1974 年開始,第一年才捐到 3817 袋,到 92 年 118 萬袋,然後到 98 年差不多 180 萬袋,去年一共捐到 206 萬袋;捐血的人口達 9% 以上,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系統了,所以台灣的捐血系統在差不多 1995 年,就榮登世界辦得最好的十個開發中國家的一個,在國際著名的輸血雜誌登出來,我覺得除了捐血中心大家很努力外,輸血學會的功勞是非常大的。

那時我還記得我們去評鑑捐血中心,因為他們是很大的系統,沒有人敢去批評他們,在評鑑的檢討會上他們甚至表示他們捐到多少血,就分給了醫院,好像醫院應該要很謝謝他們,我就站起來說︰對不起,你們是獨家事業,政府並沒有答應成立另外一個捐血系統,所以你們有責任提供所有醫院所需要的血。因為衛生署、輸血學會不斷給他們一些壓力,也給他們導正,告訴他們應該要怎麼做,所以才會有今天這麼好的捐血系統,不過他們自己也很努力就是了。這整個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成功的不流血革命。

另外我要講,除了捐血方面,還有一個血液政策努力的方向,就是建立全國的標準作業,使醫院的輸血安全。這主要還是在馬偕醫院發展出來的一個叫 MP 的方法,這是適合於亞洲人的方法,而且很適合台灣人,這方法很快,以前我們用白種人的方法,要半個鐘頭,MP 法用不到三分鐘,而且 MP 法的敏感度很高,是白種人方法的 100 倍敏感度,還有可以自己泡製試藥。所以這實在是非常好的方法,20 年來在輸血學會舉辨的職訓練下,這個方法已經變成全台灣通用的方法,而且這個方法的快速及敏感度高,讓輸血更安全,台灣就變成亞洲第一個有本土化輸血作業的地方。這方法也被發現適用於其他亞洲人,但這個方法並不適用於白種人,因為我們族群、人種的不同,血型不一樣,不適合白種人。我在國際輸血學會組織一個 MP 的委員會,台灣的方法現在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我們做了差不多 19 年,使台灣醫院的血庫有一個標準化作業。除了我剛剛講的︰怎麼樣讓捐血中心做得更好、怎樣把血庫的作業做好,還有醫院裡面醫生輸血的行為,我們也要管,所以我記得我們這些人,前幾年我們每一年都要趕好幾場演講,就是到很多醫院去告訴醫師們︰輸血應該要怎麼樣輸。以前我們把血抽出來原封不動的把一整袋血輸給病人,後來我們可以把血液幾種不一樣的成份分開,然後再輸給不同需要的病人不同的血液成份。

接下來我要講我們在馬偕醫院做的一些輸血醫學的研究。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研究?是因為關係到輸血的安全。台灣的血型都沒有人好好做過研究,以前只是做了很粗淺的,所以我開始做的時候,紐約血液中心一個非常有名的血型專家跟我說︰喔,妳真是坐在金礦上採礦。非常羨慕我。確實因為沒有人做過,所以就可以有很多新的發現。

我們講「血型」,就是這些紅血球上面的一些構造,如Α型,血球上就有Α的構造;是Rh陽性,就是有Rh構造,沒有的話就是Rh陰性。組織抗原就是在淋巴球上面的一些構造。我要講有關Rh陰性的輸血,為什麼我要做Rh的研究?是因我們常常把白種人的知識拿來,就以為這個就是我們應該要遵守的,Rh陰性的問題事實上是白種人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在台灣我們研究的結果, Rh 陰性可以輸陽性的血,除了極少數 Rh 陰性的人因為帶抗體,意思是說陰性血球,沒有 Rh 的構造,所以就可以產生抗體,占多少呢?我們做了很多 Rh 陰性的人的研究,七百多個陰性的人裡面只有一個人有抗體,所以只有這個了不可以輸陽性的血。我一直在告訴大家︰ Rh 陰性的人不要覺得他很特別,且必須要特別注意,其實陰性的沒什麼特別,在台灣他和一般 Rh 陽性的人一檥。我一個親戚就是 Rh 陰性,她念完書說︰我趕快去美國,因為那邊 Rh 陰性比較多,萬一以後我發生什麼問題,就可以解決……她就跑掉了!影響到一個人整個的生活。其實 Rh 陰性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它只是一個普通的血型,跟一般人完全一樣,可以輸陽性的血。一些醫師說︰你如果輸陽性的引起帶抗體的話,輸血怎麼辦?我就說我們用 MP 的方法絕對可以找到抗體,再輸陰性的血即可。馬偕醫院從 1988 年開始就不做 Rh 的篩檢,就是說陰性我們也給陽性的血輸,我們就看︰有沒有人帶抗體呢?機會沒有增加呢?結果是帶抗體的機會沒增加,所以有沒輸陰性的血給陰性的人並沒有影響抗體的產生。為什麼Rh陰性在白種人那麼重要?1950年代白種人的國家,每生一千個小孩,大概有三個小孩胎死腹中,全身水腫叫做胎兒水症。但在台灣,我看台灣的醫學歷史,從來沒有 Rh 陰性的媽媽生過這樣小孩的記載,沒有發生過,所以呢,本來就沒有事情,我們一直在那裡窮煩惱,把白種人的問題拿來自己煩惱。他們就說︰如果 Rh 陰性有輸血反應呢?我說 Rh 的輸血反應和 ABO 血型的輸血反應不一樣,是屬於輕型。馬偕醫院 11 年當中有九萬個嬰兒出生,只有發生一個嬰兒因 Rh 陰性的問題發生了黃疸要換血,不是像白種人小孩是胎死腹中的,台灣個案都是有活產,但因為黃疸,只要幫他換血就好。台灣一千個裡面只有三個人是陰性,這三個人其實也不是全陰性,有一個是弱陽性,我要提醒大家,台灣人一千個裡面只有三個人是陰性,如果有一個陰性的人他緊急需要輸血時,一定找不到陰性的血,因為我們一般在醫院的血庫裡面,沒有貯藏那麼多像 1000 袋的血,所以血庫裡不會有陰性的血,所以如果一定要陰性的血才給他輸血,等於是沒有血輸。在差不多 1982 年,台灣曾經發生過一個個案︰案主坐在先生摩托車後座,她跌下來,需要輸血,她被送到台北市某市立醫院,那個院長是很有名的血液科的醫生,但是他的觀念還是美國的觀念,認為陰性一定要輸陰性的血,所以醫院拒絕為她輸陽性的血,後來這個病人死了,那時引起很多討論。我是覺得︰陰性是一個稀有血型,我們常常把它擴大講到很可怕的樣子,讓陰性血型的人覺得很不安心,我們就是告訴大家︰陰性的血型在輸血時除上面說的帶抗體的特別情況外就和一般 Rh 陽性的人一樣可輸一般陽性的血。

下來要講亞孟買血型,華人第一例是在馬偕醫院的病人發現,然後第二年嬰兒室發生父母親懷疑換錯小孩的事,因為父母親和嬰兒的血型不合,後來發現爸爸是亞孟買血型。這是一個亞孟買血型的爸爸,他其實是Β型,但他的表現就像Ο型一樣,他太太是真的Ο型,結果她生了一個Β型的男嬰。這個爸爸就很生氣,說他跟太太都是Ο型,為什麼會生Β型的?就每天罵那個媽媽,那個媽媽就說,她又沒有怎麼樣,怎麼會生Β型的?她就問我們醫院的院長,會不會換錯小孩?我們醫院把手印腳印拿出來,沒錯,是妳的小孩,那個太太說︰怎麼會這樣呢?院長就問我說︰有沒有可能?我就說︰有可能喔。因為我們前一年發現亞孟買血型,搞不好這對父母親當中有一個是Β的亞孟買血型,因B基因沒辦法表現,所以很像Ο型,但Β的基因可以傳給小孩。我們就要他們全家來檢查,他們一家三口來,結果那個爸爸果然是亞孟買血型Β型,本來就可能有Β型的小孩。這個爸爸聽了馬上去抱兒子,本來他都不理兒子。我們就說︰你的女兒是什麼血型啊?要不要帶來檢查?一檢查她是Β型,我們血庫的人都很生氣,說︰為什麼這個爸爸只管他的兒子是Β型,而沒有管他的女兒是Β型?他大概想他的財產要由兒子繼承,所以他就很生氣說如果是別人的小孩……在台灣就是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我跟醫學院的學生說︰如果人家問你︰Ο型和Ο型會不會生Β型的小孩?你絕對不能說不會,除非全家經過好好的檢查。

另外還有一個案例,這個媽媽比較運氣,這個爸爸一直以為他都是Ο型,來馬偕醫院開刀才發現他是亞孟買血型,我們就說你要不要帶小孩來檢查?他的兒子是ΑΒ型,我們問他,你有沒有懷疑這個兒子不是你的小孩?結果這個爸爸說,這個小孩出生時,愈看愈像他,他們在外面做了三次檢查,他是Ο型,他太太是Α型,他的兒子是ΑΒ型,但愈看愈像,他說︰喔,我可能是Β型,但我沒辦法表現,因為我爸爸是Β型。我說︰喔,我做了那麼多研究,做了一年的研究才找出這麼一個血型叫亞孟買血型,你就那麼簡單的把它給想通解決了。這個血型在台灣每八千人就會有一個,所以不會少。我們 2300 萬人,台灣大概會有 3000 人是這個血型的人。後面的這個爸爸有一天就跟我說︰我被妳檢查出來我是亞孟買血型後就開始擔心。他說他現在不敢騎摩托車,因為怕有一天出外發生意外要輸血的話,沒有血可輸……這個讓我想到︰是不是真的不能夠輸一般人的血嗎?我就做人體試驗,證明台灣的亞孟買血型和印度的孟買血型不一樣。印度的孟買血型不可以輸一般人的血,除了輸孟買血型的血;還有白種人的亞孟買血型也一定要輸他們那種血型,但是台灣的亞孟買血型可以輸一般人的血,這樣就解決了亞孟買血型的輸血問題了。亞孟買血型在泰國每五千人就有一個,所以我常常覺得泰國和我們台灣實在是兄弟之邦,很接近。

下來我要講另一個血型——路易士(Lewis)血型。25%的台灣人都是屬於一種路易士血型是白種人沒有的血型,所以我們剛開始到國際上去發表時,國際上的人都說︰妳一定做錯了。我們說沒有做錯,大家就馬上想到︰一定可以找到相關的基因,所以有三個集團就開始競賽找基因,除我們外一個是瑞典發布諾貝爾獎的研究機構,一個是日本的國立研究機構,結果是我們(馬偕醫院)第一個找到,我們那時非常出了鋒頭。另有一個變異的基因,在所有台灣的原住民出現,也在毛利人出現,所以顯示族群的關連,台灣原住民和毛利人有關係。
下來我要講一個很好玩的血型名字——米田堡(Miltenberger)血型,為什麼我把它翻成「米田堡」?因為我們講「漢堡」(Hamberger),我想我們就叫它米田堡好了,這樣大家都會記得。這個血型其實是1980年代在我們醫院病人的身上首先找到,後來發現這個血型在台灣不是稀有血型。為什麼我們因為這個血型變得很有名?因為這在白種人是稀有血型,沒有想到在台灣有 7.3%的人是屬於這個血型。這個血型以前有被人發現,像泰國也發現,那差不多在1960 年代,但他們就沒有再繼續研究下去,他們沒有發現這個血型為什麼重要,其實它是 ABO 血型之外,在台灣最重要的血型,因為它和引起輸血反應有關係,還會讓嬰兒發生像剛剛看到的那個水腫的小孩的情況,所以我們台灣事實上要非常注意這個血型才對,而不是 Rh 血型。所以我們就開始發表這個血型的重要,然後在 1990 年代,我們經過衛生署的血液諮詢委員會,請衛生署來規定國內的輸血都要做米田堡血型相關的檢驗,以確保輸血的安全,所以我們在 90 年代就開始做。後來我們把我們的發現登在國際刊物上,結果香港的人就很不服氣,他說︰這個血型哪裡重要?他們不覺得重要,我們就在輸血雜誌上打筆仗,我說︰真的是重要,會引起很厲害的輸血反應,可能會死掉;香港說沒有,但是我最近去澳洲演講,澳洲人就跟我說︰其實現在沿太平洋的亞洲地區和東南亞地區,都發現這個血型的重要,包括香港在內,都紛紛學台灣的處理方法。這個血型現在是亞洲最熱門的血型,大家都在講這個血型,叫米田堡。這個血型是可以做族群關係研究的血型,為什麼呢?我們後來就做了不同族群的血型研究,就發現︰長江以北的外省人 0.0%,沒有,長江以南的外省人是 4.3%,日本人也沒有米田堡第三型,跟台灣的不一樣,所以長江以北的外省人是跟日本人比較接近。阿美族最高,88.4%,還有卑南族 21%,蘭嶼的雅美族 34%,我們發表以後,許多學者都很驚訝,這個是世界上最高的頻率。我們也把米田堡在亞洲的重要讓國際知道,現在亞洲國家都做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我剛剛講泰國的米田堡血型差不多也是 7%,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台灣跟東南亞實在是兄弟之邦。這是從紅血球的研究。在我們研究當中我們也發現 “i” 血型,這是稀有血型,跟先天性白內障有關係。因著我們的發現,後來我們成功的找到基因,讓這個血型在國際上變成第27個血型,我是覺得很高興,我們做血型做了半天,終於因為我們台灣的發現,讓血型系統增加一個,在國際上第 27 型。屬於這個血型的人同時都有先天性白內障,我們好像也找到先天性白內障的基因。

過去不少人認為紅血球血型的研究,當然可以做親子鑑定。在 1986 年時,沒有人願意做,也沒有人敢做,大家都很害怕做親子鑑定的時代,因為我做了很多血型的研究,我被一個媽媽懇求做親子鑑定,就說︰好啦,我幫妳想辦法,我來做做看。所以我從 1988 年開始涉足到親子鑑定,現在親子鑑定的實驗室林立,但在 1988 年大概只有我們在做。長期做親子鑑定的結果,我們就累積了大量遺傳基因的資料。

後來我也做了組織抗原的研究,淋巴球上面的一些構造叫做組織抗原,這是很偶然的,1993 年在台北召開組織抗原國際研討會,那時日本紅十字會的Juji教授看到台灣的需要——就是我們台灣必須要研發屬於台灣人自己的組織抗原的測定盤(測組織抗原型別的血清盤),因為我們在一個地區做研究,就要有從這個地區的血清做測試,才能夠精確的測試到這個地區的人的型別,這和免疫的研究也非常有關係,如果測定盤用白種人的,有些型測不出來,結果就不正確,所以必須用自己地區的血清做的測定盤。在過去政府事實上花了很多錢委託幾個研究機構做,結果都沒有做出來,Juji 教授就說動我們來做,本來我說我不要做,我做了血型已經夠麻煩,還要跨到組織抗原,我說我大概沒這個能力。他就說日本紅十字會要做我的後盾,第二年他就派一個人義務性的來台指揮、輔導,機票食宿都他們自付,來幫忙台灣、幫忙馬偕醫院。我們就關始做篩檢,篩檢一萬個胎盤血清。你想想看一萬個胎盤血清,每一個胎盤血清分別要跟 30-50 個甚至上千個不同人的淋巴球反應,然後再看反應的情形,放到電腦來分析所有這些血清的反應,然後挑選血清,決定測定某一個型別用那個血清……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作。到 2001 我們終於完成。其實這中間我們陸續做了一些初步的測定盤,去年終於真正做出來。這個測定盤如果跟外面買,現在最有名的就是美國的 Terasaki 測定盤,一個測定盤要兩千多塊,前些時候我們把一千個測定盤送給捐血中心,買的話要兩百多萬,誰要做研究我們就送給他,這會關係到一個地區免疫的研究,必須要有自己做出來的血清來做。這事實上是很基本、很重要的工作,政府也知道,但一直沒有做出來。為了要做這個測定盤,我必須要去抽所有台灣住民的血液,分離淋巴球來跟我們這一萬個胎盤血清去反應,鄒族的人在給我們抽血,所以我就抽了所有原住民的血。

為了研發組織抗原測定盤,六年中我上山下海,跑到蘭嶼、什麼地方都有,到原住民部落,請他們捐贈給我研究用的血,然後來做組織抗原的分析,從這分析也看出台灣原住民是經過長期的隔離,變成一個最純種的族群,就是說我為了要做這個測定盤,我也就要做這些族群組織抗原的研究,就意外的發現他們是非常純種的族群,有可能是在一萬兩千年前,在台灣還陸連到亞洲大陸時,從南方或中國大陸那邊,在還沒有所謂的漢民族之前,就有些人搬過來,就是現在原住民的祖先。還有蘭嶼的達悟族和菲律賓島上的尹巴丹族,他們有比台灣島上其他族群更近的關係,我們在兩、三年前跑到巴丹島,是蘭嶼的達悟族拜託我們去抽血,我們就做了尹巴丹族和台灣原住民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尹巴丹族和達悟族有較近的血緣關係。

有關基因的距離即血緣關係的遠近,線拉愈長血緣距離愈遠……大概史前人類遷移的途徑,很可能是從亞洲走過來,台灣的原住民一些基因在南方也可以找到,在北方也可以找到……一萬兩千年前,台灣海峽是低窪的陸地,那時是冰河時期,海面下降,後來冰河融解以後海水又上漲,台灣就變成一個孤島,之前台灣是連到歐亞大陸。也許這些族群就是這樣走過來,最近我們做了一些粒腺體 DNA 的研究,也是這樣子,就是說台灣的原住民在一萬兩千年之前就來了,之後還有陸續的移民潮到台灣,直到今天。

這是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從組織抗原看閩南人、客家人,所謂「台灣人」的來源。我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其實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這個研究,我就是把剛剛講的原住民的來源的論文,登在國際一份相當有名的雜誌上,有許多讀到文章的在國外的台灣舊留學生,就以電子郵件熱烈討論︰台灣人的基因裡面有多少來自原住民?他們都不關心原住民從哪裡來,他們只是關心台灣人有多少基因是從原住民來?討論很熱烈。在我看,從血型知道,所謂台灣人就是閩南人、客家人,事實上台灣人跟北方的族群不一樣,本來就是這樣,長期的血型研究發現台灣人的血型接近東南亞,而和北方的族群距離比較遠,而且我們長期做親子鑑定的工作累積很多資料,所以我就決定整理一下我們的資料,不然大家爭論不休。組織抗原就是我剛講的,是淋巴球上面的一些構造,由第六個染色體上面的一個片斷來控制,是染色體上最具變異的 DNA 的片斷,所以可以用在族群關係的研究。我們測定很多基因的頻率、再與別的族群的基因頻率比較決定基因的距離,然後用基因距離畫一個血緣關係圖;這個研究是由許多人一起做出來的,跟日本紅十字會還有東京大學人類遺傳學研究所一起做。可以看到閩南、客家人是在一起,血緣很接近,再加入泰國和新加坡的華僑成相近的血緣關係,然後再和南方漢人及東南亞的族群匯合,可以看到北方的漢人以及北方的族群與南方的族群包含台灣人在內有相當的距離。台灣的原住民距離很遠。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基因在一起、一起遺傳,像這個父親把組織抗原不同基因座上面的基因一起遺傳給小孩,這些在一起的遺傳的幾個基因合起來叫組織抗原的半套體……這個是很有趣的,A33-B58-CW10-DR3 只有在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會有相當高的頻率,然後新加坡、泰國的華人也都一樣的出現,但在別的族群少見,當然白種人沒有,我想這大概是屬於古代越族……被完整保留下來古代越族的基因。研究的結果,閩南人和客家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結果就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台灣人是大陸東南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這並不是我創造出來的,是要配合民族史的記載才有辦法這樣講。

台灣人最常見的 A33-B58-CW10-DR3 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我們常常用在一起遺傳的基因半套體出現的情形在看族群的關係。語言學家也說我們的這個結果是配合語言的結果,我們常常講「福佬話」,據說是以前在閩越地區客家人稱呼閩人是「福佬人」,而來的。「河洛話」是 1955 年……我想這和政府的政策有關係,當時要說台灣的族群是從北方來,所以把它講成「河洛話」,1955 年「河洛話」這個名字才出現,事實上是「福佬話」。我們研究的結果,和慈濟骨髓登錄發表的統計分析一樣,還有中國學者組織抗原的研究結果,和中科院發表的完全一致……中科院最近在報紙上罵我,說我的研究什麼可恥啦、荒謬啦……,其實中科院的研究做得比我還要漂亮。

再來我要談到慈濟的骨髓登錄,他們用幾萬個人,我是用幾百個人,你可以看到慈濟的結果也是客家人、閩南人在族群血緣關係上先接近在一起,下來你可以看到南方漢人再連上去,這個是北方漢人,是在另外的一群,你可以看到台灣人和北方漢人是不一樣的,所以就分開了……大陸的結果也一樣。還有中科院在 1991 年和美國史丹福大學的 Cavalli-Sforza 一起研究的結果:只用姓氏就可以把整個族群的距離、關聯顯示出來,而姓氏是代表Y染色體的遺傳……我覺得比我的結果還要漂亮。他是從 28 省,抽出五十四萬人的姓氏做出來的,另外他用 ABO 血型等,非常簡單的五個血型,也把福建、台灣,剛剛講的「越族」的地方,完全分開來了;不只和中國北方的族群,而且也和南方的族群分開……我想這位中科院的研究員現在是不是受到什麼壓力?所以才只好跳出來罵我。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發現,我沒有講,就是說輸血醫學的發展,是從荒漠到豐盛之地,台灣已在國際舞台上占一席之地,我們在 1999 年主辦第十屆西太平洋區國際輸血學會大會時,我們台灣就提出九十幾篇論文,想想看我們在 1981 年,那時沒有人做血庫,也沒人願意做,但在 1999 年我們就可以提出九十多篇論文,表示很多的人對輸血有興趣,這是非常俱鼓舞的結果;我們這次舉辦的國際會議,被譽為十年來國際輸血學會辦得最好的一次,這個並不是他們告訴我,是他們之間在講,然後再告訴我,所以這個不是講給我高興的,是真的,我想我們辦得很好。國際輸血學會中的重要委員會,像血型命名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出版委員會、稀有血型委員會、血型血清專家……都有台灣的代表來代表亞洲,當然都沒有大陸的代表;日本也是很強,他們也都有代表。許多台灣的醫院都在做輸血的研究。以上是我們現在台灣關於輸血的情形,我覺得本土的研究都起來了,實在非常可喜。這是我們那時的海報,第十屆國際輸血學會大會的海報,大家大概可以看出來,是藍蔭鼎先生的畫,我是拜託他的家屬,讓我把他的畫放在海報裡。

我們也努力盡國際義務,1992 年我跟我的同事鮑博瑞先生開始教導中國大陸使用 MP 方法,直到飛彈試射才停止。現在大陸都用這個方法,因為這個方法便宜,快速、又精確。但我們有點不舒服,就是他們發表一些文章,後面都沒有謝謝我,我是自費請我的同事一起去大陸教他們的。2000 年我到寮國永珍紅十字會血液中心舉辦研討會,讓寮國決定要用這個方法(MP 方法),我覺得很好,因為他們很窮,也買不起外國的試藥,用這個方法的話,大概只要台幣一塊錢就可以做完了。去年我到泰國曼谷的 Mahidol 大學 Siriraj 醫院血庫舉辦 MP 研討會,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用這個方法。我今年要去越南河內舉辦MP研討會,因為越南也窮,他的族群跟我們血型應該很接近因北越同屬越族,所以應該也可以用這個方法。1993 年天津中國輸血醫學會,香港血液中心的主任梁醫師,日本輸血學會的會長 Yuasa,我的同事鮑先生就是這樣跑那邊跑好幾次。

其實我們做這麼多,並不是我一個人,要很多人一起努力。我第一個要感謝鮑先生,鮑伯瑞先生,他是 1983 年來參加我們的實驗室,到 1997 年,中間他有回去,有12年他跟我同事,做了很多研究。我也要特別提謝秀花女士,她是台大以前的講師,是我的朋友,後來她來參加我們這個團隊,做了很多血小板和白血球的研究。澳洲紅十字會的台柱 Jean Trejaut,他很棒,是分子遺傳學的專家。這是我們做紅血球的團隊,余榮熾念完台大生化研究所後到我那邊,跟我發表很多研究成果,所以台大生化研究所再把他聘回去當副教授,我就很高興,我說喔,我的實驗室裡面可以造就一個這樣的人才。這裡面還有像這位朱正中也是生化研究所出來,他是幫我做做組織抗原的特異性……

其實我做這麼多研究,很多資源都是從外國來,在台灣像我去申請國家衛生研究院,有時申請不到,有一餐沒一餐的。我的研究一直得到許多國外研究機構的援助,很多外國友人幫我,把試劑寄給我。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紅十字會血液中心的 Engelfriet,你知道荷蘭人口比我們少,但荷蘭紅十字會血液中心有五百個人!五百個人在做研究,裡面博士和醫生有七十幾個,他是那裡過去的主任,他也幫我們很多忙。我常常會把這個拿出來講︰馬偕醫院以一個私人財團法人的私立醫院,要做整個好像國家的研究,實在是很……我覺得國家沒有支持的話是很不應該的。還有大陸,雖然他們做得那麼差,但是他們有幾個中心,我在 1988 年到成都血液中心時,那兒就有一百二十幾個研究員。現在他們在北京也成立一個,天津本來也有一個,最近在上海又成立一個研究中心,我們台灣就什麼都沒有啦!我在想好像就只有我們……雖然現在有些醫院在做一些研究,但規模都不大,沒有得到國家的支持,而且我覺得一路走來,沒有多少掌聲……這是 1994 年,衛生署就頒獎給我,因為我對捐血、台灣血液政策的貢獻,張博雅就給我一個獎。我也得到一個王民寧獎。我也要謝謝楊定一先生,我在馬偕醫院檢驗科當主任,他是技術主任,當我做這麼多事情時,他幫了我全部的行政工作,所以我就可以做這些我想要做的事情……謝謝大家。

陳秋山先生榮獲國立師範大學傑出校友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2003 年 6 月發行的「師大校友」宣佈陳秋山校友榮獲該校第三屆傑出校友獎。以表彰他在事業上的卓越成就及對母校所作出的豐碩貢獻。

「師大校友」稱譽陳秋山校友的全文如下:

1. 捐贈巨額獎學金於美國內華達大學(University of Nevada)雷諾(Reno)校區,孳息提供本校教師與該校教師每年一人互訪研究,每名各一萬元美金,對本校學術水準之提昇頗有貢獻,尤其在事業有成後,能主動回饋母校之精神值得表揚。

2. 陳博士曾於民國六十年(1971)左右返母校任教數年,教學認真,頗獲學生好評。

3. 發起設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四九級理化系友獎學金」,促進母校學術發展每年頒發物理、化學系清寒優秀獎助金各一名,每名一萬元新台幣。

本刊謹代表聖地牙哥全體同鄉向陳秋山先生暨夫人致以衷心祝賀之忱,並對其慷慨解囊回饋母校的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2003 年 10 月)

陳正茂教授簡介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陳正茂先生,桃園縣人,畢業於桃園農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物系,和美國堪薩斯大學 ( University of Kansas,植物生理與生化博士 )。先後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學生化系及New Jersey州羅斯分子生物研究所 (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研究生化與分子生物學。

1971年起在威斯康辛大學 (Parkside校區專任Madison校區兼任) 任分子生物學助理教授,1973年晉升為副教授,1977年為正教授。

陳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植物細胞分裂素之合成與代謝,植物遺傳工程,基因表達之機制,和植物細胞分裂週期 (cell division cycle) 基因之控制。他每年均受邀赴世界各地作學術演講並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和美國農業部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的長期研究獎助。

陳教授曾膺選威斯康辛大學系統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之卓越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1988-2000年),並獲傑出研究獎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ward) 和優良教學獎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ward)。他也被列入全美名人錄和世界名人錄。

1989年春,陳教授應台灣中央研究院之邀在分子生物研究所任講座教授,講授分子生物學,並任台灣國科會生物科學研究費之評審委員。他曾是中國南開大學分子研究所講座教授,Abbatt Laboratories 藥廠之分子生物顧問和Who’s Who World Scientists之評審委員。

陳教授於1988年在威斯康辛大學Parkside校區創立應用分子生物研究所,並任所長十年。陳教授發表一百二十多篇有關生化與分子生物學之研究論文於國際科學刊物。他現在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榮譽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陳教授也是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會員。

陳教授於九月二十日應邀在加州州立大學Long Beach校園舉行的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2003年年會上以「生物科技之現在與未來」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演講內容的大要請見本期鄉訊)。

生物科技之現在與未來 

陳正茂

編者按:此文係摘自威斯康辛大學分子生物學榮譽教授陳正茂博士,於九月二十日受邀參加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同南加州分會主辦的2003年年會,主講「生物科技之現在與未來」。

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被稱為二十一世紀的明星產業,它替人類找回生命與健康的根源,並快速地提昇了生活品質。生物科技範圍包括極廣,進步也神速。昔日以動植物雜交培育新種,或應用微生物釀酒,製造乳酪等皆屬生物科技。

今日之生物科技始於1970年代,科學家融合了數學、物理學、化學、工程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電腦學,孕育出遺傳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的技術。這種新科技,有效地創造了嶄新的生物個體和更有經濟價值的產物。

人類在數百年前,甚至數千年前,就知道「複製」(cloning)生物個體的技術。農民把根、莖、葉分割而培育成新的植物,即屬「複製」。動物的複製始於1950年代,美國胚胎學家Robert Briggs和Thomas King以細胞核移植法複製了青蛙。1997年一群英國科學家突破了複製哺乳動物的困難,以新的技術複製了有名的綿羊,「Dolly」。台灣最近也成功地複製了乳牛,取名「如意」。

分子生物學與遺傳工程技術之快速發展與應用,啟發了政府和工業界對生物科技研發的興趣。今日之生物科技已廣被應用到農、工、醫、法、人類學、國防等領域,多不勝舉。僅舉數例,作為例證 :

  1. 創造基因 (Genetically modified, 或Transgenic) 作物來強化營養、抗旱、抗病蟲,並借用基因作物來生產藥物,提昇作物之品質與產量,增加其經濟價值。
  2. 藉由基因牲畜與基因魚類來增加蛋白質食物並降低生產費用。
  3. 應用生物科技製造低價新藥和疫苗,以更有效的新法來預防、診斷與治療疾病。
  4. 創造基因微生物來分解、剷除有害環境的污染物,並把廢物變成有經濟價值的產品。

人類對生物科技也有疑慮與爭議。以基因作物為例,雖然美國認為基因作物是發展中國家的救星,但歐盟國家對基因作物則充滿警戒。其所以反對基因農產品,一方面擔心影響環境與人民健康,另一方面憂慮經濟與政治之壓力。為此美國農業部已有法令嚴格規定基因作物之生產程序,以防基因作物可能對環境與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

科技日新月異,後浪推前浪。科學家以宏觀思維來繼續思考未來的生物科技。下面只列舉數項未來可能發展的新方向 :

  1. 應用「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 來增強生物科技的效力。「系統生物學」是統合各種學說、理論、實驗 (Genomics, Proteomics, Metabolomics) 以及「生物資訊學」(Bioinformatics) 來研究生物個體每一部組成的相互關係與關聯的科學。此新興科學,可節省科研與臨床試驗的時間並減少錯誤。
  2. 探索基因信號如何控制細胞、器官和個體之發展。瞭解基因信號之路線圖後,可以調節細胞 ( 如幹細胞stem cells ) 與器官之發展途徑。
  3. 揭開人類「基因群」(Genome) 中「未知物質」(dark matter) 之秘密。科學家已推定了人類基因群DNA之順序,但目前只知基因群中5%之DNA的功用,其餘95%仍是功用不明的所謂「未知物質」。這些「未知物質」可能有調節DNA分裂與控制基因表達的功用。
  4. 瞭解人類「基因群順序」(Genome sequence) 中0.1%之差異。從DNA順序中發現,人與人之間只有0.1%的DNA順序有差異,了解這0.1%之差異對疾病的預防、診斷與治療將有重大幫助。
  5. 持續發明與創造生物科技之新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工具常帶來劃時代的科學革新。例如正在發展中的奈米生物科技(Nanobiotechnology) 、尚未上市的快速而低價的DNA順序分析器、再加改進即可觀察微小分子動態的顯微鏡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都有助於未來生物科技之突破性進展。

綿延不絕江水長

范少達

爺娘想子長江水 子想爺娘擔竿長

這是一句我母親常常掛在嘴上的客家話俗語,其意如下:爺娘對子女的牽掛像江水一般的長,反過來,子女牽掛爺娘則短如扁擔(可見我的不孝常使老母感嘆不已)。附註:客家話稱呼母親為Oi;爺娘叫 Ya Oi。「長江水」意指長如江水,和中國的揚子江扯不上關係。

一轉眼,兒子已高中畢業要進大學了。Princeton 大學照往例,在新生入學前,辦了為期六天的登山健行活動,其目的是要新生們在經歷大自然的陶冶和瀝鍊的同時,培養團隊精神和促進相互間的感情。參加與否雖然是自由決定,每年都有過半數的新生(約六百多人)參加。養尊處優的兒子雖然小學和初中時參加了幾年的童子軍,對長途跋涉和露宿野外的活動總是提不起興趣。此外,進大學前的這個暑假,他們一群即將分手的高中同學,日以繼夜的hang out, party…歡樂無窮,他很想在聖地牙哥留到酒闌人散(還好他不喝酒;他也不喝牛奶,卻很愛喝波霸奶茶)。

去與不去,反反覆覆,他久久不能決定。老婆和我雖抱著不置可否的態度,我心裏倒是希望他去參加的。兒子雖然個子高,由於天生不太愛運動,並不很健壯,老婆有些擔心他的體能。老婆又擔憂他太害羞,有難不說;也不知他會不會在野外方便,等等等等,能愁盡愁。回想當年我們在台灣考上大學的高中男畢業生,精疲力竭的經歷了聯考的浩劫,氣都還沒喘過來時,就得上成功嶺接受兩個月嚴厲的軍事訓練。尤其當時我部隊裏的士官班長是大學沒考上,眼紅得很的虐待狂,我們的體能與心神都要承受重大的考驗。所以我就加油添醋的對兒子和老婆大提當年勇,言下之意是,和成功嶺一比,他們這只能算「郊遊踏青」罷了。這一番口舌也總算讓兒子點頭,報名參加了。

決定要參加後,老婆更忙了;除了兒子離家三千哩住宿舍所需準備衣物之外,還得照著單子去買健行所需的零碎物品 (還好學校可供應背包和全尼龍睡袋)。老婆心細,巨細靡遺。

這野外活動依難易分幾個等級,兒子的第一志願當然是那種含有泛舟活動(canoeing)較好玩也較不勞累的。僧多粥少,無法如願,他被分發到中級的登山健行組。他那一小組由三位高年級生帶著九位新生,七男五女,要坐六小時車到賓州西南部山區,背個三十幾磅的背包,每天平均要走七、八小時路。送兒子去學校報到後,臨別時,不捨之情掛在老婆臉上 (如果是送去當兵的話,保証她會涕泗蹤橫,哭得唏哩呼嚕的)。

今夏,美東特別多雨,剛送走兒子,一陣雷雨隨即而至。接著的五天,雷雨紛紛,難得天晴。那一週,老婆和我住在 South Jersey她姐姐家 (離Princeton只有四十哩),在等兒子回來時,也可順便去DC拜訪睽違多年的親人和在費城賓大的師友。不過不論在那裏,兩人心裏時常惦記著在山上的兒子;那雙新的登山鞋不知會打腳嗎?那件防水夾克經得起考驗嗎?兒子臉上有時候會發幾顆青春痘,會不會像當年我在成功嶺一樣,太髒之下一發不可收拾?也回想到我念初中時,在故鄉的一個暑假,當時天氣又濕又熱,長了奇癢難熬的濕疹,父母不在,得自己去藥房買藥的窘態困境。兒子六天不能洗澡,加上天天淋雨,會不會…。陣陣惱人的夏日雷雨,時時讓我們的心情如灰茫陰沉的天色般抑鬱不朗了。

好不容易到了星期五下午,我們兩老到他宿舍前延頸企踵的等他回來。等了許久,他的身影總算由遠而近注入眼簾;看他外表除了髒兮兮的衣褲和幾個蟲咬的包外,似忽無恙。雖然慶幸他沒受傷,我們一口氣還不能鬆,因為還有衣服遮掩的部位呢。隨著問道:「有沒有洗過澡?」, “NO”;「有沒有換過衣服?」, “NO”;糟糕!趕緊追問:「有沒有長濕疹?」,”NO”;謝天謝地! 再問:「吃東西有沒有問題?」,”NO”;「睡覺有沒有問題?」,”NO”;有沒有?有沒有? 喋喋不休一連串的盤問,兒子有點不耐煩了。好吧,最後來個總結:「好不好玩?你喜歡嗎?」 “It’s OK.” (Translation: I like it) 此三字一入耳,我們像吃了定心丸,所有憂慮一掃而空。他一向對父母惜語如金,但很慶幸的他和他姐姐無話不說,所以我們欲知詳情,可以隔幾天後從女兒處輾轉得知。(後記:從女兒那裏得知兒子還蠻高興去參加了這個健行活動。此外,他也在活動中交了幾個好朋友,現在還常碰頭相聚。)

接下來的幾天 ,在忙著替兒子安頓,去參加學校的幾個活動,和幾個系的介紹之後,老婆和我該離開了(校園內也少見其他家長的蹤影了)。臨別依依,我倆猶在進最後一些如「努力加餐飯」和「天涼多著衫」…等等殷切的叮囑,任憑它只不過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也罷。

「養兒方知父母心」,這二十年來,在撫養這對兒女所帶來的「潛移默化」之下,我想現在我對老母的牽掛,比起她對我的「長江水」,一定不只「擔竿長」了,大概應該有曬衣服的「竹篙」那般長了吧。

火星逼月 追火星去

黃正源

我喜歡看星星,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在台灣非常非常偏僻的鄉下長大,度過許多在庭院納涼的夜晚,對天上的點點繁星總是有許多的幻想。對無窮無盡的星空,我是可以辨識出許多它的星座來。

記得一九八九年哈雷彗星來的時候,我們一家四口半夜開車去Palomar,文加只有三、四歲,文德十一、二歲,文加騎在我的肩頭,我們隨著人群摸黑登上天文台觀看,哈雷彗星七十八年輪迴一次,下次再來,只有文加、文德能再看它一次,大概也要八十多歲啦!二零零一年的世紀流星雨,我跟文德也在山上守夜一個晚上,細數著越過獅子座流星群,這是很難忘的回憶的。

宇宙的形成ˋ時間的起源,一直給我很大的好奇,看到星星、星座、星雲、或銀河,每次有機會在海邊、在沙漠ˋ或在山上看無窮無盡的星空,總會有很多很多的暇想,星星總是給我很多的聯想!我們曾經擁有過什麼?至少, 我們曾經這麼生活過,沒體驗會後悔,再體驗一次也會後悔,如此而已。

火星是我們太陽系中離地球最近的一顆行星,火星軌道在八月二十三日折返它的橢圓形的一端,火星現在是5萬9千年來最接近地球的一次,我無論如何是不願意錯過這次的機會的。對夏威夷的火山觀測,下次再來分想吧。

這個火星雖然我們平常往東南方向看去ˋ在月球旁邊就可以看到它,連續這幾個禮拜卻是最大最紅,古人很早就有敘述火星的觀察,我們住的地方沿著高速公路往東行駛,一舉頭就可以看見,要錯過它很難的,而且,它是最可靠的燈塔!

當然,我也相信並不是大家都一樣對火星有興趣的,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多元化的。 百年以後,你我何在?也許一切都來自大爆炸 (Big Bang) 理論的虛空 (Singularity),然後又回歸虛空,既然都是自然,努力扮好自己的舞臺就是,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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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五日禮拜一 (月曜日) 我一個人到舊金山海邊漫步,想要看看所謂人生難得一見的火星,我本以為一下子就可以看到一團的大火球的,結果是個多雲的夜晚,怎麼找也找不到那顆火星,我穿著拖鞋ˋ沿著沙灘在散步,一陣陣的海浪不曾停歇地向灘上襲來,因為夜色黑暗,偶而,遠遠地我以為找到了她,可惜只是一個虛幻而已,夜闌人靜,倒是很迷人的。我想起遠方的友人,所謂朋友就是要能沒有忌諱地把內心話告訴對方,人與人之間的瞭解不都是這許多片刻的ˋ即時的認識累積起來的嗎?就看我們如何去消化它ˋ吸收它甚至享受它。

八月二十六日禮拜二 (火曜日) 我們離海邊近,以前去海邊多在白天ˋ去沙灘玩或戲水的,最近,為了看火星及賞月,自然在晚上去沙灘散步,加州的海灘,美麗平靜,晚上的遊人稀疏,只有真正懂得生活情趣的人ˋ才會在這裡盡情地享受自然的寧靜與奧妙。

星夜太平洋岸澈亮的藍天白雲,窗外太平洋無限開展,藍紫天空逐漸深邃成灰。近八點半,太陽墜入海底,照例把漆黑的舞台,留給襯托月亮、星星的光芒。

為了看看 [火星逼月],約九點一個人拿著手電筒穿著拖鞋走去,越過一個小山丘即到了這個沙灘,有四五公里長,因為有這個狹長的小山丘ˋ自然地把市區的燈光給隔開了,太平洋的上空盡是無窮無盡的星雲ˋ星空及銀河,眼睛已經調適了夜暗,朝向東南方望去,突然,在太平洋海平面上方不遠處,不經意掃攝到了一顆橙紅的亮星,吸引住我的目光。文明的燈火在太平洋海岸時暗時明,這顆紅星竟可完全擺脫光害的掩蓋,光芒不減,堅持閃爍!哇塞!一眼就看到了已經很熟悉的火星,緩緩上昇的則是月亮姑娘,不出半個時辰,它們兩個人就幾乎要碰頭了,真是蠻好看的經驗,怪不得詩人騷客會那般的興奮。

盯著盯著,突然想到自己從來沒有如此長時間觀看過星星!這是地球上最廣大的海洋:太平洋,洋面上沒有半點遮攔,一抬頭就是夏季大三角在對我微笑,是興奮,是貪婪,想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多享受繁星陪伴的初秋處暑之夜。

地球的近親兼近鄰火星,和我們居住的藍色行星有如天壤之別,只有光禿禿的陸地,更別說能如地球一般幸運,七成的表面積覆蓋著海水,在億萬年來孕育出無數生命。今晚,由於火星難得這麼接近地球,表面反射出來的亮光,映照著地球最廣大的海洋,以另一種形式與它無緣擁有的海洋融成了一體。

我們的房間西向大海,過了半夜五更天,已轉西的仲秋明月隔窗照射到牆壁上的紙鳶,顯得份外明亮,她居然沒有被火星追上耶!月姑娘仍然一個人高高地享受著自然的清純,又好像笑盡了天下所有的情癡,中秋賞月真好,月姑娘可以替我捎個信嗎?祝福所有的友人都能健康愉快,好嗎?我很喜歡看星星ˋ聽海濤,海浪一灘一灘地襲來,不管心情如何操煩,它總能讓妳靜化下來的!

八月三十日禮拜六(土曜日)在報紙上看到的,是聖地牙哥一月一次的天文聚會,火星的觀測自然是這個月的主要話題,為了更清楚地看到火星,我也開車去湊湊熱鬧,大約是一個鐘頭的車程,在聖地牙哥的八十公里外的山上,海拔二千五百公尺高,星空萬裏,天氣也涼爽舒適,在高速公路上,朝東南方向,一眼就看到特別亮眼的小紅球,如棒球一般大小,在進入聚會的地點,是一段沒有柏油的泥土路,約二公里多,一個木板寫著請熄燈開車,以免打擾他人的觀賞,我熄燈後緩緩沿小路前進,兩旁也停放著早來的車輛,進入聚會區,實在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好多好多的天文望遠鏡都架設著讓我們自由觀賞,從較小的五吋九吋一直到二十一吋或二十五吋,都有好多組在隨人觀看,也可以自由調動,欣賞銀河或許多星座星雲,好像每個人都是專家,懂得比我還多,火星真的蠻好看的,在二十五吋的望遠鏡,看起來有一個拳頭大,底部白白的一個冰罩,非常新奇,中間的紋路聽說是火星上的峽穀,這個經驗太神奇了。

星星的亮度有個指數,數字越小、亮度越大,一般肉眼可以看清的約六度,那天我們看見的火星則是負二度。

銀河也看得很清楚,南邊天蠍座也好明顯,銀河一片霧霧的,很像薄薄的雲層,右邊一點有三顆很亮的星排成一直線,左邊還有拉出長長的尾巴就是天蠍座,那三顆是蠍子的頭,長長的是蠍子的尾巴!天蠍座忽隱忽現,倒是牛郎星、織女星、天津四組成的夏季大三角,穩穩跨越銀河上面。

先辨識銀河上的射手座(人馬座、南斗六星)。而往射手座的方向看過去,見到的即是銀河的中心哩!這裡漆黑一片,星空果真清楚極了! 最北邊的天津四是天鵝座的鵝尾巴,銀河中的十字是天鵝的身軀,也使得天鵝座另有「北十字」的別名。左右各有一顆小星像帶小孩一樣的是牛郎星,隔著銀河與牛郎癡情遙望的是織女星,此刻深深地在心中烙印下銀河的身影,以及與牛郎織女初相見的喜悅和感動,偶而還有幾顆流星呢!

中國的古人稱火星為「縈惑」,原因是它縈縈似火,亮度時有改變,在空中運行的路線複雜,經常讓人們感到眩惑。中國古書曾記載,火星每隔687天會接近一次心宿(天蠍座中閃亮的α星,宛如蠍子的心臟)。若是巧遇類似今年與地球大接近(衝),火星離開心宿後又會折返回到心宿身邊,最後才真正依依不捨前行。古代的中國人便將這個看似浪漫的天文奇象叫做「縈惑守心」,卻也被古人視為大凶的惡兆,據說經常引來天災人禍,頗不吉祥。

我不知道今年的火星大接近是否恰逢縈惑守心,我不害怕也不在意。看到火星一直守候著我們,反倒令我感到萬分安心,彷彿我先前憂心的問題絲毫不曾存在似的。此時此刻,吉利的火星佔據了我的心,內心祥和極了。對我來說,這,才是真正的「縈惑守心」吧!

根據科學家的計算,地球每秒鐘便自轉半公里,想起來似乎飛快哩,但實際上,我們平日根本感受不到。然而,今晚,星星不斷改變在天空的位置,由東向西移動,讓我直接深刻感受到了地球正在自轉。其速度雖稱不上飛快,卻清晰可辨,令我悸動不已。

九月八日有個重大發現,因為,我們家是東西向,從我們二樓窗戶就看到東起的中秋月,我很久沒有開門去後院,看到月姑娘又是中秋,就開門去庭園,月明如晝,陸續東昇,又要開始倒追那個火星了,那是這麼漂亮的夜色,趕緊叫她們來看,原來我們根本不需要去山上或海濱,在自家後院就可以把月姑娘每晚請進來,大概是捨近求遠的心理作祟吧?不過,在海邊或山上的確清楚許多,而且,看到大海會想到她,自然也會想常去的。

以後的這幾天天陰得厲害,看看中秋夜會不會比較好些,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蟬娟…

你知道火星為何離月亮越來越遠嗎?

這是一個高中老師的解釋。簡單地說,是因為月球公轉移動的角度很大 (恆星月27.3天,繞360度,一天約13度),而且從地球上看,是每天往東移動 (因此月亮每天比前一天晚五十分鐘出現)。 至於火星,由於公轉軌道比地球大,公轉的角速度比地球小 (公轉週期約1.8年),因此火星是逐漸往西移動 ,所以兩者漸行漸遠。

如果我們從太空看地球軌道,月球軌道和火星軌道這三者。先讓我們比較地球與火星的軌道關係;地球公轉角速度比火星大, 自從火星大衝(日地火成一直線)以後,在繞日公轉軌道上,地球開始超前了。(如操場跑道,地球在內圈,火星外圈,地和火會合後,火星會漸漸落後),地球自轉方向由西向東,因此我們往火星看過去,會發覺火星漸漸向星空的西側移動。(請劃一個從北極上空看的地球,地球逆時鐘轉時,這逆時鐘方向即由西向東,火星漸漸往西) 再看月球公轉軌道,月球公轉方向和地球自轉,地球公轉方向都是一致,從太空看北極,都是逆時鐘。地球自轉一周,回到原來方向需時一天,這一段期間月球則以逆時鐘方向繞轉13度,因此相對來說,會偏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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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階段嘛,人人都有經驗的,小的時候總是認為自己的爸媽最厲害的,總認為爸爸什麼都懂,什麼都會修理,漸漸長大以後,受同窗朋友的影響,漸漸地覺得爸媽什麼都沒有我們懂,青春期更是處處跟爸媽做對,年歲漸長,生活經驗增加,慢慢覺得爸媽的鼓勵教誨是對的,人生遭受挫折會後悔沒有多聽爸媽的指引,等到我們步入晚年,想要再向爸媽詢問人生的道理,已經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體驗的,獸醫出身的可以把人生的一切,都用動物的本能來解釋。

老虎在莽原上本來是威猛雄偉的,什麼動物都敬畏它ˋ贊歎它,一旦老虎被情關籠住,不管它怎麼勇猛,老虎失掉了虎性,誰還稀罕它呢?兇猛威武,就是缺少虎性。燕子 (夏威夷原住民叫它Nene,蠻好聽的) 在山林間本來是自由自在的,翅膀豐滿ˋ啼聲清脆,人人欣賞它,一旦燕子被[情]關困在籠子裡,她的想像力與翅膀就退化了,受人玩弄餵養,燕子覓食的魅力也沒有了,豐衣足食,就是缺少靈性!情關是一個人生的必要的罪惡嗎?身體的接觸跟心靈的溝通又是哪一個重要呢?

這幾天文加許多朋友很多都在辦派對做開學前的最後的聚會,美國學制有兩種學期制(Semester)與學季制(Quarter),學期制一年分上下兩個學期,都在八月和二月的第三個禮拜開學,像柏克萊分校,唸學期制大學的這幾天都很興奮地準備去學校,學季制一年分四季按春分ˋ夏至ˋ秋分ˋ冬至的日子開學,史丹福是學季制要九月中旬才新生訓練及開學,這幾天採購許多學校用品,朋友陸續分散離開,文加頓時感覺若有所失,也強迫自己成長起來,台灣的大學難進去,似乎很容易畢業的,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拼命地努力想辦法進入想去的大學,美國的大學容易進,卻是很難畢業的,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的大學素質都很一致,史丹福的要求更嚴,至少文加不能讓史丹福的畢業生出洋相,學校已經寄來住宿分配的室友,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亞裔新生,比起柏克萊的百分之五十五,算是很小了!

九月七日禮拜天跟這裡來自台灣的一些高中生及他們的父母做了一次分享申請大學的經驗,林鴻德醫師夫婦安排的。有十多人,從高一至高三都有,有一對姐妹剛從台灣美國學校轉來進這裡的高二,美國的大學都是靠高中成績、高中會考、課外活動、推薦信及申請自傳論文審核的,其中以自傳論文及課外活動最能表現出個性,因為像史丹福或哈佛大學幾乎所有申請的學生都是全A的及高中會考在1500分以上 (滿分1600),很多準備工作早在高一就要開始,(那些高一就被父母帶來聽的,真乖!), 高三才準備就太晚了,他們只能衡量自己已有的成績,做適當的選擇可以進入的大學,也許他們不一定要申請很多學校,要有個退路 (Backup) 學校,一旦想進的學校落空,至少還有補救的機會,他們最多的問題還是父母的壓力問題,如何使父母的期望跟自己的志趣相配合,避免跟父母的意見不同變成緊張的關係,在這個對談中, 可以看出他們對文加的現身說法蠻認同的,文加也學到不少的經驗,蠻難得的經驗。

九月十七日禮拜三早上四點就起床,把行李大包小包共十一件,連同腳踏車、電腦及印表機就裝進休旅車,好不容易清點完畢,因為有九百多公里的車程,又必須避開洛杉磯的上下班時間,早晨四點四十五分從聖地牙哥出發,我們都一起親自開車送文加去Palo Alto的史丹福。

淑玲總是記得她學開車的經驗,一直很喜歡講她第一張駕照的故事, 她三十多歲才學開車的,我以前一個人在美國留學唸Ph.D.,淑玲留在台灣帶小孩,有一年暑假淑玲從工作休假三個禮拜第一次來美國看我,淑玲當時從來沒有碰過車子,在美國第三天我就去監理所拿駕駛常識的書給她看,我們開車去尼加拉瀑布,我開車ˋ淑玲一面看駕照考試的題材,一面看公路路標學習,她從尼加拉瀑布回來,我即帶淑玲去考學習駕照,淑玲一次就通過 (三十五道選擇題,不能超過七題錯誤),這是美國考照的第一步,有了學習駕照,就開始可以在駕駛座上開車上路,只要有正式駕照的人從旁指導,我也真的敢讓淑玲操作方向盤,一個禮拜後我看淑玲技術熟練後,就帶她去監理所參加路考,又是一次就通過路考取得駕照,所以,淑玲第一次來美國,短短三個禮拜就拿了一張美國的駕駛執照,淑玲回台後,很驕傲地把駕照給銀行同事看,每個人都不敢相信,而她當年連腳踏車、機車都不會騎。

從聖地牙哥往舊金山的五號公路,我們中途停了兩次ˋ放水並加油,很順利地在十二點半進入學校的椰林大道 (Palm Avenue),先去出納組繳註冊學費,本來可以用郵寄的,淑玲堅持要我們親手交。在校園先認識一下環境,也看了看分配的宿舍,隔天(禮拜四)一早八點才能夠進住,我們即轉往舊金山過夜,所有新生活動是禮拜四才開始的,這是整天的、到六點半以後才會跟父母話別、住進學校宿舍。史丹福的校園是超級大的,全美最大,有八千多公頃。

九月十八日禮拜四真是非常興奮ˋ非常重大的一天,史丹福是新生一律住校的大學,一千六百新生都在這天進住分配的宿舍,從早上八點開始,由各地趕到的各方英雄豪傑都在家人的陪同下,蜂擁至學校的各角落,我們也是一早七點就從舊金山開車去史丹福,在高速公路的下交流道的地方就開始一路堵車,綿延有五公里長,我們緩緩地順著車流,按照路標,大約八點一刻就到了Wilbur住宿區,再按警察指示到達文加的Okada宿舍,這是一層三層樓的宿舍,房間在218屬於三樓,這也是一棟男女混合的住宿,一樓男女都有、男女共用浴室廁所,二樓只有女生、沒有男浴廁,三樓則只有男生ˋ沒有女浴廁。

樓下大廳就有六七位負責接待的服務學生,放著吵活人的熱門音樂唱盤,我們一下車卸下行李他們又是拍手、又是吼叫的唱出文加的名字,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個新生到了,連我們父母也不放過,既熱鬧又好玩,有一次文加不小心把鑰匙留在桌上、把自己反鎖在門外,去找他們,他們又是一陣大吼說 「Calvin locks himself out」,大家一陣暴笑地糗新生,非常有趣,大家都很快地融入一起了。

史丹福也有學長制的,認領文加的則是大二的小女生,來自紐澤西的東方人 (好像也是台灣來的,不大確定),醫學預科生,主修生物及化學,身材屬於玲瓏型的,精明、個性蠻隨和的,她自然也住在同棟宿舍的二樓,我看她應該會是很好的小老師,我們對她的主動與善意,印象很好,三樓舍監也是女的,她是文加三樓的唯一女生。

我們一天就到處辦理手續,從一個地方走路或騎車的走到另一個地方,又是拿學生證ˋ又是辦理信箱登記ˋ又是辦理腳踏車註冊,他們看文加牽了一部Schwinn的原裝單車,這是唯一美國製生產的單車,引起不小的騷動,因為它有二十五年的車齡,早已被列為收藏品,不像其他學生的都是新款式樣,這部一定是史丹福的唯一。在這個辦理單車登記的地方,看到五六個舉排示威的學生,在抗議他們成績好及會考高分、史丹福為什麼沒有錄取他們,我們看了也覺得哭笑不得,對有些人來說失學、失業及失戀都是很痛苦的。

我們協助文加整理行李及房間,並把電腦都安裝完成,即到學生餐廳一同用午餐,這是以後學生每日的重點生活區、民生問題都要在這裡解決,這是自助餐沒有限制、吃飽為止,有漢堡、有匹薩、有中餐、有西餐,水果飲料ˋ霜淇淋自然樣樣具全,淑玲吃得尤其痛快,一直稱讚這裡的品質,淑玲自然很放心把她的寶貝兒子留下來了!吃完午餐後,我們為了要即早趕回聖地牙哥,並沒有留下來參加其他的學校活動及開學典禮,離開學校時是下午兩點,送我們離開後,文加一個人留在宿舍,這個宿舍就是他以後的家了,開學典禮完後、家長都離開了,晚上有一個Welcome Home的學生晚會。

我們一向把文加訓練的非常的獨立,學校家長活動則都是教父母如何避免把子女保護過頭的,我們並沒有需要參加,也相信文加在史丹福一定會過得很好的,因為學校環境實在太大了,學校的建築物都只有三層樓的高限,所以,到處林木茂盛,各宿舍區就像是休憩度假的小木屋,舒服極了,相信除了讀書外,一定也是談戀愛的好地方的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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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東西,為何不說買南北?

南宋理學大家朱熹,在未出仕前,家鄉有叫盛溫和的好友,此人亦是博學多才的人,一天兩人相遇於巷子內,盛手中拿著一個竹籃子,
朱熹問他:「你去那裡?」
盛回答說:「我要去買點東西。」
朱熹是以窮理致知研究學問的人,
他聽盛的話,很好奇,隨即問道:「你說買東西,為什麼不說買南北呢?」
盛溫和反問朱熹:「你知什麼是五行嗎?」
朱熹答:「我當然知道,不就是金、木、水、火、土嗎?」
盛說:「不錯,你知道了就好辦,現在我說給你聽聽,東方屬木,西方屬金,南方屬火,北方屬水,中間屬土。我的籃子是竹做的,盛火會燒掉,裝水會漏光,只能裝木和金,更不會盛土,所以叫買東西,不說買南北呀。」
朱熹聽後唉了一聲說:「原來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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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也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則故事,詳細的內容我忘了,大意是這樣的:

一個媽媽有一天在廚房的冰箱上看見一張紙條,是她十歲的女兒寫的,字體清楚,一點都不撩草,可以看出這個女兒很乖巧,考慮很週密,是一個很讓人疼惜的女兒,上面寫著:

「親愛的媽媽:今天是週末,我已經吃完早餐,要跟同學去公園玩了,我不想把妳們吵醒,這樣妳們可以繼續在房間睡覺,這個禮拜我在家裡[幫忙]做了很多事情,妳應該感到欣慰的,我列出一些清單,請妳把欠我的錢放在桌上:洗衣服($2) 、飯前整理餐桌 ($1) 、飯後收拾食具 ($1.5)、洗碗盤 ($2.5) 、整理我的房間 ($1) 、收拾弟弟的玩具 ($1) 、幫忙爸爸吸地毯 ($0.75) 、給貓咪食物 ($1) 、其他 ($3.5),一共是14.25元。」

媽媽看完紙條後,很高興女兒那麼貼心,做了那麼多家事,女兒學校功課也都頂瓜瓜的,媽媽是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於是,媽媽在紙條後面寫著:

「親愛的女兒:妳剛從外面公園回來,一定會口渴,冰箱裡我泡了一杯妳喜歡的檸檬汁給妳,我要去買妳下禮拜開學用的文具用品,我不在家,這是我的一些清單:妳在我肚裡懷孕九個月(免費)ˋ妳半夜要喝三次母奶(免費)ˋ妳生病發燒我焦慮地安輔妳陪著妳一個月(免費)ˋ妳跌交受傷我在醫院照顧妳(免費)ˋ每天煮飯做菜(免費)ˋ妳晚上睡覺陪妳唱歌說故事才能入睡(免費)。我知道我可能還做得不夠,這是妳要求的費用,妳要好好地使用!」

女兒回來後,看到媽媽留給她的現金與字條,眼淚一滴滴地落在紙上,拿起一隻紅筆,在紙上寫著一個大字: 「銀貨兩訖 媽妳是從來沒有欠我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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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流的旅程

有一條河流從遙遠的高山上流下來,經過了很多個村莊與森林,最後它來到了一個沙漠。它想:「我已經越過了重重的障礙,這次應該也可以越過這個沙漠吧!」當它決定越過這個沙漠的時候,它發現它的河水漸漸消失在泥沙當中,它試了一次又一次,總是徒勞無功,於是它灰心了「也許這就是我的命運了,我永遠也到不了傳說中那個浩瀚的大海。」它頹喪地自言自語。

這時候,四周響起了一陣低沈的聲音,「如果微風可以跨越沙漠,那麼河流也可以。」原來這是沙漠發出的聲音。小河流很不服氣地回答說:「那是因為微風可以飛過沙漠,可是我卻不行。」

「因為你堅持你原來的樣子,所以你永遠無法跨越這個沙漠。你必須讓微風帶著你 飛過這個沙漠,到你的目的地。只要願意你放棄你現在的樣子,讓自己蒸發到微風中。」 沙漠用它低沈的聲音這麼說。

小河流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放棄我現在的樣子,然後消失在微風中?不! 不!」小河流無法接受這樣的概念,畢竟它從未有這樣的經驗,叫它放棄自己現在的樣子,那麼不等於是自我毀滅了嗎? 「我怎麼知道這是真的?」小河流這麼問。

「微風可以把水氣包含在它之中,然後飄過沙漠,到了適當的地點,它就把這些水氣釋放出來,於是就變成了雨水。然後這些雨水又會形成河流,繼續向前進。」沙漠很有耐心地回答。

「那我還是原來的河流嗎?」小河流問。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沙漠回答。「不管你是一條河流或是看不見的水蒸氣,你內在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 你會堅持你是一條河流,因為你從來不知道自己內在的本質。」

此時小河流的心中,隱隱約約地想起了似乎自己在變成河流之前,似乎也是由微風帶著自己,飛到內陸某座高山的半山腰,然後變成雨水落,才變成今日的河流。於是小河流終於鼓起勇氣,投入微風張開的雙臂,消失在微風之中, 讓微風帶著它,奔向它生命中(某個階段)的歸宿。

我們的生命歷程往往也像小河流一樣,想要跨越生命中的障礙,達成某種程度的突破,往真善美的目標邁進,也需要有「放下我 (執著)」的智慧與勇氣,邁向未知的領域。

也許你可以試著問自己,你的本質是什麼?你緊抓不放的是什麼?你要的究竟是什麼?希望你能了解生命中不一定只有一種形式,當環境無法改變的時候,試著改變自己,只要你的本質不變你依舊是你。
* * * * *

某位網站作了一個跟火星人有關的實驗:「火星人快進攻地球了哦!」在網路上跟不認識的人丟水球,跟他們警告:「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實驗結果非常驚人,證明現在真是個安逸的時代,大家都沒有居安思危的觀念…

【事不關己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A:「你說什麼阿?」
H:「我說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啊」
A:「喔」

【拒絕相信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B:「真的嗎?」
H:「沒有騙你喔」
B:「神經病」

【道高一尺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C:「那你知道我就是火星人嗎?」
H:「阿?」

【完全裝傻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D:「哈哈」
H:「不要笑,其實我就是火星人」
D:「哈哈」
H:「…」

【好學不倦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E:「你說了我就知道了啊」
H:「那你知道其實我是誰嗎」
E:「你說了我就知道了啊」
H:「告訴你其實我就是火星人喔」
E:「你說了我就知道了啊」
H:「其實我是陳曉東喔」
E:「你說了我就知道了啊」

【我愛地球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F:「真的嗎?」
H:「對,而且我就是火星人」
F:「我是保衛地球的皮卡丘,電死你這個火星人」
H:「挖靠」

【魔高一丈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G:「怎麼說?」
H:「因為我總覺得身邊有火星人」
G:「我也這樣覺得耶,而且我覺得Kitty貓一定是火星人的陰謀」
H:「怎麼說?」
G:「這是秘密不能跟你說,我怎麼知道你不是火星人的間諜」

【雞同鴨講版】
H:「你知道火星人已經進攻地球了嗎?」
I:「我心情不好」
H:「火星人進攻地球了」
I:「我的好朋友騙了我」
H:「火星人要進攻地球了」
I:「我還一直那麼的相信他」
H:「火星塞大概濕了吧所以發不動吧…」
I:「我懂了謝謝你。掰」
H:「啊?到底懂了什麼啊?」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暨新任總會會長程孟郎教授簡介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North America Taiwanese Professors’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NATPA)為了響應於 1979 年底發生的高雄美麗島事件,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一群旅居北美洲的台灣人精英學者,發揮空前的團結,以集思廣益決定以傳道授業、宏揚學術、以文會友、關心台灣及從事有關台灣問題之學術性的研究與檢討為宗旨,於 1980 年在美國創立並由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傑出台灣人教授廖述宗博士擔任創會會長。

NATPA 設有總會及十個分會,包括南加州分會,共有數百位會員,會員以在北美洲學術及研究機關從事教研工作者為主。

NATPA 除了定期的 Newsletter 外,並將出版高水準有關台灣各方面的論文集(Taiwanese Inquiry)。

NATPA 也特別注重與學生社團的互動,並鼓勵年輕一代的台灣留學生、台美學生踴躍參與NATPA 的活動。

NATPA 的其他主要活動包括舉辦年會(曾在台灣辦過數次年會),發表公共政策聲明,主辦協辦各種學術研討會(經濟、科技、人文、教育、政治等),提供主講人員(Speakers)給各社團,協助台灣政府及民營機關解決問題(木柵線體檢等)以及與台灣學術機構合作,致力於各領域的研究工作。

NATPA 新任會長程孟郎教授相信 NATPA 將能繼續為台灣的建國有所貢獻。

程孟郎教授,雲林縣西螺人,擁有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學博士學位。目前在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商學院擔任教授,專供全面性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及其他管理制度,以提高生產力為主。

程教授曾任職於耶魯大學,喬治頓大學及加州大學並兼任多方的顧問包括美國國家品質獎審查員及加州品質獎審查員。

程教授經常受邀赴世界各地作學術演講,包括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瑞典、波蘭、日本等等。程教授在他的專業領域上對故鄉台灣也作出了相當豐碩的服務與貢獻,1995 年由NATPA 推薦出任陳水扁市長召集之台北捷運體檢委員會委員。程教授曾任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長及 NATPA 理事會理事。

開卷有益

新昌

讀書和旅行是求知的兩大捷徑,是我們從小就常常聽到的銘言。但這兩個捷徑,靜心思考和親身經歷的方式,只運用到能夠自知的人。如果一個人本身沒有自知或判斷的能力,就是讀了好書,走了萬里路,也無法鑑別一些書中的寶貝,和了解歷史事件以及文化產物的意義。當一個人在人生的階段上,沒有或失去自知或判斷的能力時,有時候別的人﹝老師?﹞的指導,即是相當關鍵的因素。

我雖然沒有篤信宗教,但對於各種宗教的傳說和理論,以及一些大師們的解釋教誨,卻是相當虔誠地看待和研究。我想,這應該是每個人對各種事務,求真探實的基本態度。我認為對於宗教認知的關鍵處,應該是我們必須不期望在宗教裡,得到任何屬於個人的好處,如死後上天堂,過美滿的永生;來生轉世生在富貴人家、或高人一等、生得聰明等等。人們要是沒有這種求好自己意念的話,那麼求知探實的慾望則會加深,人們如果敢於認知,那麼今後在生活上,應該會過著比較有智慧的日子。

勇於放棄執著,能夠對於不可能發生的神話,進行質問,而且不會對於本身自己也懷疑的事情,憑猜測而給予肯定,應該是每個曾經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在認知事務上應有的基本觀念。這樣的基本認知,我想應該就如舊約聖經裡以斯帖所說的:「如果要讓我滅亡,那麼我就滅亡吧!」如果因為我有這樣認知的慾望,我的神就要處罰我,滅亡我,不讓我將來死後上天堂,那麼就讓我被處罰,被滅亡,死後不上天堂吧!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至少應該有這樣的基本認識,才會使得我們所相信的神,尊重我們,看得起我們。

近來正在讀一本有關中亞(西域)絲路上人民、種族、生活,及建立國家、征戰事蹟的書﹝Life Along the Silk Road, by Susan Whitfie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1999﹞,才讀了這本書的開卷語﹝Introduction﹞,就已經受益不淺了。這個開卷語裡,提到許多當年流行於中亞的宗教,並對於每個宗教作了簡單的介紹。其中對於佛教的產生以及要義的解說,讓我折服不已。這本書裡短短的一頁說明,竟然就把我思索了幾十年的疑惑,糊圇吞進去沒有消化的片面知識,全都有條有理地整理、解說出來了。佛教裡所謂的當頭棒喝,豁然貫通的境界,不外就是如此吧。從這個解說據以實踐,我們如果加緊努力,自我修行,那麼面對將來人生必經四大過程的生老病死裡的最後階段,能夠靜心解脫,那時人們幾世﹝如果相信輪迴轉世之說﹞修行期望進入的圓寂境界,應該是可以達到的,願共勉之。

這本書的作者,Susan Whitfield 女士,在書中第十六頁裡說:

「佛教的創始者,歷史上所說的佛祖﹝Buddha﹞,笱塔瑪﹝Gautama﹞,是公元前第六世紀出生於居住在現今尼泊爾和印度交界,嘉德滿都西南邊的釋加﹝Sakya or Scythian tribe﹞族的一個王子﹝因此他後來的名字叫做釋加牟尼─即是釋加族裡的聖人﹞。經過多年豐衣足食,奢侈、歡愉的貴族生活後,笱塔瑪王子在二十九年那年,才第一次無意中遇到了人生裡苦、老、病、死的景象。雖然那時他已經結了婚,並且即將有了婚後的第一個兒子,在她妻子分娩兒子的那個夜晚,他卻決定馬上離開王宮,決心追求心靈的領悟和智慧的教化﹝enlightenment,或稱為博蒂 Bodhi﹞的境界。最先,他求教於印度的哲學大師們﹝印度教的苦修僧,譯者註﹞。但只過了一年後,他就拒絕了這些哲學大師們教誨的極端苦修﹝extreme asceticism﹞方式,轉而尋求沉思明心﹝contemplation﹞和反省深思﹝meditation﹞的人生。經過六年後,其間雖然經過了﹝印度教裡的﹞魔神﹝Mara﹞驅使的眾多誘惑,他終於在菩提樹下﹝Bo tree,即是 Ficus religiosa﹞反省深思時,達到了領悟教化的境界。

釋加牟尼了解到的領悟教化,包括四大真理﹝Four Noble Truths﹞:人生即是苦難﹝Life is suffering﹞;慾望導致苦難﹝Suffering is caused by desire﹞;欲望終止則苦難消失﹝The end of desire means the end of suffering﹞;欲望的終止可以經過下列八大修行途徑﹝Noble Eightfold Path﹞達到:正確的觀念﹝right view﹞,思考﹝thinking﹞,生計﹝livelihood﹞,言語﹝speech﹞,行為﹝conduct﹞,力行﹝effort﹞,自覺﹝mindfulness﹞以及反省深思﹝meditation﹞。生活在人生苦海中﹝world of suffering – samsara﹞每個有知覺的人或動物,所受的苦難根據他﹝她或牠﹞前世累計的業債﹝karmic debt﹞而有不同。如果一個人在他的一個生命中是邪惡的,那麼他的業債就會增加。如果他幾世累積所作的惡行比善行還多,那麼他就沒有足夠的成績﹝業績﹞在來生中轉世為人類,因此死後就轉生為動物或更低等的生命﹝如蚯蚓,譯者註﹞。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累積的善行比惡行多,那麼這個人幾世累積的業債就減低了。到了所有的業債都償還了,這個人就已經達到可以進入領悟教化或涅盤﹝nirvana﹞的最高境界。有些和尚們他們修行了解的進度,已經達到類似佛祖本身的程度,這些和尚就被稱為阿哈痴﹝arhats﹞─意思是有價值的﹝worthy﹞或完美的生物﹝perfect beings﹞,他們死後就從輪迴的命運中解脫,不再轉世了。但這些阿哈痴在生命的最後一世中,他們還保存了從前尚未到達涅盤境界前的痕跡,阿哈痴們和佛祖的成道進入涅盤是不同的,因為他們是靠﹝佛祖留下來的﹞教導修行,而不是像佛祖靠自身的領悟﹝insight﹞而成道的。佛祖又教導說,靈魂是會死去的,並不是像印度教裡所說的可以永遠存在,當一個人的形體死去時,只有業債會留了下來。

佛祖自得道後,在他餘留的一生中,都在講解他領悟的道理﹝即是如上所說的這些真理和修行的途徑,譯者註﹞,一直到八十歲時死去為止。佛祖圓寂後,他的門徒們開幾次大會,聚集在一起討論佛學教條的問題,佛祖的教導言論則由口語方式留傳下來﹝因為那時還未有印刷術和書本的發明,譯者註﹞,代代相傳,一直到今天。…」

後記:佛教的成為宗教,以及後來不同教派的產生,當然都是佛祖圓寂後發生的事了。無欲無望無有無無的佛,當然不會有任何知覺,更不論有任何意見的了。如果佛有了慾望,就是有做好事,比如渡眾生的慾望,那麼佛還會是佛嗎?苦海仍舊無邊,慾海仍舊沉浮,佛圓寂以後的世界,還有數不清的許多還要輪迴的眾生存在,我們這些輪迴的眾生所領悟的諸多佛法,可說可學的當然很多。以後再說了。
(2003.10.23)

陣痛與長痛

范少達

如果有人問我,此生給我最大的兩個衝擊是甚麼時候,我可不加思索的回答:女兒的出生和父親的去世。兩樁皆發生在十一月,前者恰滿二十年,後者也已有十一年了。

以前談到人生四大經歷「生老病死」的前後兩項,只有茫茫然的感覺。等到身臨其境,見証了生命的「開始」和「結束」的過程,才能體驗到兩者帶來的震憾。

二十年前初春的某日,在賓州費城,老婆藉著「懷孕測試劑」(不知是否本地范吳陳賴公司的出品)証實懷孕後,令我頓覺世界春光明媚,鳥語花香,整個人輕飄到九霄雲外,盼望著當爸爸的一天。

以前,從影片上看到典型準爸爸的形像,就是老婆臨盆時,在醫院的等候室內,一臉焦慮,坐立難安,一支接一支不斷的抽菸,來來回回不停的踱方步。不消多少時刻,產室傳來嬰兒哭聲,頓時欣喜若狂,弗能自禁。

近半世紀前,法國一位產科醫生拉瑪氏 (Lamaze),此大夫朝朝暮暮目睹產房內,可憐的產婦們都是孤軍奮鬥,很為她們叫屈。他認為男人在老婆生產時,不能只是精神與老婆同在,肉體也得「躬逢其盛」(至少女人在痛得受不了時,也可大罵在場的男人來出口氣)。他就發明推展了一招叫「拉瑪氏自然分娩術」(Lamaze Method of Natural Childbirth)。此招術先給老公(或男友)戴個高帽,尊稱為教練,指導帶球走的女隊員,在陣痛和生產的過程,如何呼吸,如何放輕鬆(這樣老公們可名正言順的在產房內和老婆有苦同當,不是只會在外頭空緊張,把醫院弄得煙霧彌漫)。【註】以上有些純屬虛構,博君一笑。

我這「新時代」的男人,有兩個月,每週一次,和老婆帶著墊子和枕頭,去上包含「拉瑪氏自然分娩術」的生產課。同班有近十位大腹便便的女同學和她們的教練,大家躺在墊上,在老師的指導下,呼來呼去。我當時不甚了解,為甚麼生小孩可怕到連呼吸都不會,還需要上課(奇怪,賽珍珠在《大地》描述歐蘭生產時,自操井臼,連接生婆都不要呢!)。

十一月十日(離預產期有四天)晚間七時許,我還在賓大的實驗室忙著,老婆一通電話說:「我破水了!」急忙趕回家,也順便沐浴淨身一下來迎接小生命。進醫院前,老婆還先到她的實驗室去把工作料理一下(聯想歐蘭生第一胎時,在田間工作到陣痛開始,而且在陣痛之間還把晚飯煮好,真令人嘆為觀止。) 近午夜時,兩人從她的實驗室走過 Spruce 街,住進了賓大醫院六樓的產科病房。

一切就緒,只欠陣痛。等了幾個小時後,陣痛開始了,「自然分娩呼吸術」也立即派上用場,兩人開始呼阿呼的。隨後陣痛漸趨強烈,老婆受不了,決定放棄「自然」,要求打麻醉藥。麻醉藥一針打進脊髓(針管又粗又長,相當怕人),解除了鎮痛的感覺,但也令我們學了半天的呼吸術毫無用武之地了。萬籟俱寂,只有腹中待產兒規律的心跳「嗶嗶」聲響在小monitor 上(心跳很快,護士預料是女娃)。在經歷此人生大事的凌晨,我了無睡意,只能在旁靜待老婆的子宮頸全面擴張;倒也意態悠閒。

等到第二天中午(進醫院整整十二個小時),擴張完畢,總算可以轉移陣地到產房去生了;我換了手術衣跟進產房,預料再不久,即可當爸爸了。卻萬萬沒料到,等著我的卻是我此生最長的四小時半呢!

接著一兩小時,老婆用盡全力擠都收效不大,小孩卡在子宮口,硬是不下來;她那不小的骨盤看來也只是虛有其表罷了(哈!其實第一胎都很難)。醫生認為在麻醉之下,她無法在該用力的時刻用力,因此勞而無功,需等麻藥完全消退後再奮鬥。

麻藥消退,老婆努力一陣仍然無多大的進展;在沒有麻醉之下讓她覺得非常痛楚。我在一旁除了幫她擦擦汗、說些鼓勵的話和焦急外也愛莫能助,真是分秒難熬。醫師們日夜面對這類苦難,大概都練出「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的本事,令人佩服。老婆在痛苦難堪之時,直呼“I need an anesthesiologist!”(我需要麻醉醫師)。麻醉醫師這一英文字有七音節外,舌頭需前後上下移動,還加上在齒間輕咬,非常難發音,我舌頭只會亂動從來無法發對音,她在此緊要關頭還能正確的發此音,表示神智仍然十分清楚,我一聽心安不少。

折騰了許久,老婆人已精疲力竭,聲嘶氣罄了,嬰兒的頭也總算突破子宮頸,慢慢往外移動。醫師趕快用根粗大的吸管罩住頭頂,把女兒硬拉出來;時間為午後四時二十七分,我正式的當了爸爸。

護士們在忙著把初生兒洗洗擦擦、量量稱稱一番後,遞給了我這個七磅十一兩的女兒。手中這團小生命,皮皺髮稀,鼻子一駝,眼睛半開,額頭中央一片紅胎記,頭頂上一個吸管留下來的大包 (護士趕忙套上小帽遮掩,免得看來太奇怪),我沒預料到剛出娘胎的嬰兒原來是那麼不好看。老婆端詳了一會說:「看來好像你。」我輕聲回道:「像婆婆吧。」糟糕!看來兩人都不願認賬呢(女兒成長的第一年老婆都說像我,隨後愈長愈漂亮,再也聽不到老婆說像我了)。

苦盡甘來,接著很興奮的和老婆、女兒共處幾小時,也絲毫不覺倦。回顧這「最長的一日」,我的心志筋骨之勞,和老婆所受的折磨一比,別如天壤,在感愧交集之餘,令我對她肅然起敬。盯著女兒,也不由得的自忖「是的,往後須對這小生命負責了。」到了老婆該睡覺休息時,才依依不捨的把女兒送回育嬰房。我也需要趕快打些電話報佳音去;我離開醫院時,已經是萬家燈火了。

昨夜,我滿懷期盼的步入醫院的大門,今夕,我走出此門時,已是為人之父了。
(讀至此,想諸位必已眼皮沉重,愛睏了;我的《長痛》─ 關於父親的去世,就留到下次再談吧。)

【附記】雙十年華的女兒,現在已是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了;去年的暑假,她不知是閒得發慌,還是体諒父母需為她負擔昂貴的學費,心血來潮,在聖地牙哥兜售高級高價刀子,承蒙多位同鄉關照,特借此感謝。

生了女兒一年多後,在聖地牙哥,老婆再度懷孕。由於第一次沒能澈底履行「自然分娩術」,覺得有愧拉瑪氏,我們再去重修了一次。生兒子當天,陣痛開始,我從實驗室趕回家;往醫院 (UCSD Medical Center) 途中,先送女兒到托兒所,再送老婆到了醫院,這幾十分鐘,老婆一人在車子後座上,沒有教練指導,獨自呼呀呼的。等我停好車,腹中的兒子已迫不及待,直往外衝。送進產房,頃刻間,大功告成,所以我的「重修」又徒勞無功。

永遠沒有盡頭的夏威夷島 (一)

黃正源

夏威夷群島是幾個火山島嶼所形成的列島,夏威夷島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島嶼,一般人所通稱的夏威夷則是歐胡島的火奴魯魯,這是夏威夷州的政治、經濟的中心,為了有所區別,夏威夷島又稱大島 (Big Island),這是全世界地質結構唯一仍然在不斷蛻變的地方,夏威夷大島的面積受活火山造地的影響,火山炎漿仍然赤熱熱地向大海方向推進,面積每年增加二平方公里,所形成的平坦地面,只要經過時間的冷卻,以後即可能成為富饒的生活地區,這至少要等候五十年以後,現在則由國家公園管轄維護,我們從飛機著陸前的上空,就可以看到沿海岸赤熱岩漿與海水拼合造成的濃厚的白煙與水氣。

我們離開茂宜島後即搭乘阿羅哈航空公司的班機,經由火奴魯魯轉機前往夏威夷島的柯納(Kona),這是夏威夷島西岸比較大的觀光城市、有一個島際機場,做為阿羅哈、夏威夷及聯合航空公司班機使用的機場,夏威夷島東岸的城市則為西樓 (Hilo),那裡的機場則由美國航空公司使用,也是二次大戰以前唯一的機場,美國國內運補的船舶至今仍舊使用西樓市為主。

東西兩岸的交通聯絡也是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在島上興建了東西向的軍用道路,這個道路至今仍在使用,不過已經在另外偏北的地段完成現代化的高速公路,這條軍用公路穿越夏威夷的最高峰、也通往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這個天文台獨立在廣大的太平洋上,四周沒有燈光的干擾,是最適合科學家觀測天象的地方,也是外星球訊號最容易被發現或找出的地方。這條道路沒有柏油路面,沒有明顯的行進標誌,需要四輪帶動的吉普車才可以行駛,一般租來的車輛會建議我們儘量避免使用這條道路的。

柯納機場完全是室外式的[野戰]機場,候機室像是一座大帳篷搭建的營區,夏天有自然風,沒有冷氣設備,倒沒有特別悶熱的感覺,也許我們抵達或離開都是傍晚時分的原因吧!

我們抵達機場後,從停機坪的飛機樓梯走下,順便找了停放在樓梯旁的隨身行李,沒有檢查行李的服務員,我們隨著人群就走出了機場[大廳],順著指標走上交通安全島,等候租車公司的巴士來接駁,我們離開機場返回美國,也是同樣的在交通安全島下車後,即步入簡單的圍欄,好像美國國內迪斯奈樂園引導遊客排隊的欄杆,即進入了機場[大廳]等候回程班機,上下飛機的安全檢查非常簡單,文加說如果要劫機,這是一個最方便的機場了。

我們的租車公司是 Alamo,接駁巴士大約十分鐘就來了。由機場到租車公司只有五分鐘的路程,在茂宜島有了相同公司的租車經驗,我們很熟悉地租到了網路上預約的小客車。看了看地圖、問了問櫃台,心中已經有了譜,即由停車場取車開往在柯納的渡假旅館 (Royal Kona Hotel)。

這個旅館是柯納非常出名的四顆星旅館,就在柯納沿海渡假區南側、向外海突出的一棟旅館,一共有四個住宿大樓,一個主要大樓七層樓高、一個購物辦公大樓五層樓高、兩棟正方形度假村大樓三層樓高環繞著中間的花園,旅館通常都提供觀光客做短期居住,所以,這家旅館附設有洗衣機及烘乾機,就在度假村的大廳的角落房間,在停車場旁邊的廣場則是七八個有夜間照明設備的網球場,這也是夏威夷島喜好網球的居民定期聚合的俱樂部所在地,如果要參加他們的網球活動,球場只要空出,他們倒很歡迎球友加入、切磋球技,球拍或用球則需向旅館櫃台租借,每個小時五元,費用還算公道的。

我們的客房在四樓面向臨海的方向,客房外面有陽台及室外座椅,我們住進以後只有八點左右,在旅館游泳池旁的露天音樂舞台正在開始演出夏威夷的呼拉草裙舞,我們四樓陽台居高臨下,所有的表演一覽無遺,我們以前在火奴魯魯看過一樣的表演,我們並沒有刻意想花錢去看他(每張門票六十元),還好從我們的陽台就可以飽覽一切,也可以聽聽夏威夷的音樂及熱鬧的節奏,唯一沒能享受到的則是烤肉大餐的啖食,我們都一同跟現在觀眾在分享許多其它的娛樂,只是我們從陽台的包廂在欣賞,吃的晚餐則是我們習慣的日本麵線。

我們的房間是兩張雙人床,足夠我們四口舒服地睡眠,旅館住宿費用包括兩人份的早餐供應,這個早餐的餐廳面向大海,是個沒有冷氣式的戶外餐廳,一陣陣的海鳥會棲息在餐桌上與遊客分食物品,剛開始感覺很新鮮,餵養幾口後,這些海鳥無法驅散,反而很讓人厭煩,每次早餐都吃得十分不習慣,我們文明人總是無法領略夏威夷土著的生活方式。

綿延不絕的火山岩漿

在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讓我們親自體認出年齡最小的地質結構、大概就是夏威夷島的活火山了。這裡的地表層仍然不斷地從地底上噴出濃濃的炎漿,把一大片的土地摧毀性的覆蓋住,所經過的地方草木不生、沒有一點生命力,只有赤熱的炎漿緩緩地一吋一吋地向大海推進,也許我們沒有感覺它在前進、它在移動,但是,如果站立在海岸邊的炎漿入海處,偶而,一團團的熱棗泥會被後面的炎漿推擠出去,很輕易地就會體會它排山倒海的勢力來的。

這是一個很龐大的自然景觀,沒有從火山的源頭看起,不會知道自然力量的無窮。我們抵達的當晚即開始安排如何走訪這個人生難得閱歷的一段經驗,計畫第二天就去火山國家公園探險。

夏威夷島很像一隻斷了柄的菜刀、柄頭朝北的漂浮在太平洋上,也像一隻海龜在太平洋上朝北浮游,柯納與西樓各在東西兩端,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在東南角的中間部位,離西樓只有二十多分鐘的車程,因為受地勢的影響,龜身隆起的頂峰 Mauna Loa 在島的中央,火山出口在右側,由柯納前往的公路必需繞從南邊延著海岸彎曲前進,離柯納卻有近九十多英哩,沿途景觀多、聚落村鎮也多,公路車速限制在六十哩以內,從柯納到國家公園需要二個多鐘頭才可以到達。

我們吃完早餐後,稍微整理一下即由文德開車,沿著11號公路的海岸線,先往南、後往東、再往北,繞過 Mauna Loa,可以看見很大一片的火山的生態,這座山有 13,677 英呎,有很長一段時間從車窗左側就可以看到這座山峰,因為,夏威夷的島嶼地形,西部的雨量較少,整個山峰都是乾燥異常,沒有登山的路徑可以供人冒險前往的,這是一個尚未被征服的處女荒地,山峰右側則是 Kilauea 火山口,就是國家公園的所在地,也是目前火山炎漿的來源之一。

由於我們已經持有國家公園的一年有效的入門卷,在十一點多抵達門口,並在遊客服務中心瀏覽一些簡報資料,看了一段介紹火山的影片,聽聽服務員的說明及注意事項,我們計畫一下如何觀賞每一個不可錯失的景點,我們決定慢慢來,先去西樓市解決民生問題,從這裡去西樓市是最近的城鎮,只要二十多分鐘,午餐及水果在城鎮裡比較容易處理的。

西樓是跟一般濱海的城市沒有什麼不同,我們並沒有多做久留,只在果蔬市場買了些夏威夷的水果,因為,淑玲對夏威夷的鳳梨及木瓜,吃上了癮,不買受不了。我們回到國家公園已經下午一點多。

這座國家公園有一條環繞著 Kilauea 火山口的山脊公路,圓圈長約三十英哩,不管從哪個方向出發都可以繞回公園的出入口,沿著這條公路每隔三至五英哩就有一個火山造成的天然風景。這個火山國家公園雖然是夏威夷島的必訪勝地,觀光客並不多,我們算是少數比較幸運的吧!

我們決定從公園入口往右轉,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股一股的硫磺噴氣,這裡沒有噴泉,只有濃郁的水氣,此起彼落地在這片荒地上,由於,硫磺的燻氣長期的浸蝕,草木都成乾涸汎黃的色澤,有的硫磺氣孔較大,有的較小,旁邊的石頭也是一片濕漉漉地,踩在上面滑溜溜地,稍不小心就會墜入黑漆漆的深淵裡,有一群日本來的觀光客,他們相信硫磺浴可以殺菌、治療皮膚病,他們輪流地站在硫磺洞口,享受著天然氣的蒸氣洗滌,我們一時好奇,也同樣地去體會一下、享受一下,我們的皮膚果然被漂白得又白又嫩的。

我們走了一小段,看到一個很小很小的人行步道, 一般人只是開車前進,容易疏忽它,這個步道很少人嘗試走過,需要用手腳把雜草挑開,才可以行走,我們順著這個小徑,在離公路五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居然,看到一個火山爆發後所殘留下來的大窟窿,直徑有七八十公尺長,縱深有一百公尺左右,四週沒有欄柵或警告標示,我們四個人站在洞窟旁邊手腳發軟、發抖,只好四人手拉著手,輪流探頭往下看,因為太深,太陽只有正午時分可以照到,又缺乏雨水,裡面雖然是光禿禿地,偶而,還可以看到一些野草和野花,非常驚奇自然生命力的所在。

我們停留了半個鐘頭再繼續前進,到達了火山氣象研究中心,這是火山口最主要的觀察站,這裡有清楚的圖像說明 Kilauea 歷次爆發的經過、時間、長短及炎漿橫流的方向,這個火山是夏威夷土著祈福膜拜的地方,他們相信這裡居住了保護他們生命與安全的女神裴利 (Pele),一直到現在,夏威夷土著仍然保持著這個習俗與傳統,許多儀式都在這裡舉行。

這個火山曾經爆發過許多次,確定的歷史記錄的有兩次一七九零年及一九二四年,一七九零年的爆發甚至改寫與強化夏威夷國王 Kamehameha 的統治,當年Kamehameha為了征服夏威夷群島,不時出兵攻擊茂宜島,無暇兼顧本島的事務,反對勢力的酋長 Keoua 藉機反動,並且控制了這片 Kilauea 的土地,Keoua 糾結了三個部隊的軍力及眷屬駐紮在這裡,不久,Kilauea火山開始顛動爆發,他們以為觸怒了裴利女神,於是發動人員把石頭或物體投入火山口,以為如此可以堵住火山的噴射。

火山繼續爆發,並且,阻斷了三個部隊的連繫,他們迅速地開始撤離逃逸,第一隊離開後,火山正式大量爆發,由於,煙霧瀰漫,等到第二、第三組隊伍會合後,他們發現第二組的隊伍全部互相擁抱著,衣著完整,好像在等候、歡呼他們部落住民的到來,近身相遇以後,才發現所有的隊伍無論老少,全部三百八十七人一律被硫磺氣窒息燻死,我們從瞭望台遠觀,還可以清楚的看出火山爆發天崩地裂的情形,這些反動勢力被火山吞噬以後, Kamehameha國王因勢力導,宣導成裴利女神的震怒,必須讓夏威夷島各兄弟間和平相處,才能富庶健康,此後, Kamehameha 代代相傳,一直到併入美國後,國王制度才被廢止。

這個火山口有兩個數英哩大的熔漿,比較大的叫 Halema umaum,直徑三千呎、三百呎深,火山爆發即把炎漿噴出,地面還有地震龜裂的痕跡及炎漿竄流的路線,由於,炎漿、蒸氣、硫酸都有強烈的破壞力,加上溫度高,草木萬物都被焚燬,有的礦物或鐵質化成灰燼變成一縷縷的細絲,猶如女性的髮絲一般柔軟精細,這個髮絲即被稱為女神裴利髮絲,在博物館裡都有收藏著,火神屬女性,在這裡就可以得到具體的物質做證明的。

夏威夷的土著相信裴利女神都妝扮成不顯眼的老女人,只有對世物不滿的時候才會顯示美麗的真面目,所以,夏威夷的土著最年老的女人特別的尊重。

從這裡繼續沿著環狀公路、穿過已經乾涸的炎漿河道及地震的斷層,就可以看到 Kilauea Iki 和Puu Puai 火山口,這個火山口在一九五九年爆發,火山的炎漿噴射出一千九百呎高,這是記錄上的最高成績,可見,火山爆發力道的強勁,熱氣上昇、氣壓低,海風溫度低、氣壓高,而爆發後造成巨風的吹襲,火燄朝東南方向吹坲,以每分鐘十五呎的速度將炎漿堆放成一座山丘,灰粒及細石也填積在山坡上面,這樣的自然暴力連續三十五天才停止。許多灰燼覆蓋了原來的蕨類及松林草木,所經過的路線全部被熔化掉,山坡地不高,卻是一片死寂,一直到現在五十年後,才有些樹林及花草受雨水的滋潤,重新生長起來,這裡的步道有三英哩,稱為 Devastation Trail (死寂震憾),文德、文加體諒我們走路的困難,讓我們開車到另一頭的步道,他們再回程接我們上車。

火山爆發的時候,由於一股強大的壓力必須向外噴射,它的方向自然朝向最脆弱的地下土層,奮力地、不顧一切地把地下土層打出一條通道後,再從地表上竄射出來,形成一條地下的水流一樣,這些熔漿自然會衝撞出許多地下河道來,通口較大的就是爆發的主力,那些比較小的熔漿來源,因為,沒有持續性的供應,好像河水突然中斷一樣,熔漿會倒流回向其它主流道上,這些地底的河道變成一個中空的地洞,稱為 Volcano Tube,這個地道受高溫熔漿的鑄造、鍛煉,自然變成非常光滑而堅固,否則在火山爆發後絕對無法殘存的。

這裡面黑暗又沒有水源,任何生物都無法生存的,我們從這個地洞走入,開始的時間還有一些洞口的陽光,走了二十公尺深後,裡面一片沉寂,淑玲不敢繼續前進,我把她送出洞口後,再回頭跟文德、文加會合,去探索熔漿河道的盡頭,我們一直走了約一百公尺長,裡面只有我們三人,沒有別的遊客像我們一般大膽,這個熔道有兩公尺高,足夠我們抬頭步行前進的,牆壁一片光滑,一點坑洞都沒有,也沒有一點地下的溼潤,連我們喊叫和說話聲都不會有回音,這是很恐怖、很陰森的經驗,我們雖然知道裡面一無生物,因為太暗,彼此看不見對方,文加把我們的手臂拉得緊緊地,幾乎紅腫起來。到了盡頭後,則是一個堵死的斷層,很顯然是熔漿回流後,主流的熔漿停止後、冷卻下來所堵住的。

從熔道出口則是夏威夷島的熱帶林,熱帶草木、花卉都在這裡可以欣賞得到,儘儘很短的距離就可以體會出完全不同的氣候與景象。

我們在這個環狀公路一直停留到下午四點半左右,再開車朝大海的方向前往,準備觀看仍然在爆發的火山炎漿,這是一九八三年大爆發後,一直沒有完全停止的火山造地運動,由於,炎漿仍然冒著火燄,在夜間欣賞更能體會出炎漿的色彩,我們選擇傍晚時間,可以白天、晚上的景觀都看到。

要去海邊的這條公路叫 Chain of Craters Road,火山口串連路,離遊客休息區不遠,是一條坡度很大的公路,有二十英哩長,一直通往海邊,公路的左側則是一連串的火山口,不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四年間 Mauna Ulu 火山爆發的炎漿不斷地從地下泉湧而出,至今仍然沒有中斷,加上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零年間火山又爆發,流通的炎漿陸續把幾個火山口都串連起來,使整個火山炎漿的河道,由山上順流至海邊,河床有四五英哩寬,這些都是經年累積起來的炎漿。

離主流較遠的河道的炎槳、已經有些風化、變成凹凸不平的脆土,這種炎漿稱為 A’a Lava,在夏威夷島許多地方都可以看見,看似鬆土,實則堅固無比,還有的炎漿受地勢下流的影響,整個炎漿平滑平順的冷凍成土漿,這種炎漿叫 Pahoehoe Lava,還有許許多多的炎漿好像黑棗泥蛋糕,成塊成塊地堆砌起來,沒有一個地方、沒有一個泥漿的形狀是一樣的,整個河道有四五英里寬、二十英哩長,臨出海口的地方更是寬廣,沿著這條公路本來有二十多哩長的,由於,炎漿河道的所向無敵,美好的公路硬是被攔腰阻斷,我們抵達河道的會合處,清楚的看到公路的車速路標或禁止停車的標誌被炎漿掃斷,埋葬在無窮無盡的炎槳的過道上,上面註明著今年三月間還可以順利通行的。

我們在這個炎槳河道上一步一步地走著,都是一片漆黑,沒有路標、沒有路線、沒有草木、沒有動物,遠遠地望去可以看到炎漿的火燄及濃濃的白煙,一股熱氣從地底下冒出來,還好是傍晚時分,如果在白天的大太陽下,一定無法在這些河道上行走的,我們走了近二個鐘頭,仍然沒有到達炎漿的出海口,天色已經那麼的黑暗,我們必須使用手電筒才能緩慢地找到回程的路線。

火山的炎漿是赤熱的,有嚴重的破壞性,海水是冷卻的,海水鹽份有強烈的腐蝕性,炎漿在出海口碰到鹹冷的海水,迅速地化成水火不容的交戰,炎漿要把海水加熱,海水要把炎漿冷卻,自然的神奇就在這個瞬間,有著無比的變化,濃濃的火燄像泥漿火球一樣,慢慢地墜入海裡,海浪不時地打擊炎漿,激發起濃烈的白煙。

有時候一大片的炎漿、由於底部被海浪掏空,上面承受不了炎漿的載重量,整片的炎漿就塌陷到海底去,隨後的一大片又緩緩地往前推進,海浪仍舊不停地襲擊,繼續把炎漿底部掏空,整片的炎漿又跌落至海底,如此,日積月累地,不曾停止,夏威夷島的土地永無止境的在擴張著。

在這個海邊的海水溫度較高,也吸引了熱帶藻類及熱帶魚在這裡繁殖生長,這是一個充滿變化與無限生機的自然景象,砫足在這裡欣賞自然界的奧妙與神奇,的確是人生難得的經驗,連馬克吐溫的大文豪都說,看過火山噴槳的景象,他窮盡所有詞彙也無法表達內心的驚訝與讚佩。

我們拖著疲憊的身體在九點多鐘才依依不捨地離開這個出海口,回程到旅館有近一百二十哩的路程,因為在夜間,我一路開車時速一百哩左右,碰到午夜陣雨,還是十一點多鐘才抵達旅館,玩得舒服、累得舒服、我們都開心極了。

燦爛的天然水族館

這天,我們決定找個地方潛水,當然又是一番番的家庭會議,主要是要說服淑玲一起參與,這是一個非常難完全的遊說工程,因為潛水牽涉到許多的細節,地點的選擇簡單些,在夏威夷島幾乎整個海岸都是天然的水族館,只要找個海岸就可以去潛水,但是,潛水需要整套的裝備,如何租用裝備也是一個問題,還要租用兩個壓克力皮筏,才可以撐船到外海去,這些問題一一被淑玲提出來質疑,自然也是越想越麻煩,越想越不可能,淑玲不放心文德、文加自己去玩水,而淑玲是不會願意自己一個人留在旅館內的,那多無聊啊!

我們就在旅館內反反復復地爭論了很久的時間,最後,還是決定去柯納南郊的 Kealakekua 海灣,柯納南郊有許多小城鎮,有些聚落農莊種植柯納著名的咖啡,這個咖啡是世界上公認最好的咖啡,顏色深黑卻沒有咖啡原來的苦味,這裡一些路邊攤就可以看到村民在兜售他們生產的水果及咖啡,淑玲是很有好奇心的人,她想想只好還是跟著我們一起去海邊。

我們先去一個叫 Kona Boys 的船具店詢問船租及潛水用具的價錢,他是很有經驗的青年人,讓人感覺很親切,不完全在推銷生意,好像很願意幫忙我們、想給我們有最美好的回憶,給我們很大的方便與折扣,我們向他租了兩隻壓克力遊艇,淑玲仍然心裡怕怕、三心兩意地,不太敢隨行,這個年青人儘量說明遊艇的安全性,翻覆的可能性很小很小,甚至跟淑玲說先租兩隻遊艇,免費給我們試用,出海後如果仍然害怕不敢繼續,可以把一隻遊艇送回店裡,只算另一隻的租金,我們四人把兩隻遊艇安置綁住在車頂上,並租了幾付潛水器材,每個道具都只有三至五元的租金,算是很合理的,四個小時以上就算一天,我們自然不可能在四小時內來回的,我們一共只需大約一百一十元左右, 由於,需要準備午餐,我們順便在超市買了些水果及三明治,又興奮、又惶恐地向大海開去。

我們從柯納主要的環島 11 號公路南下,在 111 英里的路標處即右轉下坡進入 Napoopoo Road,這是一條平坦彎曲的小路,一直通往我們要去的 Kealakekua 灣,這個海灣像大寫的 C字,兩個港灣的尖端南北直線距離有 1.5 英里,我們由南端的海灘卸貨渡海,準備從南端將壓克力船打槳渡過去北端的 Captain Cook 紀念碑,兩人獨木舟的速度大約四十五分鐘可以抵達。這也是前往紀念碑最有冒險性又刺激性的行程,如果用步行,車子則需要開往北端的步道入口,由於,紀念碑跟海平面一樣高,步道入口在山峰峭壁上,幾乎垂直而下,有兩英里長,走起來也不是很輕鬆的,去程下坡、回程上坡,還是划船越過比較簡單的。

我們卸船的時候有幾個當地的土著自動地前來幫忙,並協助我們坐穩船身,離開卸船區至對岸的紀念碑是沒有洗手間的,我們只好先在卸船區的公廁解決,並檢查一下車窗有沒有鎖好,當然,夏威夷是全美國犯罪率最低的地方,偷竊或破壞車窗的行為是不會發生的,從文明社會來的觀光客這些小動作、小習慣一時改變不來,這些動作看在原住民的眼裡一定也不好受的。

淑玲一付貴婦人出巡的打扮,文德體力好,懂得體恤,自動選擇跟淑玲一艘船,做淑玲的船伕,文加和我共同撐一艘,淑玲怕水性格緊張地一直把船身抓得緊緊地,不過,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淑玲適應了水性,我們在海上泛舟,只有我們的兩隻扁舟,風浪不大,我們盡情地互相照相或打水的,並沿途欣賞高聳入雲的峭壁,一里多外的紀念碑連在哪個方位我們都還很難確定的。

大約經過半個鐘頭,我們幾乎在海灣的中間,海浪拍擊到峭壁的山腳、激起陣陣的浪花,我們離牆壁有三十多公尺,要努力向上仰頭才能看到峭壁的頂峰,每個峭壁受海風長期的侵襲,滿目蒼松,一個一個的洞穴十分隱密,這些洞窟卻是夏威夷土著的酋長或有身份地位的人、安葬骨骸的地方,他們死亡後,等到屍體腐爛只剩乾骨以後,則安排志願勇士從山頂用繩索垂下,再把骨骸存放在洞穴裡,志願勇士做完以後,向山上的人做訊號,山上的人把繩索用刀兜斷,這個志願勇士就光榮地完成任務,墜入海底,以後永遠沒有人知道哪個洞穴放置著哪個酋長的骨骸,這個峭壁、這個海灣是夏威夷島最神聖的地方的。我們經過這裡,看著那麼多酋長替我們祈福,海浪自然非常地柔軟平靜的,偶而,還可以看到翻騰的海豚,聽說他們都是那些勇士掉落海底後化身變成的。

我們繼續向紀念碑的方向前進,現在已經可以看到紀念碑的模樣了,那是我們最好的指標,遊艇上岸停靠的地方在左側約五十公尺的小灘頭,這又是一個小型的長方形的岩礁,有半個籃球場的大小,這不是游泳池、而是浪花不會停止的太平洋岸,一股一股地海浪就吹上海岸,在灘頭造成一些漩渦又退回大海,有時浪花大一點的,就會把海浪前踴後仆地推向岸邊,我們本來就換上泳裝及輕便的行囊,Kona Boys 給我們密封的防水袋可以裝我們的毛巾或午餐,我們仍然是不願意身體被海水打溼的,我和文加的小艇先準備上岸,然後協助我們的貴婦人下凡。

我們先觀察了潮汐海浪衝擊海岸的方向,因為沒有完全的漲潮,可以感覺再過兩三個小時就會漲滿,海水在緩緩的增加中,從左側襲擊海岸,受灘頭地勢的影響,在兩三個大石塊的中間形成一池灘水,一股潮流從大石頭的縫隙間傾盆而出,我們觀察後決定順著潮水、奮力地滑入大石塊的中間,過了大石塊,海水的深度可以站立,就可以下船把船身穩住,即使翻覆,我們仍可以徒手把船艇推向岸邊,我和文加就這樣協力地把船艇靠上岸來,並把它拖上岸,避免被海浪沖走,淑玲及文德也隨後順著我們的路線,跟著進港,我們都安全地上岸,再開始準備吃午餐,這個 Captain Cook 紀念碑還有兩、三隻已經停放的船舶,整個太平洋就讓我們十幾個人完全的擁有。

這個 Captain Cook 就是十八世紀的英國航海探險家,其實,英國人因為在美國本土發生獨立戰爭,他們在美洲及中美洲的海權和殖民地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Captain Cook 才開始轉向澳洲發展的,並且,準備越過夏威夷群島找尋從大西洋經過太平洋通往亞洲的路線,Captain Cook 在澳洲紐西蘭都有他停留或屯墾的足跡,他在一七七八年一月從酷哇伊島轉來夏威夷島,他的航海圖上並沒有預期夏威夷島的存在的,而當時的夏威夷是酋長制,部落與部落之間常常有大大小小的衝突的。

Captain Cook 就帶領著他們的船員從我們同一個海灘登陸上岸,於一七七八年一月十九日抵達夏威夷島,夏威夷土著很少看過白人,而他們一向好客,這個港灣又是夏威夷土著朝拜的地方,他們相信神就是從這裡每年進來,使他們土地肥沃年年豐收的,Captain Cook 人高馬大,有六呎四吋,夏威夷土著看到他,即把他看成神來崇拜,酋長更是隆重地接待他,不但,豐富的烤乳豬招待他,還選擇最美麗的夏威夷女郎招待他們,由於,這些船員經過海上跋涉,身體虛弱,有的感染性病或其它衛生疾病,連帶使一些夏威夷女郎染病,並牽連到夏威夷土著,Captain Cook的船員在島上死亡,他也極度哀傷,他們在島上停留兩個禮拜,漸漸地讓土著懷疑他們根本不是神。

如果是神,為什麼他們也會死亡?他們為什麼也會玩弄夏威夷的女人?還把疾病傳染給他們?於是,一七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Captain Cook 從這裡離開準備繼續北行,偏偏碰到巨風,船佹被吹斷,只好折返夏威夷島,這使得原住民極度憤慨,以為他們別有意圖準備繼續污辱他們的女人,後來,Captain Cook 的一梃救生船沉沒,以為原住民有意偷竊,而責怪原住民,Captain Cook 找來酋長協商,上萬原住民聚集在岸上,群眾情緒很快地無法控制,在混亂中Captain Cook 被亂棒當場打死,因為,Captain Cook 曾經是夏威夷島居民誤信的神,他的屍首即被分解,頭殼由酋長領走,身手各部分都被支解,按他們原住民的地位身份領回,做為保護他們的圖騰。Captain Cook 得年五十歲。

其它的船員有的忠誠地留在島上,有的駕船離開夏威夷島,英國政府知道 Captain Cook 死亡後,再次前來這個灘頭堡,並把這塊地盤畫為英國屬地,建立紀念碑,在 Captain Cook 遇害死亡的地點雕塑在一顆大石頭上,註明死亡日期,我們[搶灘]上岸所站立的石頭,就是他所殉難的地方,這塊石頭如果漲潮或潮汐高些,就很自然地掩蓋在海水裡面了。

我們帶上潛水器材,第一眼就在海底看見鑲嵌在石頭上面的字跡,我們就在這個廣大的太平洋海岸享受海底的樂趣。

這裡的海底是一個無窮無盡的自然水族館,我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魚群,有鮮黃色、有深藍色、有漆黑色、有彩虹色的大小魚群,它們對我們一點也不會怕生,我們游過去,它們也成群地向我們打招呼,文德和文加則互相交換照相,跟魚群一同戲水,我們都不想上岸離開的。

還好這裡沒有鯊魚,有這些彩色魚群的地方應該是很安全的,文德文加繼續往更深更遠的地方去探索,還有諾大的海龜,三三兩兩地在浮游著,我們稍微接近它,它們會很羞澀地瞇一下眼睛,再快速地離開,海龜果然很有靈性。

海底潛泳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尤其在夏威夷,海水清晰透徹,越往深底潛下,海底一片漆黑,可以看見的魚群卻是特別美麗,這裡的海底是沒有盡頭的。

我們大約游了兩個多鐘頭,還要保留一下體力,準備回程一個小時的划槳,不過,對淑玲來說是沒差的。我們要離開紀念碑的時候正是下午兩點,海水漲潮的最高期,我們停留在礁岩上的遊艇,已經不住地被海浪沖襲一直在晃動打滑。

我們順著漲潮,把遊艇推向大海,先讓淑玲上船坐穩,我們把船扶住讓文德上去,一陣海浪適時的嗺來,很快地就把他們的遊艇推向回程,文加和我們已經有來時的經驗,很快地搭上遊艇,幾次固定船首後,順著海潮的推擠,也是沒有困難地打道回府,眼看著漸漸變成細小的紀念碑,最後,終於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中,我們在海上盪漾飄泊很長的一段時間,淑玲不時地說怎麼那麼快又過去了一天,時間就是留不住,快樂的時間過得尤其不留情地快速。

永遠沒有盡頭的夏威夷島 (二)

黃正源

美國有兩個最受歡迎的大文學家,一個是海明威,一個是馬克吐溫,海明威最喜歡去佛羅里達州的Key West及墨西哥灣,馬克吐溫最喜歡的地方則是夏威夷島,他用他的幽默文筆、妙筆生花,把夏威夷島的火山介紹給美國大陸的讀者。

(一)
夏威夷島的西部以科納科哈拉做為稱呼,有地理人文的原因、也有歷史文化的因素,這個科納科哈拉地區可以看到最現代化的觀光城市及渡假設施,旅館林立,綠地高爾夫球場和科納機場都在這個地區。第一次從科納踏上夏威夷島的感覺是乾燥、赤熱、紅綜地以及棕櫚樹的日出與日落。

在科納科哈拉一帶,可以看到最原始的一大片火山炎槳所爆發的處女地,由於爆發時間不同,炎槳有紅綜色、有深黑色、有雪白色,都是堅硬無比而且嶙珣奇異,這是無法耕稼的荒地,又稱為炎槳乾涸地 (Lava Desert),許多觀光客則到處在地表上用這些石塊堆砌成許多紀念先人的碑誌,在夏威夷環島的高速公路旁舉目皆是,剛開始的時候,覺得滿新奇、滿有創意地,一路往北科哈拉的方向前進,到處都是,一個接一個,很像一片墓園,由於地表漆黑,無論是否有月亮的夜晚,總給人陰暗恐怖、鬼影悚懼的感覺。

這個漆黑的自然沙漠,沒有風沙,沒有草木,沒有動物,一片死寂,是 Mauna Lani 火山炎槳噴射後流向大海殘存下來的,在十九號公路七十六哩處有一條開發的公路通往 Hilton 及Marriot 的渡假區,許多旅遊開發公司投下大筆資金開墾乾涸地,或設直昇機昇降機場,報酬效益並不明顯。

夏威夷的住民相信這些火山爆發的炎槳或石塊是屬於大自然的,絕對不可以把它帶回家裡去,如果想偷偷地拿幾個炎槳石塊回家紀念,一些不可預料的家庭災難就會發生,這個禁忌沒有觀光客會冒然地去嘗試它, 所以,才有許多就地興築的紀念碑的。

在這個乾涸地離海邊的十九號高速公路上,約八十二及八十三英哩的路標處之間,則是低矮的草叢地,沒有柏油路面,很容易錯過高速公路的這條支路,這條支路叫 MalamaTrai ,我們沿著小岔路,大約開了二英哩的碎石路就到了海岸邊 (Kiholo Bay) ,猶如夏威夷島上的任何一個海岸,都是漂亮而迷人的,這裡依舊只有我們一家四口人獨享著自然的海岸,我和淑玲找了一處礁岩坐下,海風陣陣迎面吹來,我們就坐著,涼爽舒適,靜靜地享受著。

文德和文加則順著海岸去沙灘游泳戲水,在海岸轉折的一處,海水不深,可以涉水在海裡,清澈見底,各種色彩的熱帶魚就從腳邊游來游去的,在一處沙灘上則是海龜棲息的地方,海龜懶洋洋地在沙灘上曬太陽,也有幾隻海龜從海裡飄浮著,忽上忽下,向著沙灘上游去,文德文加或蹲或坐地一直在欣賞著海龜在沙灘上漫步。

我們則在黑色的巖岩上找了幾個白色的石塊,從底部按白石大小順序堆疊起來,這需要很細膩的工夫,也花費不小時間,堆成一個魚翁帶著斗笠的形狀,我們看文德文加還未返回,又找了幾顆白石粒排成幾個不同的幾何形狀,這是十分別緻的消遣方式,夏威夷的時間就這樣地停止在海灘上。

在科納市的市區除了主要道路有較好的住家、房舍外,道路與道路之間的住家依舊是很老舊的原住民住宅,道路的巷弄並沒有想像中的清楚標示的, 巷弄彎曲不平,路旁都種植椰子樹或當地的草木,很容易就開車迷路的,一旦迷路,許多路標都保留著原住民土語的路名,很難領會的,最好的方式還是想辦法順著原路找回主要的道路上。

這些道路上的路邊攤常常會擺設著科納咖啡或當地的水果,科納咖啡由於雨量豐富,特別深黑而苦澀,是世界上非常獨特的產品,夏威夷的農產品除了咖啡外也出產巧克力,同樣是世界上非常獨特的產品,一般只有夏威夷的百貨店超市可以買到,路邊攤則是農民自己種植的感覺尤其新鮮,我們在 Costco 的批發店可以選購到同樣的夏威夷巧克力或科納咖啡,價格比較便宜, Costco 是美國的連鎖店,我們以為這些物品可以同樣在美國本土的店面買到,我們嫌攜帶麻煩,並沒有在當地採購,返回聖地牙哥後急急地在 Costco 找夏威夷巧克力及科納咖啡,自然是非常地傲惱, 好不容易去了一趟人生之旅,居然是兩手空空地,沒有帶回一片夏威夷的雲采。

(二)
夏威夷島的住民以芋頭做為他們的主要食物,芋頭就是他們的麵包、他們的食米,芋頭的做法有許多種料理,可以用水煮並把芋頭攪碎變成稠稠的濃湯,也可以把芋頭煮熟後切塊食用,我們在一家當地[著名]的午餐店用餐。

這家餐飲店在從科納通往東部西螺市的一個小鎮上 (Waimea),大約在東西向公路二十幾英哩處,在行駛的過程中一路經過黑炎槳,偶而會遇到火山口遺留下來的通道 (Lava Tube), 再經過一些農牧場即抵達這個中途小鎮,十九號公路的五十七哩路標,非常不顯眼,這個餐飲店在一排五六個店面的長廊上,門面上入口寫著[最著名的午餐店],大概是這個小鎮的地點適中,是夏威夷島上東西公路的休息點,許多人很自然地就在這裡用餐。

這個小鎮是夏威夷島的農場,當地住民在這裡圈養牛隻馬群,是島上少數的農莊可耕地,好像美國中西部的牛仔,豪邁好客與單純。

我們四人進入餐飲店,多半是當地的原住民,觀光客反而只有我們四人,裡面則幾乎坐滿了使用午餐的住民,這家餐飲店只經營午餐,牆壁上貼滿用手寫的菜單,店家好像家庭式飲食店,裡面的客人跟他們嘻嘻哈哈地,看起來就知道是常客,我們進來後,店家婦人慢吞吞地過來打招呼,他們有的是時間,我們也不急著趕路,出來度假本來就是要清閒悠哉悠哉地,我們也慢慢地看他的菜色,文德很興奮地叫了 一客午餐套餐,文加叫了客常吃的漢堡,淑玲和我各自叫了雞肉及牛肉,在店家還沒送菜上來以前,我們瀏覽著這家餐飲店,有些顧客在喝啤酒,有些顧客點了當地的牛排或雞肉的,不過,每一份都是特大號的份量,淑玲和我一直在擔心我們四人點了太多的午餐,一定會吃不完的,這裡所謂著名的午餐大概是以量多取勝的,連飲料或啤酒杯也是特大號的那種酒杯。

夏威夷的住民生活是很緩慢的,這可以從店家服務的速度和效率看得出來,他們跟熟悉的常客打招呼也是隨隨便便的,他們喜好喝啤酒,一杯一杯地在牛飲,我們點的午餐足足等了有二十多分鐘才送出來,我們不時地留意別人的菜盤,都是滿大的份量的,夏威夷的住民胃口都很大的,運動勞力又少,怪不得一般住民都是大胖子,我們的菜盤終於送出來了,果然是不同凡響,色淆卻是不怎麼樣。

文德的特餐又五六種菜樣,用木製的拼盤端出來,左上方的橢圓形方格裝的是芋頭湯,濃濃稠稠地,有點像灰色的泥巴,文德看起來一臉難色地傻住了,他久久不敢下簇,鼓起勇氣捏住鼻子,很勉強地摽一個湯匙試吃,文德一向沒有好奇冒險心,舔了一口,撲嗤地吐了出來,我們則一個人試了一口,小小的一口,不敢冒進,這是夏威夷住民的主食,平平淡淡地,不甜不嫌,不甘不辣,沒有什麼味道,不過,多嘗試幾口後會想再試一次的感覺,慢慢地也體會出芋頭湯的甜味與鹹味來。

而芋頭以外的料食還有乾魚片、乾雞丁及芋頭糕,魚片及雞丁都是死鹹死鹹的,如果只吃這些副食大概無法下嚥,要配合著芋頭湯才能中和它的刺激,文德試了幾口,怎麼樣都不想再試,只有我還有那種好奇心一一地嘗試著夏威夷原住民的食料,芋頭做的甜點咀嚼起來還是滿有一番風味的。

至於,文加的漢堡及我們的雞片及牛肉,夾在麵包裡吃起來乾乾的,配上蕃薯條並沒有比其它速食店好吃。我們一直獃了三十分鐘才把午餐吃完,文德的特餐仍舊剩下一大半以上。

(三)
繼續順著十九號公路北駛再轉換 270 號 Akoni Pule 公路,就可以到這個半島型的北科哈拉,往北如夏威夷島突出的刀柄,又像是夏威夷蹺起的大姆指,這裡跟科納的火山炎槳的景觀又是完全的不同,沒有出名的海灘、沒有大型的觀光旅館、沒有高爾夫球場,只有幾個安靜的小鎮,幾個教堂、幾座佛堂寺院,幾處的墓地、還有二次大戰充軍死亡的少年兵,這裡的時間是停止的。

因為突出在峽窄的海上,這裡終年濕潤,海風吹來就是一陣陣的細雨,生活隨時間而停止,只有下雨隨時可以預期,人間的歲月就這樣的流失了。這裡住民的生活很清閒、很悠哉,一般觀光客很少到這些地方來,住家在門口擺著農作物的小攤販,有熱帶香蕉、可可、鳳梨的,還有供人投錢的紙盒,隨人取用、隨意付錢。

觀光客自然覺得這是個鳥不生蛋、雞不拉屎的地方,又沒有特別的旅遊景點,都會很迅速地通過這裡的小鎮,我們也是同樣的心情,對這個已經消失的甘蔗農場同樣興趣缺缺,這個甘蔗園曾經有菲律賓人、華人及日本人都移民到夏威夷來做農民生活,所以,這裡也有許多信仰佛教的華人居住在這裡。

這裡的公路行車速限只有時速四十英哩,文德心想這樣完善的雙向高速公路,很容易地跟他在別的地方開車方式一樣,行駛在七十英哩左右。

正在通過一個小鎮的時候,對面迎面而來的一部夏威夷警車,跟我們的車輛交叉而過,文德從他的照後鏡看到那部警車很快地做了個迴轉,然後追上文德的車子,並閃動著示意停車的訊號,我們只好停靠在路邊停了下來。

警察跟文德索取了他的駕照,警察看文德是年輕的學生,文德只跟警察說是加州的大學生,在夏威夷做愉快的家庭渡假,警察說他看文德很守規矩的、又是第一個違規罰單,自動把行車速度減為五十七英哩,還跟他說這樣罰鍰可以從 240 元減半為 110 元。

我們這些來自美國加州,習慣了緊張快速的生活方式,在這個緩慢的小鎮,當然非常不搭調,也許超速違規是無法避免的定數的。

這個科哈拉地區有一座白色藍框的聖保羅教堂,於一八八九年建立,運送甘蔗的火車於一九四五年停駛,甘蔗出海口十年後關閉,甘蔗工廠也在一九七五年停止運作,這些農民沒有工作後,慢慢發掘自己的藝術天才,把他們的生活用繪畫表現出來,所以,這裡也有許多藝術畫廊就是展示著夏威夷島人文生活的一面的。

當然,這裡最著名的還是夏威夷國王 Kamehameha the Great 的巨型銅雕像,這個銅雕像是夏威夷國王一八八一年統一夏威夷群島後,特別從西班牙製作經過智利運來夏威夷的,代表他的政治及統治的權力。

在一座英國式的法院建築物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死的日裔美人紀念館,他們都是年輕的夏威夷人,志願從軍屬於四四二步兵營,死亡的時候都不到二十歲,對美國的愛國情操並不輸給美國本土的國民的。

(四)
從北科哈拉往南轉入十九號公路繼續往東的方向,經過夏威夷島的農場或牧場,這是島上的可耕地,遠遠地望去可以看到島上的高山,那是天文望遠鏡架設的所在,道路狀況不良,必需要吉普車之類才可以行駛,我們依舊使用十九號公路,雖然繞了一點距離,行駛起來還是便捷得多。

在接近海岸的地域,會經過許多大小城鎮,雨量豐富,樹木林立,景色也十分的漂亮,我們印象較深的則是 Akaka 瀑布,在州立公園內,這個公園不大,停車場也小,觀光客不多,我們去的時候也是只有少數的幾人,我們把車停在停車場,順著指標前行,這是一個圓環步道,往左或往右都會回到原點,只有這麼一條步道,因為要去看的是瀑布,要往低窪的方向走去,步道的坡度不小,不過,還不到艱難的程度。

我們決定先往右走,沿途欣賞熱帶竹林,綠麻竹又粗又壯的,不消十五分鐘就走到了盡頭,轉向瀑布的步道,沿途的景觀比不上其它的國家公園,倒是很清幽秀麗的,我們終於到了這個 Akaka 瀑布,有四百五十英呎深,約五十層樓高,大約只有十呎寬的,從山頂一線奔瀉到河谷,瀑布好像被高聳巨大的山勢,成圓弧形的把它包圍著,我們在步道上可以很簡單、很方便的飽覽整個瀑布的全景,一飄飄的雨絲向我們身上吹來,又是在大太陽下,要是沒有躲在陰影的地方,卻是乾熱得難受。

如果,站立的地方適中,瀑布帶來水氣,也飄起微風,即使在大太陽下仍然覺得舒暢無比的,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風水吧。

在 Akaka 瀑布的附近還有一個 Umauma 瀑布,以精緻美麗著名,仿佛一座天然的人造花園,有四個小型的瀑布,一個在上、一個在下、兩個併列中間,四個瀑布有三個水池,池水清徹見底,瀑布則潔白如雪,緩緩墜下,遠看猶如出浴的少女,這是唯一需要收費才可以看到的瀑布,我們在另外一個角度欣賞,無法看得完整,出口沒有人看管,只簡單的寫著[購票進入、沒有購票、請勿進入]。

我們繼續開車前往Waipio山谷,這是一個非常平坦的山谷,夾在兩側的高山中間,山谷的出口則是美麗細膩的黑沙灘,水源豐富、陽光充足、土壤肥沃, 山谷種植有香蕉、可口及芋頭,足夠居民自給自足,不過,這裡的居民沒有水電、沒有衛生設備,過的卻是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因為在山谷底下,好像一個化外無天的世外桃園,交通車輛很難抵達,居民如果有衝突糾紛,必須鄰居自行解決,警察一般也不會、也無法插手管理,這裡的居民沒有電話、沒有水電的。

一九六零年間這個山谷發生海嘯,整個山谷都被海水吞噬,現在的住民都是一些嘻皮或玩世不恭的人住在這裡,從山頂看去,感覺上山谷的生活無憂無慮、非常恪意,事實上,他們並不贊成所有權的觀念的,稍微看不順眼的,住家被燒毀的卻時有所聞,有的土地經紀人想在谷地做土地重畫,所裝置的地樁總是被破壞或拔除,最後只好放棄。從山頂走向山谷的沙灘,斜坡陡峭,沒有姣好的身材,無法走到谷地享受得天獨厚的沙灘的。

我們在山頂的兩端瀏覽這片谷地,有著許多的感想,因為很久沒有上網跟朋友連線,我們都想找網咖店看看,最後找到了夏威夷島上的圖書館,我們幾人很興奮地、很大方的朝電腦的座位坐上,圖書館管理員當然很容易的看出我們是外地來的觀光客,即使圖書館內空無一人,也不准我們使用電腦,因為這個圖書館只限於夏威夷居民使用,我們雖然失望,但是可以理解他們的規定,畢竟這個孤島上要跟外面的世界上網連繫,軟硬體的設備的確需要很大的投資的。

(五)
在夏威夷島上除了火山以外,我們印象至深的大概就是 Puuhonua o Honaunau,這是夏威夷原住民祭祀或陪葬的地方,當 Captain Cook 初抵夏威夷的時候也是在這裡接受夏威夷人的歡呼與歡迎的,他人高馬大,被奉為神祇看待,一直到他的船員死於痢疾,他在這裡替船員弔唁,並讀祭文,夏威夷人才認真他不過是一個凡人,此後,也註定他被俎殺的命運。

這個地方也被列為史蹟紀念館,由國家公園統一管理,它的文化價值還是在於這個地方對夏威夷原住民的重要性。這是島上居民祭拜、過節的地方。從前,夏威夷島的重刑犯,如果犯罪被處罰或監禁,只要能逃亡到這個地方就可以赦免一死,所以,這個地方也叫做 Place of Refuge,依然保留著囚禁人犯的場地。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正好是夏威夷島上一年一次的祭典活動,就在這個地方舉行,一共兩天,展示著夏威夷人的服裝、衣裙、烹調、飲食,並一一解說及教導有興趣的人學習,淑玲也學會了夏威夷編織的草帽及草裙,在烹調示範裡我們嘗試了夏威夷的芋頭、香蕉、魚乾、牛肉、可可食品,的確是很難得的經驗的。

這裡還可以看到夏威夷典型的椰子樹以及他們的住家房舍,他們雖然沒有了國王或酋長的,不過,我還是看到了他們彼此頂禮打招呼的傳統方式。

總之,夏威夷島是一個很奇妙的渡假地方,夏威夷的旅遊資訊有 Rough Guide Hawaii ($20.95),Hawaii Handbook ($19.95) 及 Hawaii The Big Island Revealed ($14.95), 也可以在網路上找到資訊,Hawaii Visitors Bureau (www.gohawaii.com), (800) GOHAWAII。(2003 年 12 月)

台美基金會文化歷史特別演講會

題目:尋找一個書寫台語可行的方案

演講者:高成炎教授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

時間及地點:2003年11月7日晚上7點半在台灣中心會議室

不久前在台灣的電視節目中,有現任教育部長黃榮村被立委考問國小鄉土教材課本中之台文例句,如「我真懸」,而不知如何回答的尷尬場面。許多人都將在國小教台灣鄉土語言(福佬語、客語、原住民語),看成是陳水扁總統上台後民進黨政府「綠化台灣」的「德政」,或者「製造省籍分裂」之「惡政」。

殊不知,其實在國民黨執政的時期,那時的教育部長楊朝祥就於2000年1月7日宣佈: 2001年度起,國小一到六年級學生每週有一至二節「必選」鄉土語言。國中一到三年級學生則將以「選修」方式學習鄉土語言。(2000/1/8,中國時報)。

當時有感於台語文書面語標準化的重要性,我們即於當年度向國科會工程處申請「台語文書寫系統比較及論壇網站建構之研究」的研究計劃,很可惜當時之國科會審查委員們給我們一個「此主題不值得研究」的評語。如今台語書面語,因未標準化而導致教學紊亂分化,已造成國小學童之重大學習障礙。本計劃旨在結合電腦網路科技、數位學習及台語文等領域之專長,提出一個使全台灣的人得以書寫台文的可行方案。

台灣存在著嚴重偏差的語言政策,數十年來,許多有識之士提出種種意見並從事種種努力,發展各種台語文書寫方法以期保存台灣的語言及文化。例如說,台文書寫系統「台語現代文書法」的創始人(成大)林繼雄教授,在1990年出版的「資訊時代的台灣話語文」一書指出:「使國民中大部分的人們在很小的年紀就能把握文字,以便由文書上吸收知識技能,就是高效率教育之功。歐美的本國語文教育,大致在小學時即告完成。歐美小孩在學前時就由電視上學得ABCD字母序和身邊事物的單語拼字。台灣如果採用現代文書法來當為兒童學習漢字前的基礎語文教育工具,並以此迅速編輯兒童讀物,則國家的現代化必可早期達成」。又說「語言的根基在它的文書法,沒有語文,則任何語言都會衰敗而消退。先有拼字語意思的聯想,才去想如何發音,是文書語言的特色。所有現代文明國家的語文都是文書語言,台灣話語文也不會例外」。又在該書之「台灣話的電腦化」一文中指出:「台灣話,除了可用處理效能很低的漢字文來表達之外,還可利用依賴二十七個字母的現代文書法。歐美諸國在過去二十年來開發的電腦化技術將全盤可以利用於台灣的資訊社會之建立。」

台灣現存多種台語文書寫系統,這些系統都可能成為官方的台語文書寫系統,因此如何選擇及衡量這些系統的優劣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我們建議以網站的方式,收集單一中介版本之200篇台語文章,建立討論的論壇,使能獲得衡量台語文書寫系統的標準及權重,本計畫並將:
1. 發展自動翻譯的軟體以作為各種台語文書寫系統的翻譯。
2. 主持高效能的網站,以建立台語文書寫系統的論壇。
3. 發展台語文書寫系統的小學教學軟體。

本計劃除了收集單一中介版本之200篇台語文章外,亦將:
(1) 與美國加州大學聖巴拉分校(UCSB)台灣研究中心(Center for Taiwan Study)之杜國清教授以及加拿大Alberta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林鎮山教授合作,將知名台灣作家賴和及吳濁流之作品如鬥鬧熱、先生媽等翻譯成全羅台文版本及英文版本。
(2) 與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市之台灣中心合作,將其定期舉辦之台灣文化歷史講座之內容錄音帶整理出台文版及英文版之資料,放於本台文論壇網站上。

本計畫所要進行的研究,包括結合人文教育以及學術發展二方面的目的。在人文教育上,我們希望借由本計畫的實施能提升目前的台語文學習環境,各種拼音及書寫方式的台語文呈現方式,都能互相自由轉換。並且提供多元互動的多媒體鄉土語言教材,以提升台語文的教學成效。另一方面,我們以此計畫來開發符合SCORM網路的學習平台,以及學習物件生成工具。標準網路平台(LMS)的開發,可以增進學習的成效,使用者可以知道其學習進度並且評量。同時間,系統可以追?其學習過程以提供協助。而學習物件生成工具,將有助於未來大量文獻的轉換工作。

目前大多數台語文教學的數位內容,都是依附在不同的網路伺服器上,其內容格式及互動的機制,是和伺服器緊密結合的,這樣的內容不利於進一步提升其學習環境的功能。因此將這些學習內容標準物件化,是重要的工作,特別是台語文教材的內容,關係到不同拼音及書寫方式的轉換及理解。必須有能理解不同台語文書寫方式的工具,才能進行這樣的工作。而本計畫的實現將能提供這樣的技術,讓未來各別的語文教育及文學工作者得到極大的幫助。另一方面,我們的台語文學習平台,必須是符合SCORM平台,並且提供各種學習服務,包括台語文語彙的查詢,學習的追?及評量、使用者間的互動等等。只有這樣平台的建置後,才能容納未來各別台語文教材標準化後的施行需求。

*高成炎教授于1948年生於台北,1971年畢業於台大數學系,得到學士學位。後來進修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城校區,先後得到電腦科學碩士學位(1976),統計科學碩士學位(1978),以及電腦科學博士學位(1981)。高教授曾於1980-1989年間任職於 Johnson Space Center, NASA (Houston, Texas),先後在Ford Aerospace, the Unisys Corporation, 和General Electric等公司從事和太空計畫有關的研究.

高教授在1990年開始,任教於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至今,同時也是台大生物化學系的教授。高教授著作甚多,都發表於科技期刊以及國際學術會議上。高教授興趣廣泛,各方面的知識都有興趣,參與的活動無數。近年來學術研究的重點,包括生物質訊,生物晶片,演化式計算,系統生物學,以及網格計算等。2000年台灣生物質訊學會成立後,高教授即任理事長至今。

南加州教授協會 賴清山主講預防老化

太平洋時報

編者按:此文係摘自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新任會長賴清山博士,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晚在副會長王敏昌家舉行的家庭聚會上主講「如何預防老化」。賴會長深入淺出的解說,贏得近五十位聽眾熱烈的迴響。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於十一月廿二日星期六晚舉行家庭聚會,在 PSA 檢驗發明人王敏昌博士家有四十多人聚餐。由現任會長賴清山博士主講「如何預防老化」,賴清山在威斯康辛大學時專門研究自由基 (Free Radical) 及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他說自由基在體內就是會引起破壞作用。外在環境空氣污染等會使體內產生自由基,而體內則由細胞立線體(Mitochondria) 產生。如同高壓電發電時一路會漏電,自由基在體內破壞細胞組織,立線體在體內發電也會漏電,因而產生自由基 (Free Radical),但體內有抗氧化劑 (Antioxidants),它包括蛋白酵素、維他命 A & E 及一些電解質如 Mg,Copper,Zinc 等。年紀增高後,這些東西會滅少。要如何預防老化?首要在避免疾病 (例如關節炎、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人的血管如果分開來,有 50 哩長,心臟要不停跳動,促進循環,工作量很大!目前最大的發現是「限制熱量延長生命」,也就是所謂「吃七分飽,健康長壽」。老鼠、猿猴的實驗多已證明少吃 30% 者較長壽,尤其不能吃糖,吃糖後,體內血糖立刻升高,因素林能馬上分泌糖與蛋白質,結合,破壞蛋白質,加速衰老。還有就是要補充營養,加強抗養化劑 (antioxidants)以抵禦老化。營養的補充,維他命C因體內不能自造,要多吃水果、蔬菜,吃維他命C藥丸則比較不可靠。維他命E,則在植物油 (oil)、果核 (nut)、麥芽 (wheat germ)、燕麥 (oatmeal)、綠葉 (green leaf) 中皆有,Beta-Carotene 在紅蘿蔔 (Carrot) 中很多。如銅 (Copper),Selenium 在海鮮類、肝內有,Zinc 在蛋、海鮮、肉類皆有,但所需量極微,不需大吃才夠。足夠的水份當然重要,勿致缺水。

另外就是生活的緊張壓力 (stress),會由腦部傳達到腦灰質及腎上腺,產生刺激,使身體喜歡吃油質及甜的食物,結果積成很多油脂肪累積在腹腔,腹部,造成心臟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瘤、關節炎。所以年紀漸大的老年,要做有趣味的事,以減少壓力。

賴清山在結論中指出:要吃七分飽,多吃水果、蔬菜,不吃糖,適量的果核、植物油、燕麥、紅蘿蔔、魚肉等,減少緊張壓力,適量運動,保持足夠水份,避免疾病發生,保持健康,則減緩老化。

「火燒山佮火燒厝」座談會後記

范少達

十月底大聖地牙哥區的這場罕見的山林大火,在 Santa Ana 風的助長之下,燒毀了三十七萬五千多英畝地,延燒了兩千四百多間房子,很不幸的也燒死了十六條人命。雖然此地的同鄉們人、屋皆無恙,但是從電視上看到烈焰熊熊的景觀,想必也令很多同鄉心驚膽跳。同時那幾天濃煙蔽日,空氣壞得也令人胸口疼痛。暴風助虐烈火狂捲,綿延火浪翻山越嶺的鏡頭經由媒體傳播世界各地,同鄉們大概也接到很多遠方親友們關懷的問訊。

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的董事們首先樂捐了三千多元救災,由公關董事周信結代表送給災區的councilman 。隨後又有多位同鄉慷慨解囊,加上台灣基督教會的捐款,一共募得八千多元,代表我們此地的台美人對災民慰問的心意。

黃獻麟醫師認為應該藉此舉辦一場座談會來談談這場非同小可的火災。第一,同鄉們可以藉這座談會來分享歷難和救難的經驗;第二可以讓同鄉們學習「未雨綢繆」的要領;第三,讓專家來教育保火險的一些重要事項。最後也藉這機會募款和募衣服救難。經過吳美華,陳莉麗,孫淑玲三位熱心負責又能幹的女士馬不停蹄,手不離機(電話)辛勞了幾天的結果,十一月一日星期六下午有五十多位同鄉共襄盛舉。黃醫師也替大家召集了十位優秀的講員來登台為大家解說。

首先由網球協會會長劉全欽先生上台。劉先生家住受害最深的 Scripps Ranch ,雖然他家人必須疏散 (Evacuate) ,但也只是「有驚無險」。劉先生詳細的描述了他的經歷,和當時火勢的進展也為 Scripps Ranch Pomerado Road 南側那三百四十六間燒掉的房子惋惜。第二位上台的李祈賢先生也是住在 Scripps Ranch ,他很生動的描述那兩天的所見所聞。他指出救火當局和警察部門的協調似乎有值得商確的地方。他看到火在草短短的草地上疾走,只要用水管噴即可熄滅,然而因為住家皆已被強制疏散,有沒有救火車救火,火一燒到房子就一發不可收拾。他說有位朋友住 Pomerado 路的北側,家裡容納了七十多位被疏散的朋友。因為那朋友的房子居高臨下,可以注意觀察火勢,有幾位看到草地著火就迅速拿水管撲火,救了許多房子。李先生也很感激很多位朋友們的關懷;他聽到很多同鄉朋友急速的助人一臂之力,替較危急的朋友幫忙搬傢俱和家物,令他很感動。

孫淑玲臨時向大家說一段小插曲:他 Poway 有一個律師朋友,沒有照指示疏散,反而留下來救火。他救了一天,精疲力竭之時,警察上門來把他用手銬銬住送到 Downtown 去坐牢,令他搖頭嘆氣,孰是孰非,無可適從。從紐約搬回聖地牙哥半年多的陳淑芬女士接著報告了她那「有家歸不得」的困境。兩年前她在紐約時, 911 事件就發生在離她只有幾條家之處,這次的火災也燒到她住處不遠之地,兩次的「躬逢其盛」,令她感慨搖頭。星期天一大早,她到 UC 打網球時,接到女兒電話說住家需要疏散,才知道事態嚴重。幸好她女兒雖然年紀輕卻很成熟,把該拿的都料理完善。當天因為 highway 已遭封鎖,她無法回家,晚上婉拒幾位朋友的邀請,到 Balboa Park 紅十字會的 Shelter 去住了一夜,順便也幫他們一點忙。隔天到了晚間八時許, Highway 通了才趕回家。她發現有二十多袋割下的草置於屋邊,其中有被吹來的 embers 燒到的跡象,她趕快去她上班的公司開部卡車把草袋運走。這次的火災,讓她有幾個感想必須要居安思危,隨時要有警覺性;先要把有意義的東西準備好,以免臨時來不及;要訓練小孩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能力,來鎮定的應付遽來的危急;對於我們社區需要協助的地方貢獻一己之力。

主持人吳美華和大家分享那天她和先生「蜿轉曲折」的歸家之旅。當天她們從鳳凰城開車回家,下午四時許到了 Willow ,無法向前, Detour 向南,不久又被阻擋,只好往東回到 El Centro ,再往北;不敢走 79 號往 Julian 的方向,索性一直往北開到 Palm Spring 遇到十號公路才折頭往西到 LA 的東邊(又看到 San Bernardino 的火景),接到五號 Highway 才往南回家,抵家時已是深更半夜了。

林麗雪醫師有一個房子在 Poway ,但是當天她們一家住在靠海邊的另一個住所,得知 Poway附近火勢兇猛時,她差遣先生去 Poway 的房子把貓和一些重要物品帶出來。她說先生神經大條,只做了五成;帶出了不少東西卻把相片和貓忘了。不過先生倒也很心細的用 Video 把房子內部的物品傢俱錄影下來。當天下午她和十五歲的兒子趨車到 Poway ,發現住處前後兩條路都已被火波及。她和兒子迅速的帶出一些有紀念性的物品和那隻貓。臨走時,心想再也見不到這個家了,不禁悲從中來,潸然淚下。但是很幸運的潸隔天她發現她以為將付諸祝融的家仍安然無恙呢!

台灣同鄉會會長兼中心長輩會會長曾俊隆醫師報告說,因為空氣不良有害健康,他臨時取消星期三的長輩會在中心的活動。他用電話和長輩會的會員們通知他也順便一一問安,盡其會長之責。

住在 Rancho Bernardo 的牛博俊先生上台談「看美國人按怎樣處理火災」。對於這次火災有許多感想;他認為美國人處理這類災難先著重「法」,「理」和「情」則次之。他說人都比較情緒化,想要救火時,常常不顧危險,忘卻了自身的安全。美國人強制執行疏散時,目的是要顧大局,認為人命無損為重,房子是否能保全先不列入考慮。他說從電視上看到洋人雖然房子燒成灰燼,在極度哀傷時,仍然充滿樂歡的態度,也不會怨天尤人,或是開口大罵當局。這是我們東方人可以學習的地方。

莊恭榮女士(陳正茂教授夫人)是屬於慈濟的善心人士。她從星期一起,有幾天在各處的收容所幫忙。慈濟救難迅速確實,房子燒毀的發五百美元,有往生的發一千美元。他們很費神的去找災戶;起初,紅十字會大概顧慮慈濟有宗教意味,不是太合作,說如要捐錢可以直接給紅十字會,慈濟則認為不妥。幸好在Poway有紅十字會的成員瞭解慈濟的精神,讓他們設個桌子作業。在多位能幹的師兄師姐廢寢忘食的努力之下,慈濟在 Poway 、 Santee 、 Crust、 Valley Center 、Alpine 、 Ramona 和 Harbison Canyon 都設立了服務站,給予災戶直接的現金救急。【註】 十一月六日,星期四的 San Diego Union-Tribune 上,以顯著的版面特別推崇慈濟的救災善事,慈濟在這次火災共付出了二十二萬美元的現金給五百多戶災民,協助他們渡過難關。這篇報導也附了一張慈濟人在設站服務的照片。報導標題是「Taiwan Buddhist foundation offers immediate Cash relief to fire victims.」

在Oceanside市政府建築科任職的田土伯 — 林幸隆先生,臨時上台向大家解說有關火災的原因,和對此次救火的一些意見。他說此地開發生火災原因大致如下:

  1. Camp Pendelton海軍陸戰隊演習時,炮火常引起Brush Fire
    2. 因為常年乾旱,加上虫害,死樹太多。
    3. Santa Ana 風助虐。
    4. 救火的直升機不夠。
    5. 有人的意放火:有不肖的建築商因為想擺脫 Endangered Species 的困難,就放火,因為火燒掉就可以建房子了。此次 Ramona 的火是一位走失的獵人想起火來引人注意,而導致一發不可收拾。

田土伯對於這次救災當局的 Red Tape 也頗有怨言,他說在 Coronado 海軍有三架直昇機可以調來用的,但是當局沒和國防部協調而無法調度;任其閒置一旁,哀哉!田土伯口才極佳,風趣逗笑。

最後上台的是此地從事保險業務的文蘭生先生來替大家解說保火險應該注意的幾點項目。他首先感謝,救火員和警員所付出的辛勞;他說聖地牙哥雖然是全美第七大城市,每年消防隊的預算都非常的缺乏。他的投保戶中只有一家付諸一炬,其他的只有一些輕微的損失。

文先生扼要的講解下列幾項 1. 投保項目、 2. 投保以前和以後的注意事項、和 3. 受難後續的問題。他向大家解釋多種投保的項目,同時也指出很多人經由貸款銀行去買保險,自己都不瞭解投保了哪些項目,投保的金額是否足夠。文先生向大家建議投保前應該把所有屋內的家當用 Video 錄下來,他開玩笑的說例如劉美玉不要忘了照她一百多雙的鞋子,吳美華記得錄下她滿櫥的新衣服,他也建議用 Digital 照相機把貴重物品的收據,估價單照像存証。最後他提到萬一遭到火災,應該如何和保險公司取得聯絡。他認為大保險公司比較能迅速的處理善後,例如這次他所屬的 Farmers 保險公司有三百多投保戶受難,他們公司馬上由各地調來七十五位人員迅速處理,以期幾星期內就把賠款額付完。

在聽眾發問之間,資深房屋貸款專家劉美玉女士順便提到由於這場大火使得很多房子的人保險都買不到,因為保險公司要重新檢驗和重新估價房子,平添了很多麻煩,最後她鄭重向大家聲明,她鞋子沒有一百多雙!

這場驚心動魄精彩動人的報告就此結束,大家接著享用石秋菊女士準備的點心。只見吳美華,陳莉麗和幾位人士,又忙著去料理堆積在場邊,由許多善心同鄉們樂捐的一大堆衣物了。

腦神經政治觀 — 莊明哲教授演講後感

王健椎
11-16-2003

編者按:此文作者王健椎先生,彰化縣花壇人,畢業於台灣大學土木系 (1979),美國猶他大學碩士 (1983) 及博士 (1985)。目前居住在南加州柑縣的爾灣市,曾任柑縣台灣同鄉會會長,現任職於美國波音公司。王博士最近的大作「來自洛杉磯的細聲話」在台灣中心代售,每本十元,歡迎購買。

昨天(2003 年 11 月 15 日)晚上,在南加州喜瑞都市豪華的圖書館,聽了莊明哲教授有關精神分裂症的演講,回家後整晚做了好幾個惡夢,雖然已經在床上躺了超過八小時,仍然覺得睡眠不夠,想也想不通,只好動手來寫些東西,盼能早點清醒。

雖然在莊教授的演講中,學到了不少知識,啟發我了許多靈感,但這篇文章是我聽,我思,我寫,你看,你判斷,和莊教授無關。我的正規訓練是工程,文學素養低落,醫學基礎近乎零,本文是經過小腦計劃,和大腦溝通,然後由頭腦上層許可,排除部分無聊的下意識,精密合作而寫出來。它不是一篇報導,更不是一篇醫學論文,如果要歸類的話,就歸為雜文,所以不用找莊教授求證,何況他也可能忘記他說了些什麼,也不用向我詢問,因為這只是一時興起,我也沒有將這些內容,經由葡萄糖的幫助,儲放在我的永遠記憶中。

以前聽到許多莊教授的成就,好像他有三頭六臂,但昨夜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只是個親切的凡人,在聽了他的演講之後,才發現他確實有一手,其實應該說是確有一嘴,他面對大部分非學醫的聽眾,眼睛看著英文的幻燈片,嘴巴卻用流順台灣話,將艱深的醫學,清楚的表達出來。比起有些學者,常以台灣話沒有辦法表達為藉口,而說必須用對面的國語,令人感覺大不相同。如果我們肯用心,台語和英語的距離,其實是很近的,不信的話,將下一段用台灣話和英語唸看看。

人生親像一個 GAME
查甫查某攏是 SAME
毋管腳手有寡 LAME
只要運氣哪一 CAME
無論你叫啥米 NAME
一定發財又加 FAME
甚至野狗嘛變 TAME

小小的一個腦,掌控了人的思考,行為,和感情。這三大功能必須保持平衡,不能有孔隙,否則就會造成所謂的“精神分裂症”,日本人要將它改名為“精神無統一症”。在莊教授的幻燈片中,看到那代表著三個功能的三角形,馬上想到台灣中國香港的三地,而兩岸三地的“無統一”,如果不是維持現狀,就是要獨立,連精神病也要用“無統一”兩字,實在有點不適當。如果病名能夠公投,希望大家還是選擇用“精神分裂症”,而不要用“精神無統一症”,因為將獨立或維持現狀,和神經病放在一起,怎麼想都不恰當,因為維持現狀或獨立,應該都不會比統一還神經。

人類的小腦,多年來都被認為只負責運動,沒有任何重要功能。最近的醫學研究,發現它也司掌規劃,算是替小腦來個平反。腦子分大腦和小腦,多少有歧視的意味,加上小的名稱,譬如小人,小心眼,小器,小老婆,或是“細姨”,只要有“小”或台灣話的“細”,都不懷好意,當初的小腦的命名,莫非也是因為這樣?如果有機會,有辦法有能力,有誰甘願做小呢?不信的話,問問台灣國親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四年前的死拼,今日怎麼這麼分大小正副?對了,不知道小腦是否也應該來正名一番?放入台灣的公投,緩和一下政治的衝突,至少各黨派對改病名,比對改國名,容易有共識。

我們的腦,不是像豆腐,因為豆腐雖軟,好咬也好吞,但是豆腐有稜有角,腦看來是比較像豆花,形狀不定,裝在什麼容器都可以,如果加些軟軟的土豆,會更可口。將人類那麼神聖高尚的器官,比成豆腐豆花,有點大不敬,但是看到現在科技的透視下,全世界的萬物,都在照妖鏡的范圍,任何的醜陋骯髒,都將原形畢露,呈現在世人的眼前,人類的腦,當然也不例外。最近台灣的“非常報導”,只因部分關心台灣,愛台灣的人們,用明銳的見識在分析,用新進的光碟,就將過去隱藏黑暗中,唯恐台灣不亂的媒體和政客,一個一個揪出來,令人看了爽在心底。這些人大腦小腦的靈活配合,真令人佩服,絕對不只是大腦而已。

神經病的造成,遺傳因素佔了百分之七十,環境只佔百分之三十,所以一個正常人的小孩,由有神經病的人來扶養,小孩長大後得神經病的機會不高,但是神經病人生的孩子,由正常人來扶養,小孩子得神經病的機會比較高。因為環境只佔百分之三十,所以因環境影響,所造成的神經病不是很高,但是約百分之八十的台灣人,整個台灣的風氣文化,卻受到百分之二十的族群在左右。舉個簡單的例子,當群眾中有那部分的少數時,我們就自然而然的換腔走調,拋棄我們流利的母語,用著對面的國語來表達? 百分之八十,不就應該有百分之八十的影響?稍微動個大腦就知道,至少也來個百分之八十的台灣話,怎麼會差那麼多。

由老鼠的試驗中,發現腦的發育期間,如果年輕的細胞往上爬升,那成長後的腦將是功能正常,反之,有問題的腦,一般都是老年的細胞,壓抑著年輕的細胞。真是令人不得不囋嘆,大自然的奧秘,竟然會在老鼠的腦中,表現的這麼清楚。一個由老人把持的社會國家,不但看不到活力,也看不到創意。腦要正常發育,老細胞要在底面,支持年輕的細胞發展,老人是不是也要站到台下,觀看鼓勵年輕人,讓年輕人在台上盡力發揮?但是有多少的老人有這種看法?老鼠不是人,人也不是老鼠,但是許多在老鼠身上試驗的藥物,後來在人類身上,也都有同樣的效果,還是小心為上策。

現代的醫學,已經可以將腦中部分的基因拿掉,或是裝上另類的基因,當然所發展出來的腦功能,會大不相同。一個正常的社會,少掉部分的成員時,可能造成社會不安,而在一個穩定的社會,注入外來的成份時,不是件好事,也不是壞事,任何一個變動,都需要時間來調適,台灣的族群,不知道還要多長的時間,才會有真正的融合?腦的每個部分,都有它獨特的功能,譬如受驚時,有個地方會發亮,亮了再息,息了再亮,到後來鎢絲燒斷後,然後膽子也變大,什麼也毋驚?原始森林的世界中,任何一種動植物,都不能絕種,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可能百病叢生。所以對近乎絕種的動植物,人類都盡力的在保護,但是當有兩種都是近乎絕種,又在互相殘殺時,人們怎麼辦?應該繼續參一手嗎?或許有些時候,不在那個世界的人,本來就不該太認真,否則可能會變神經。

腦發育的正不正常,以後會不會有神經病,一般都是在懷孕和分娩期間決定,如果本來基因就不健全,又受到強烈外力的影響,那麼發神經病的機會高,等到神經病發作後,再想辦法治療,倒不如在懷孕時,特別小心,少喝酒吃藥,盡可能避開勞累的事,做好萬全準備。萬事起頭難,但是一定要有開始,只要有開始,就會有結束,如果只想借助別人,或是外來的,終將難成大器。台灣的修憲問題,也是可以這樣思考,再怎麼修,還是難逃中國的陰影,為了更美好的將來,還是及早制定一部屬於台灣的憲法,免得將來變成一部神經憲法,到時候找誰醫?

人躺下來睡覺時,腦子仍然沒有完全休息,有時候還要加班,將搜集的資料歸類儲存,有時候還要試了好幾次,才會找到適當的地方,將資料儲存好,那時候最明顯的就是,眼球不斷的運轉,人如此,狗也是一樣。而睡覺做夢時,經常會夢到要逃跑,卻一直跑不動?因為人下半部腳的運動細胞,在人躺下睡覺時,它就開始休息,無論腦神經如何的指示,它不動就是不動,任你腦部乾著急,不到清醒時,運動細胞是不會聽腦的。台灣早在三年前,就由本土政權執政,各部會的長官,在上面不斷的努力鞭笞,但是有些地方,仍然難盡人意,到底是為什麼呢?只有等到他們清醒了!要等他們清醒,不是何時,而是何年何月何日。

早上趁著孩子學琴時,在公園內找個有陽光的石桌,將昨夜所聽的重點,做個整理,誰知沒多久,感覺腦子後部很熱,用手一摸,真難相信那在九千三百萬英哩外的太陽,在十一月天,還有這樣的威力,莫非是對我的小小警告,要我趕快停手,別再神經胡說,只好遵命。再次鄭重說明, 感性的文章,沒有對或錯,不用找莊教授,也不用找我,能看到這裏,我知道您的大腦小腦都正常,向您說聲恭喜!

教官與我

范少達

對在台灣時很用功讀書求學問的同鄉來說,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幾位名師、良師或恩師。對我這位從 teenager 起就和學業漸行漸遠的壞學生說來,和良師們只是「擦肩而過」,和我撞得滿懷的則是管操行的幾位教官了!

國民黨白色恐怖時代,在我們成長的每一階段,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都設立了周詳的控制機構。此種制度下,可嘆可泣的事跡不勝枚舉,范「不才」也有幾樁可在此分享。

小學生比較容易控制,除了老師管之外,可以利用小孩幼稚和愛虛榮的心理,自己來管。我想我們這一代,當時比較會讀書的都當過「糾察隊」隊員。范「少年發達」,小時了了,還當了隊長,自鳴得意,為虎作猖。我們也從小被灌輸了大阿哥 (Big Brother) 隨時都在監視,要注意言行的觀念。

初中生漸成熟,不可能再讓小孩自己管,則由訓育組來管,也建立一套處罰的系統:缺點、警告、小過、大過。就像在 County Fair 遊樂場玩遊戲的獎品,三個小的(缺點)換個中的(警告),三個中的(警告)換個大的(小過),三個大的(小過)換個特大的(大過),以此類推到積滿三個大過,登峰造極,開除出門。

我屏中的訓育組長大概是軍人出身,肌健背挺,聲宏喉亮,朝會時,在台上講話從不用擴音機,我們私底下都叫他「雷公」(難怪我已忘其姓名)。聽說有一個糊塗學生不明就裡,不知死活,經過他面前時,恭敬的說:「雷老師好!」 一個巴掌打得他莫名其妙。雷公辦公室,就混在我們初中教室之間,他不時的站在門外,眼觀四方,耳聽八方;目光如炬,令我們望而生畏,把我們這群小毛頭罩得大氣都不敢吐。

初二時 一個黃曆「大凶」之日,我和雷公「狹路相逢」,慘遭雷擊。當時我們教室旁邊有個大花園,裡頭種植很多花木(我們也常進去掃地)。其中有幾棵不矮的灌木會開滿樹芳香怡人的白色小花,引誘我們在課間休息時進花園摘一朵,放在鼻下聞呀聞。那天,我照例手執一花,走出花園時,驚聞「雷聲」大作:「你過來!」,范「採花賊」往雷響處一望,雷公怒目直射,嚇得我汗毛全體肅立,心臟如野馬般狂跳,差點屁滾尿流。雷公怒斥:「我早上才宣佈不准摘花,你真大膽!」 很不幸的,當天我是值日生,需抬全班同學的便當到蒸飯房,不用參加朝會升旗典禮,沒聽到宣佈;也難怪剛才只有我一人在花園。雷公對我的辯解卻充耳不聞,無動於衷,毫無商量的餘地,把我的姓名和學號抄下,冷冷的說:「記你一個警告。」

我從小學到初二,一向品學兼優,這回被冤枉的記警告,像白紙上沾個污漬,奇恥大辱,難以忍受。晚飯時,父母見我心事重重,食不知味的樣子,問出由來。他們認為非子之過,且事小不用掛心,但是見我一副看不開放不下很沮喪的樣子,也於心不忍。當時,我有位表姊夫在潮州一所小學教書,小學校長的女婿是當時屏中的訓導主任。這位王主任,時時蹙眉睨眼,一副看誰都不順眼的德行,換來一個「懊舺艋 Ou Ga Bahng」的不雅外號(舺艋是一種小魚,懊舺艋是腐臭的小魚)。他每天和我們一同在車站等車上學,同學們敬鬼神而遠之;我「打死」都料不到他居然成為我的小恩人。

王主任聽完我表姐夫的陳情後,雖覺得我情有可原,但要一筆勾消,恐怕對雷公失敬(顯然我家世不夠顯赫),想到一個「將功抵過」的折中之計。有天下課後,我拿了一把鐮刀,把教室旁圍牆下一大排雜草清除乾淨,換來一個「嘉獎」。「嘉獎」剛好和「警告」相抵,得以還我清白,割得無怨無悔。回想起來,當時真是單純得可憐。

我高中在台北唸師大附中,對台北這十里洋場,花花世界,相見恨晚。范「阿里不達」天生異資,玩樂之技,一點即通。高中前兩年,雖不用功讀書,至少還不會翹課。高三那一年,重新分班後,變本加厲,開始翹課去看電影或去撞球,過著「眾生皆苦我獨樂」的日子。當時永和市沿著新店溪畔的「新生地」有幾間退伍榮民開的撞球房,我們是常客。附中不太點名,就是被記缺席,教三民主義的程姓導師「體諒」范生「體弱多病」需常請假在家療養,也不找麻煩。還好我膽子不夠大,骨子也沒那麼壞,沒去參加不良幫派作奸犯科。雖然我小過不斷,被記了幾個警告,但是我大禍不犯,所以那位不茍言笑,板著一個臉的閻姓總教官(綽號當然是閻羅王)對我沒甚麼特別印象。

有一個「黃道吉日」,我和閻總教官「喜相逢」。那天晚上七時許,我走到信義路去等公車時,看到路邊有兩個牽著腳踏車的人在爭執。有個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 情緒激昂的大罵那位中年人:「你瞎了啊!騎車亂衝,把我撞倒,又撞壞我的車子…」中年人大概較理虧,不大出聲,只有挨罵的份。透過路燈我一瞧,嘿!這中年人不就是閻總教官嗎。我不經思考,立即發揮團隊精神,挺身而出 ,對他說一聲:「總教官好!我能幫忙嗎?」閻教官很驚訝的轉頭看看我;叫人佩服的,他也很快的就能擺出為人師表的尊嚴,對我說:「我有急事不能留,你可以陪這位先生去修車嗎?」那位年青人沒料到他破口大罵的對象是中學的總教官,頓時也有點不知所措,看一看並沒大礙的腳踏車,悻悻然的說:「算了!算了!你以後應該小心一點。」騎上車丟下一句「他媽的!真倒霉!」離開了。

閻總教官和我呆立了一會,有點尷尬,客套的講了一兩句話。當我們互道再會時,他對我咧咧嘴,臉上擠出一絲笑容;這是我兩年多來從來沒有看過的。喔!原來閻教官也是會笑的。

事隔不久,我和四位同學又犯了校規(我常犯規,現已不記得當時是為了甚麼),被抓到訓導室。面對閻教官,五人一字排開,我排在他左手邊算來第四位。在閻教官聲色俱烈的責罵下,五人只能低頭聽訓。他動口罵得意猶未盡,看到我們個個頭髮長得可以分邊,氣沖斗牛的動起手來,伸出五指從最左邊那位開始,對每人頭髮重重的抓了一下,罵一句「頭髮那麼長,像甚麼樣子!」走到我面前時,認出我就是那晚拔刀相助的「義俠」,一大愣,抬起的那隻手僵在半空中,罵聲也猝然而斷。他趕快草草結束的遣開我們,當然也不記過處罰了。同學得知底細,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令我不禁有股能隻手遮天的得意。

跌宕不駒三年下來,成績爛得差點畢不了業,我能考上中興大學,是全拜《三民主義》之賜。這不必下苦工去打基礎,臨時抱佛腳即可應付的科目,我考了九十多分 (三民主義萬歲!) 。

進了大學,也擺脫不了系教官的控制,他們主要的任務之一是網羅「新鮮人」入國民黨。入學不久,羅教官和我們個別談話,我對談話內容完全無復記憶,只記得他問道:「你來加入國民黨吧!」(如果他沒把我這位《三民主義》考得快滿分的收為國民黨員的話,必遭上級刮鬍子)。范「無黨無派、政治文盲」最缺乏急中生智的應對能力,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張口結舌,囁嚅半天迸出一句:「我回去想想。」對這種笨得可以的拖延戰略,羅教官早有「直搗龍門」的一招,他說:「你想甚麼?有啥可考慮的?」言下之意「你不會思想有問題吧!」就這樣,我就成了羅教官不用三言兩語,不費吹灰之力,即到手擒來的戰利品;也就在神智不清之下,糊理糊塗的加入了我們偉大的國民黨。【註】在電視上看到陳水扁說他唸大學時在教官的「勸導」下,也加入了國民黨;連阿扁都無法抵擋,何況我等區區之輩呢!

大學四年,我沒惹事生非,沒進過訓導處,和羅教官和平相處四年。但是不幸的,卻有一次和校外白色恐怖的爪牙「狹路相逢」的經歷。

六零年代後期,流行長髮,好看不好看是另一回事,至少能滿足年青人崇尚時髦的心理。蠻橫政府當局,一則非當審美裁判不可,一則認定青年人頭髮和叛逆習習相關,留長髮的不是嬉皮就是流氓,會導至天下大亂,以致蔣家皇朝不保,居然制訂很嚴格的頭髮取締法(髮)規。有一夜,范「披頭」和同班好友菜脯、山豬(此君好爬山,長得臉圓身子也圓,得此別號)在台中夜市閒逛,突然半路殺出幾位「頭髮取締小組」的彪形大漢,指著山豬說他頭髮太長,要抓去理髮。其實山豬頭髮比我和菜脯的還短,但是不幸的他一頭「豬鬃」又粗又硬直往外衝,稍微長點就顯得蓬頭,不像我和菜脯的頭髮帶點卷比較伏貼。范「不自量力、不知死活」路見不平開口相助,替他辯解一番;不但沒有收到「刀下留情,法下開恩」之效,他們把我和菜脯也一併抓到警察局去理個標準頭。Add insult to injury 更叫人吐血的是我們每人還得付五塊錢的剃頭費。(這回事後來說給老美聽,令他們個個咋舌,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對吾輩經歷極權控制時代的升斗小民說來,此等小事不足為奇)。

加入國民黨最大的遺禍,就是我們戴眼鏡的黨員當預備軍官時,大多被分派當連部的政戰輔導長;這職位等於是小兵們的教官,要不斷的灌輸小兵們極權政府的教條,來控制小兵們的思想。我當兵的一年多是我這輩子精神最苦悶,最難熬的一段日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還有一個笑裏藏刀,非常可怕的上級:營部輔導長。這位職業軍人洞悉范「少尉」天天數饅頭,存心渾水摸魚,無心對小兵施教,就故意大找我麻煩。事隔多年,想來仍然心有餘悸,等下次喝點老酒壯壯膽,再談這段令人不寒而慄、不堪回首的往事吧。

赫塞的小說『釋達塔』以及讀後的一些感想

新昌

《前言》

少年時常有機會和母親到寺廟,接觸到一些拜佛敬神鬼的人。那時隱隱約約地,聽人說到一些有關釋迦牟尼的身世,和他最後一次和眾人一樣在世間生存,成長,但終於悟道成佛﹝涅盤、圓寂﹞的故事。最近讀了德國小說家赫塞﹝Hermann Hesse﹞的小說:『釋達塔﹝Siddhartha﹞』,重新又想起那時和母親到寺廟,與和尚、尼姑談話,觀看他們做法事、念經的情景。一切那時發生的事情,又都歷歷在眼前,就像昨天一樣。但是現在看看周遭,可以說是景物全非了。從現在看到的親人、朋友和寺廟建築,想起從前聚集在那時寺廟裡的人們和景物,彷彿是存在於虛無的夢境一般。仔細想想,從那時候聽到釋迦牟尼的故事到現在,已經過了比釋達塔出家修行,得道成佛還要更長久的時間,想來經過了這麼久的人生,不僅連道邊都沒摸到,而且可以說是一事無成,真是更覺得人生茫然,不知今生今世為何就這樣浪費掉了。讀了赫塞的小說『釋達塔』,心裡有了許多感想,就此寫下來,也算是紀錄從小到大,斷斷續續地對於釋達塔的認識,以及人們所傳聞他曾經說過的道理的一種屬於自我的領悟吧!這個記事,應該看成是作者本人的日記。但如果有人要讀它,也算是一種偶然,並不是作者寫此文的本意了。

宇宙的形成,人類的生成或進化,各種宗教或非宗教的哲學觀,當然都有各自的說法。佛並不是神,因此我們可以如下的假設,勉強來說明我們人類的處境了。如果我們像印度人釋達塔一樣,相信生命輪迴說法的話,而且同時也假設我們是第一次進入輪迴道的新生命。那麼,我們不禁好奇地要問,到底我們這些第一次進入輪迴道的生命是怎樣形成的呢?萬物的生命以及成上百億、甚至千億、萬億或者億億的輪迴中的生命,到底原來是怎樣生成的呢?人類自古至今,好像從來還沒人真正了解生命的生成,但是說法似乎很多。

生命是自然生成,而且也自然消滅的。生滅是有自然界的法則加以平衡的,因此自然界是不互相欠債的。這是無神論者的說法。

生命是諸神創造的,諸神不僅僅創造了人類,也創造了萬物,這是有神論者的說法。

但是諸神創造了人類以及萬物後,諸神便成道而圓寂,不再過問人間諸事了。因此以後的人間、以及世事萬物,便要靠自然界的法則來規範了。這是無神論者加進來的解說。

和釋達塔生在同一時代的印度人,他們認識到的是另一種說法。釋達塔在他生命的最後一世中,當然也曾經是相信這種說法的一個人:創造萬物的諸神在圓寂前,也規定了生命輪迴的法則,而且所有生命在這些輪迴道的進出,則由業債來決定。冥冥之中,生命過程累積的業債,被清清楚楚地紀錄下來,輪迴之道就由像電腦般的記憶和指令作業來準確地執行著,絲毫沒有差錯。這就是那個時代裡的人所相信著的,類似宗教的說法了。業債得到平衡的生命,就不再進入輪迴道,即是得道成佛,死後就不再輪迴出世,而進入涅盤、圓寂的境界了。

按照那時候印度人相信的說法,人類,尤其是高階級層﹝例如從前印度的波羅門和貴族階級﹞的人類,是業債近乎平衡的生命,因此是極有可能得道成佛的。在現世中,業債累積還沒有得道成佛者,死後還要再輪迴轉世。輪迴道的決定,先進入人類階級層的計算,業債累積有進步的人類生命,便可轉世到比較高階級層的人類,否者就降低階級層。要是業債累積不夠,下一世便極可能要轉世為動物畜生。若是業債累積更糟糕的,則會轉世成為低等動物了。低等動物是業債相當負數的生命,因此要受盡苦楚,等到累積了少許正面的業債後,才能慢慢地轉世成為動物畜生;在畜生道裡的生命,等到再累積更多正面的業債後,下世則可能轉世成為比較低階級層的人類。依此類推,轉世的生命,在輪迴道裡按照法則,慢慢爬升。我們當然無法知道,在畜生動物和低等動物道裡的生命,到底如何累積正面的業債呢?難道生命過程苦楚,受苦受難後,還要再遭受屠宰死亡的命運,也是一種贖罪式累積正面業債的方式嗎?

我們也無法知道,第一次進入輪迴道的生命,到底在業債方面的成績如何?諸神所遺留的自然法則裡,到底給了這些初生的生命,指定了多少負數的業債?而且第一次進入輪迴道的這些初生的生命,到底是生成為人類,還是低等動物呢?這些都是我們不知道的。

業債平衡後的生命就不再回到輪迴道,就要得道成佛了,這是諸神遺留下來的生命法則。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在生命的輪迴道中的眾多生命,到底要如何行為,才能得道成佛呢?諸神圓寂前並沒有留下任何的指示,人類似乎必須靠自己摸索,自己尋找而才能得道。這就是釋達塔﹝釋迦牟尼﹞所說的,成道的道理是不能互傳的,得道成佛的途徑,必須是要由自己去經驗領悟的。

赫塞在小說『釋達塔』裡,就是從頭到尾,一直在明說或隱喻地說明這個道理:得道成佛的途徑,必須要由自己去經驗領悟,諸佛成道的道理是不能互傳的。
《『釋達塔』小說裡的人物和故事概要》

釋達塔﹝Siddhartha﹞:釋加國的一個貴族的兒子
釋達塔的父親:釋加國的一個貴族﹝波羅門﹞
郭敏達﹝Govinda﹞:釋達塔的童年好友
幾個苦行修道者:印度教裡有一種說法,認為只有苦行才能得道成佛。相信這種說法的幾個修行者
釋迦牟尼﹝Sakyamuni﹞:釋迦國裡一位得道成佛,而且還在世間的聖人。釋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釋迦國的聖人,這位聖人的名字叫做郭塔瑪﹝Gotama﹞
瓦叔德瓦﹝Vasudeva﹞:渡河的船夫,後來應該也是釋迦國裡一位得道成佛的聖人
卡瑪拉﹝Kamala﹞:釋迦國裡的名妓,美麗聰慧,深愛著釋達塔
卡馬釋瓦米﹝Kamaswami﹞:釋迦國裡一個成功而且開明的商人
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卡瑪拉和釋達塔所生的兒子

釋達塔是釋加國的一個貴族的兒子,不但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能言善道,學過打坐深思的內涵,在宗教的陶冶下累積了許多形而上學的智慧,而且他也得到優質的遺傳基因,長得英俊瀟灑,可以說是人見人愛,似乎已經具備了得道成佛的基本條件。當時釋加國裡,人人都想得道成佛,脫離生命輪迴之苦。釋達塔和他的童年至交郭敏達,也一直討論著如何修行成佛的事。

有一天來了幾個苦行者,釋達塔便決定參加這些苦行者的修行,期望得道成佛。深愛著釋達塔的父親,怕他受苦,同時也不能割捨骨肉離別之情,最先不同意釋達塔離家修苦行。但因為釋達塔的堅持,遂忍了思念兒子之痛,勉強同意。釋達塔那時當然還不了解這種人類骨肉之愛,只希望父親能准許他離家修苦行。釋達塔的父親最後懷著希望,盼望兒子得道後,能夠回來度他,讓他也能脫離輪迴之苦。釋達塔的好友郭敏達聽了釋達塔的說法,也加入了修行的途徑,他們倆人遂結伴離家出走,隨著這些苦行者,進到森林裡進行苦修。

在森林裡苦修了幾年後,釋達塔開始認識到這樣離開人間煙火的苦行,是不可能讓他得道的。因此他和好友郭敏達就離開了這些苦行僧侶,走上自己摸索、流浪修行的途徑。

一天他們來到了一個屬於貴族的森林裡,那裡聚集了幾千修道的人們,因為有位得道的活佛──郭塔瑪釋迦牟尼﹝釋迦牟尼的意思就是釋迦國的聖人﹞──在那裡傳道、授業和解惑。釋達塔和郭敏達,當然馬上加入行列,去聽郭塔瑪釋迦牟尼講道。郭塔瑪釋迦牟尼講的道理似乎很淺顯,讓人們容易聽懂,並無任何深奧之處。郭塔瑪釋迦牟尼也是很平實的人,他和眾多修行者一樣,每天到了吃飯時間﹝那時的印度人,每天只吃一餐﹞,也一定自己親自托缽,到俗人家門口去讓人施捨當天的一餐食物,吃了不論葷或素的食物後,他又回到森林裡來講道或休息。釋達塔的好友郭敏達覺得郭塔瑪釋迦牟尼講的話語很有道理,而且郭塔瑪釋迦牟尼也已經是得道成佛的聖人,因此便決定成為這位聖人的徒弟,跟隨著這位聖人修行。

但是釋達塔並不完全滿意郭塔瑪釋迦牟尼講的道,尤其是如何才能得道成佛的道理。有天,釋達塔看到郭塔瑪釋迦牟尼從外面乞食回來,自己一個人在森林裡的花園沉思散步時,他便走近,質問郭塔瑪釋迦牟尼,探討一些他自己覺得矛盾疑惑的問題。釋達塔認為郭塔瑪釋迦牟尼所講的道理,主要的矛盾在於,既然得道成佛必須是靠自己領悟的,那麼郭塔瑪釋迦牟尼為何還要講道傳弟子呢?郭塔瑪釋迦牟尼聽了這個質問後,只是點點頭,表示『如是我聞』,並不作任何辯解。

釋達塔不能從郭塔瑪釋迦牟尼那裡得到他想知道的道理,因此就決定離開郭塔瑪釋迦牟尼的森林,自己再去自我摸索了。這時候他變成只有自己一個人獨自流浪修行,因為好友郭敏達已經昄依了郭塔瑪釋迦牟尼,在他門下修行了。

釋達塔自己一個人到處流浪了多年,其間受到了不少飢餓與情慾的誘惑,變得不但衣裳襤褸,而且形容憔悴,情況狼狽。有一次在森林裡,釋達塔因為連續幾天沒有飯吃,飢餓難堪而昏迷時,正好當時已成為高僧的郭敏達路過碰到。郭敏達見到一個落難的修行者,因為憐憫受難的他,怕他受到豺狼虎豹侵犯,而停留在旁加以照顧。但郭敏達始終無法認出這個受難的修行者,即是當年他的好友釋達塔來。釋達塔甦醒後,馬上一眼就認出了童年好友郭敏達。兩人相見,分外高興。但因為郭敏達有傳道的任務在身,兩人互相交換修行心得後,便告別而互奔前程了。

釋達塔雖然努力自己修行,但是在得道的路途上,好像並沒有任何的進展,比起他童年的好友郭敏達,真是差得太遠了。但是兩個好朋友,彼此互相鼓勵,再接再厲,互相祝福,期望兩人的修行雖然不同的途徑,但願結果都一樣能得道成佛。

有天,流浪的釋達塔來到一條大河旁,遇見一個帶他渡河的船夫瓦叔德瓦。瓦叔德瓦在河邊搭個茅屋居住,是個能夠察言觀色,說話不俗的人。據他自己說本來有個妻子,可是不久前生病去世了。因此瓦叔德瓦自己一個人,每天聽著河水流動的聲音,從中領悟了許多道理。他看出釋達塔是個不凡的尋道者,便邀他在自己的茅屋裡住了一夜。他們講話很投機,經過一夜的長談後,兩人馬上變成了隨緣的知己好朋友了。

釋達塔別了瓦叔德瓦,繼續他的修行天涯。他來到城市外圍,在路上遇上了一個車隊,車中坐著一位貌美的女人,釋達塔馬上被這個女人的美麗吸引住了。他去打聽的結果,才知道這個女人叫卡瑪拉,是有名的妓女,受到有錢有勢王公貴族的寵愛。人們告訴釋達塔,如果沒有金錢或才氣,是得不到她的青睬的。釋達塔真的是被她迷住了,第二天就混到卡瑪拉居住的森林去碰運氣了。卡瑪拉其實在車上就注意到釋達塔,看他是個體態不俗的人,只是衣裳襤褸,形容憔悴,因此就要知道他到底是何許人物。卡瑪拉知道釋達塔的身世後,就好奇地問他,如今到底有何本錢,能夠打動她,讓她喜歡他。釋達塔說他沒有金錢,也沒有勢力,但他有三個凡人沒有的本能:第一,他可以絕食,能夠抵制飢餓的誘惑,可以抗拒食物的引誘,因此可以絕食幾天不吃飯;第二,他有耐心,對各種事務不強求,能夠等待,讓自己要達到的事情自然沉澱而形成;第三,他能夠思考,自我反省,讓自省引導人生的道路。釋達塔的體態加上這些才氣,使得卡瑪拉在心裡對他一見傾心,就開始照顧起他了。卡瑪拉不僅在情慾上滿足了釋達塔,而且也把他當成知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

卡瑪拉為了讓釋達塔擁有足夠的金錢,就介紹他給她的一個年紀已老的老顧客卡馬釋瓦米,希望卡馬釋瓦米能夠幫忙釋達塔賺點錢。卡馬釋瓦米是一個成功而且開明的商人,因為卡瑪拉的介紹,他最先讓釋達塔去學習經理財物,後來看釋達塔真的是有能力而且聰明的人,就讓他也參與一份,一起作生意了。很快地,釋達塔不但累積了許多財物,同時更加得到卡瑪拉的歡心。那時候的釋達塔就開始過著無憂無慮、近於奢侈、又常賭博的優閒生活了。

但是雖然在這樣優閒寫意的生活裡,釋達塔其實對於每樣事務都不在意。他對於金錢並不珍惜,一件生意做成功了,他不會興奮;失敗了,他也不會擔心;賭博贏了,他也不會特別高興;賭輸了,他也不會懊惱;從來也不曾挑剔吃喝的東西。甚至對於卡瑪拉的愛意,他也不是很在意,他在卡瑪拉身上好像只知道情慾的滿足。真心愛他的卡瑪拉看在眼裡心裡有數,釋達塔是個不可能愛人的人,有一天他就會離開她了。

釋達塔和卡瑪拉在一起,過著人生幸福的日子,光陰似箭,不知不覺間不知有多少年就過去了。有一天,釋達塔看到枕邊的卡瑪拉頭髮上出現了幾根白髮,突然醒悟,發現自己年紀已過中年,馬上就拋棄一切金錢財物,同時也離開卡瑪拉了。

釋達塔重新過著流浪的生活,繼續尋求得道成佛的途徑。有一天他又來到大河的河邊,渡船的船夫瓦叔德瓦認出了他,就邀他一起住在茅屋裡,並開始一起經營渡船的生計。從此釋達塔就和瓦叔德瓦在一起,每天傾聽河水流動的聲音,互相討論人生的道理。不知不覺間許多年過去了,釋達塔和瓦叔德瓦都已經覺得自己變老了。他們每天說話的時候漸漸地減少,兩人一起聽河水流動聲音的時候,不知不覺間反而多了起來。

有一天,整個平靜的世界,好像一下子突然騷動起來了。一大堆的人群,濟濟攘攘地都朝著一個方向走去。釋達塔和瓦叔德瓦從渡河的人群裡聽說,現世的活佛釋迦牟尼最近將要圓寂了,因此所有尋道的人,都希望能夠見到他在世的最後一面,希望能得到最後的指點,或者因為虔誠的行為,能向在世活佛做出最後的敬拜,說不定也可以積點正面的業債,留待來世時算帳用。

卡瑪拉也在朝聖者的人群裡,朝聖者必須自己走路到聖人將要圓寂的所在地,卡瑪拉走得很辛苦,她又帶著一個十一歲的男孩。這男孩是卡瑪拉和釋達塔生的,但是卡瑪拉並沒有讓釋達塔知道,就自己一個人撫養了。這個十一歲的男孩是個養尊處優被寵慣的,因此一路上只是抱怨,根本不知道他的母親為何要受苦,連累他也受這些苦楚,去見這個即將死去的人的最後一面。卡瑪拉心裡很難過,極力安慰這個被她慣壞的兒子。卡瑪拉帶了不懂事的兒子,在心力交萃之下,來到了大河的旁邊休息。兩人在河邊休息時,卡瑪拉不幸被毒蛇咬了。驚恐的兒子大聲的哭號聲,引來船夫釋達塔的注意。釋達塔一見到這個被毒蛇咬了,生命垂危,面容憔悴的女人,馬上知道那是他曾經愛戀過年輕漂亮的卡瑪拉。看到了在卡瑪拉身旁這個驚恐的男孩,他也馬上知道那是自己的兒子。

卡瑪拉在臨死之前,知道了在身邊仔細照顧她的人,是她這一生中最愛的人釋達塔,而且心裡也知道釋達塔將會同樣仔細地照顧他們的兒子。卡瑪拉終於平平靜靜地死去了,釋達塔極為傷心悲痛。釋達塔到這時候才開始了解人類在世間的愛,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卡瑪拉死後,釋達塔的感情就集中在他們的兒子身上。釋達塔覺得他今後的一切所有作為,都是為了兒子的將來。希望兒子能夠在以後的世界裡,減少生命輪迴的痛苦。可是這個兒子並不了解父親的愛,只是貪戀著從前過著的好日子,一心只想回到從前舒舒服服的家裡,過著一向安逸的生活。最後兒子竟然偷了他和瓦叔德瓦幾年來辛辛苦苦累積下來的少許金錢,離開破茅屋的家出走,自己尋路要回到以前的家裡去,釋達塔很傷心痛苦。瓦叔德瓦從旁觀看,常常借機加以點化,告訴釋達塔,所有引起他傷心痛苦的那些情景,都是人生的幻覺。瓦叔德瓦勸說釋達塔,要他多聽河水流動的聲音。

釋達塔果然認真地去到河邊,觀看那些流動的河水,傾聽那些河水流動的聲音。在那些流動的河水以及那些河水流動的聲音裡,釋達塔開始聽到許許多多的聲音、許許多多眾生在世間生活時,發出的聲音;也看到許許多多眾生生活的情景。釋達塔在流動的河水裡,看到他自己的一生。他看到一個少年人,不顧父親的反對,堅持要離家修行;他看到一個流浪的苦行者,在森林裡尋覓;他看到愛他的年輕貌美的卡瑪拉,以及他們一起生活過優雅甜美無慮的日子;他看到面容憔悴,中毒臨死的卡瑪拉;他也看到了不顧他愛意的兒子,堅決要回到他那不知還存在否的奢侈日子。釋達塔也看到了年輕的自己,看到了童年的好友郭敏達,也看到了從前的瓦叔德瓦。…。每個眾生,都有屬於個人自己的一生。

釋達塔終於從悲傷痛苦的人類愛情中,恢復了平靜的心情。瓦叔德瓦見到釋達塔已經領悟人間愛情的本質,他就來辭行了。釋達塔看到了老態龍鍾的瓦叔德瓦,馬上了解是怎麼一回事了。年老的瓦叔德瓦必須要進入森林裡,去尋求他圓寂的因緣,因此釋達塔就心情平靜地和他道別了。

最後,已是高僧的好友郭敏達從遠方趕回來要參見圓寂前的活佛,來到了大河邊時,釋達塔一眼就認出了他,但是郭敏達並不認得已經不再是年輕人的釋達塔。老朋友在年老時再相見,真是分外高興。他們分別把各人的境遇經過都談過,釋達塔談了他最近的境遇,談到了瓦叔德瓦的修行,談到了卡瑪拉。談到了人類情愛方面的感受,尤其是對兒子的愛意。他問郭敏達,活佛釋迦牟尼對此有何教導?郭敏達說釋迦牟尼對許多方面都有教導,他教導慈悲慈善﹝benevolence﹞,自制忍讓﹝forbearance﹞,同情憐憫﹝sympathy﹞,和忍耐耐性﹝patience﹞,單單就是不談人類的愛。釋達塔說知識是可以傳達的,但智慧則是不可能傳授的,要靠自己領悟。

兩個老朋友聚在河邊的茅屋裡,快樂地談著他們在這一生中追尋得道成佛的收穫,以及現在所知道自我領悟的程度,他們交換了許多哲理深刻的對話。釋達塔說了很多心靈感受到、智慧領悟出來的話語。

慢慢地郭敏達從心裡認識到,他的這位至交好友釋達塔說話的神情和內容,和他所知道的郭塔瑪釋迦牟尼幾乎是一樣的。但是郭敏達的心裡,還有許多疑惑不能領悟之處。這時容顏發出光輝,臉面上帶著微笑的釋達塔,輕聲地告訴他,要他靠近來親吻他的額頭。郭敏達依言去做,果然他在心裡就看到了許多人的人生,也看到了他自己的人生。郭敏達低著頭,看著釋達塔釋迦牟尼帶著微笑進入沉思的面容。那個微笑,讓他想起了所有在這世間的一生裡,一個人曾經愛過的、珍惜過的和認為神聖的事物。…。

《讀後的一些感想》

一、赫塞在小說『釋達塔』裡,從頭到尾,一直在明說或隱喻地說明一個道理:得道成佛必須要由自己領悟,諸佛成道的道理是不能互傳的。雖然我們人類的歷史裡,有錢有勢的高階級層人類一直在宣揚著,只有高階級層的人類,如貴族的兒子釋達塔,才能修道成佛,成為釋迦牟尼。但是赫塞在這部小說裡,卻是一直隱喻地說明,並不見得只有高階級層的人類才能得道成佛的,而是所有的人類,不分階級層、不論貧富貴賤,只要能夠自己領悟生命的智慧,則人人得道成佛。

二、具有所謂的慧根天分,能夠自己領悟智慧的人,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對於各種環境都有反省深思的自知。

三、每個人經過一段生活過程,及經過時間的老化後,面容和外觀上難免發生一些變化。但是船夫瓦叔德瓦能夠一眼就認出多年不見的釋達塔;釋達塔能夠一眼馬上認出多年不見的童年好友郭敏達,並且能夠瞬時認出年歲已變大的從前的情人卡瑪拉,一眼認出自己從來不知道,也沒見過面的兒子;他們都是具有所謂慧眼的人了。

四、小說裡的釋達塔曾經是個只有情慾而沒有愛意的人。卡瑪拉深愛著釋達塔,但釋達塔對於卡瑪拉的其他客人,並沒有嫉妒心,因為他對卡瑪拉的愛意並不強烈。反過來說,卡瑪拉是個雖然能夠有專一的愛意,但在情慾上卻不能專一,因為她是一個靠情慾賺錢生活的女人。然而釋達塔對兒子的愛,卻是和凡人對子女的愛意一般,都是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希望給子女最好的現在與將來。釋達塔在年老時,因為有了親身的經驗,經歷過卡瑪拉的死亡情景和兒子的出現,才能領悟到人類的愛情。

五、該快樂的人卻不能快樂,因為他要尋找心靈的領悟,和智慧的教化,達到不再輪迴受苦的涅盤、圓寂境界。不該快樂的人卻是快樂地、無憂無慮地生活著。這些人只是像動物畜生一樣,一天過一天生活著,一直到死亡,從來不知﹝或不能?﹞去自尋煩惱,期望來世的解脫。

六、生為貴族的兒子,釋達塔能夠隨心所欲,在物質世俗的世界裡,他可以無牽無掛地,隨時做出決定,離家出走去尋求得道成佛的途徑。現今的俗人,則在現實的人類社會裡,被層層的生活壓力、親情關係等等社會條件束縛住,無法做出隨心所欲的決定,並且加以實行。現今的人類,想要修行得道成佛,大概是不可能的吧!﹝2003.11.28﹞

教官與我

范少達

對在台灣時很用功讀書求學問的同鄉來說,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幾位名師、良師或恩師。對我這位從 teenager 起就和學業漸行漸遠的壞學生說來,和良師們只是「擦肩而過」,和我撞得滿懷的則是管操行的幾位教官了!

國民黨白色恐怖時代,在我們成長的每一階段,對我們的思想和行為都設立了周詳的控制機構。此種制度下,可嘆可泣的事跡不勝枚舉,范「不才」也有幾樁可在此分享。

小學生比較容易控制,除了老師管之外,可以利用小孩幼稚和愛虛榮的心理,自己來管。我想我們這一代,當時比較會讀書的都當過「糾察隊」隊員。范「少年發達」,小時了了,還當了隊長,自鳴得意,為虎作猖。我們也從小被灌輸了大阿哥 (Big Brother) 隨時都在監視,要注意言行的觀念。

初中生漸成熟,不可能再讓小孩自己管,則由訓育組來管,也建立一套處罰的系統:缺點、警告、小過、大過。就像在 County Fair 遊樂場玩遊戲的獎品,三個小的(缺點)換個中的(警告),三個中的(警告)換個大的(小過),三個大的(小過)換個特大的(大過),以此類推到積滿三個大過,登峰造極,開除出門。

我屏中的訓育組長大概是軍人出身,肌健背挺,聲宏喉亮,朝會時,在台上講話從不用擴音機,我們私底下都叫他「雷公」(難怪我已忘其姓名)。聽說有一個糊塗學生不明就裡,不知死活,經過他面前時,恭敬的說:「雷老師好!」 一個巴掌打得他莫名其妙。雷公辦公室,就混在我們初中教室之間,他不時的站在門外,眼觀四方,耳聽八方;目光如炬,令我們望而生畏,把我們這群小毛頭罩得大氣都不敢吐。

初二時 一個黃曆「大凶」之日,我和雷公「狹路相逢」,慘遭雷擊。當時我們教室旁邊有個大花園,裡頭種植很多花木(我們也常進去掃地)。其中有幾棵不矮的灌木會開滿樹芳香怡人的白色小花,引誘我們在課間休息時進花園摘一朵,放在鼻下聞呀聞。那天,我照例手執一花,走出花園時,驚聞「雷聲」大作:「你過來!」,范「採花賊」往雷響處一望,雷公怒目直射,嚇得我汗毛全體肅立,心臟如野馬般狂跳,差點屁滾尿流。雷公怒斥:「我早上才宣佈不准摘花,你真大膽!」 很不幸的,當天我是值日生,需抬全班同學的便當到蒸飯房,不用參加朝會升旗典禮,沒聽到宣佈;也難怪剛才只有我一人在花園。雷公對我的辯解卻充耳不聞,無動於衷,毫無商量的餘地,把我的姓名和學號抄下,冷冷的說:「記你一個警告。」

我從小學到初二,一向品學兼優,這回被冤枉的記警告,像白紙上沾個污漬,奇恥大辱,難以忍受。晚飯時,父母見我心事重重,食不知味的樣子,問出由來。他們認為非子之過,且事小不用掛心,但是見我一副看不開放不下很沮喪的樣子,也於心不忍。當時,我有位表姊夫在潮州一所小學教書,小學校長的女婿是當時屏中的訓導主任。這位王主任,時時蹙眉睨眼,一副看誰都不順眼的德行,換來一個「懊舺艋 Ou Ga Bahng」的不雅外號(舺艋是一種小魚,懊舺艋是腐臭的小魚)。他每天和我們一同在車站等車上學,同學們敬鬼神而遠之;我「打死」都料不到他居然成為我的小恩人。

王主任聽完我表姐夫的陳情後,雖覺得我情有可原,但要一筆勾消,恐怕對雷公失敬(顯然我家世不夠顯赫),想到一個「將功抵過」的折中之計。有天下課後,我拿了一把鐮刀,把教室旁圍牆下一大排雜草清除乾淨,換來一個「嘉獎」。「嘉獎」剛好和「警告」相抵,得以還我清白,割得無怨無悔。回想起來,當時真是單純得可憐。

我高中在台北唸師大附中,對台北這十里洋場,花花世界,相見恨晚。范「阿里不達」天生異資,玩樂之技,一點即通。高中前兩年,雖不用功讀書,至少還不會翹課。高三那一年,重新分班後,變本加厲,開始翹課去看電影或去撞球,過著「眾生皆苦我獨樂」的日子。當時永和市沿著新店溪畔的「新生地」有幾間退伍榮民開的撞球房,我們是常客。附中不太點名,就是被記缺席,教三民主義的程姓導師「體諒」范生「體弱多病」需常請假在家療養,也不找麻煩。還好我膽子不夠大,骨子也沒那麼壞,沒去參加不良幫派作奸犯科。雖然我小過不斷,被記了幾個警告,但是我大禍不犯,所以那位不茍言笑,板著一個臉的閻姓總教官(綽號當然是閻羅王)對我沒甚麼特別印象。

有一個「黃道吉日」,我和閻總教官「喜相逢」。那天晚上七時許,我走到信義路去等公車時,看到路邊有兩個牽著腳踏車的人在爭執。有個二十歲左右的年青人 情緒激昂的大罵那位中年人:「你瞎了啊!騎車亂衝,把我撞倒,又撞壞我的車子…」中年人大概較理虧,不大出聲,只有挨罵的份。透過路燈我一瞧,嘿!這中年人不就是閻總教官嗎。我不經思考,立即發揮團隊精神,挺身而出 ,對他說一聲:「總教官好!我能幫忙嗎?」閻教官很驚訝的轉頭看看我;叫人佩服的,他也很快的就能擺出為人師表的尊嚴,對我說:「我有急事不能留,你可以陪這位先生去修車嗎?」那位年青人沒料到他破口大罵的對象是中學的總教官,頓時也有點不知所措,看一看並沒大礙的腳踏車,悻悻然的說:「算了!算了!你以後應該小心一點。」騎上車丟下一句「他媽的!真倒霉!」離開了。

閻總教官和我呆立了一會,有點尷尬,客套的講了一兩句話。當我們互道再會時,他對我咧咧嘴,臉上擠出一絲笑容;這是我兩年多來從來沒有看過的。喔!原來閻教官也是會笑的。

事隔不久,我和四位同學又犯了校規(我常犯規,現已不記得當時是為了甚麼),被抓到訓導室。面對閻教官,五人一字排開,我排在他左手邊算來第四位。在閻教官聲色俱烈的責罵下,五人只能低頭聽訓。他動口罵得意猶未盡,看到我們個個頭髮長得可以分邊,氣沖斗牛的動起手來,伸出五指從最左邊那位開始,對每人頭髮重重的抓了一下,罵一句「頭髮那麼長,像甚麼樣子!」走到我面前時,認出我就是那晚拔刀相助的「義俠」,一大愣,抬起的那隻手僵在半空中,罵聲也猝然而斷。他趕快草草結束的遣開我們,當然也不記過處罰了。同學得知底細,對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令我不禁有股能隻手遮天的得意。

跌宕不駒三年下來,成績爛得差點畢不了業,我能考上中興大學,是全拜《三民主義》之賜。這不必下苦工去打基礎,臨時抱佛腳即可應付的科目,我考了九十多分 (三民主義萬歲!) 。

進了大學,也擺脫不了系教官的控制,他們主要的任務之一是網羅「新鮮人」入國民黨。入學不久,羅教官和我們個別談話,我對談話內容完全無復記憶,只記得他問道:「你來加入國民黨吧!」(如果他沒把我這位《三民主義》考得快滿分的收為國民黨員的話,必遭上級刮鬍子)。范「無黨無派、政治文盲」最缺乏急中生智的應對能力,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張口結舌,囁嚅半天迸出一句:「我回去想想。」對這種笨得可以的拖延戰略,羅教官早有「直搗龍門」的一招,他說:「你想甚麼?有啥可考慮的?」言下之意「你不會思想有問題吧!」就這樣,我就成了羅教官不用三言兩語,不費吹灰之力,即到手擒來的戰利品;也就在神智不清之下,糊理糊塗的加入了我們偉大的國民黨。【註】在電視上看到陳水扁說他唸大學時在教官的「勸導」下,也加入了國民黨;連阿扁都無法抵擋,何況我等區區之輩呢!

大學四年,我沒惹事生非,沒進過訓導處,和羅教官和平相處四年。但是不幸的,卻有一次和校外白色恐怖的爪牙「狹路相逢」的經歷。

六零年代後期,流行長髮,好看不好看是另一回事,至少能滿足年青人崇尚時髦的心理。蠻橫政府當局,一則非當審美裁判不可,一則認定青年人頭髮和叛逆習習相關,留長髮的不是嬉皮就是流氓,會導至天下大亂,以致蔣家皇朝不保,居然制訂很嚴格的頭髮取締法(髮)規。有一夜,范「披頭」和同班好友菜脯、山豬(此君好爬山,長得臉圓身子也圓,得此別號)在台中夜市閒逛,突然半路殺出幾位「頭髮取締小組」的彪形大漢,指著山豬說他頭髮太長,要抓去理髮。其實山豬頭髮比我和菜脯的還短,但是不幸的他一頭「豬鬃」又粗又硬直往外衝,稍微長點就顯得蓬頭,不像我和菜脯的頭髮帶點卷比較伏貼。范「不自量力、不知死活」路見不平開口相助,替他辯解一番;不但沒有收到「刀下留情,法下開恩」之效,他們把我和菜脯也一併抓到警察局去理個標準頭。Add insult to injury 更叫人吐血的是我們每人還得付五塊錢的剃頭費。(這回事後來說給老美聽,令他們個個咋舌,覺得太不可思議了;對吾輩經歷極權控制時代的升斗小民說來,此等小事不足為奇)。

加入國民黨最大的遺禍,就是我們戴眼鏡的黨員當預備軍官時,大多被分派當連部的政戰輔導長;這職位等於是小兵們的教官,要不斷的灌輸小兵們極權政府的教條,來控制小兵們的思想。我當兵的一年多是我這輩子精神最苦悶,最難熬的一段日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我還有一個笑裏藏刀,非常可怕的上級:營部輔導長。這位職業軍人洞悉范「少尉」天天數饅頭,存心渾水摸魚,無心對小兵施教,就故意大找我麻煩。事隔多年,想來仍然心有餘悸,等下次喝點老酒壯壯膽,再談這段令人不寒而慄、不堪回首的往事吧。

秋樂琴韻飄鄉情 

莊輝美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於十月二十五號邀請到八位傑出的台美人音樂家來表演,由洪家棟負責。首先演出的節目是男中音獨唱由吳英俊編曲,曲名「母親的名字叫台灣」。小提琴由李百仕擔任,鋼琴伴奏是梁淑玲負責。第二曲是由 West Side Story 選出的「Tonight」,演出非常精彩。洪家棟的吉他演奏充滿羅曼蒂克,熱情奔放的西班牙風格。其中有一首他自己創作的「台北捷運狂想曲」,非常突出。聲樂家李慧珍唱了一首台灣民謠「望春風」,另一首是普契尼歌劇「Le Boheme」中的選曲「當我獨自漫步在街上 (Quando men vo soletta)」。

當晚的節目有位傑出的長笛演奏者連嘉惠。出生花蓮, 96 年來美。2001年以優異的長笛演奏獲得加州州立大學音樂碩士頒獎學金。當晚她表演二首,一是 「Elegg」,另一是「夢幻恆春小調」。Achool honor orchestra & Orange county youth symphony orchestra 的首席,當晚演奏的曲子是 「Love River Romance」。

最後要介紹的是鋼琴家汪俊一,82 年獲獎學金入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 89 至 92 年獲得獎學金赴義大利及巴黎深造,曾獲多項國際大獎。榮獲 2002 年台灣僑總會全球海外傑出青年,並應邀返台在第一夫人及呂秀蓮副總統主邀的國宴中獻藝演出。

整個晚上的演出都很精彩,美中不足的是前面幾排有人在演出中談話,還有人帶很小的孩子坐在前排,擾亂秩序,這對演奏者很沒有禮貌。而且,也影響聽眾的欣賞心情。希望以後這種場合,不要把很小的孩子帶來也不要在會場中談話。

在此感謝台美音樂家及負責人洪家棟,邀請了這八位名音樂家來為我們表演,讓我們有耳福分享到美妙的音樂。並謝謝中心的工作人員,使大家有個美好又難忘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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