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地牙哥鄉訊 2008選集 (下)

醫療經驗談
莊輝美 報導

八月九號的生活座談會,來聽演講的人有平常的一倍多,可見這四位講員有特別的魅力,不過聽說也有人是為了節目後美好的點心而來。第一位講員是曾俊隆醫師,內容分三段:1)為什麼選麻醉科, 2)三十年麻醉生涯, 3)退休後多彩多姿的生活。因為內容精彩,又有服裝秀,所以另有一篇專文報導。

第二位講員是陳正憲醫師。陳醫師於去年(2007)退休,行醫四十年,曾在臺灣馬階醫院三年,在美國做了三十七年。做 intern 時,曾有重病患者,突然想要出院,自己叫 taxi 就回家去了。他們的理由是要死在家裡,不要死在醫院,這大慨是臺灣人的習俗。在馬階醫院作主治醫師時,臺灣只有公保,大半自費,當時也有 chemo therapy ,有病人問其療效如何,醫生說完全好是不可能的,但可延長生命,他們認為賣一棟房子才多活幾個月,覺得很不合算。有錢才能看病,很多病人為了省錢而回家。

陳醫師告訴大家在美國如何做病人,首先要找 family doctor ,他們有病人記錄,萬一要入院,比較容易處理。現在 HMO 和臺灣一樣,醫生分兩種,一種是門診,一種是在醫院看。

第三位是劉俊雄醫師,題目是放射線科(Radiology)醫師漫談,採問答式的。有人問 MRI 和CT Scan 的不同,MRI 不用 X 光,CT Scan 採用X 光,1973 年英國數學家發明,利用 CT Scan 作出影像效果快,可查全身。MRI 用在腦與骨頭等處,可取 CT Scan 沒有的資料。四十年前沒有 MRI 時,病癥大半用猜的,現在可方便多了。有人問放射線對人體是否有害,劉醫師說現在尚不知道,但一般做 mammogram 和 bone density 應該沒什麼問題。

劉醫師曾在 Texas Tech 當教授十年,後來又開業二十多年,退休後定居 San Diego 。

第四位講員是中心有名的黃獻麟醫師。他說當初為什麼選婦產科,因為內科學問大,外科要開刀,以前沒有醫師婦人亦可生小孩,婦產科應該是比較容易的,考醫科時曾是丙組狀元。大學時代就喜歡打 tennis ,在澎湖醫院當預官時曾被選為模範軍醫。 來美國後,在 Canton, Ohio 當實習醫生,也在 Palm Spring 附近的 Indio 開業一年多。後來因為那兒太熱,同鄉少,吃也不方便,剛好 Barbara 和陳瀛昌醫師介紹 San Diego 可 solo practice ,就搬來 San Diego 。Solo practice 非常辛苦,七天二十四小時 on call ,做的手術有剖腹、結扎、腹膜鏡、子宮切除等,曾被選為 champion of vaginal hysterectomy。黃醫師談到 community life ,主要是打 tennis ,生活座談會,同鄉會和臺美基金會,現在又是中心攝影 club 的 leader ,時有相當有趣的 field trip ,每禮拜三下午三點半大家互相交換攝影成果和心得。

最後,主持人蔡東京醫師也簡略敘述他的經歷。家中兄妹有八人,哥哥要他當醫生。1963 來美,因為在臺灣有很多看骨科病人的經驗,在美國醫院很受骨科主任的賞識,大部份的病人都有他負責。自己因為忙著事業,家中大小事和孩子全靠賢內助一個人負責,特別感謝太太石翠瑛女士的辛勞。

今天特別謝謝準備肉羹等點心的張惠蘭女士、淑娥、王英、雪珠等各位的熱心幫忙,更感謝陳瀛昌林淑華醫師夫婦的贊助。

 

麻醉師漫談
曾俊隆醫師 (Jerry)

八月九日下午四時,開完生活座談會「醫療經驗談」後,負責報導的莊輝美認為我漫談的部分有許多醫學名詞,難以述寫,拜託我能不能報導我主講的部分。我認為她既然有困難,我就欣然答應,在此簡單介紹我漫談的概要。

首先我謝謝觀眾踴躍參加。略述本人當日上午十時許,在廚房觀摩及學習台灣中心美麗年輕的張蕙蘭大廚(別名肉羹西施) 示範她最出名的肉羹湯,以供會後大家品嚐,保證美味可口。接著中午我忙著參加了張芷茵主講的電腦課程。現在二時要舉行的講題,幸虧我早就拜託歐春美在她百忙之中把資料輸入在我的電腦Power Point 上,她現在又幫我播放,在此特別感謝她。

今天的講題我盡量用台語漫談。如眾所知我的台語並不流利,加帶腔調,是有原因的。我父母親是台北人,我是出生在台北市。年幼自三歲至八歲期間因父親謀職的關係,全家移居現在所謂的東北(日治時代稱滿州)的大連市。住的是日本人宿舍,上的也是日本小學。終戰1945年回台時主要會講日語,難怪同學稱我「日本小孩」。初中進入建中,與台灣同學課餘打棒球,踢足球,學了不少台語。可惜進入建中高中,同班許多是外省籍,課餘與他們打籃球,講外省語,差一點忘了台語。本人數理不錯,常考滿分,所以在建中初中高中都在A班(建中分班是以入學成績分發的,依序編入A,B…等)。選大學科系時,在我母親勸導下,順利地進入台大醫科。

回顧醫學院課程,許多是要記憶事實。第七年當實習醫師時,臺大醫院分發給我們「醫師」穿用的白袍(我當場就穿上我向長女暫借的醫師白袍作示範),儼然像個醫師。其實實習醫師又稱Intern (應當) ,在醫院醫師階級中是最低的,所以由上層醫師所指示或呼喚的工作都「應當」去做。

醫科畢業後,要專修哪一科呢?當時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小兒科四門大科是熱門的科系。我覺得內科很多慢性或癌症不易痊癒。婦產科照顧女人又可領錢,覺得不錯,但是回想五年級實習接生時,產婦陣痛大叫,又時常半夜生產,不得安眠,只得作罷。我覺得照顧可愛活潑的孩子不錯,就進入小兒科。其實選小兒科的前一年,我因為沒有直接服兵役〈軍醫〉,我暫任眼科住院醫師一年。當時眼科是冷門科系,主要配眼鏡,洗眼〈當時有沙眼等傳染病〉,很少開刀。像白內障也是等到幾乎全盲,不得已才開刀。白內障是像照相機鏡片〈Lens〉年老變混濁,開刀取出即可復明。可惜四十多年前,技術不好,傷口大,不易癒合,一定要靜躺在床上一週。現在技術進步,把混濁的鏡片,先弄碎再吸出來,傷口很小,開刀當天即可回家。眼科也有其他發展,譬如隱形眼鏡,近視雷射矯正等等,難怪現在眼科變成最熱門的一科。回想當時我假如繼續留在眼科,現在不是教授,也是小富了。同班同學服役完後,我們一起申請科系,是依大學在校成績分發的,畢業七十多人,錄取二十多人。在小兒科兩年中,日夜學習,第二年上半年,我去服兵役〈軍醫〉 。

1960年代,留學潮盛行,大學畢業生留在台灣不深造,好像是因為成績不好,才申請不到獎學金。當時在Berkeley 柏克萊唸完生化博士留在該校任教及研究的長兄鼓勵我來美深造。我就於1964年單身赴美至紐約市,重新做一年實習醫師以及一年小兒科住院醫師。有意久留美國,就決定改行。病理科呢?每天看屍體,絕得不妥。X光科每天看X光片,覺得無聊。麻醉科覺得比較適合,當時我的英文會話不流利,個性靜默,如一般常笑台大(台語發音「TaiTai」近似「呆呆」)的學生只會啃書,不會遊玩。還好我對各種運動都行,也工作認真。當然,那時的我與現今退休後會談笑風生的我,是完全不同。既然由小兒科改行麻醉科,是要換不同的工作服的。我就當場脫下醫師的白袍,脫下上衣及長褲。在場的洪瑞真律師(Crystelle Hong),馬上提出嚴重抗議,以為我真的脫衣,有傷風化。其實,我上衣及長褲內,早穿著預先準備好的手術衣及手術長褲,不過是給大家驚奇(surprise),弄個把戲,開個玩笑也無傷大雅。我繼續戴上我準備的手術帽,搖身變成一位麻醉醫師(或外科醫師)。

時常有同鄉或朋友詢問關於麻醉或一般有關醫學事項,所以我在此用通俗的比喻深入淺出做個簡介。

人體的構造實在奧妙,像個複雜的機器。人的心臟就像唧筒(pump),左心房把氧氣及營養由動脈血(是紅色的)送到各種器官及細胞。用過的靜脈血(是藍紫色的)回到右心房再送到肺臟(lung)。肺臟就像氣球,一伸一縮時交換氣體把新陳代謝產生的二氧化碳(CO2)呼出去,把氧氣(O2)吸進來,靜脈血又變成紅的動脈血回到左心房繼續循環。腎臟(kidney)像個過濾器(filter)把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液體廢物在尿中排出。所以腎臟功能不良時,俗稱尿血(uremia)或尿中毒,就要靠洗腎的儀器來代替。人類最重要的器官不同於其他動物是神經系統,尤其是「大腦」。大腦有點像電腦內的microchip,數目是固定的,所有的記憶存在microchip上,但是人類是有靈魂、有情緒、有感情、有個性、會思考的,這一點再好的電腦或機器人(Robot)也是做不到的。神經系統就像「菜花」,大腦在上面,腦幹(Brain Stem)就如「菜心」在其中間。脊髓就像「許多電線在樹根綁在一起」,往下分成神經纖維分佈到身體各部。腦或脊髓內的神經細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大腦,一旦缺氧(三分鐘),中風或其他損傷,以後是不會痊癒或再生的。痊癒的方法之一是移植幹細胞(stem cell)。希望以後長成神經細胞一樣,以便回復功能。有人常問什麼叫「幹細胞」呢?我們知道卵受精以後,一分二,二分四,一直分下去,在胚胎期五日至十五日中間,增加到50至150細胞,這時期的細胞稱「幹細胞」。因為不久以後,會再分化成不同的特別細胞,像神經細胞、心臟細胞等,再變成各種器官。幹細胞是比較活潑,容易適應或變化細胞,希望能移植在各種器官內,像中風的病人移植在腦內,半身麻痺的病人移植在脊髓內,糖尿病的病人移植在胰臟內等。應用相當廣泛,所以世界各地都在積極研究。全身麻醉就是把大腦「暫時」失去功能,但是腦幹(內有呼吸中心)還是要保持繼續功能的。脊髓麻醉是把下半身的脊髓「暫時」失去功能。

知道了身體構造及生理就簡述如何麻醉。全身麻醉有兩種方法第一個是利用肺臟,讓病人吸氣,就像我們吸了油漆也會覺得頭暈。早期是用笑氣(N2O)或乙醚,但是吸了這些藥物先有興奮期(exciting stage)(就像酒醉,先亂喊)。為了避免興奮期,就發明用靜脈麻醉注射劑(如Pentothal),注射至人體,十秒內就到大腦,馬上失去知覺。但是靜脈注射劑的藥效期間是短暫的(五到十分鐘),我們就趕緊用吸氣方法或繼續注射方法麻醉下去。就像我們開車開動以後,還是要繼續踩油(gas)才可繼續車行。

以下簡單介紹脊髓麻醉及硬膜外麻醉。曾經提過脊髓就像電線綁在一起由腦部往下,但是到了腰椎節二節(L2)以後,就像馬尾巴分成細長的神經纖維浸在液體的脊髓液。其實腦及脊髓就像豆腐浮在水中,有兩層膜來保護。內層稱軟膜,外層稱硬膜(Dura Mata)當然再外面又有頭骨或脊椎骨(龍骨)保護以免受傷。下半身手術時常用的脊髓麻醉(Spinal Anesthesia)是把針穿過硬膜,再把麻醉劑注射進入脊髓液內。常用在治療背痛或無痛分娩接生用的硬膜外(Epidural)麻醉,針是停在硬膜外,所以注射時麻醉藥是分散在外面鄰近的神經纖維,使之麻痺及無痛覺。麻醉醫師有人再進修專門做「止痛學」「pain management」。因為痛覺是不好忍受的,俗稱「活受罪」。吃藥打針無效時,普通醫師最後求救麻醉醫師。

現在我們知道如何要進行全身麻醉。麻醉期可以說是「生死之間」,如何知道還活著呢?我們就要用monitor(監視器)來觀察,如血壓、脈搏、心電圖、氧氣飽和度等。每五分鐘記錄在麻醉記錄表(chart)上,就像飛機的飛航表一樣。其實麻醉醫師有點像飛機駕駛員(pilot),控制起飛及降落最為重要。事故常發生在這兩期。給予麻醉的初期誘導期(Induction)就像飛機起飛。其中最重要是保持呼吸道(airway),因為許多手術不能只用口罩(mask)進行麻醉,一定要把氣管筒(endotracheal tube),成功地於口腔插入氣管內。因為這路線不是直線而是彎曲的,加以病人已在不呼吸狀態,時間非常緊促,插管有時不是輕而易舉的。俗稱「打拳賣膏藥,江湖一點訣」,學會如何插入氣管,是最重要的秘訣。我們常把手術分成「小手術」 「大手術」,但是麻醉沒有小麻醉大麻醉之分別。事故都發生在認為小麻醉上,所以絕對不能大意。認為「沒問題」就反而發生「問題」,認為「可能有問題」反而「沒問題」。

回顧我的人生1966年至1968年在紐約市愛因斯坦醫學院附設醫院兩年麻醉科住院醫師,日夜緊忙學習。再接下兩年的臨床研究生(Clinical Fellow),就輕鬆多了。因為當時還沒有永久居留權(PR),就不能考紐約州醫師執照,所以名稱研究生,實際做主治醫師的職務,教導住院醫師,有時也到實驗室用狗作實驗。在這期間成家,內人年幼來自香港,在美讀高中大學,不懂國語及台語,所以在家或醫院都是用英文交談。在這期間念了不少書,考取了麻醉醫師專家資格。當時只有華盛頓市可以讓沒有永久區留權(PR)的外籍醫師應考醫師執照,我也在幾千人考生中僥倖地考取。1970年領取永久區留權以後,申請紐約州醫師執照時不用再考,因為應考華盛頓市醫師執照時成績相當高分。

考慮何地行醫(Practice)時,剛好比早一期在同醫院受訓的日籍醫師邀我參加group practice。他是日本京都大學醫學博士,四十多歲才改行當麻醉。他應聘到Poughkeepsie的St. Francis Hospital當主任。該市沿Hudson河,在Albany與紐約市半途,離紐約北方兩小時車程。我參加四位麻醉醫師的group全盤負責所有的麻醉,除了工作日以外,週末及夜晚,輪流在家on call,以備緊急手術等,醫院不能聘請其他麻醉醫師。我們不是醫院的雇員(employee),不領醫院的薪水。病人開刀平時會收到三個帳單,第一個是醫院的開刀房費、材料費等,第二個是外科醫師的手術費,第三個是我們麻醉醫師的麻醉費(是依據手術的困難度及時間換算的)。我們group的麻醉費全部收入歸在一起,先付醫療、保險費(每個每年兩三萬)、健康保險費(Blue Cross、Blue Shield)、退休基金等,剩下的淨賺,由大家平分(主任另有津貼)。收入一般比在醫學院附設醫院服務好多,但是比較辛苦,因為樣樣事都要親自做。1970至1997年,這27年當中,我每年給予750多病人麻醉,所以總共服務近兩萬人。在醫院常做麻醉前面談或急救,所以我認識了大部份的醫生、護士及工作人員,醫院就像一個community,大家融合共處。我們也捐款募款擴充醫院,手術房也由三個增加到八個,麻醉醫師也由四位增加到八位。工作閒餘與妻女一起打球、遊玩、等各種運動、或海邊渡假。欣見二女成長,學業有成。這段時間是我人生最有成就的高峰期 (peak),也是對社會最有貢獻的一段,之後年齡漸長、手腳漸慢、體力腦力漸退、stress漸多、血壓漸高,在未發生重大醫療事故前,於六十歲決定退休。

光陰似箭,退休十二年了,我到底怎麼過的?前三年在紐約,打了不少高爾夫球,常常到紐約市林肯中心、大都會歌劇院、百老匯看了無數的表演及演奏,運動比賽如網球、高爾夫球、棒球、藍球等也觀看了不少。世界聞名的紐約市東河East River煙火夜景,時報廣場Time Square獨一無二,數萬人歡呼的除夕(New Year’s Eve)倒數(Count Down)都親身體驗過。參加世界各地名勝旅遊及遊輪(Cruise)也不勝枚舉。2000年因長女在聖地牙哥Kaiser醫院謀到復健科主治醫師職位,我們就隨女移居此地。天氣涼爽,對最怕炎熱及喜愛戶外運動的我是再好不過的「人間天堂」。起初同鄉們因為我的台語近四十年不常用而不流利,還誤以為我是外省人,慢慢地,我的台語也漸漸的進步,也學會了跳舞、唱歌、演戲、園藝、攝影、電腦、觀看日劇以便複習日文及其他活動。因為我比較好奇,樣樣都學,想「活到老,學到老」這樣我的golden age才會發亮而不枯燥無聊。連內人及以前的同學朋友都認為好像變了一個人,俗稱「女大十八變」,我覺得「老人更會變」。以前習慣照顧病人,現在儘量也以同樣的態度及精神對待他人,有機會也參加義工,以便回饋社會。最後以下面一句話結束:
「人生如夢,人生如戲,光陰似箭,餘生有幾」

 

一個夏日午後
劉美娥

一個夏日的午後,田土盃烹飪大賽在田土伯農場熱烈展開,在現場採摘有機蔬果為參賽的材料。那天計有五、六十人,有十八道菜參加比賽,評選結果特別獎是絲瓜拌麵線,由王英與金花獲得,他倆共用了二十條絲瓜來烹煮。第一名洋蔥蒸魚,蔡滿霞主廚,用林坤鎮釣的魚。第二名山珍海味,張惠蘭以現採割的竹荀炒蝦。第三名牛油果沙拉,蔡佳錦集九層塔、洋蔥、蕃茄、芫荽等材料做成。獎品是蕃薯植栽,巴西種及芋頭紫薯,台灣囝仔,意涵蕃薯不怕落土腐,只求枝葉代代傳。

鄉親們三三兩兩手挽菜籃,一面讚嘆一面不停的採摘,讚嘆蔬果肥實,讚嘆主人熱心公益,勤耕農場。四季豆、小黃瓜、蕃薯葉、龍鬚菜、小蕃茄、絲瓜等採個盡興! 採了滿滿一大籃,洗一洗,燙一燙,鮮美極了,可口極了。來不及等到評選,鄭玉雀不參加比賽端出兩大盤清脆四季豆,莊恭榮的一大鍋花生,先解了大家的饞。Jerry 洗菜就花了大半小時,衣衫濺濕一大片,有照片為證,一片熱忱,勞苦功高,大家都好喜歡他那盤蕃薯葉,可惜未能得獎,(據主人說是因為有人看到是用洗菜水去煮的)。清風拂面,濃蔭為傘,數個瓦斯爐同時使用,烹調出一盤盤健康有機餐食及養生大補湯。玉蘭花的花香,地瓜葉的菜香,不知名的果香,鼎盛的人氣,以天地為廚房,頓時心如天地寬。

菜園一畦畦整齊有緻,水管細流潺潺繞著果樹轉,樹下養蚯蚓,樹上有「胡適言」,看了不禁莞爾,體會到主人的幽默風趣,農做之餘,還不忘勸世。五五六六悠閒的雞隻啄食,請不要打雞的主意,牠們可是主人的寶貝呢!真美腰際繫一工具袋,鐮刀、銼刀、剪刀、一應俱全,隨時取用。走在又高且寬的瓜棚下,真美說只要鋪設紅地毯,就可在此舉辦婚禮喲。一顆顆的小蕃茄,隨採隨吃,豔黃的絲瓜花,蝴蝶飛舞,置身在此,霎時之間沉浸在記憶中的鄉間村野,眼前已分不清是蝴蝶花,還是花蝴蝶。

林幸隆與陳真美於二零零一年買下這片農場,喜愛大自然,辛勤耕耘,常常有朋友來訪,或圍爐,或品茗,或小住,或路過,這裡園門大開,任何時刻都是溫馨園地。Joanna 與林家是在搭機時相識的,經過住在佛羅里達州的父母一線牽,牽起了一份好緣,變成農場的常客。那天她以十九種蔬果,一小片一小片地花了將近三小時,擺飾起高聳的兩大盤生菜沙拉,她的金髮先生一直在旁邊微笑陪伴,幸福儘寫在兩個年輕人的臉上。

經常參加台灣中心活動的人,無人不知田土伯農場終年供應新鮮蔬果,長久以來我深深感恩在內心。他倆多年的勤奮不懈,已耕耘出這片真與美的農場。大河小說家東方白在《真美的百合》一書裡,以瀑布的絕壁長著一株無人可觸及,特別「純真」與「美麗」,那朵蹦出來的鮮綠百合,數十年如一日,不曾懈怠。田土伯活躍於台灣人社團,上個月在亞特蘭大舉辦的第三十屆美東南區夏令會,他受邀參加,在「台灣之夜」表演『早期台灣火車的脫口秀』節目非常鄉土,趣味橫生,勾起鄉親們的原鄉回憶,得到熱烈掌聲。

他倆有一次在賣二手貨的地方以二百元買到一部人力車,經過用心併裝,就成了懷舊三輪車,刻意裝飾,在陳碧惠梅開二度的婚禮中熱鬧上場,創意十足,笑果非凡,充滿著喜悅,很令人感動。那場特別的婚禮將久久留在人們的 記憶中。主人之多才多藝,熱情,愛朋友,熱愛生命,由此可見一斑。

在此感謝主人的親切招待,開放農場,任人採摘,瞴呷夠瞴撂,個個笑容盈盈,過了個特別有意義的週末。落日餘暉中,主人換裝打領帶端出一鍋桑椹糯米粥,甜甜、酸酸、濃濃的,吃在口裡暖在心裡,濃濃的濃濃的,鄉情,友情,與親情。

 

試論Holo (河洛,福老) 語的起源地 
陳清池

研究臺灣地理成名的洪敏麟教授與另兩位學者,此次來美巡迴演說,於七月十五曰至聖地牙哥(San Diego) 。我與友人慕名到臺灣中心聽講後,感觸良深、特此表示個人意見,以供參考 。

本文討論洪教授的理論,主要是根據其所提供的講義「河洛語彙溯源」及其當場的演講。洪先生在講義中提及「從史前至漢帝國之成立,漢語已經系統完整,有近一萬個完整的字,是世界上最發達,最豐富的語言。現在通行於臺灣與閩南嶺南地區的河洛語即是繼承維護上古雅系統古漢語最完整者。」且不說洪教授誇大漢語是世界之最,他明顯地把文字及語言(口語) 混為一談。

要知語言不靠文字而成語言。自古以來世界各地皆有無文字的語言。中國有漢字以前早已有語言。就漢字來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確實標準化帝國境內的文字,卻末聞秦漢系統化漢語。

假設漢代漢人有標準漢語,其後因多次胡夷侵犯,許多漢人分批南遷避難。洪教授的講義如此說: 「西元311年匈奴劉聰陷洛陽,史學家認為河洛人至少有五分之一南遷至江淮之間。河洛語為逃難者之共通語言。」若說Holo(河洛)語為共通語,不也就承認逃難者還使用其他不同語? 按常理,一般平民是不太可能在自己母語之外又通所謂共通語言。

南宋後期,蒙古軍入侵,又造成難民南移。尤其是「湧入漳、泉…」。如果說Holo(河洛)語是漢語、逃難至江浙或廣東區地的難民是否也說標準漢語? 若是,何以Holo(河洛)人與江浙及廣東人之語言無法相通?

世界語學家(linguists)討論語言時,不限於有文字的語言,無文字的語言更是研究的對象。也就是說,語學家對一般非知識份子的白話(colloquial) 更有興趣。

中國之所以有諸多方言,應是語言源起地及發展過程不同所致。就漳,泉人Holo話的起源而言,東西方學者有新的看法。他們皆認為Holo話的發祥地在南方。

漢人逃避胡夷的侵犯而南遷,江南地帶並非荒蕪人煙。長江以南地區的原居民數目,應是遠多於南下的難民。過去一,二十年人口基因學家(population geneticists)以基因研究結果,証實現代人(Homo Sapient)源自東非。他們之中有於八萬年前離開東非,開始沿著阿拉伯海岸向印度海岸往東移。

大約六、七萬年前,現代人己進駐東南亞沿岸,一支繼續往東南經今印尼,而於五萬年前進住澳洲(Australia),是為澳洲原住民Maoris人的祖先。另一支沿東亞海岸先入今華南,其後才北上進駐黃河流域。如此,科學的基因研究徹底推翻中國有關黃帝的神話。[詳見本人「拋棄黃帝神話」一文,網址: www.taiwanus.net/F/F_8/ching/index.htm ]

秦漢時的百越,包括今日的福建、廣東、廣西及越南。百越人之語應有共通性。古Holo語應是福建人的母語。其後因漢移民及其漢字的影響,造成Holo語有漢化的演變。我們不可因此而說,Holo話源自於黃河,洛水流域。韓人、日人及越南人亦先後學得如何漢讀、漢字與漢文,卻從未聽說韓、日、越語發源於黃河流域之說。再說,北方漢人因受胡人之統治 ,其語言難免受影響,如果說北方漢人「胡言胡語」,那才是可笑至極。

最後,我們來探討Holo語與東南亞語,甚或南島(Austronesian)語有關的詞彙(vocabulary)。洪教授在聖地牙哥演講中,提及Holo語與越南語之關係時,舉suai-an (芒果 mango),說是Holo與越南的共同詞彙。可惜,洪教授因堅持Holo語源自黃河、洛水流域而未進一步解析。近二、三十年,有學者如故王育德、李勤岸及盧溢棋倒是對此有所研究。例如盧溢棋(Lu,Ekki) 在其「福佬話內之廣百越詞彙」一文中,提出近50個語詞以說明Holo語有聲無(漢)字之例,及其與東南亞及西太本平洋南島(Austronesian)語音的關係。[詳見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1/lou-ek-ki/kongpah-oat.htm] ,舉例如下:

(1) alnni (這樣) ,可能與古Austro-Tai 的 [i]ney 及印尼和馬來的 ini 有關。
(2) dah/doh (何處 ) ,與越語的 da-u 有關。
(3) duh ,duhgu (瞌 ) ,與印尼的 tidur 有關。
(4) gut lad (勤勞 ) ,與古 Austronesian 的 get’a 有關。
(5) laggiaa (蜘蛛 ) ,馬來的 lawa-lawa,`印尼的 labah-labah,古 Austronesian
的 lawa,又夏威夷的 lanalana 或 nananana。
(6) lut (脫落,如脫落皮或毛),馬來 luchut ,印尼 lucut ,越語 lot。
(7) porng (麈),yeng porng porng,porng porng yeng,泰國有 phon。
(8) vah/bah (肉),泰國 bla。
(9) vat/bat (識)、越南 biet。
(10) za/cha (人) za bou/cha po (男人),za voul/cha bo ( 女人),古菲律賓 tau, cau(人 person)。

Holo語的諸多有聲無漢字,可說是其非源自於黃河流域的一大証明。

結語: 古Holo語源於南方,可說是不爭的事實。吾人不可因大漢沙文主義文化的影響,而相信Holo語不僅源自中原,且是漢唐的標準語而沾沾自喜,進而誇言Holo人比北方漢人更為漢人而自傲。再者、將Holo寫為「河洛」,難免使吾人永遠陷於大漢沙文主義的圈套。如認為「福佬」一詞有失吾人尊嚴,何不以「福老」代之。同時,此詞也更正確地標示此語言源於古福建地區。

 

台灣歷史人物誌 

翁青志 彙編

江文也: 第一位名揚國際樂壇的台灣作曲家

1930年代,當先進的中國作曲家還停留在學習和模仿舒伯 特、舒曼、布拉姆斯傳承下來的浪漫派音樂時,一位留學日本 的臺灣人作曲家卻早已在國際樂壇上嶄露頭角,他就是台灣 音樂史上最才華橫溢的作曲家江文也先生。

江文也,本名江文彬,1910年6月 11日出生於台北大稻埕富商之家。 父親江長生是來自台北三芝的商 人,母親鄭閨是花蓮商人之女。文彬從小就喜愛唱歌,也喜歡隨著母 親逛廟會,欣賞各種民俗活動。

當時因為日本在中國福建沿海取得「 獨家租借權」,使得日本人以及「台灣籍民」在租界區能夠享有治外 法權以及免稅的優惠,於是臺灣人赴廈門經商成為一時風尚。務商的 江家也在文彬六歲時,舉家遷居廈門的日本租界。文彬三兄弟則就讀 於台灣總督府直營,專供「台灣籍民」子弟念的僑校「旭瀛書院」。 1923年,文彬13歲時,因母親逝世,由父親安排與兄長赴日求學。 留日期間,每隔一、兩年都會返鄉探親,或是回到大稻埕老家,或是 造訪三芝古厝,也曾到花蓮拜訪舅舅和阿姨。1928年考入東京武藏高等工業學校。

就學期間, 有一年暑假回到台北松山發電廠實習。文彬利用星期假日與弟弟文光,四處欣賞南北管戲曲、 採集民歌,甚至深入阿里山旅遊,接觸到原住民的歌舞,埋下50年後,寫作〈阿里山之歌〉的種 子。

由於對音樂的喜好,文彬在東京武藏高等 工業學校求學時,晚上就到東京上野音樂學校選 修聲樂,後來又轉入東京音樂學校御茶水分院作 曲科。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後,文彬毅然放棄所學 的工科,考入哥倫比亞唱片公司,轉以演唱為主。 短短數年裡,便以男中音在日本樂壇成名,並與當時日本最負盛名的歌劇明星藤原義江同團演 出。

在歌唱生涯達到巔峰之後,文彬逐漸轉往 作曲發展,拜師於當時日本兩位大師級的作曲家 山田耕筰和橋本國彦。1934年,24歲的文彬以童年時期台北城的印象為主題,創作了第一號 作品鋼琴曲〈城內之夜〉。為了慶祝這一個人生的新里程,文彬將他的名字改為文也,日文拼音 1923 則用Bunya Koh。而與文也相戀多年的瀧澤信子女士,也在這一年,不顧父親的反對,與文也 結為連理。

同一年,開始新人生的文也再以台灣的田園風光為主題,創作了第二號作品管絃樂〈 白鷺的幻想〉,獲得全日本音樂比賽作曲組第二名。此後連續四年蟬聯日本作曲比賽獎項,奠定 他在日本作曲界的地位,也成為台灣人旅居日本音樂家中最能大放光彩的一位。

1936 年,文也26歲時更以管絃樂《台灣舞曲 (Formosa Dance) 》獲得柏林第11屆奧林匹克國際音 樂比賽作曲獎,從此一躍而成為國際性的作曲家,兩年後 又以鋼琴曲《斷章小品》再獲威尼斯第四屆國際音樂節 作曲獎。不到30歲的他,已經躍身為國際級的大師,作品不但在日本家喻戶曉,也被當時定居在巴黎的俄裔美籍 鋼琴家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介紹到美國和 歐洲。

齊爾品當時在中國被稱為「中國音樂導師」,他於 1935年間在北平與東京各創立了一所音樂出版社,專門 出版介紹日本及中國作曲家的作品。齊爾品自從接觸到江 文也的作品之後,大為驚訝,不止一次稱讚江文也是當時 包括日本和中國地區最有才氣的作曲家。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正式開始,全民投入戰事,文 也被派擔任日本軍方宣傳影片的作曲與配樂。沒想到,他卻在拍攝影片「東亞和平之道」時,發展出了一段短暫的婚外情。女主角是他教導聲樂的學生,也是片中的女主 角,一位來自滿洲國的北京女孩史詠芬。1938年,就在文也的音樂創作達到頂峰之際,他卻很 出人意外的決定放棄在日本優越的地位與生活,轉而接受北平師範學院音樂系的敦聘,擔任該 系的教授。文也從此定居北京,終其一生不曾再踏上台灣的故土。

文也來到北京以後,與返回北京的史詠芬重逢,兩人攜手暢遊北京。不過,重拾舊情不到一年,史詠芬就轉往上海的影劇界發展,日後成為影歌雙棲,有「中國一代妖姬」之稱的名演員白光。

文也於是專心在北京師院教書培育人才,一面也潛心研究中國的古樂、民間音樂以及古 代詩詞。他用先進的西方現代音樂技巧,來重新詮釋中國的古樂,自然是駕輕就熟。所以這一 段時間(1938年至1945年),成為文也作品產量最豐富的時期。在聲樂曲方面他完成了《中國 民歌一百曲集》。另外,他也依據中國歷代流傳下來的音樂文獻,陸續譜寫成了自古代歌謠、詩 經、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而至明清詩詞的一系列的作品集。

1940年,文也又與他的學生吳 韻真女士墜入情網,進而成婚,但他卻沒有和留在日本的妻子辦理離婚。 當時的北京是日軍佔領區,由於文也的台灣人背景,日本政府將他視為一個可以用來宣傳日華親善友好的樣板,所以極力吹捧。這時候的文也,不但是全日本知名度最高,也是作品公演次數最頻繁的作曲家。可是,這一切在1945年日本戰敗後就改變了。

戰後選擇與中國的妻兒 一同留在中國的文也,從此在日本的樂壇銷聲匿跡,而留在日本的妻子也不得不單獨扛起養育 四名幼女的重任。生性樂觀的文也卻沒料到,由這時起,命運之神即將悄悄的掀開他個人生命 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由於文也在日軍佔領時期是日本人宣傳的樣板,又 曾經為許多部日本戰時的宣傳片擔任配樂,於是戰後 馬上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十個月。出獄後失去了北平 師院的工作,生活一度潦倒。一直到1947冬天,才被他 的知音,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徐悲鴻聘請至該校任 教。1949年,共產中國成立後,文也又與北平藝專的同 事齊赴天津,參與馬斯聰創辦的「中央音樂學院」的建 院工作。共產中國的政治運動頻起,在1957年的「反右」運 動裡,文也再度被貼上「漢奸」與「資產階級」的標籤, 先是教授職務被撤銷,再被派往圖書館裡整理書籍。

這 一段逆境,卻使文也有時間來埋首整理自己三十年來收 集的一百多首台灣民歌,也寫下了<台灣山地同胞歌>, 自認是「盡了對台灣同胞的一份義務」。1966年,歷時 十年的「文革」開打,文也更是倍受摧殘。先是被罰,每天揹著籮筐打掃十幾個廁所。後來又和 院長馬思聰等人,被紅衛兵抄家,剃光頭,跪在地上向「偉大領袖」請罪,最後被下放到保定勞 改。 十年的「文革」期間,文也的音樂創作完全中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文化大革 命結束,他才重新開始整理少年時期與其弟文光在台灣山區所採集到的台灣民歌,並陸續將之 改編為配有管絃樂的聲樂曲。1978年起開始傾全力製作管絃樂曲《阿里山之歌》,未料卻因病 症突發,臥病不起,導致長期癱瘓,一直到1983年逝於北京,也未能完成他最後的遺作。

在人生上,文也雖然擁有台灣、日本,中國三地的淵源,但是在政治上,卻也各有一段為 每一地的執政者都不能接受的歷史過去。於是一位原有可能大放異彩、享有璀璨人生的台灣作 曲家、卻在政治與歷史的糾纏下,被台、日、中三方的政府刻意淡忘,成為歷史上一個「生為台 灣人的悲哀」的鮮明例証。所幸從1981年開始,在海內外許多台灣音樂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藉 著各種研討會與音樂會的形式,使得他的作品在台灣獲得重生。一位長年流落他鄉的傑出作曲 家,文也和他傑出的音樂創作,終於被帶回到故鄉溫暖的懷抱。

參考文獻:

1. 劉美蓮,“台灣舞曲-江文也的故事(上)、(中)、(下)”,自由時報副刊,2006年1月9日-1月11日

2. 陳威光,”來自南方島嶼的作曲家–淺述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表列”,[藝術觀點]期刊,24期,43-46頁 ,2004年10月

3. 顏綠芬,“拍部台灣舞曲,傳誦江文也故事”,Taiwan News 總合週刊專欄文章,2007/01/06

4. “Jiang Wen-Y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5.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台灣客籍作曲家江文也小傳(1910- 1983)”,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26323&ctNode=1561&mp=314

 

王明哲演唱會 
彭陳松美

8月17日 – 台灣中心

王明哲於1955年生於屏東縣車城鄉,多年來致力於台灣本土歌謠創作,他寫政治,社會議題,也寫環保,寫鄉土人情,其中很多被列入學校教材。他經常受邀於清華大學,高雄醫學院,成功大學等演唱。2006年1月26日,他因一首(台灣),得獎作品,陳水扁總統親臨蒞訪嘉勉。王明哲表示,這是他一生最榮耀的事,總統府也特別精心製造一卷DVD影片「台灣之歌」,介紹台灣美麗的山河,以高畫質的影像呈現,而兩首背景音樂,全部用王明哲的作品。王明哲說,那種榮耀與感動是無法用言語表現,今生難忘,「美麗Formosa」這首歌曲乃是在這種靈動之下譜成。

今年暑假王明哲應全美各地夏令會之邀,前來北美洲20幾場巡迴演唱,我們很幸運,他8月17日能在San Diego台灣中心演唱。那天我們竟找不到Microphone Stand,所以我想他不是在最好的心情演唱,我們的負責人盡最大的努力弄Microphone,最後他自己清唱及吉他伴奏。我坐在第二排中央,他在台上演唱,顯得很平易近人,我們得見他的廬山真面目,聽到沒有包裝過的聲音,非常動人。因他對台灣的熱愛,王明哲所寫的歌都是被美麗的詩和真實的故事所感動,他的歌聲比較屬於抒情的,很能激勵台灣鄉親的台灣意識。

以下是他所唱的歌:

  1. 搖孫仔:林宗源詞,王明哲曲
    搖啊搖,惜啊惜,搖阮乖孫,愛睏愛人搖。
    搖阮憨孫,愛睏愛人搖,搖阮憨孫愛哭愛人搖。
    阿嬤慈祥兮聲,搖著毋知世事兮伊,伊是阿嬤心內的夢,阿嬤按古早搖啊夠即嘛。

這是台灣詩人林宗源先生早期的作品,在戒嚴時期寫的,暗喻沒有言論自由的政治時局。這位長者,以一個撫育嬰兒的心情,希望在襁褓中的台灣能早日茁壯長大,擁有獨立自由的智慧,眼光和自由,充滿慈愛和疼惜的呵護心聲,可以看出他對鄉土的用情之深。

  1. 美麗的Formosa:詞曲 王明哲
    美麗Formosa,玉山懸懸倚佇遐。
    海洋四邊遐呢闊,阮的美夢攏佇遮。
    美麗Formosa,有祖先流過血汗,代代子孫佇此生拓。
    阮的希望攏種佇此,青翠的山脈,白雲來作伴。
    花蕊開遍滿山嶺,海鳥的叫聲,親像土地的呼喚,聲聲鑽入阮心肝。
    美麗Formosa,太平洋的燈塔,阮的心永遠堅定,向佇此。
    這是阮的「美麗國家」。
  2. 夢中花:黃越綏詞,王明哲曲
    提著月娘的光,照著思鄉的路,唱起古早的歌。
    淋著相思雨,情是夢中的花,花是心內欲講的話。
    風吹花蕊飛,乍知花開有幾回,撥開雲中的月,春天將你來畫。

這是黃越綏女士探視一位年僅20歲卻不幸罹患癌末的好友

  1. 風中最後的火苗:施並錫詞,王明哲曲
    (1) 台灣的生存,民主的希望,倚在風中保護。
    最後的火種,狂風暴雨的暗暝,寒冷的冬風,
    希望的燈塔火光將盡,含著寒冬毋甘的目屎,
    咱過去的努力,一無所有已經一無所有,希望的燈火,
    不倘來失去,跟著先人的腳步,守護台灣,守護咱的台灣。
    (2) 台灣人的聲音,阿母的向望,咱著繼續打拼,守護咱台灣。
    台灣維新的機會,希望的燈火,不倘來失去,
    用著咱的謙卑給反省,重新出發,
    點著咱的熱情,點著咱的熱情,希望的燈火,不倘來失去,
    跟著先人的腳步,守護台灣,守護咱台灣。
  2. 永遠的故鄉:吳景裕詞,王明哲曲
    看著是茫茫的海水,思念是遠遠的故鄉。
    三十年飛鳥的流浪,故鄉啊,我的故鄉。
    鼻著是芳芳的花味,風吹是靜靜的故鄉。
    一二叢蓮霧在開花,故鄉啊,我的故鄉。
    踏著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遠的故鄉。
    每一遍心內的叫你,故鄉啊,永遠的故鄉。
    照著是白白的月光,出日是美麗的故鄉。
    三四甲稻仔在結穗,故鄉啊,我的故鄉。
    聽著是近近的笑聲,作夢是細漢的故鄉。
    五六隻田嬰的爽水,故鄉啊,我的故鄉。
  3. 黑面的琵鷺
  4. 相思海墘
    阿嬤的愛情故事,阿嬤在海上失去愛人。
  5. 若是到恆春:宋澤萊詞,王明哲曲
    若是到恆春,就要落雨的時陣,罩霧的山崙,親像姑娘的溫馴。
    若是到恆春,要撿黃昏的時陣,你看海墘的晚雲,半天通紅像抹粉。
    若是到恆春,就要好天的時陣,出航的海船,有時遠駛以時近。
    若是到恆春,不免撿時陣,陳達的歌若唱起,一時消阮的心悶。
  6. 薊花:王明哲曲
    捌記著山風的憂愁,海湧的悲傷。
    為了情意佇山頂,燒駕變成紫色,霧做糧食,雲來作伴。
    阮的生命親像早露,要將薊花放未記。
    欲在夢中雨水滴,恬恬徘徊,山峰綠葉,今世未凍再相會。
  7. 阮有一個夢
  8. 白蘭花:詞曲 王明哲
    蘭花生在深山內,無人在看顧,
    自己生根,自己發葉,自己芬芳,
    忍受雨水,受盡冷風,踮在深山中,
    猶原開出美麗可愛的笑容。
    白蘭花,白蘭花,花蕊開甲滿滿是,
    不驚冷風,不驚霜凍,釘根石縫中,
    春夏秋冬,花開花謝,在阮的故鄉。

『白蘭花』透過素樸的音樂,透過白蘭花的隱喻,傾訴並敘述台灣人強韌的生命力。歌詞則寫出台灣人的處境,無數人用青春熱血,生命,吐完最後的芬芳。

  1. 蛾仔:小孩歌曲
  2. 天送伯
  3. 春夢:王明哲、陳明仁詞,王明哲曲
    春天的花,靴呢清香,甘願做蜂守佇花叢,
    採你的花粉,糖甜蜜甘,春天是阮的夢。
    春天的娥,戲弄花叢,沒誠沒意勿給阮弄,
    阮當青春,不知半項,春天是阮的夢。
    春天的風,請你稍等,我有心事欲給你講,
    將阮的花粉,寄望春風,春天是阮的希望。

最後王明哲用Guitar帶大家唱,

  1. 台灣:詞曲 王明哲
    (1) 台灣是生咱的所在,感念感恩在阮心內,
    付出情意付出愛,代代花蕊代代栽。
    (2) 台灣的四邊攏是海,青山綠水隨阮來,
    美麗山河咱所愛,毋通乎人來破壞。
    (3) 台灣突出中央山脈,峰峰相連插入雲內,
    玉山阿里到奇來,這是命根的所在。
  2. 海洋的國家:林永生詞,王明哲曲
    (1) 鮮紅是熱情單純,土直台灣人的心肝,
    台灣人同心肝同款運命,飄撇子孫,代代永遠在生拓。
    (2) 翠綠是寶島美麗山河,落土逐項攏會活,
    蓬萊米,玉蘭花,舉頭看覓,
    高大開闊,高大開闊,透天透天的玉山。
    (3) 純白是自由民主光明,無限的地平線,
    有尊嚴,站挺挺,台灣的子孫,
    充滿喜樂,充滿喜樂,咱是海洋的國家。

當時林永生是以寫台灣國歌的心情,譜寫『海洋的國家』這首歌詞。

2008年三月台灣總統選舉,民進黨沒有得勝,很多人很傷心失望,甚至不想回台灣。這次王明哲在北美洲20多處演唱,給台灣人拾回愛台灣的心。願台灣鄉親不要因一次落選就灰心,願台灣鄉親重振旗鼓,繼續為台灣打拚。

 

 

2008 年 10 月

Linda Gail Arrigo新書介紹:我的聲音借妳 – 台灣人權訴求與國際聯絡網 1960-1980

艾琳達於八月九日至台灣中心介紹她的新書,「我的聲音借妳」。以下是琳達的新書簡介:

This book recounts the efforts of those who gave their voices and many years of their lives to the international appeal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把台灣從日本殖民帝國的手裡轉交給貪腐的蔣介石政權,兩年之內台灣人民因不滿欺壓,於1947年2月28日爆發起義,旋即遭慘烈屠殺。1949年蔣軍在國共內戰全面敗退遷台後,藉宣佈戒嚴令實行白色恐怖統治直至1987年才結束。隨著1960年代在日本、北美及歐洲等地興起反戰運動的步伐增生了大批人,積極致力於揭發冷戰下獨裁政權對人權的迫害真相。而參與救援台灣人權者,包括了探索亞洲的學生,說當地語言的傳教士,同情前殖民地同胞的日本人,甚至是美國官兵。『我的聲音借妳』函括了二十多位外國友人他們第一手親身的紀實,從覺醒、質疑、內心掙扎到投入,以及台灣人民的溫暖和勇氣所給予他們的精神的慰藉與鼓舞。

從1960年代中起,到1980年代初期,編者梅心怡和艾琳達實際參與蒐集受迫害者的真相,輸送給國際人權組織及在外國的關心者。梅心怡和艾琳達在本書中併入一份原為學者天江喜久對長老教會為台灣的民主與自決而抗爭的研究,一方面在於對戒嚴令政權的控訴,一方面也對當年那些人,儘管知道對雙方都有風險,卻仍幫助相關在地人秘密做出貢獻者憾人真相的讚嘆。

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

1960年代被派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外國傳教士,一開始在國民黨政府的宣傳樣板中難以接觸真實的台灣,很快地,在逐步深入河洛話族群的民眾後,他們終於有機會接觸到台灣本土的真相。

第一章1950年代:美軍默許蔣介石進行白色恐怖

亞洲實在太遠了,以致於美國的偽善很容易掩飾。1943年7月由美國海軍情報首 長Milton Miles和中國間諜頭子戴笠所共同簽訂的中美合作協議,也是美國公然默許國民政府以集中營處置政治犯的開始。蔣氏政權在中國與共產黨的戰爭中潰敗後,於1949年逃至台灣,然而國民黨與美國合作的模式仍持續著。

1960-1970:台灣政治犯名單終有見天

1960年代,也就是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始於企圖成立反對黨的自由中國主編雷震於1960年被逮捕入獄,結束於1970年彭明敏逃至自由的國度。1969年,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總秘書長Martin Ennals首度來台,並取得由台灣政治犯所提供的黑名單。在這十年的末期,台灣島內的自由鬥士與國外的接應者之間已暗中形成聯盟。在海外,反對越南戰爭的聲浪開始成為美國本士與 世界的頭條新聞,反對美國支持獨裁政權的聲浪也急速增長,許多從事亞洲研究的美國學者也加入 組織進行聲援。在1968-69年,國際動員成功救援就學於夏威夷大學的台灣大學生陳玉璽免於死刑的案例,成為後來有效國際救援行動的藍圖。這是國民黨首度面臨到結盟的跨國人權工作者的監督。

人物介紹:

Linda Gail Arrigo, Miyake Kiyoko三宅青子, Chen Chu陳菊, and Lynn Miles in Taipei in 1999. Lynn develop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 (ICDHRT) in Osaka from the early 1970s. Miyake and concerned Japanese formed the Taiwan Political Prisoners Rescue Association (TPPRA) in 1976. Linda joined up with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aiwan from 1977. Chen Chu, jailed 1980-86, was elected mayor of Kaohsiung City in 2006.

James Seymour of Columbia University founded the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East Asians’ Human Rights (SPEAHR) in 1977. Kagan of Hamline University repeatedly visited and reported on Taiwan’s opposition movement. Both gave testimony to the US Congress in 1980. Gerrit and his wife Mei-Chin carried on Lynn Miles’ human rights newsletter from 1979, and have published Taiwan Communique for over 25 year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PCT), founded in 1865,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especially through the missionaries from America and Canada. Yoshihisa Amae, PhD. University of Hawaii 2006, has researched this history. Judith Thomas and Milo Thornberry in 1969 designed Peng’s escape from Taiwan. PCT missionaries involved since the 1960s include Donald Wilson, David Gelzer, Wendell Karsen, and Rowland Van Es. Mark Thelin, for decades a sociology professor at Tunghai University, was also later associated with the Tainan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aiwan toed the government line, but Maryknoll and Columban missionaries learned Taiwanese and grew close to the people over their decades of service; many were deported. Michael Fonte, Ronald Boccieri, James Collignon, and Edward Kelly. Other Maryknollers who contributed to Taiwan labor and social movements were Sister Nadine Tierney, AI Borsari, Jack Kennedy, Neil Magill and Richard Madsen.

Ron Boccieri and James Collignon, Taiwanese speaking Catholic pastors deported after decades in Taiwan, were invited back by TFD in 2003.

Michael Fonte came to Taiwan with Maryknoll in 1967, and now works for Taiwan’s global recognition.

Lynn Miles came to Taiwan in September 1962 at age 19, through his classmate, son of a KMT general. He gradually sensed there was a hidden history of repression. After meeting the dissident writer Lee Ao and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such as Prof. Peng Ming-min and Hsieh Tsung-min, Lynn became involved in carrying out letters for them. Peng escaped Taiwan in January 1970; soon after Lee Ao and Hsieh were arrested, and Lynn expelled. Through the clandestine communications of Miyake Kiyoko, earlier recruited by Hsieh, Lynn kept reports flow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in Taiwan in 1975, and held together a network of contacts in Taiwan among traveling students and reporters.

Linda Gail Arrigo came to Taiwan in 1963 at age 14 with her father, a retired Army officer, and graduated from Taipei American High School in 1966 Coming again in 1975 to research young women workers, she joined the rising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linked up with ICDHRT in 1977, conveying letters for Chen Chu and Prof. Chen Ku-ying. (Theresa Yuan袁嬿嬿, worker dorm mother, also joined human rights work.) In the crucial period 1978-79, as the public opposition organization grew explosively, Linda served as English media contact for Formosa, the Magazine of Taiwan’s Democratic Movement. Following the arrests of December 1979, she and other long involved foreigners, such as James Seymour and Richard Kagan, carried the campaign to the US Congress and worldwide together with the Taiwanese-American community.

 

從閩南話(臺灣河洛話) 、北京話(普通話) 與古漢語的關係談臺灣的雙語政策
李瑞木

9/11/2008 初稿
9/19/2008 第一修正稿

一、源遠流長的正統漢文漢語

河圖洛書乃華夏文明之源,夏、商、周、漢、魏、隋、唐等十三個王朝,96位皇帝在河洛地區的洛陽建都,長達1529年之久。「古文篆?,隨世遞變」,至漢始稱漢字,河洛地區的發音稱漢語,用漢字漢語發展出來的醫術叫漢醫,用漢字漢語創作的詩詞歌賦及文書典籍統稱漢文或漢學。御製《康熙字典》序有一段話說:「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略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七音之傳,?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為母,從為四聲,橫為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因此,漢字固然統一,但發音則「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于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歷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其原因是由於漢字是象形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古代音韻書如《唐韻》、《廣韻》等書都用反切定音:就是用兩個漢字合起來表示一個漢字的讀音,比如“古,公戶切”,取“公”的聲母和“戶”的韻母注“古”讀音,還加注直音:就是用一個漢字標注另一個漢字的讀音,如“古”音“鼓”。只要幾個基本的聲母或韻母發生變化,就會產生一連串的系統性變化。因此,除河洛地區的漢語是標準古漢音外,其他 地區的發音就不易統一了。

二、古漢語的南遷–閩南話或臺灣河洛話的起源

五胡亂華之後,華北經過長期戰亂,原先在河洛地區的士族、知識分子、農工商人等紛紛逃亡到江南地區避亂。有一支經長年逃亡遷徙,輾轉逃到閩南漳泉地區定居。後來又有一部分漳泉地區的人士,遷至臺灣尋找生活的新天地,他們就是臺灣河洛人的祖先。

河洛人所說的話叫河洛話、閩南話、或臺灣話。閩南話或臺灣河洛話的起源地,在黃河、洛水之間,乃漢族的文化語言發源地。在長期輾轉遷徙過程中,受到沿途地區住民(如閩南、臺灣原住民、荷蘭人、日本人等)語音的影響,部分口音難免有所改變:如臺灣鹿港或宜蘭的河洛話腔調,可能就是貧寒的單身漢人娶平埔族女子而造成的。但第一、母語從出生就由母親口授,比較不易受沿途地區住民口音的影響而改變;因此,雖然古時女子很少接受漢學的教育,閩南話或臺灣河洛話的語音,大致仍能保持原來古漢語的原音而不變。第二、漢人的文化與語文本是亞洲強勢語言,又有古音韻書(如唐韻廣韻)、漢學堂、私塾、科舉制度的維謢,臺灣的漢文、漢語及私塾歷經清朝、日本等朝代而不衰。臺灣1938年以前生的人(包括客家人),應該都有機會聽到或學到漢文及漢語。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在國軍來臺接管前的短暫空窗期,臺灣小學的國語課立刻改用漢文及漢語教學,沒有漢文及漢語老師短欠的情形,証明漢文及漢語在臺灣被完整保留下來。

由於古音韻書(如唐韻廣韻)可以同時注閩南話、臺灣河洛話,及北京話的漢字發音,在缺乏錄音証据下,如何判定閩南話、臺灣河洛話與古漢語比較接近?第一、歷史文獻記載如本文所述。第二、根据居住美國鹽湖城林安慶教授的研究,北京話受突厥語的影響很大,閩南話或臺灣河洛話很少受到突厥語的影響,証明北京話是原來胡人講的漢語。第三、懂得日語的河洛人都知道:不少河洛話和日語漢字的文讀音比較類似,証明河洛話和日語比北京話更接近唐朝的古漢語發音,因為日本在唐代派了留學生到中國學習漢字漢語,並依此創造日本的語文。第四、唐詩的寫作與朗誦有嚴格的平仄聲韻規律要求,用閩南話、河洛話或古漢語朗誦唐詩朗朗上口,完全合乎唐詩的平仄聲韻規律;用北京話朗誦唐詩,則不合唐詩的平仄聲韻規律。第五、用古漢語讀古今漢文書報文章,不識字或沒有學過古漢文漢語的現代河洛人或閩南人,也可以輕易聽懂絕大部分的內容,証明閩南話、或臺灣河洛話與古漢語大致相同。第六、雖然現代臺灣河洛白話有上百個外來語音,但仍保留了幾萬個漢字的古漢語語音,基本上保留了古漢語的原貌;去掉這上百個外來的口音或用辭,河洛話基本上仍可通行無礙;去掉幾百個常用的基本漢字漢音,就無法用河洛話自然交談了;因此,不能因少數幾個外來語而認定河洛話屬海島語系。

三、喧賓奪主的北京話

另方面,五胡亂華之後,華北地區漢族及北方匈奴、鮮卑……等胡族之間經過長期的戰亂和融合,胡人在文化上逐漸漢化,語文上胡人採用漢字為書寫文字,語音也想採用漢族的口音。但是因為:第一、他們的母語不是漢語,深受他們原來口音的影響,有些字的語音難免發生變化。第二、胡人也採用漢族古音韻書的反切法來學漢語,反切法是用另外兩個漢字的發音來注音,只要有少數幾個關鍵漢字的發音不正確,就會使很多字的發音,也發生連串性的系統性變化。時間一久,胡人說的漢言,聽起來就和原來的漢語不同。說標準漢語的漢人因為聽不懂胡人的漢語,就會「胡裡胡塗」地誤認為他們在「胡言亂語」或「胡說八道」了。但是,胡人的漢語經過唐宋元明清的慢長歲月,再加上胡人長期在北方執政,這種變異的漢語,慢慢成為北方尤其國都北京城附近地區居民的通行語言(即北京或普通話)。不過,根据我的研究,表面上北京或普通話聽起來好像與閩南話、臺灣河洛話或古漢語大不相同;可是兩者都完全按古音韻書(如唐韻廣韻)的反切法發音,語音變化的規律井然有序,古音韻書(如唐韻廣韻)用兩個漢字的音來確定第三字的發音,同一個漢字配合同一組注音漢字,用古漢語來反切,讀出來的音就是古漢語、閩南話、或臺灣河洛話的發音;用北京話來反切,讀出來的音就是北京話或普通話的發音(見本文附表)。証明這兩種語言體系有切不斷的母子或DNA關係。我相信這個語音 變化的規律,同樣適用於客家、廣東話……的發音。

民國初年在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為統一中國的語音,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就北京話與古漢語進行表決,以一票之差採用通行於國都北京附近的北京語音為國語,並頒佈標準的注音符號以取代古音韻書的發音方法。北京話或普通話乃喧賓奪主的取代古漢語成為中國近百年來最通行的官方語言。廣東人誤認為當時在廣州的國民黨是要用廣東話取代北京話,這大概是不瞭解《廣韻》原是唐宋年代編輯的古音韻書,《廣韻》的廣是可以廣泛運用的廣而非廣東的廣。

四、破壞臺灣社會合諧的語言論戰

1947年臺灣因為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原來只是單純要求改革與自治的事變,被國民黨政權定位為叛亂,加以血腥的屠殺與鎮壓,引發了半世紀以來的臺獨運動。後來蔣介石因國共內戰敗退臺灣,為了消滅臺灣意識,「胡裡胡塗」地誤將臺灣話定位為地方性方言,並「胡作非為」地實行壓制或消滅臺灣話的政策,限制甚至處罰臺灣人說臺語。一方面,一個執意要保存並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及文字(正體字)的蔣介石政權,為了政治目的或根本就不知道臺灣話就是古漢語,卻用北京語來壓制正統的古漢言;不但沒有消滅臺灣話及臺灣意識,反而引發更高漲的臺灣母語及臺獨運動,最後並導致2000年的政黨輪替。另一方面,一部分臺灣人為了臺獨的政治目的或根本也不瞭解臺灣話就是古漢語,將保衛臺灣話定位為鄉土母語運動,和國民黨一樣「胡裡胡塗」地誤認為臺灣話是有音無字的地方方言或南島語系的語言,而不知道臺灣話的文字就是漢文的正體字,臺語就是正統的古漢語;毛澤東動用全中共政權的力量都不能將漢字拉丁法,少數臺語專家不知量力,想將臺文羅馬拼音化,肯定是一條死胡同。因此,臺灣的鄉土母語運動一直受到國民黨政權的執意抵制與打壓,增加推動的難度,至今仍無法順利實施雙(多)語的母語教育。

五、臺灣的雙(多) 語教育政策

閩南語或古漢語曾創造出輝煌燦爛的漢文化,也是碩果僅存的世界最古老語言之一。無論從保存臺灣母語或正統古漢語遺產觀點,都應受到藍綠兩陣營及臺灣教育當局的重視。如能正本清源,將臺灣的鄉土母語運動重新定位為恢復古漢語(也就是清朝及日治時期臺灣漢學堂或私塾所教的漢文漢語)的教育政策,在臺灣實施北京話及古漢語的雙語教學,則臺灣人的母語(閩南語或河洛語)及正統的正體漢字及漢語得以在臺灣保存。而推行臺灣母語的政策也可望與統獨的政治議題脫鉤,對增進 臺灣社會的合諧,都有百益而無一害。

由於閩南語或古漢語與北京話都使用共同的正體漢字,只要在還沒有升學壓力的小學五、六年級或國中一、二年級,進行一年或一學期的閩南語或古漢語發音教學就可。至於教材也不一定要重編,過去臺灣漢學堂或私塾都採用三字經及千字文為初級教材,約包括二千五、六百的常用漢字,可考慮採用為教材之一。由於小學五、六年級或國中一、二年級生的識字已不成問題,只要三個月至一年,都能學會標準的閩南話或臺灣河洛話,客家話也可以比照辦理。

六、閩南話(臺灣河洛話) 或北京話(普通話)與古漢語反切注音對照表舉例:

由本表所列,証明閩南話(臺灣河洛話)與古漢語同音而北京話(普通話)與古漢語不同音;閩南話(臺灣河洛話)與古漢語的同音字,在北京話、客家話….也屬同音字。

雖然現代臺灣河洛白話有上百個外來語音,但仍保留了幾萬個漢字的古漢語語音,基本上保留了古漢語的原貌。

(取材自啟業書局印行的《新修康熙字典》,漢字繁多(49,000多個字)不及備載,有興趣的讀者可康熙字典自行查考其他漢字的語音)

漢字 古漢語反切注音 同音漢字 古漢語與閩南語同音與北京話不同音,但語音變化的原則相同
(唐韻) 古紅切 雞(公) 或 (工)人
(唐韻) 公戶切 (古)人 或 大(鼓)
(廣韻) 戶公切 (紅)色 或 (洪)秀全
(廣韻) 胡古切 後平聲 諸(侯) 或 (後)來
(廣韻) 調古切 (後)來 或 (吼)叫
(唐韻) 疑古切 (五)代 或 (午)後
(唐韻) 語其切 (疑)問 或 (宜)蘭
(集韻) 蘇故切 (素)食 或 (訴)訟
(廣韻) 古胡切 (姑)嫂 或 (孤)獨
(廣韻) 古暮切 (故)鄉 或 照(顧)
(唐韻) 古紅切 武(功) 或 雞(公)
(廣韻) 莫故切 (暮)色 或 敬(慕)
(唐韻) 五乎切 (吾)人 或 (梧)桐樹
(唐韻) 素姑切 (蘇)州 或 (酥)餅
(唐韻) 房六切 (復)興 或 降(伏)
(唐韻) 息玆切 (思)念 或 (司)令台
(唐韻) 於願切 (怨)恨 或 (宛)里
(廣韻) 胡光切 (徨)恐 或 (皇)帝
(唐韻) 古壞切 乖去聲 (怪)人 或 (乖)巧
(唐韻) 古顏切 通(姦) 或 (奸)詐
(唐韻) 居欠切 檢去聲 (劍)道 或 (檢)察官
(唐韻) 力求切 (劉)邦 或 (留)名
(唐韻) 息正切 男(性) 或 (姓)名
(唐韻) 古三切 感平聲 (甘)苦 或 (感)覺

 

台灣歷史風土誌

南島語系: 台灣獻給世界的禮物

圖二: 「開往玻里尼西亞的台灣特快車」路線圖 (摘自參考文獻[6])

西元2,000年,Diamond [7]在Nature雜誌上,以「台灣獻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為題,將「台灣原鄉論」作了一個相當詳盡的論述。在這篇文章裡,Diamond整理出三個支持「 台灣原鄉論」最有力的證據。

第一個證據是語言學上的證據。

根據Blust[5]的研究,南島語系的1,200 種語言,可以分為十大支系。可是令人驚奇的是,其中的九大支系只包括了台灣所有平地和山地原住民 的26種語言,而其他所有分布在台灣以外的1,176種南島語,全部都是屬於第十大支系。會造成這種現 象的一種合理假設,就是最早期的南島民族(Proto-Austronesians),因為長期在台灣居留,而發展出 十種南島語言的支系。後來,其中一個支系的人民,開始移民到台灣以外的島嶼。由於崇尚海洋探險的 民族性,驅使新生一代的南島人繼續不斷的向外移民,最終將南島民族拓展到所有大洋洲上(除了新幾 內亞以外)的島嶼上。

第二個證據是考古學上的證據。

根據考古學的研究,玻里尼西亞島群所有的島嶼原來都是無人 島。在距今一千到三千年前,許多島嶼上突然出現了一種農業社會的繩紋陶文化(Lapita pots)。繩紋陶 文化出現以後,考古學家就沒有在島上再發現有任何其他人種移出或是移進的遺跡。所以合理的推測 是,既然島上現在的居民都是南島民族,那麼當年帶來繩紋陶文化的一定就是南島民族的先祖。然而, 相似的農業社會繩紋陶文化的遺蹟,只有在今天中國的南部和台灣被發現。由於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任 何南島民族的蹤跡,所以,台灣就成為南島民族最有可能的起源地。

第三個證據是人類航海史上的證據。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南島民族在台灣至少停留了千年以 上的時間才開始向外移民。而抵達玻里尼西亞的西端之後,也停留了一千年的時間,才再度向玻里尼 西亞的東端推進。造成這兩次千年停滯的原因,根據Blust[5]的推測,應該是因為航海技術不足的緣 故。Blust[5]指出,南島民族當年橫渡140公里的台灣海峽所用的簡單航具,應該沒有辦法用來渡過台 灣和菲律賓之間375公里的海洋。於是南島民族只得在台灣停留了超過千年的時間,一直等到發明了有 [1. 台灣, 2. 菲律賓、帛琉, 3.婆羅洲、印尼、馬來半島, 4. 蘇拉威西島, 5.中馬來─玻里尼亞, 6.南哈瑪黑拉島、西新幾內亞, 7.近大洋洲 (舊稱美拉尼西亞), 8.遠大洋洲, 9.中玻里尼西亞, 10. 東玻里尼西亞,包括夏威夷、紐西蘭] 舷外支架的木舟 (outrigger canoe, 見圖三),南島民族才擁有了適合遠征菲律賓與印尼的船隻。同樣 的,到達玻里尼西亞島群西端的南島民族,也要等到發明了雙重船體的木舟 (double-hulled canoe, 見圖四) ,才能繼續征服玻里尼西亞海域上所有的島嶼。這兩項航海技術大突破的年代,都恰恰與南島 民族在海上拓展領域的進度相符合,這就更證明了台灣原鄉論的可信度。 圖三: 東加共和國傳統的有舷外支架的木舟 (outrigger canoe)

不過,關於南島語 系與南島民族的起源,還有另外一種理論。這一個 理論認為南島語系的原 鄉應該是在印尼或是附近的島嶼。持這個理論的 Oppenheimer[8,9]以人 類的骨骼和齒型的特徵為 例,指出玻里尼西亞人與 台灣原住民之間有相當大 的差異,但是與東南亞以 及印尼附近島群的原住民 則是非常接近。

Oppenheimer提出的另一個證據,是建立於一個名為「波里尼西亞圖案」的基因組合 (Polynesian Motif)。這一個基因組合在波里尼西亞的南島民族人口中出現的機率相當的高。可是,奇 怪的是,同一個基因組合卻從來不曾在菲律賓或是台灣的南島民族人口中發現。如果說,南島民族的「 台灣特快車」,曾經以極快的速度移民到玻里尼西亞,而且沿路驅離並取代了當地的原住民。那麼,玻里 尼西亞人與台灣的原住民就不應當有如此多的人種差異。根據這一個理由,Oppenheimer否定了玻里 尼西亞的南島民族源自於台灣的可能性。

人類的每一個由突變所造成的新基因組合,都能由分子時鐘 (Molecular Clock) 的理論來推 算其在歷史上發生的時間。而產生「玻里尼西亞圖案」的基因突變,據推算,應該是在距今大約17,000 年前,在美拉尼西亞島群(Melanesia,見圖一)的原住民中發生。於是,Oppenheimer推測,南島語系 的原鄉應該是在印尼或是附近的島嶼。他們向東移民,而且應該是以極慢的速度通過美拉尼西亞,並圖四: 夏威夷南島民族雙船體 木舟(double-hulled canoe) 的航海圖, 西元1781年 與當地的原住民充份融合。經過長期的異族通婚,而得到了「玻里尼西亞圖案」的新基因組合。而當他 們抵達玻里尼西亞島群時,這一個基因組合已經成為這一支南島民族新的基因指標。為了與「台灣特快 車」的理論有別,Oppenheimer將他的這個理論取名為「航向美拉尼西亞的慢艇 (The Slow Boat to Melanesia) 」。

2008年,Soares等一群英國學者[10],和台灣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的研究團隊合作,以人類 基因演變的歷史過程,推算出第一批遷移至亞洲的人類,應該是首先抵達亞洲的南部,再往北漸漸遷 移。而如「台灣特快車」的理論所述,南島民族從台灣由北向南的移動方式,卻從來沒有在基因庫的統 計數字中得到證實。這一個發現似乎增加了「慢艇論」的可信度。

可是,如同Diamond[11]在回覆「慢艇 論」時所說,慢艇論沒有辦法來解釋繩紋陶文化明顯由台灣向南傳播的現象。同時,慢艇論也沒有辦法 來說明,為何玻里尼西亞的南島人,無論在面相或是體型上,都與亞洲大陸的人種較為相近,而與美拉 尼西亞的原住民(應該是與新幾內亞以及澳洲的原住民同種)反而相距較遠呢?Diamond又指出,「台 灣特快車」的理論從未否定南島民族在移民的過程中,可能會與路過地區的原住民發生某種程度的融 合。所以,玻里尼西亞的南島人從其他民族獲取新基因的事實,與「台灣特快車」的理論並不違背。

有趣 的是,Friedlaender等十二位學者[12],在2008年發表的論文裡指出,他們以人體687個基因符號 (genetic markers)的數據為基礎,證實了玻里尼西亞的南島民族,與美拉尼西亞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是 相當的遙遠,但是與台灣原住民之間則有相當親密的關係。 顯然的,南島語系以及南島民族的起源,至今尚無定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由於台灣原住民的 語言獨佔了南島語系十大支系中的九支,台灣作為南島語系研究重鎮的地位,絕對不會因為台灣不是 南島語系的原鄉而改變。

台灣人與南島民族應該有非常親密的關係,而且這個關係並不是單獨依靠台灣的46萬原住民 來作連結。因為,根據台灣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的研究結果[12],85%的台灣閩南以及客家老住民都具 有台灣原住民的血統。所以,主張「兩億五千萬的南島民族是多數台灣人遠親」的說法並不為過。台灣需 要在中國無情的打壓下爭取國際空間,或許南島民族才有可能作為台灣真正的盟友,而他們居住的浩 瀚海域,也才是台灣在國際外交戰場上,唯一能找到「主場優勢」的地方。

參考文獻:

1. “List of Major and Official Austronesian Language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 Austronesian Language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3. Shutler, R. Jr., and Marck, J., On the Dispersal of the Austronesian Horticulturalists , Archaeology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Oceania, v. 10, pp. 81-113, 1975

4. Bellwood, P. , Fox, J. J. and Tryon, D.,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5

5. Blust, R.,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E. Zeitoun & P.J.K Li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pp. 31–94, 1999

6. Russell, D.G. and Jordan, F.M., Language Trees Support the Express-train Sequence of Austronesian Expansion , Nature, v. 405, pp. 1052-1055, 2000

7. Diamond, J.M., Taiwan Gift to the World , Nature, v. 403, pp. 709-710, 2000

8. Oppenheimer, S.J. and Richards, M., Polynesian Origins: Slow Boat to Melanesia? , Nature, v. 410, pp. 166-167, 2001

9. Oppenheimer, S., The Express Train from Taiwan to Polynesia : on the Congruence of Proxy Lines of Evidence , World Archaeology, v. 36(4), pp. 591-600, 2004

10. Soares, P., et al, Climate Change and Postglacial Human Dispersals in Southeast Asia”,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v. 25(6), pp. 1209-1218, 2008

11. Diamond, J.M., “Brief Communications: Diamond Replies”, Nature, v. 410, p. 167, 2001

12. Friedlaender, J.S., et al,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Pacific Islanders”, PloS Genetics, v. 4, issue 1-e19, pp. 173-190, January, 2008

13. 林媽利, “非原住民台灣人的基因結構”,自由時報副刊,2007年8月 11日

 

讀書會論壇
陳榮昌報導

時間: 2008年9月 28日,星期日,2 PM
書名: 「台灣人的醜陋面」
作者: 李喬先生
主持: 陳榮昌教授

作者李喬先生簡介

李喬本名李能祺,另有筆名壹闡堤,台灣苗栗縣大湖鄉客家人。1950年畢業於大湖職校,1954年畢業於新竹師範學校,畢業後任教中、小學二十多年,1980年退休。

李喬1960年首度發表短篇小說『阿妹伯』,1963年以短篇小說『苦水坑』榮獲「自由談」徵文首獎。1980年出版以台灣日治歷史和戰爭為背景,橫跨家族三代『寒夜三部曲』小說,由『寒夜』『荒村』『孤燈』三大長篇組合;其中的第一部曲,是首部被拍成客家語連續劇的作品,由台灣公共電視台監製的「公共文學大戲」之一。

李喬的重要著作包括『阿妹伯』、『苦水坑』、『飄然曠野』、『戀歌』、『晚晴』、『人的極限』、『山國戀』、『痛苦的符號』及『寒夜三部曲』。

李喬被公認為台灣當代頂尖的小說家,也是台灣國寶級文學大師。2004年應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系,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教授兼台灣研究中心主任杜國清博士的邀請,擔任該校短期住校作家。曾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並獲吳三連文藝獎及國家文藝獎〈第十屆文學類得主〉。

主持人陳榮昌教授簡介

陳榮昌教授,台灣新竹縣竹北鄉人,擁有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農業化學學士學位,日本東京大學應用微生物學碩士及美國南加州大學細胞與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曾任教北德州大學,普渡大學,舊金山州立大學。1977年膺選北德州大學榮譽教授(Honor Professor)頭銜,1982年獲德州十大傑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殊榮,1992年舊金山訂1月2日為「陳榮昌教授日」。

陳教授專長於濾過性病毒,病毒與癌症的關係,細胞生物,分子生物,生物技術,環境及工業微生物之研究領域。他曾經由動物的胚胎細胞發現四種與愛滋病毒有關連的新病毒。

陳教授曾擔任Becton Dickinson生物科技公司顧問,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副會長、聖地牙哥台灣商會理事、以及聖地牙哥台灣同鄉會副會長與會長。他現任美國台灣研究院理事暨研究員,Cenzone科技公司顧問。

本書簡介

在台灣經論之文雖多,內省之文卻不可多見,李喬苦心追尋台灣社會的病理與生理,文筆深入台灣社會心理的深層,從台灣人的精神面直搗未曾揭發的心靈暗處。這是一本除了腳踏實地,熱愛鄉土以外的人絕無法寫出的愛心傑作,也是自一九三零年山根勇藏的「台灣民族性百談」問世以來,四分之三世紀間有關台灣人族性研究的一本嘔心鉅作。

台灣人的醜陋面

台灣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博士為本書所寫序言中指出:「一個人能自我反省,這個人才有更上進的希望;一個族群能自我批判,這個族群才有更美麗的明天」。李喬的這本書就是基於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對生存於這塊土地上各族群的關懷,才義不容辭地寫下痛切反省,坦陳缺失,露白醜陋面和勉勵期盼的肺腑之言。
李喬毫不忌諱地揭開下列八點有關台灣人的醜陋面:

(一) 自甘做長不大的孤兒
眾所皆知,台灣是被父祖之國硬生生割離拋棄的,這個傷害幾乎是絕對的;這個傷害的反應,便以種種變貌出現在後代子孫心田中,深藏在文化的深層裏,表現在社會行為上。那就是孤兒意識。孤兒意識的種種變貌繁衍為諸類醜陋面。孤兒意識的第一種變貌是「認罪反應」。

孤兒意識的第二種變貌是:甘心當核卵,自居老二。(案:客家方言「核卵」,福佬言「卵葩」,睪丸之謂。) 孤兒意識的第三種變貌:台奸。「台奸特別多」是歷代以來從事政治運動的台灣人痛切感受到的。

(二) 欠缺宗教情操,信奉「賄賂一貫教」
這是漢人文化最大缺陷之一,可謂台灣人的「原罪」。由於漢人對神明信仰抱持著有求必應的現實主義的宗教觀,自然欠缺宗教上信仰的情操。汎政治化的社會、文化,抹滅了宗教心。台灣人把宗教和賭博結合在一起。台灣人捨棄心靈的宗教活動,神人之間是買賣關係。台灣人心目中,金錢萬能;在官場上,在官司上,在選舉上,在親人之間,甚至於在現實生活上幾乎可以用「賄賂」二字來解決一切!

(三) 台灣人太多「雞棲王」
在客家人社會裏,「雞棲王」這一句話是很重的譏笑用語;意指沒有出息,在家一條龍出外一條蟲的傢伙。「棲」,鳥宿也,陸鳥曰棲水鳥曰宿。客家方言雞鴨之舍曰「棲」,「雞棲王」是雞舍裏的霸王。可憐、可笑、可悲而可恨是「雞棲王」的行為模式。「雞棲王」的特點之一:自家人面前膨脹無比,對統治者卻卑躬屈膝。「雞棲王」的特點之二,目光如豆,爭小處不爭大處;不顧大局,斤斤計較。「雞棲王」的特點之三,離開安全堡壘的「雞棲王」,為生存只好「西瓜靠大邊」。台灣「雞棲王」太多,獨缺一博九霄展翅萬里的大鵬巨鷹。

這是台灣人群性上最大缺陷,也是歷史上扭曲統治塑造的心性惡質。現在各級政治團體,社會群體生活中,大大小小成群的「雞棲王」,令人傷感也倍感無奈。

(四)有腦無漿健忘症,悲劇布偶死生由人
台灣人在四百年的歷史中歷盡滄桑,卻從不肯認真思考自己;很少能在流血犧牲中學習到多少健身強種的道理,幾乎不曾在歷史之流裏吸取當家作主的智慧。台灣人自私自利,錙銖必較,毫釐不讓。可是面對公眾利益時,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手足無措;很少能把「台灣本身」當成「主體」去思考,去奮鬥,這是何等的悲哀!台灣人只有腦殼,腦漿不夠,不能想前想後,重視有形之物,不愛抽象思考;犯了可怕的健忘症,不能從悲劇歷史中吸取教訓與智慧。一個不能記取歷史教訓,從歷史廢墟中自覺自救的群體,民族註定成為生死由人擺佈的悲劇布偶命運!

(五)輕輕采采,不求精緻
台灣人因陋就簡,輕輕采采的習性,有其歷史的與生活條件的長遠深刻原因。台灣人在生活面,專業面,文化面等等總是離精緻深邃著實還有一段路要走。在實業界,製造界務必朝精緻完美的方向著力前進,才不致於在優勝劣敗的激烈競爭之下遭受淘汰沒落。

台灣在文學、音樂、美術、舞蹈、電影、電視等領域上,一般說來,似乎比較缺乏個性與族性的文化覺醒與掌握。我們必須承認台灣人的族性上諸多「輕輕采采」不求精緻的事實,更躲不掉「輕輕采采」的性格所帶來的惡果。在本書第四章所指「台灣人有腦無漿健忘症,悲劇布偶死生由人」,這種痛心的歷史現象,正是「輕輕采采」不求精緻,深刻化,嚴重化的表現!歷史是殘酷的,也是客觀的,我們是甚麼,將在歷史的長廊標示出來。

(六)殘酷自私,不具現代人德性
台灣人的自私殘酷,表現得十分傑出,例如:「明哲保身」是家訓不可或缺的一項,以及「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人不自私,天誅地滅」,「你去賣命,我收代價」,「別人的仔死不完」,「天下人死淨淨,與阮何甘」,「嗜殺好吃」等自私自利,殘酷不仁的德性,令人心寒擔憂。台灣人由於漢人社會的封建性,自然會形成不具現代人的德性。一個新的社會或族群,在認知意識上,「命運共同」,「榮枯一體」的覺悟是極其重要的。台灣人為了要爭取安全生存,幸福發展,那就必須把「命運共同」,「榮枯一體」的理念,不但要深刻領悟,更要盡心實踐。

至於對待「物」方面,許多知識份子已然以行動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呼籲保有稀有動植物,抗議水源土地空氣污染等。凡此無疑是台灣的新生事務,彌足珍貴;必然的這些觀念認知,將是台灣新文化的重要資源之一。

(七)行業道德淪喪,欠缺可大可久的胸襟眼光
台灣現下的各行各業,技術謀略十分高明,行業道德卻是淪喪殆盡。農民濫施農藥,讓消費大眾吃含有殘留農藥的水果、青菜、肉類等,嚴重危害全體國人的健康,甚而生命。商人祇求巨利,不擇手段,諸如過去發生的餿水油事件,工業油混作食用油,貓狗食品移作人的食品,袋鼠肉、馬肉混作牛肉出售,麵條米粉加硼砂以及最近在台中縣太平市一家酒廠被查獲使用工業酒精製造食用黑心酒的案件,實在令人惶恐深憂。

在工業製造方面,呈現的怪現象就不僅是職業操守的陷失,而是族群的短視狹窄,欠缺可大可久的長遠之計,無宏圖發展之心。至於公務員、教師等等各行,腐化扭曲的多,清醒守份的少。凡此諸現象,就文化角度看,正是群體與個人方向糢糊,理想動力疲竭,價值標準含混的表徵。

(八)自大的福佬人,自卑的客家人,自棄的原住民
現在,讓我們來檢討分析台灣人心性行徑的差異。就族群相對說,在許多社會行為上,福佬人往往顯得自大自負,目無餘族。相反的客家人半自動加以半被動地以客人自居,那深沉的,徹底的自卑感,令人悲哀又憤怒。至於原住民,在強勢文化與經濟制度壓住下,許多優秀傳統銷毀殆盡,母氏流失,族群最後的尊嚴幾近瓦解,呈現自暴自棄的狀態。

台灣各族群應有的覺悟與努力方向如下:原住民要恢復族群信心,客家人要尋求自處之道,福佬人要節制獨大心態。

總之,今後台灣社會的和諧與否,各族群間的關係如何,牽繫至巨至大;整個台灣的命脈前途,固然深受國際諸因影響,然而「主體」仍然是台灣人自己。身為「主體」之一的各族群份子仍然是真正決定力量。因此各族群間如何發展健康而堅實的關係,進而溶融合鑄為一體,確是大家應該深刻審思,並全力以赴的。

結論

以上所敘述的這些缺點,有的並不是台灣人特有的缺點,而是漢人社會具有的普遍性格。台灣社會的弊病中,雖然有些是漢人社會共通的問題,但由於台灣四百年的歷史發展,確實也形成了它的獨特性,以及由此獨特性,而影響了台灣人的性格形成。

這本書是以台灣人的立場,來進行自我批判的第一本書。李喬挖出台灣人底層的醜陋面,痛加指責,無非是愛之深,責之切的呼自內心的吶喊。期盼所有的台灣人,不分來台先後,不分原住民、漢人共同來思考問題,共同來為建立台灣新文化而努力。

 

悼 林正浩

George C. Lin, festival director, producer, community volunteer, arts advocate, scientist, son, brother, and most of all, dear and cherished friend to many, died Tuesday, October 14, 2008, at the age of 37.

George had a remarkably varied career, having worked early on as a microbiologist, scientific researcher and a program manager fo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in Washington, DC and in Chicago, and as a forensic scientist at the 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 and DNA Identification Laboratory in Rockville, MD. George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in Florida, received a B.S. in Bi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nd a M.S. in Forensics Sciences from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After many years in a profession devoted to science, it wasn’t until 1999 that George unwittingly discovered his passion for the arts through film when he became involved part-time with an arts and education organization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 Film,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located in Washington, DC, where George served as Founding Executive Director. Under his guidance and leadership, the organization blossomed into one that exists today to serve as an interface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rough arts and media, hosting an
annual film festival held throughout metro DC locations such as the Smithsonian
Museum.

In 2003, George left his career as a scientist to pursue his passion in the arts and media, community activism, and public arts administration on a full-time basis. He relocated to sunny San Diego to join the San Diego Asian Film Foundation as the Associate Festival Director. George helped to plan, organize and coordinate community outreach for the festival which screens over 150 films and attracts over 12,000 people every year. George was also a key organization spokesperson for Asian American media arts and issues at many local San Dieg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George also served on numerous boards and committees for many non-profits located in the San Diego area.

Above and beyond his work wi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George worked tirelessly to help individuals everywhere. He was both an advocate for larger initiatives and issues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s that he represented and as a supporter and mentor for the fledgling artist, musician, filmmaker, or student. George most enjoyed helping his friends and those in his community, but was equally helpful guiding complete strangers just getting started in the business. Most notably, George co-produced Shangri-La, an independent opera with a renowned percussionist and a Pulitzer-prize-winning poet, in addition to assisting and introducing up-and-coming producers, to mentoring many students embarking upon their dreams. Most recently, George accomplished what he always dreamed of, co-producing a film that locked shortly before his passing, Before We Close.

In addition to a remarkable career, George also led an extraordinary life. Those who have met George all know that he was never short of conversation, enthusiasm, ideas, and memorable remarks. George was rarely ever satisfied with the notion of prevailing conventional wisdom, questioning everything from religious faith down to the subtle yet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taste of Skyline versus Goldstar chili spaghetti, a favorite of his growing up in Cincinnati. As passionate as he was for the arts community and public issues, George was equally as passionate about his hobbies and leisure time.

George’s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varied with the Pacific Ocean’s tide, from mountain biking on the trails near his home in Carmel Valley, learning how to surf off of Swami’s beach, to stunt-kite flying on the bluffs of Torrey Pines, just to name a few. However, there were certain hobbies and interests that always remained the same: his passion for vintage high-end audio equipment, finding new restaurants and experimenting with new recipes, watching movies, attending performing arts events, reading, obscure tech gadgets, acquiring nostalgic kitsch, his on-going restoration of his 1950’s Honda Dream motorcycle and fixing the repeated headaches on his trusty Saab.

At 18 years old, George was diagnosed with pheochromocytoma, a rare and debilitating disease that continuously challenged him throughout his life. Yet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George always fought the odds, exceeding his physicians’ outlook on survival by a magnitude of order, and thereby going on to accomplish more than one could possibly imagine in a single lifetime. Notwithstanding the complications and symptoms of his rare and evolving cancer, George lived his life without the fear of physical and mental challenge, without the envy of good health, without the fear of death, and without letting on to most of those people around him that he suffered pain and the inconvenience of ongoing treatments and surgeries and the use of daily medication to help him cope with the symptoms of his disease. George lived his life to the very fullest until the end, and yet his drive, motivation, 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and mischievous humor was always endless and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to all.

George is survived by his parents, Tricia and Philip Lin, of Cincinnati, OH, and by his younger brother, Frank Lin, of New York, NY. A memorial service will be held at 2pm, Saturday, October 25, 2008 at the family’s San Diego home at 7940 Rufus Court, San Diego, CA, 92129. In lieu of flowers and gifts, the family requests that charitable donations be made to The George C. Lin Memorial Fund established by his family which will provide grants to institutions that provide scholarships to students studying film, and for pheochromocytom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lease send checks to The San Diego Foundation, 2508 Historic Decatur Rd. Ste. 200, San Diego, CA 92106. Please write the name of the fund, The George C. Lin Memorial Fund, on the memo line of the check.

*********
Please distribute the information above to the commun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fund or memorial, please contact Aya C. Ibarra at
aya.ibarra@gmail.com or (619) 851-2302

 

 

Team Taiwan
勇敢叫出咱母親的名「台灣」

簡長明

十一月二日一大早大夥就約好七點四十分,在Palm 和5th 街交口集結,代表咱 Team Taiwan「出草」參加 Race for Cure 的盛會。35人各由眾車長,大家各顯神通,有的本著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不惜犧牲甜美的睡眠時間,一早就照大會安排位置停好車,利用交通車去各贊助廠商的攤位上,拿補給的飲用水、乾糧、小紀念品等「早市」;有的靠關係,有的運氣好能停車在較近而方便的地方。

當天天氣涼爽,真是天公作美,十足是個秋高氣爽,郊遊踏青的好日子。八點開始,有分成計時組和一般組,大會一組一組的叫出他們的隊名,每一隊也都爭奇鬥豔,勇敢的現出他們的特色,發聲呼出他們的訴求,有的是歡欣他們的愛人至友,是多少多少年的乳癌倖存者,有的是紀念他們不在的親人。每隊都興高彩烈的出發,也有各高初中、社團的啦啦隊拿著大Pompon 給大家加油打氣,或是送水或是拍手鼓掌出聲叫好。有特色的樂團,隨興小樂團穿插在沿途路邊吹奏,那每年固定在President Way 的帶帽穿西裝的黑衣爵士二人組,是從未缺席的熱鬧囂喧場景。

Team Taiwan 是第四年參加。領隊是歐春美,她從八月就開始忙著報名,號召大夥參加。接著張羅隊衣,橫幅二人持掌大展開的 Team Taiwan 大隊旗,小綠色台灣旗,小美國旗,大會的號碼牌,紀念T 恤等的分發。林林總總,裏裏外外真辛苦她了。今年有每年都結伴來的大家長陳秋山伉儷 (出院後才一個月左右)、吳銘賢伉儷等,來相助發聲的有FAPA總會會長楊英育伉儷、世台會會長程韻如等。大家真是好友相見不只來踏青,還可「鬥嘴鼓」。誠如總會長楊英育所說我們TAIWAN的前途利益要 In Line 在美國利益優先後,才容易受美國主流接納。

我們在 Team Taiwan大橫條隊旗後,一字排開35人的場面都穿上Team Taiwan 的綠色T恤,手拿台灣小綠旗和美國小旗,相當可觀。因我們講究的是參與和曝光打出台灣的旗號,我們一路慢慢的走來,最後落入倒數第二隊完成全程。充分發揮這每人三十美大元的功效,不但回饋社區也把握每分每秒迤迤而行。我們每隔一段時間,視情況需要就呼出「We Are Team Taiwan, We Race for The Cure」。因為是Race for The Cure 大家都有同理相惜心,Team Taiwan 都獲得熱烈的響應和掌聲。交了許多朋友也有自動出來為Team Taiwan 贊聲的,並且發完了帶去的台灣小旗子。沿途我們也都邊唱歌邊走路,唱盡了大家所熟悉的一切台灣歌曲,實在是爽極也真是樂透了。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聽說有人看到第八台報導有我們的倩影。現在馬政權自從用Taiwan之名騙得選票後就不再講台灣,以後叫台灣的機會可能要少得多了。但Team Taiwan要永遠走下去,號召大家來共襄盛舉,希望我們明年是百人大軍。台灣是山,台灣是海,台灣是河,是正義是公理。我們一定要叫出母親您那麼美的名「台灣」。

 

 

臺灣中心讀書會 讀書報告 
2008/11/09

報導 林煌庭
書名 禪與美國文學
著者 陳元音

「美國文學有禪」之論證是得自著者勘察美國十位超越主義者及三位現代披頭族諸家作品。 本報告將介紹狄瑾遜詩中的禪趣 (第六章) 和史耐德與禪學因緣 (第九章) 并加評註。

著者簡介
陳元音 (1929 -2001)
台灣彰化縣人,淡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淡江大學教授兼外文系系主任、西洋語文研究所所長、外語學院院長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所長。近十多年來的研究主題為「禪與文學」,著有研究論文數十篇、英文專書兩冊,中文專書
《禪與美國文學》和《現代美國禪文學》。

本書的概括說明:

全書共分十章,前六章討論未受禪影響的美國文學,其文學意境與禪學頗有雷同之處,全部以美國超越主義文學為主,以平行比較研究方法(Parallel Study)解釋超越主義 、神秘經驗 、其草根性與普遍性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人心的問題 、如:大我 、小我、無我、無心、無明、開悟等,二元論與不二元論的觀念、直覺、「活在當下」的理念、博學與慈悲之間、返璞歸真、簡單化生活、淨化人心等等與禪學共通的課題。所涉及到的作家有愛默生(Ralph Waldo Eerson) 、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惠特曼(Walt Whitman) 、狄瑾遜(Emily Dickinson) 、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馬克吐?(Mark Twain) 、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 、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以及戰後的披頭族詩人等。

後四章介紹深受禪學影響的美國文學,主要以戰後美國作家與其作品為主要探討的對象,以影響比較研究方法(Influence Study)研究其與禪之間的因緣。首先論及戰後五十至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與文化如何形成為禪的溫床,醞釀出一系列的美國禪文學,然後分三章深入介紹比較有代表性的三位近代禪文學作家:一為王紅公(Kenneth Rexroth),二為史耐德(Gary Snyder),三為沙林傑(J.D. Salnger)。

艾彌莉‧狄瑾蓀 Emily Dickinson (1830 – 1886) 簡介

女詩人。1830年12月10日出生於麻州Amherst一個律師家庭。祖父為Amherst College的創辦人之一;父親為名律師,是學院的財務主管,也曾出任多屆麻州州議員,以及美國眾議員。有一兄一妹,手足情深。從小接受良好教育,十七歲進入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唸書,但十個月後因厭惡那裏的宗教氣氛(一說因生病)而輟學。年輕時曾隨家人到費城、華盛頓等地探親,年長時也曾到波士頓診治眼疾,但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家中渡過,平日除了白素淨衣其他一概不穿,深居簡出,不涉世事。至一八七○年,除了與家人往來外,幾乎可說完全與外界隔絕。文學史上稱她為 “Nun of Amherst”。研究者至今仍不明白她長期隱居的原因。

自二十歲開始寫詩,早期的詩大都已散失。 她在孤獨中埋頭寫詩,留下詩稿1775 首。在她生前只有7首詩被朋友從她的信件中抄錄發表。在她創作時,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1803 — 1882)所領導的 “超越主義” 運動在離Amherst不遠的Concord興起,她年輕時曾接觸到愛默生的思想,愛默生反對權威、祟尚直覺的觀點,使她與正統的宗教感情發生衝突,處于宗教的虔誠與懷疑的矛盾之中。

狄瑾遜于1886年5月15日逝世。她的親友曾選編她的遺詩,于十九世紀末印出 三集,但逐漸為人忘卻。直到美國現代詩興起,開始得到文學界的認真關注,被現代派詩人追認為先驅。與同時代的惠特曼(Walter Whitman,1819–1892)一同被奉為美國最偉大詩人。

一般研究狄瑾遜的詩多著眼在:孤獨、自然、生命、狂喜、絕望、死亡、永生、藝術、神與天堂、痛苦與喜悅等各方面。她的詩都沒有詩題,祇有編號或以詩之第一行為題。

( 附注:以上是綜合網路上的資料加以編述,恕不註明個別出處。)

第六章 狄瑾遜詩中的禪趣
本書著者自1775首詩中選出70首,翻譯成中文,以禪為切玉刀,用平行比較研究方法(Parallel Study)點出詩中禪味,提供一個不同的欣賞角度。著者在本書第六章討論狄瑾遜詩中的禪趣,以下簡單摘錄著者的論述:

(一) 滅苦之道

人生而走向死亡,不生則不死,而死亡是進入永恆的跳板,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開始,吾人應勇敢的面對它。狄瑾遜的另一種死亡觀與禪學中的所謂「大死一番」相雷同,可做為滅苦入道之最佳管道。她的下面這一首詩發人深省:

我為美而死──可是
剛被安葬於墳墓中
有一個為真而死的人
被埋在鄰接的房間裡──
他輕輕的問我「你是怎麼死的?」
「為美。」我答道──
「而我──為真──它們是一體的
──我們是兄弟了。」他說。
如親戚一般,晚上相見──
我們隔著房間開始聊天──
一直到苔蘚爬到我們的嘴唇──
將我們的名字蓋起來──( 449 )

一個人要求得真善美必得「大死一番」,將一生累積的我執或因而帶來的雜念或 煩惱或慾望全部淨化掉,所以真善美是一體的三面,是兄弟。這一首詩如不以禪 學的觀點去解讀它,便成一道很難懂,甚至很不合理的一首詩,難怪一般美國人會看不懂。

(二)「活在當下」的觀念

禪是非常實際的東西。禪者對於形而上的思考或過去與未來沒有興趣;他們寧可 思考當下的問題。一般人尤其是基督徒認為天堂遠在天邊,是死後才能去的地 方,可是狄瑾遜卻認為天堂近在心中,它不比這裡更遠。這好比禪者認為淨土在 人間,就在自己心中一樣。天堂與地獄本來是心造,一個人一念之間可以在天堂 亦可在地獄,天堂與地獄就在此地。下面這一首詩進一步說明狄瑾遜的天堂:

在下面找不到天堂的人──
在上面亦找不到啊!
因天使在我們隔壁租了房子,
無論我們搬到哪裡,祂們就跟著……( 1544 )

(三)無我,無心的境

凡人常誤認身心為自己所有,因而產生自我的觀念,由此觀念而有我執,我執導致貪瞋癡三毒,個個起煩惱,陷入痛苦中成為小我,處處為自己的利益著想。這種人活得毫無意義可言。人要活得有意義必須先想想如何將小我提升為大我。

我的河流跑向你──
藍色的海啊!歡迎我嗎?
我的河流等著你回答──
啊,海啊!看起來那麼優雅──
我將帶給你小溪流
將充滿污點的隱祕處──
你說啊!海!請接納我!( 162)

將自己比做河水流入海洋,這是提升「小我」為「大我」進而為「無我」的心路
歷程,經此心靈之旅,詩人證得真正無我的自由。

(四) 直覺──開悟之路

無論是東方的或是西方的神秘經驗中,直覺是很緊要的關鍵導致一個人超越或開 悟。根據鈴木大拙的說法:

……直覺地洞察到事物的真象不能以分析或邏輯去了解它。實際上,開悟打開了新世界,此世界,因受過二元論訓練所帶來的混淆一直沒被發現。換言之,開悟後整個周圍呈現嶄新的面貌。無論是什麼樣的面貌,它與舊世界不再相同……

狄瑾遜自己對於直覺下了如下的定義:

透過直覺,──最偉大的東西──
自己露出鋒芒,而不依字眼──
「我是半夜」,半夜需要說嗎?
「我是日昇」,閣下需要說嗎?( 420 )

一個人領悟之後的不可說性可在狄瑾遜的其他詩中看到,例如:

蜜蜂的喃喃低語
巫術──唬了我──
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
死比較容易──
比要我講出來。( 155 )

他解說「寬度」之事一直到它仍然狹窄
寬的太寬以致無法界說
至於「真理」終於宣告他說謊──
真理未曾炫耀一個符號。( 1207 )

(附注:詩尾括弧中數字為該詩之編號。)

蓋瑞‧史耐德 Gary Snyder (1930 — ) 簡介
美國詩人、佛教徒、登山家、環境保護者、深層生態思想家。
1930年5月8日出生在舊金山,成長在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和俄勒岡?州。熟悉該地區的自然生態和原住民的文化。1951年獲 Reed College 頒給人類學和文學的學士學位。其後進印第安納大學
研究所,但一個學期後,返回舊金山,追尋詩人之夢 (‘sink or swim as a poet’) 。
1953-5年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學習東方文化和語言。隨陳世驤教授研究唐詩,1958年發表英譯寒山詩二十四首,震撼當時美國文壇和美國社會,十年之後也引起台灣研究寒山的熱潮。再過二十幾年,又發表十六首英譯唐詩。
1950年與 Alison Gass 結婚,七個月後分居,1953年正式離婚。其後再婚三次, 育有二子。1956年 五月搭船至日本京都,入臨濟宗相國寺研習禪學。
1957年 八月在一艘輪船任職,趁機旅遊許多地方。
1958年 四月回舊金山作短期停留。
1959年 回日本京都,隨臨濟宗大德寺院小田雪窗禪師Oda Sesso Roshi研習禪學。
1968年 攜眷歸美定居。自1957至歸國,這期間因開會、旅遊、講學而有多次
出入日本。1962年同妻子及友人到印度面見達賴‧喇嘛請益。
1970年 在北加州San Juan Ridge山?下自蓋房屋,也自力種作果菜園,而開始〝狩獵和收穫〞(Huntng and Harvest) 的生活。因此春夏忙於經營果菜園,秋天則為收穫、儲藏、狩獵而操勞,冬天雪封山居則讀書寫作。1986年 開始在加州大學戴維斯 (Davis) 分校授課。之前在1964年自日本返國,秋季曾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開課教英詩。
1959年 發表《碎石》(Riprap) 以後至2007年,陸續出版約有三十本英文著作,
有詩集也有論文集。
1974年 所發表的詩集《海龜島》(The Turtle Island) 在1975年得到普立玆(Pulitzer)詩作獎。
1984年 秋天同一群朋友訪問中國。遊寒山寺,寫了一首〈在楓橋〉的詩。
1990年 秋天曾到台灣訪問,朗誦詩歌,並有描寫台灣彌猴和神木的詩各一首。

第九章 史耐德與禪學因緣
本書著者從史耐德的六本詩集中,選出三十首詩來討論。以影響比較研究方法
(Influence Study)研究史耐德與禪之間的因緣,這六本詩集及其評論如下:

《碎石與寒山詩》(Riprap and Cold Mountains Poems)
向東方「取經」,學禪與中國古詩十餘年影響後來的詩集。

《神話與教本》(Myth and Texts)
提升史耐德的洞察力,以辯證結構呈現一切無常,整個自然生態被破壞
與燃燒,無法挽救,只靠心理建設一途。

《山河無盡》(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帶來樂觀與希望,因為只有無邊的天空如無邊佛法導致無量世界。

《偏僻地》(Back Country)
追溯原始荒野世界尋找「水窮處」,「坐看雲起」,禪味十足。

《說到海浪》(Regarding Wave)
指出海浪貯存能源與天人合一之神秘感,萬物的根互相盤結成一有機體
融匯成一整體,流過的水聲甚至成為音樂,淨化人心。

《海龜島》(Turtle Island)
是佛教與自然生態融匯的詩集,豊富了詩的世界並回答人應如何生存的問
題。史氏指出現代東西方工業文明忽視了別人包括眾生的生命,結果我們見
證了自然生態陷入危機。他呼籲讀者重估美國現代文明所依據的老神話的價
值觀。

但是史耐德所學的有歐美文化、日本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印地安文化等;在宗教方面則有佛教(禪宗、華嚴宗、天台宗、日本密宗等)、道教、印度教、巫祝等。這些學問時時都在影響他的文思和寫作技巧。又他在日本禪寺做和尚自言沒有大頓悟,?有幾次小悟的經驗。回美國定居後,認為以和尚的身份問世,揮灑的空間不大。因此一方面以詩文譴責自然環境之被破壞,尤以濫伐樹木為最:

讓我看不慣的是那些殘株
他們對樹林做了什麼了?
這些基督徒們出去拯救靈魂卻奪去土地
「他們從十字架上偷走耶穌
如果他沒有被釘在上面」
猶太人做過的
最後一次端正的木工。 (Myths & Texts, P.11)

山河阻塞了、鱒魚被殺死了,路也是。
耶和華的鋸木廠廟
冒出黑煙一百尺高
送出燃燒的煙
樹液和樹葉
刺激著急切的鼻子。(Myths & Texts, p.14)

另一方面在耕讀寫作之餘,積極投入環境保護工作,希冀有一個和諧的世界:

它暖和了我的骨頭
石頭說
我把它帶入我之中而長大
樹林說
葉子在上面
根在下面
一大片模糊的白色
從黑暗中把我引出來
飛翔中的蟲說 —
我聽到了什麼
也聞到了什麼
而我看見東西在移動
山鹿說 —

高高的塔在寬大的平原
如果你爬上一層
你會看到另一千里路。
(“The Uses of Light”, TI, 39)

史耐德辛苦去日本研習禪學多年,頗有成就。他不去繼續追求頓悟,反而以所學為弱者(包括有情和無情)發聲,為建造和諧世界而努力不懈。台灣本土革命僧林秋梧的一首詩:「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小鬥強權。」其志趣可以比美史耐德,可惜英年早逝,壯志未伸,誠屬可嘆。

有一記者問:「詩可以改變世界嗎?」史耐德以一聲「哈!」回應。也許另一首台灣本土詩,可以替史耐德接續回答:

…………………………
詩擁有強烈的能源,真摰的愛心
也許一首詩能傾倒地球
也許一首詩能挽救全世界的人
也許一首詩的放射能
讓我們聽到自由、和平、共存共榮
天使的歌聲般的回響

───陳秀喜:「也許是一首詩的重量」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感恩餐會
轉載自太平洋時報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於十一月十五日舉辦感恩音樂餐會,有三百多鄉親共聚享受了一場溫馨創意的盛宴。

當天一早,台灣中心婦女會的姊妹們已在廚房大展身手,停車場架起有專業外燴水準的爐灶,頗有傳統台灣人辦桌的氣勢。而禮堂內舖上綠色桌巾的桌上綴滿玫瑰花瓣,台灣果蔬來自田土伯菜園的絲瓜、苦瓜等,以及美麗的天堂鳥,融合了美式、台式的感恩節景象。

這也難怪,聖地牙哥的鄉親這麼高興地迎接今年的感恩節,因為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已購得永久會館,即將結束十二年賃屋置館的生涯。

董事長陳正茂致詞感謝十二年前台美基金會的創會董事們的遠見,要建立起在聖地牙哥的台灣中心,去年,在募款委員會主席陳清池、陳秋山,購館委員會呂錦文等的努力下,終於在九月完成購館計劃,並且基金股票能在股市崩盤前脫手,另一方面,台灣中心得以推展會務,義工的貢獻很大,尤其今年中心的正、副主任范少達、歐春美照料著中心館務,發揮高度義工精神。

陳正茂指出,購買館址的五條件為地點、價錢、Size、停車場,並需有禮堂可容至少三百人。新館址差不多都符合上述條件,雖還需整修,他以「丈母娘看女婿」來形容董事會的心情。現在已成立增修委員會,由吳銘賢任主席,這是未來的最重要工作。預計明年三月整修完成,四月遷入,五月舉行開幕式。預計初期整修需五十萬。

豐富自助餐由基金會董事們圍上圍裙,親自服務佈菜,董事長陳正茂招呼鄉親,展現大家庭和樂氣氛。餐後鄉親們合力將餐桌收起,椅子排好,禮堂由餐廳變成音樂廳,第一個目是由Diana領導的那魯灣太鼓表演,七位充滿活力的青年,有台裔、日裔、韓裔,演二首震撼十足的太鼓,贏得滿座叫好,掌聲不斷。該太鼓團常應邀表演,每週一在中心練習,目前有二十多學員。

隨後的壓軸是李雪玟教授的演唱,李雪玟以電影出埃及記主題曲開場,曲名為「這土地是我的」,她指出:台灣是上帝賜給台灣人的,台灣人要捍衛她,不要讓別人奪去,否則對上帝,對自己都說不過去。上帝如果要把台灣給中國,會把台灣放在中國的土地上,既然以海峽將台灣與中國移開,上帝就是要把這地給台灣人。

接著她演唱小夜曲,日語的荒城之夜、櫻花,歌劇波西米西人曲子,最後演唱她最擅長的母親 e 名叫台灣。在安可不絕下,再領大家唱望春風,因欲罷不能,再教大家唱一首她自己作的曲子「美麗台灣」。李雪玟教授演唱時,用美麗寶島的風景字幕作背景,加上配樂,叫粿更是感人。感謝中心副主任歐春美女士熬夜備製這些背景的 DVD。

整個音樂會在充滿感性與感動之下結束。

聖地牙哥台灣中心帶著感恩的心,步向另一新紀元。

特別感謝

台灣中心感恩餐會張蕙蘭名廚

大廚團隊:
王英、苗美雲、張淑娥、陳蓁蓁、陳真美、黃宜修、林國基、黃宗川

廚房、會場義工:
莊恭榮、邱惠真、江樂舜、劉福權、何金花、鄭玉雀、余洵洵、簡麗善

以及諸位現場幫忙的基金會董事和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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