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人捐贈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
太平洋時報
聖塔芭芭拉加大通過設立以台灣研究焦點的「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
杜國清教授獲殊榮出任「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首任講座
在 2004 年台美人傳統週，各地慶祝節目陸續展開的前夕，四月三十日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UCSB)，任命該校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教授杜國清為「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The Lai Ho and Wu Cho-Liu Endowed Chair in Taiwan Study)。去年五月加州大學總校長艾金森 (Richard Akinson) 正式批准該講座的設立。UCSB 校區校長楊祖佑 (Henry T. Yang) 在 30 日的任命典禮上特別感謝捐贈五十萬美元設此講座的幾位聖地牙哥的台美人，楊校長指出這幾位台美人選擇聖塔芭芭拉加大設立全美第一個以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國際中心，是該校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莫大的光榮。
當天 UCSB 舉辦隆重的任命儀式、酒會和餐會來慶祝。這是東亞語言文化系十年來第四個講座，也是該校第四十二個講座。「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是由幾位在聖地牙哥的台美人共同出資捐贈。在任命儀式當天，捐贈人代表鄭德昌向一百五十多位應邀觀禮的來賓說明此一講座的緣起。鄭德昌提到聖地牙哥台灣中心成立後，在四年前，開始舉辦一系列研究台灣歷史文學的講座。在 2001 年 2 月台灣中心邀請在聖塔芭芭拉大學的杜國清前往該中心以「台灣文學研究與台灣新詩的發展」為題演講。演講後透過杜教授，對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在研究台灣文學的努力及成就有更進一步了解。幾位志同道合的同鄉開始思考要設立全美第一個講座，專門致力於台灣的研究。鄭德昌指出聖大多年來在東亞語文研究的努力，已在學術界建立了卓越的名聲，這次選定該校設立講座，並得以如願成立，對這一北美首創之講座，他們十分珍惜。陳德昌希望這個小小的開始，能夠帶動學術界對台灣的人文發展作更專業的研究。代表聖地牙哥台灣中心(台美基金會)致詞的陳清池教授指出，這個講座的設立將使台灣在國際文化及歷史研究的能見度將大為提高，他希望今後聖大和台灣中心之間的合作和交流將更加強。
當天該校文理學院喜氣洋洋，楊祖佑校長率領該校文學院院長馬歇爾 (David Marshall)、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主任艾朗諾 (Ronald Egan) 在教授俱樂部舉行儀式，隨後舉行酒會，晚上則在McCune Room 舉行晚宴招待出席的貴賓。馬歇爾院長指出，聖大的預算來自加州政府，只佔該校總預算的 1/3，近年加州財政窘困，高等教育受影響至深，台美人慷慨贈與設立「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對將來該校在具全球視野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像台灣研究，必有實質的幫助。而系主任艾朗諾特別強調，該系教授群雖只有 12 位，但已有三個講座，分別研究希臘文學，達賴喇嘛及藏學，以及日本神道，現在加上台灣研究講座，使該系的學術領域更廣。他強調在 1980 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和政治現實發生根本變革以後，台灣及其特殊文化的研究頗有進展，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意。他預測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大有可能成為台灣研究這一專門學術領域的焦點，全美其他地方無以媲比。
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楊祖佑校長談到這次聖地牙哥同鄉能夠有此遠見，在該校設立講座，令人欽佩。講座的任命是終身榮譽，該講座基金的每年利息中除提撥一部分供講座教授作研究以及辦研討會、出版著作之外，有一部份仍會繳回給基金。講座一旦成立，即照成立宗旨運作，成為聖塔芭芭拉大學的一部份。台灣來的移民及留學生白手起家，創業有成的人不少，他呼籲為教育下一代，使他們有理想的高等教育研究環境，台美人能多多支持講座的設立。
捐贈人之一的陳秋山很謙虛的表示，台美人當中財力比他們雄厚的人不少，大家在各項對有關台灣國內的支持也不遺餘力，他認為這次講座的設立過程，在人、地、時各方面都安排得順利。
應邀觀禮的南加州台灣人筆會創會會長鄭炳全博士很高興聖大能以隆重的方式，來任命杜國清教授為「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他指出，除學術成就外，杜教授在最近幾年很關心地在培養台灣的文學家，例如汪寶釵教授曾在該校研究，並促成台灣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杜教授是最佳人選。鄭炳全認為設立獎座以台灣人在美國的財力和實力應不是難事，他相信將來有更多人會在生前信託內加入捐助高等教育機構。
杜國清教授在接任講座的任命後，以「美麗與芳香永留人間」為題，描述他對台灣文學和文化的感懷。他特別提到被任命為第一任「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首位講座教授是他一生中最光榮的日子。他不會忘記捐贈者的願望－－使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成為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國際中心，而研究中心將致力於「台灣研究基金」(Taiwan Studies Endowment) 的設立，以實現三大任務：(1) 定期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活動；(2) 出版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的英譯作品；以及 (3) 編輯有關台灣研究的英文著作。杜國清用「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來形容其責任的重大。他感性地朗誦一首在 2001 年 8 月，在捐贈者之一的鄭德昌、賴淑卿家作客時，看見他們院中的曇花，有感於短暫與永恆，美好事物，隨生命無常，稍縱即逝，他自悟出要努力，使台灣文學及文化歷史的研究能夠「曇花暫時一現，是幻是夢，只為生命的美麗和芳香永遠遺留人間」。杜教授精釆演講，出席貴賓報以長而熱烈的掌聲。
除鄭德昌、賴淑卿夫婦之外，這次捐贈設立講座的台美人有陳秋山、陳如賓夫婦；吳明賢、謝節惠夫婦；呂東輝、蔣美惠夫婦以及黃晴女士。
當天應邀出席觀禮的有台灣人社區人士正在 UCSB 研究的台灣名作家李喬、南加州台美人筆會會長黃健造、台灣出版社負責人林衡哲醫師、美國福爾摩莎基金會董事長吳澧培、太平洋時報社長林文政等人。洛杉磯台北經文處的周唯中副處長以及廖朝宏副領事也出席酒會及晚宴。
杜國清教授是台灣台中人，1963 年台大外交系畢業，在日本的關西學院大學取得日本文學碩士，美國史丹福大學中國文學博士，1975 年加入聖塔芭芭拉大學迄今已經近三十年。杜國清是國際著名的文學學者，詩人及翻譯家。他的學術研究以台灣文學為焦點，他是聖塔芭芭拉大學最近設立的台灣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該校跨院系人文中心世界，文學論壇的主持人。該論壇不定期邀請海外華人作家作學術研討。杜國清出版詩集多冊，並致力於英文、日文及法文文學作品的中文翻譯工作。他得過台灣文建會的終生成就獎(翻譯類別)，也獲得多次蔣經國基金會和鹽田基金會的獎助。
1996 年起他編輯台灣文學期刊，英譯系列，迄今已出 12 集。該專刊是當今少數以英語讀者為對象，提倡台灣文學研究的期刊，對於國際研究豐富多彩多姿的台灣文學有莫大的貢獻。杜國清的研究範圍包括中國文學，中國詩及文學理論，東西比較文學及世界華文文學。
除研究教學之外，杜國清教授也擔任過亞洲研究系主任，東亞語言及文化研究系主任。並曾擔任北京海外教育計劃的主任，也曾在廣島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美麗與芳香 永留人間
～台灣文學與文化感懷～
杜國清
現在回想起來，加州大學「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設立，一切因緣來自 2001 年二月，我第一次應聖地亞哥台美基金會的邀請，到聖地亞哥台灣中心演講「台灣文學研究與台灣新詩的發展」。那的確是一個幸會，當時種下的種子現在已蔚然成園。
與該講座的主持人鄭德昌和聖地亞哥台美基金會諸位個人捐贈者認識以來，前後已有了三年。 2001 年 8 月，再到鄭德昌伉儷府上作客，我曾寫了一首詩，現在回想起來，頗能道出當時的心情，也為今天這一盛會提供了適當的背景。
這首詩的題目是「夜觀曇化」。曇花 (Epiphyllum oxypetalum) 在夜間開花，美麗，芳香，幾小時之後就凋謝了，因此中文有「曇花一現」的成語，意指生命無常，美好的事物很快就從世間消失。第二次再到德昌伉儷府上作客時，我們觀賞院中的曇花，直到深夜。在曇花前暢談人生與台灣文學，感悟短暫與永恆，現實與夢想之間，似乎隱含生命的真意與揶揄，乃抒所懷，並謝德昌伉儷雅意。在感受激勵之餘，希望我對台灣文學及其文化歷史研究的追求和努力，能夠「永遠遺留人間」，因此，我想借這個機會，朗讀這首詩，再向鄭德昌伉儷和諸位捐贈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家的曇花 最後兩朵
等著你來 今晚一定盛開
果然 在枝葉綠叢中
垂掛著許多半凋未萎的白花
昂然微翹的頸子 白中透紅
挺起 苞滿的兩叢
欲開未放 溢出芳香
迎人的笑容
曇花的芳香 越來越濃
夜已深 南加州的夏夜
寒氣陣陣逼人 我們仍在
暢談 移植海外之後
人生 如何開花結果
台灣原產的文學 如何
在美國生根
濃烈的芳香 隨著夜深
越來越清純 我們的談興
在觀賞中 頓開智慧的花朵
今夜 花神作證
曇花暫時一現 是幻是夢
只為 生命的美麗與芳香
永遠 遺留人間
作為一個詩人學者，被任命為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 (UCSB) 第一任「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講座教授，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榮耀的日子。首先，在此，我對提供資金設立美國學術界首創的「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捐贈者，以及我校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文理學院院長、以及校長等，對於在美國學術界拓展台灣研究這一學術領域的前瞻視野和熱心協助，使我多年來的願望終於能夠實現，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我也非常感謝前來參加這個盛會的許多同事和關心台灣研究的朋友，來自洛杉磯、聖地亞哥等南加州台美人社區，尤其是來自台灣的名作家李喬先生，他是「UCSB台灣作家短期駐校」項目第一位邀請的台灣作家。
「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設立，我們不會忘記捐贈者的希望，就是使我校成為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一個國際中心。講座以兩位二十世紀台灣文學人物命名﹕台灣文學的先驅者賴和 (1894-1943) 以及以『亞細亞的孤兒』一書聞名的作家吳濁流 (1900-1976)。賴和的一生大致相當於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的五十年，為台灣文學後來的發展奠立了基礎，一般認為是台灣文學之父，而吳濁流是從日據時代後期到戰後三十年的傑出作家，他的作品代表對台灣文化、政治和社會的關切和認同的探索。我們深信，在「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基礎上，我們今後的努力，將使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成為台灣研究這一專門學術領域的重鎮，以期美國學術界在台灣文學及其文化研究方面的拓展，今後更上一層樓。
1544年，世界歷史首次出現台灣紀錄﹕一艘葡萄牙船在航往日本途中經過台灣 (導航者為荷蘭人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船上的水手在大海中遠望島上鬱鬱蒼蒼，驚艷之餘，嘆呼「Ilha Formosa (福爾摩沙)」，意即美麗婆娑之島。台灣的近代歷史，大約四百年，開始於十六世紀中葉，從明末清初，經過各個階段，從西班牙、荷蘭佔領，鄭氏王朝、清朝統治、日本殖民時期、戰後、戒嚴、以至目前的民主社會。
由於台灣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具有與大陸不同的文化社會。台灣文化具有島國特色，深受海洋文化的影響，而台灣社會基本上是移民社會。通常島國文化容易受到外來的影響，台灣亦不例外。台灣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固然由於曾經受過日本統治五十年的結果，而台灣本身具有島國文化的共通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除了中國文學以外，日本文學以及歐美文學等外來影響，使台灣文學的文化背景顯得更加復雜。台灣文學在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所接受的世界各國文學的影響，使台灣文學成為國際比較文學上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構成了台灣文學研究的最終定位和評價具有國際視野的一個理論基礎。
我們都知道，由於政治歷史等原因，在八十年代以前，台灣及其文化並非學術界常見的研究對象。中國大陸在七十年代末期採取的開放政策，開始積極鼓勵學者研究台灣文學，而使台灣文學的研究在大陸成為一個顯學。1987年，台灣解除了實施將近四十年的戒嚴，社會和政治現實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基於對台灣的過去與未來的關心，台灣學者也在八十年代末期開始對台灣文學和本土文化加以積極研究。九十年代以來，台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已形成為一種國際現象，引起了日本和歐美許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興趣。
除了在台灣的許多大學紛紛成立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科系之外，日本天理大學台灣學會以及東京大學日本台灣研究學會、德國魯爾大學的台灣文化和文學研究所，可以說是這一領域應時出現的學術機構。呼應這一國際趨勢，我校在去年設立「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同時，在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成立了台灣研究中心。
加州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以推動有關台灣的學術研究，加強國際間對台灣及其文化的瞭解，和促進世界各地對台灣文化的研究為宗旨，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英譯、以及台灣研究者間的學術交流。
台灣研究中心的運作原則定位為﹕文化研究，學術立場，國際視野，以這三個側面構成的三稜鏡來檢視和探索台灣及其多彩多姿的文化景觀。台灣研究中心今後努力的目標，將致力於「台灣研究基金」 (Taiwan Studies Endowment) 的設立，實現包括以三大願景的長遠任務﹕
1、定期舉辦有關台灣研究的學術活動，包括台灣文學與文化國際研討會，台灣研究演講系列，以及台灣作家短期訪問等﹔2、出版台灣文學與台灣作家的英譯作品，尤其是台灣主要作家代表作的英譯單行本、以及中英對照的作品選集﹔3、編輯出版有關台灣研究的英文著作，主要對象是美國大學研究所的年輕學者所完成的台灣研究的學位論文或學術論文。
UCSB台灣研究中心的這三個願景的實現，是一個長遠的目標，但我們相信，在「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的基礎上，有一天我校將成為台灣研究的專門出版機構，一個名符其實研究台灣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國際中心。
我校自 1996 年以來，與文建會合作出版半年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致力於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介紹給英語讀者，以促進從國際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經過七年來的努力，獲得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洲許多學者和翻譯者的協助和合作，奠立了我校在美國學術界推動台灣文學英譯這一方面的重要地位。
該叢刊每一集選定一個主題，借以展示台灣文學發展的特色，到目前介紹過的主題包括﹕台灣本土文學的聲音、文學與社會關懷、都市文學與世紀末、文學與自然環境、兒童文學、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文學與歷史以及文學與民俗。第十五集將於今年七月出版，主題是賴和與吳濁流。
台灣研究中心準備今年開始出版「台灣作家英譯系列」(Taiwan Writers Translation Series)，相信可以與目前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來自台灣的當代中文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系列共同將台灣文學進一步譯介給英語讀者。
由於台灣研究是近二十年來才崛起的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而在想像和現實之間，台灣的文學、歷史和文化的真實性構成了值得檢討和探索的學術課題，因此我們計劃今年秋季在UCSB舉辦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題為「台灣想像與現實﹕文學、歷史與文化探索」，以期從國際視野和多元觀點，對台灣的歷史、文學和文化的實體加以深入的考察。
作為第一任的「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教授」，在感到榮幸之餘，深覺任重道遠。我不禁想起孔夫子的學生曾子在『論語』中所說的，似乎反映出作為聖門弟子的慎重心情。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我不敢以孔子的弟子自居，聖賢的仁與道更不是區區如我者所能望其項背，但是曾子的心情或許仿佛，因而這個講座教授的任命，也讓我深深感到一個莊嚴的承諾。
不忘捐贈者的期許與學校的寄托，我將盡最大的努力，負起在美國學術界推動台灣研究的重任，有生之年亦將竭盡所能完成這一職位的使命。我相信，賴和吳濁流這兩位台灣先賢在天之靈，會給我，以及將來繼任的每一位講座教授，給予最大的庇佑。但願﹕
曇花暫時一現 是幻是夢
只為 生命的美麗與芳香
永遠 遺留人間
(本文係杜國清教授於 2004 年 4 月 30 日就任「賴和吳濁流台灣研究講座」就任典禮致詞全文)
『2004 年陳戴款紀念基會模範母親』得獎感言
張運帆
得獎人簡介： 張運帆女士出生於台中縣，父親是安徽鳳陽人，母親是台灣台中人。大學畢業就與張裕華先生結婚，1992 年伴先生來美國進修， 直到如今。她的先生張裕華目前是會計師，並有兩個孩子， 大女兒 Anita 今年 11 歲，兒子 Samuel 今年 8 歲。一家人歡歡喜喜住在 Carmel Mountain Ranch 的半山腰。
她的女兒Anita 出生因胎盤早期剝離所缺氧達 23 分鐘，她因而成了所謂 low muscle tone (肌肉張力不足) 的腦性痳痺的孩子，感謝主的保守及恩典，她雖慢郤一步一步地在成長茁壯， 因為從小的基督信仰使她相信神的旨意總是最美善的。
在 5 年前感覺不配地從前台灣同鄉會洪瑞懋會長手中接過 1999 年模範母親的獎牌，今年從杜武青教授手中接過 2004 年的陳戴款紀念基會模範母親獎的我仍然覺得不配。只有感謝上帝也感謝鄉親，弟兄姐妹的愛心。感覺不配不是我謙卑，是這 11 年下來我發現不是我這母親能教她什麼，也不是我這母親敬愛她，相反的是我的女兒 Anita 用她那天使般燦爛的笑容，真實，單純，沒虛偽的生命教導了我如何懂得去愛。是 Anita 給我機會學習如何成為母親， 從生手到現在稍微有點經驗。所以這個獎應該頒給我的女兒。
在上個月因為想到女兒要去上初中，我不僅體會不到吾家有女初長成的喜悅，反而憂慮，不安攻擊我心。我就很不溫柔也很大聲地「罵」她 「妳為什麼不能正常點呢？」，「為什麼妳不出生就死了呢？」世上有什麼比母親咒詛自己女兒更痛心的呢！她一直說「mommy, sorry, mommy, sorry」。之後主責備我，我向她說對不起， 她回我一個 big smile，及一個 big hug。我緊緊地擁抱她，低聲地叫著她「Anita 啊，Anita 啊！！」。淚水滑下臉頰，「主啊！你為什縻不為你的天使，找一個有愛心的媽媽？ 而要揀選一個生手且愛心不足的我呢？ 實在感謝主的恩典，我為會處在掙扎中靠主恩典憐憫，繼續看見盼望，在跌倒時靠主的十字架的功效再次前行。
在 5 月1 日我大哥的兒子三歲，因神經母細胞腫瘤去世。經過這 100 天的生命爭奪戰，在不捨中他離開了。在人看來好像我們的禱告均無效，因上帝沒有奇蹟般地醫治。但看見哥哥這位在世界打滾了 30 年，事業頗有成就的他改變了所有的價值觀。他不僅回到上帝的家，逢人就說：『在我們這破碎的生命裡要成為上帝榮耀的見證』。是「不幸」是「歹運」嗎？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藉著這苦難反倒使主耶穌的性格被做成在我們裡面了。
我跟我的先生商量，將這獎金給奉獻出來成立為腦性麻痺兒童基金，這個從女兒一出生就有的夢想，今日終有種下種子的機會了。我沒有什麼大志，只盼望給這些可能一輩子都遊走在「delay」的孩子一點鼓勵。不論他（她）們能否「功成名就」或「功不成名不就」，他（她）們的付出永遠是值得被肯定及稱許的。我相信這小小的奉獻是「miracle seed」 。如同主藉聖經應許我的：『他們這從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便將榮耀歸與神』。
願神自己將這奉獻掣開加上祝福來祝福大家。
五月份生活座談會「代溝」
孫淑玲
這個月的生活座談會主題是「代溝」，由蕭維莉女士主持，原來安排的時間是五月中旬，由於跟一年一次的台灣週撞期，生活座談會臨時提前在五月一日下午兩點準時舉行，這個時間的改變無法配合許多同鄉的時間，加上「溝通」這門學問，只要會講兩句話，誰都可以是專家，所以，五月一日生活座談會出席的同鄉較以往的人數要冷清一些，不過，在美麗的主持人的運籌下，絲毫不減主講人的熱情與精彩演出，每個主講人以實地的生活經驗、幽默風趣的方式，把「代溝」的藝術以生活事例一一跟同鄉分享，與同鄉交換心得。
首先，季小圓女士以自己撫養一對兒女的經驗，認為解除代溝最好的方式就是溝通，溝通不是誰聽誰，只要別人聽我的就行，有時候同樣的父母，小孩子並不見得都一樣的，有的靜靜的，有的愛哭；愛哭沒關係，只要不要讓他以為哭可以得逞就行，靜靜的小孩也不能不理會他，不然疏離會變成自閉的習性；跟小孩建立良好的關係，長大以後就不會有溝通的問題。
季小圓也以小孩學鋼琴的經驗，即使大學畢業後仍舊喜歡彈鋼琴，來疏解壓力，而父母子女的溝通聊天最好的機會就是在車內，常常一車子的小孩子在車內，大人不必講話，只要用心去聽，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訊息的，至於，吃飯的時候不必講些太嚴肅的話題，這樣才不會在不愉快的氣氛下吃飯。
如果，高中小孩帶女朋友回家，家有家法，女孩子必須單獨睡，白天可以在同一個房間，但房門須打開，至於，小孩上大學以後，學校宿舍則都是男女同棟宿舍，男女房間分開，共用客廳，可以訓練小孩異性相處的知識。
有的小孩選擇伴侶過於天真，女兒男友有心臟疾病，勸其放棄不必照顧他一輩子，結果，結婚後搬家男的只能坐著，不能旅行、不能曬太陽，可見，小孩有自己的想法，勉強不得，只要隨小孩一起成長，吸收外面的新知識，父母子女就不會有代溝出現，也不會有緊張的關係存在。
第二個主講人是黃彩鳳女士，也是一位有經驗的媽媽，認為代溝可以分為幾個方面：
(一) 態度問題： 父母台灣教育出身，子女西方環境長大，小孩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父母不能規定「小孩只能聽、不必說」，大人要有心胸承認錯，不能為了自尊心而不願認錯。
(二) 事業目標： 以前我們都一步一步來，大學、留學、就業，只希望每個階段都能順利，在美國沒有安全感，不敢冒險，而小孩在這裡環境長大，這是他們生長的地方，不會產生不安全感，只要有學位，不一定要好成績，畢業後照常能夠找到工作的。
(三) 金錢態度： 父母沒有安全感，省吃儉用，存錢買車、買房子、讓子女唸大學，而小孩子沒錢花，先用信用卡刷卡，再找工作去賺錢；
(四) 休憩方式：小孩聽音樂喜歡節奏快的樂曲，才會有活潑動力，否則會想睡覺，如果，小孩同學在一起，像放寒暑假，我們覺得吵雜，他們卻自得其樂的。
(五) 對小孩約束力： 小孩在家裡房間零亂，還可以啐啐念的，在大學宿舍，太整潔反而會被笑弄，不管我們如何管、如何期待，上了大學就管不了了，父母要學習放開，給他們支持，關愛他們，小孩子有問題回來向父母求援，要感覺幸運，因為，只有父母有影響力存在，他們才會回來找父母的。
這次的生活座談會由陳秋山先生贊助，陳秋山先生希望大家多多愛護台灣中心，廖妙智女士準備點心，黃正源先生負責報導記錄，由於黃正源先生以「一英哩九分鐘」的速度，剛跑完Del Mar-La Jolla 馬拉松，體力還沒有恢復，報導的事宜委由孫淑玲女士代筆抓刀。范少達先生介紹預告傳統週活動後，座談會繼續進行，有的同鄉晚來，座談會的座椅也陸續的坐滿，有三四十位參加。
第三位主講人是劉武鴻先生，一向以「讓小孩教、不是教小孩」的態度來看代溝，就以男女交往的情形來說，就跟我們從前不相同，劉武鴻先生也舉了一些讓人大驚小怪的事情，例如，中學生開舞會，門口有老師看門，裡面黑漆漆的，學生在跳慢舞、貼身舞，我們以前上大學也不過在跳土風舞的；在美國的大學宿舍都是男女同棟宿舍，共用浴室或洗手間的，我們以前的男女宿舍都分開，女舍圍牆還有玻璃片防止攀登； 還有在大學畢業後有朋友來過夜，有男的、有女的，本來是男的住樓上打地舖，女的住樓下房間，結果，隔天天亮，有的女生從樓上下來、有的男生從樓下上來，成雙成對的男女讓你跌破眼鏡。
他們對男女朋友的定義也不一樣，男女朋友就比較正式而正式的關係，如果，分開以後向朋友圈宣告一下，就變成普通朋友了，男女朋友、普通朋友、男的朋友、女的朋友、男女之間有沒有普通朋友，這一切要如何拿捏，就不是很容易的了，也許這不是一個「代溝」一句話可以說明的了。
第四位主講人是陳立人先生，以引述的故事做起頭說明「溝通的藝術與智慧」，有效的溝通在於正確的資訊與認識，如果不清楚的地方不要為了面子問題，不敢或不願意詢問清楚，吃虧的往往就是自己，逃避問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認知不同，參加派對穿錯衣服，出洋相的還是自己的無知；男女朋友之間的溝通則要講求「包容」，容忍雙方的缺點，發掘雙方的優點，互相欣賞、互相勉勵，就能「善解」，時時心存感激，因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能「知足」就能快樂，以「感恩」的心境多替對方著想，耐心冷靜就能解決所有溝通的問題了。
陳立人先生還強調在生活上最需要溝通的是自己，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儘量縮小自己，就能有效的建立人際關係，跟子女小孩溝通也是一樣，如果能學習小孩的運動球賽嗜好，記住球隊球員的名字，就會有共同的話題，代溝就不會出現，所以，要「溝通」必須從自己做起，才能家庭和樂、生活圓滿。
最後一位主講人是侯聰智先生，以個人的家庭經驗、有感而發的，跟聽眾同鄉分享「親子溝通」的許多小故事，並且，把自己的難得經驗做了一些結論：
(一) 不要期望小孩的課業成績，只要小孩有個平安、平凡的生活就可以；
(二) 儘量讓小孩自己有成長的空間，發現小孩的嗜好及內心的需要，幫忙他、鼓勵他，而不是批評他、漠視他。小孩喜歡吉他，再貴也值得花錢買它。有時候，小孩的暴力、反抗或激動傾向，是一種受長期壓抑的反應的。
(三) 儘量盡自己的力量提供小孩的需要，不必一定要跟小孩對抗，變成一個緊繃的關係，要學習做小孩青少年期的朋友，做不到的地方找人幫忙；
(四) 對小孩的關懷要付出愛心，不要求回饋，也不過分的期望，常常一個簡單的動作或親子互動，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的。
這次的生活座談會在蕭維莉女士的完好主持下，順利結束，下個月的生活座談會主持人林幸隆先生特別趕來在這裡做預告插播，講題是「愛情故事」，一定精彩可期的，出席聽眾最後享受了廖妙智女士準備的精緻素食點心，這是一個收獲豐富的下午，聽得專心、笑得開心、吃得稱心，大家在依依不捨的驪歌聲終離開台灣中心。
訪舊地、晤舊親、憶舊友 (二)
蘇教授、平山、隆治與田中
范少達
前次提到清美堂姐、武雄姐夫一家搬到新澤西中部的普林斯頓不久，我也「隨踵而至」到相距只四十哩的賓州費城去修博士(難怪清美姐說我從小就是個跟屁虫)。而且我還沒在費城找到居處前，「理所當然」的在他們家一住就是近一個月(也難怪當時清美姐熱衷的幫我覓屋買房)。
賓大醫學院、幾個研究大樓和兩個相關的醫院集中在校區南邊。當時十來個研究所有十幾個台灣來的研究生，我讀免疫學，研究室在四樓，三樓有個念微生物學的台灣女生，「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我在三樓四樓之間爬上爬下，沒白費腿力，三年後我倆終成眷屬。
整棟Johnson Pavilion的實驗室大概從沒翻新過，而且窗子很小，一副老舊灰暗的面貌；研究生們大好的青春歲月大都流逝在實驗室裏，不過，我在一間實驗室看到一張讓我永誌難忘詼諧幽默的貼紙…
“Doing a good job here is like wetting the dark pants you are wearing; nobody will notice it, but you will have a warm feeling.”
「在此地工作努力表現良好，就像尿在自己穿的深色褲子上，別人是不會注意到的，但是你自己會有一股溫暖的感覺。」
富有鼓舞的哲意，帶些無奈的自憐，也有點阿 Q，我覺得很好笑，一想到就不禁莞爾。
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中國開始讓大量的學者出國進修研究。和台灣相反，中國先期來美的全是上了年紀的教授和學者，沒有年輕的留學生。賓大醫學院幾個研究所也來了幾位；和我同實驗室的有位從瀋陽醫大來的蘇教授，五十幾歲，個子矮，頭微禿，溫文有禮。他是我這輩子接觸的第一位中國人，工作賣力，夜裏我倆常為伴於實驗室，也可道家常，或聽我發牢騷。
我基於同胞情處處盡力幫他；有一回開車帶他去買菜，他提了一大袋沉甸甸的東西，我問他是啥物，他說是土豆，我笑道：你那麼愛吃花生啊！只見他一臉茫然。打開袋子一看，才明白原來「土豆」在中國是指馬鈴薯，不是用閩南話發音的花生。
中國學者大多只在美留一兩年就得回去；和蘇先生道別時，兩人「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知此別，各居異鄉，重逢無期，有甚多的傷感。
蘇教授離開不久，來了一位日本人平山篤志，近三十歲，是大阪來的博士醫生。平山和我見面的第一句話就令我瞠目結舌無言以對。他一聽我是來自台灣，就把頭前傾鄭重的說，他要對日本在戰時犯下的諸多罪行向我道歉。老天爺，戰時我倆都還未出生呢！(不知是否因我滿臉橫肉，讓他望而生畏)。
平山早上一到實驗室就先換雙拖鞋；走路時鞋跟拖地，批哩啪啦，聲震全樓。此君還有一個高聲自言自語的怪癖，尤其是實驗碰上難關時，獨自一個人大開研討會；還好他全用日本話和自己談，所以我們都聽不懂也不用回答。很巧的，他父親和我父親在京都帝大醫學院是同學。平山很有學問，對我助益良多；他也只留了一年多點就回大阪了。
近二十年前，平山到聖地牙哥開會時找過我；同時也身負使命：他太座要他開完會買一個手提包回去。我起初心想那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小事，沒想到帶他去了好幾家大百貨公司都沒看到他要的。我納悶的問他到底是何方寶貝，如此難覓。他說這種名牌貨平常都是鎖在櫥窗內的，可能要在特別高級的店才有；令我覺得聖地牙哥是個落後的「庄腳」，會讓「平山醫師娘」看扁了。遍尋不著就要絕望時，我們在「薩克思第五街」百貨店的一個特別的部門喜見芳蹤。自從見識了一個上千元的小手提包後，我從不在意老婆買那些幾百塊錢的「便宜貨」了。
老婆的指導教授是日本來的分子生物學家，所以實驗室裏日本人一波接一波，接踵而來。當時和老婆一起的有兩位日本人，修博士的隆治君和博士後的田中君，這兩位大概是全醫學院工作最賣力的。隆治君東京大學雙重學士 (好像是文學和工程)，一副不茍言笑道貌岸然的神色。他以實驗室為家，三餐全靠麥當勞解決，博士論文發表了七篇研究報告，一時傳為美談。
有幾年隆治和我在本地的 Scripps 研究機構重聚，「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當時他已有個賢慧的太太和一對兒女。他太太烹飪手藝很好，我享了幾次口福。幾年之後，他舉家遷回日本去，現在東大高就。
另外一位是博士後研究員田中君，此君衣著千篇一律，天冷時黑套頭毛衣，天熱時黑T恤衫；留著一頭披肩長髮，背後看來像個邋遢的女人。正面一瞧 ，眉粗眼瞇，幾天沒刮的鬍子，是個邋遢的男人。田中是個老煙槍，沒有人敢和他同室，就特別給他一間小辦公室讓他吞雲吐霧去。
田中君是條光棍，也以實驗室為家，工作也有好成果。當時他鍾情一位日本女研究生，卻不受青采。我和老婆新婚後有次請他吃飯，幾杯下肚，內心的孤寂和惆悵情懷溢於言表。
對陌生人說來，這兩位是特異獨形的怪人，但認識加深後，互相有了交流，覺得他們兩人都蠻正常也很有趣的。有一次請隆治君替我寫一封推薦信，他寫好後對我說：「我把我所知道的讚美詞句都用光了。」
在賓大這人生旅程的短暫過站，我們的路途於此交叉，如今茫茫人海，各自天涯，相逢大概難上加難了。把這一些經過歲月的篩選還留存的片斷記憶草草為文，算是對他們的一種懷念吧。
TAIWAN: OUR MOTHER LAND
Ching-Chih Chen
“This essay is written for the young Taiwanese American readers. We hope parents will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read this essay so that they will have an idea about their parents’ motherland and understand the reason their parents care about Taiwan and its people.”
這篇文章是寫給台美人第二代的讀者。我們希望父母親能夠鼓勵孩子們閱讀這篇文章，讓孩子們對他們父母親的祖國能夠有更多的認識，以及了解為什麼他們需要關懷台灣這塊土地和人民的理由。
- LAND OF TAIWAN:
TAIWAN is an island nation with a land area of about 14,000 square miles, i.e. about the size of West Virginia, and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over 22 millions, or 1/12 of US population, in 2002. It is situated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and separated from southern China by the 100-mile-wide TAIWAN STRAIT.
The heavily forested hills and mountain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Taiwan reach their summit at YU SHAN (13,113 feet); there are about 70 peaks exceeding 10,000 feet. The broad coastal plain in the west supports most of the island’s population and is the chief agricultural zone.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TYPHOONS AND EARTHQUAKES are common. Taiwan has a semitropical climate and rainfall ranging from moderate to heavy. With abundant sunshine and rainfall, the island is AGRICULTURALLY VERY PRODUCTIVE. Today, in terms of land use, arable land accounts for 24% of total land area, while forests and woodland still take up 55% of Taiwan.
- HISTORY OF TAIWAN AND ITS PEOPLE:
THE SETTLEMENT OF TAIWAN BEGAN NO LATER THAN 4300 B.C., according to recent research findings. One group of TAIWAN’S ABORIGINAL SETTLERS subsequently expanded through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to Polynesia (including Hawaii),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Madagascar. This expansion accounts for the fact that of the ten subgroups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nine of them are found in Taiwan while the tenth subgroup encompasses all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utside Taiwan. The peopling of and spread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to these islands are consequently, in the words of Professor Jared M. Diamond of UCLA,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
For some time, the Japanes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had known the existence of the island of Taiwan and had visited or even used it as their base of activities. In 1544, the Portuguese sailing in the western Pacific “discovered” Taiwan, and called it ILHA FORMOSA, the beautiful island. Ever since, Taiwan is better known as “FORMOSA” to the Westerners. Once known to Europeans as well as East Asians, Taiwan increasingly became a priz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territorial expansion. As a result, Taiwan and its people had tragically come under ONE ALIEN RULE AFTER ANOTHER IN THE MODERN CENTURIES.
- The EUROPEAN Era (1624-1661) The Spaniards and Dutch struggled for the control of western Taiwan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e Dutch ultimately emerged victorious as the sole colonial rulers of western Taiwan in 1642. The Dutch colonial authorities encouraged southern ETHNIC HAN Chines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settle and farm in western Taiwan plains.
II. The Era of KOXINGA and his descendants (1662-1683) In 1662 a Ming Chinese general Cheng Chen-kung or better known as Koxinga led about 25,000 followers to invade Taiwan and succeeded in expelling the Dutch from the island. Using Taiwan as their bas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Koxinga and his successors resisted the Manchus, who had conquered China in 1644, until they were defeated by the Manchu forces in 1683.
III. The MANCHU Era (1683-1895) With some reluctance, the Manchu rulers of China incorporated Taiwan into their vast empire. In spite of the danger involved in crossing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initial Manchu imperial restrictions on emigration to Taiwan, the people from southeastern China took the risk to reach Taiwan for opportunities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early year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immigrants were men and many of them subsequently married aboriginal women. As the Manchu court relaxed its emigration regulations, Ha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joined the immigration waves from the mid-18th century on. By 1893-95, Taiwan’s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to about 2.5 million inhabitants. Taiwan had essentially become A SOCIETY OF IMMIGRANTS. Due to the fact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Manchu government had adopted a passive policy toward the island and its people, Taiwan had remained very much a frontier society. But this would change once Japan secured Taiwan as a result of its military victory over Manchu China in 1895.
IV. The JAPANESE Era (1895-1945) As the only non-Western colonial power, Japan was determined to mak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Japan’s first colony, a success. The Japanese had to employ much brutal military force to suppress Taiwanese armed resistance. Having sacrificed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lives in their fight against the Japanese, the thinking Taiwanese ultimately realized that it was futile fighting the preponderant modern Japanese military force.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r consequently became a non-violent political movement by the early 1920’s. Some limited political gains were won but as Japan returned to militar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1930’s, even the mild political form of resistance was brought to an end. On the other hand, in spite of Japanese colonial exploitation, much material progress was made on Taiwan. Public health standards were raise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as popularized.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was established. Law and order were maintained.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as for the good of the Taiwanese. Whatever progress made in Taiwan was a by-product of Japanese exploitation of Taiwan’s human and natural resources for the benefit of Japan itself.
-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Era (1945-1987) Japan’s defeat by and surrender to the United States ended Japanese rule in 1945. What followed was the arrival of Nationalist Chinese military forces in Taiwan to take control of the island. Initially the Taiwanese considered the Chinese as their liberators and welcomed them. Unfortunately Chinese corruption and mis-rule turned many of the Taiwanese against their new rulers in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of 1947 during which tens and thousands of Taiwanese leaders were massacred. Defeated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Chiang Kai-shek, leade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also known as Kuomintang or KMT for short), and his 1.5 million soldiers and other followers retreated to Taiwan. Chiang Kai-shek used Taiwan chiefly as a base for his anti-Chinese Communist campaign. To solidify its control over Taiwan and its people, the KMT regime imposed martial law on Taiwan and white terror prevailed for years in the 1950s.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welfare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were neglected until the late 1960’s when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would be around for some time to come. Only then that the KMT government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hard work of the people, by late 1980’s Taiwan was ranked as ONE OF AISA’S FOUR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For example, by the mid-1990’s Taiwan had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computer chips. Interestingly, Taiwan has also become ASIA’S KINGDOM OF FLOWERS,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its well-known cultivation and export of orchids throughout the world.
VI. The TAIWANESE DEMOCRATIC Era (1987- present) Political reforms on Taiwan came much slowly in Taiwan. They came about only because of rising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expanding middle classes’ demand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fter decades of struggles, pro-democracy activists finally forme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in 1986. In the late 1987, the KMT regime finally lifted martial law, which had been in existence for nearly 40 years. More rapid democratic progress came about once the first native-born President Lee Teng-hui came to power in 1987. In the next decade and half Taiwan’s voters directly elect the president, the lawmakers, and all other elected offices. The KMT lost control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in 2000 when DPP presidential candidate Chen Shui-bian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by defeating his two rivals, one the official KMT candidate and the other who left the KMT to run as an independent candidate.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took place from KMT’s Lee Teng-hui to DPP’s Chen Shui-bian. Winning the presidency with only about 40% of the total votes cast, President Chen encountered continuing opposition from the KMT and its sprinter groups, the People First Party (PFP) and the New Party (NP). After a hard-fought campaign and survival from an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against him and his running mate, Annette Lu, President Chen won his re-election on May 20, 2004 by defeating Lien Chan, the KM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 his running mate, PFP chairman James Soong. Extremely disappointed for having lost the election by less than 30,000 votes out of a total of nearly 13 million votes cast, Lien Chan and ten and thousands of his die-hard supporters went on a protest that lasted for more than a week. They demanded a vote recount while they also went to court claiming that the election was unfair even though they were not able to substantiate with evidence. Chen’s winning the election resulted from a rising number of voters who have identified with Taiwan. Indeed, Chen had gained 1.5 million votes more than the votes he got in 2000 election. Taiwan has become so democratic and free that America’s Freedom House recently rated it as ONE OF ASIA’S TWO MOST DEMOCRATIC AND FREE COUNTRIES. [The other is Japan.] By the late 1990’s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RANKED AS ASIA’S 3RD HIGHEST after Japan and Singapore.
VII. Concluding note: After nearly four centuries of alien rule, Taiwan’s people have finally established at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Determined to defend Taiwan as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against the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and rejected Communist Beijing’s repeated demand that Taiwan become a part of the un-free and un-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y are truly THE MASTER OF THEIR OWN FUTURE ON TAIWAN.
『美國夢遂或美國夢碎？』生活座談會紀實
黃彩鳳
主辦：台灣中心台語生活座談會
贊助：林登樹、曹月汝伉儷
時間：2004 年4月10日
點心準備：廖坤方女士
主持：楊芳蓮女士
講題：『猴齊天七十二變』
講員： 趙哲明
我年輕時思想純正， 所幸沒被國民黨污染。大學時念的是植物分類，來美求學幾年後陰錯陽差郤變成 Forensic Expert，實非當初所計劃的，且聽我道來。我 1965 年拿國科會獎學金到賓州大學註冊，聽說藥理學將來比較有出路，遂爾決定轉到藥學系作 Special Student。因主修不同，系方要求補修多項基本課程。我因資質聰明，又肯用功，白天修課，晚上到實驗室做實驗，終於很順利三年就拿到學位。來美第一年就把太太接來，買了一輛 Volkswagen Bug，到 New England 四處旅遊。發現美國實在是一個很美麗的國家，才有了在美國定居的打算。畢業後開始找事，寄出 300 封 Resume 都沒回音。碰巧警察局在找一個 Forensic 專家，我毛遂自薦贏得了這個不錯的頭路勝任愉快。一直做到退休，退休後搬來 San Diego。 也曾買賣 Motel，買舊房子整修後再以高價賣出，都是不錯的賺錢之道。 二十年後，有機會再回台灣，希望再繼續追求當初來美未完成的美國夢。
講題：『酸甜苦辣澀的美國夢』
講員： 陳正茂
在人生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先要塑造人生的價值觀附與夢 (Dream) 與希望 (Hope) 。努力不懈才能實現追求的目標。美國社會富裕，民主堅固，自由浪漫，科技前進，研究基金充沛，是留學生的天堂。早年家境貧困，我靠著獎學金及借來的兩佰元旅費，才能實現來美攻讀博士的夢想。台灣來的留學生工作努力，會考試，順利完成學業大都不是問題。出了學校同樣要面對現實的挑戰。第一是找工作，解決現實生活的需求。第二是擬定生命的價值及生活的意義，追求快樂的人生。第三是增廣見聞，追求更上一層的精神領域。
本人完成 Ph.D. 之後，先到 Canada 及 New Jersey 做博士後研究兩年。1971 年搬到 UW-Parkside 當助理教授，從事教學，申請研究基金進行分子生物研究， 前後延續三十年。後十年並兼任行政責任至退休搬來 San Diego 定居，最快樂的時光是退休後，生活自由自在能不再為五斗米折腰。
講題：『一步一腳印』
講員： 李瑞木
年輕時家境清苦，根本談不上有夢想。大學時主修教育，畢業後，靠教育部公費留學， 1968 年來 Minnesota，住簡陋的宿舍並幫人管理租屋，省吃儉用，再加上申請到的助教獎學金終能將太太接來美團圓，開始了美國夢的點點滴滴。當初來美，接觸美國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激發許多從前沒有的夢想。我的台獨夢也在此展現。基於愛台灣救台灣的熱情，參與各種支援台灣獨立的活動。
致富的美夢：早年剛搬來 San Diego 買不起房子而求救於陳秋山先生，素昧平生，慷慨相助，恩情難忘。從而繼續投資房地產，1983 年為了繼續追求台獨夢，停止房地產的投資，很可惜沒有再趕上最近的房地產熱潮。
兒子的太空夢：為了栽培寶貝兒子，買最好，最新的電腦給兒子揚眉吐氣。送兒子去 Berkley 唸 Computer Design 哪知到了大三，兒子忽然改變主意開始對太空有興趣。轉至 NASA Space Center 去當太空科學家，並參與火星的探究計劃 (參照去年至今的發現成果) ，成為台灣子弟傑出的典範，值得驕傲。
退休夢：只求淡薄名利，享受旅遊的樂趣，等待登陸火星實現三十年後的火星夢。
講題：『真話三部曲』
講員： 張月嬌
奇蹟的美國夢大概從小時候說起，我是屏東萬丹人在屏東長大。一直到屏東師範畢業當小學老師。因綠際會，後來搬到台中加入聯合國人口研究中心在避孕護理計劃部門工作，白天上班，晚上開始修英語課程 (戀愛，結婚，生育子女：不堪多談) ，也開啟了對美國社會人文的憧憬。
後來隨先生到東勢種苗養殖場拓荒，為了教養子女開始慫恿先生作來美留學的打算，1966 年終於搬來美國定居。奈何因語言文化背景的隔閡，經歷了各種酸甜苦辣的心路歷程，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最後更出乎意料的竟然在做了祖母後，八年前和先生離婚，重新過著單身女人的日子，就此打住。
講題：『美國夢』
講員： 陳昭雄
在每一個事業成功的人背後都有一個同甘共苦的工作伙伴相扶持，我的情形也不例外。我對夢想的詮釋是設定人生的目標 (Goal)，附與希望 (Hope) 培養信心 (Faith) 開始一步一步付諸行動，要勤奮努力，才能達到成功的目標。所謂的三分命運，七分打拼。
我家是台南六甲鄉的小地主，家境不錯，母親鼓勵我上教堂，培養信仰，努力讀書，接受良好的教育。高中時隨父親到台北唸高工，畢業後轉考大學。開始萌生來美求學的 Impossible Dream。準備留學的過程從空中英語教室學習英語，參加 GRE 考試申請到美國的研究所，一步一步走過來終於很幸運的拿到有名的東岸私立大學 Williams College 的全額獎學金，唸完碩士學位後轉赴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RPI) 攻讀 Ph.D.，開始從事半導體 (Semiconductor) 的研究發展。畢業後先到 Hugh’s Institute 工作，再轉到小公司從工程師做起到公司的經營管理，輾轉至自己創業。所幸事業有成全憑一股衝勁和自信心，終於實現不可能的美國夢。總結是：追求工作的滿足感，經濟上的安全感和快樂的退休生活。
舞鶴印象 — 記舞鶴在聖地牙哥談台灣文學的困境
鄭德昌
第一次聽到舞鶴這個名字，是加大聖塔笆笆拉校區杜國清教授告訴我的，他說：「舞鶴的作品很特別，尤其是『餘生』這部小說，有機會應該讀讀。」因此去年年初返台探親時，我就在新竹清大的書店買到了舞鶴寫的兩本書，其中的一本當然是『餘生』。返回美國時，在飛機上讀了，讀後對於『餘生』這本書的印象很深刻，同時對於舞鶴這個名字也很好奇，跟淡水好像也連帶引起了關聯，覺得這個淡水舞鶴寫的小說方式，和其他作家很不同，全書只有一個句點，好像是一氣呵成的一個故事。後來我讀了高行健的小說『靈山』，發現其中有一章也是全章只有一個句點，即是整章只是一個句子；但比起『餘生』整部小說，『靈山』的這一章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是我還未見到舞鶴本人以前的大致印象。
今年年初，杜教授告訴我們舞鶴先生將來美國訪問，回台時會路過加州，我們就說定了，到時由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邀請舞鶴先生到聖地牙哥演講和訪問。並且預定由正在翻譯『餘生』這部小說成為英文版的加大教授白瑞克﹝Michael Berry﹞陪同，一起來聖地牙哥訪問。經由白瑞克教授和出版舞鶴作品的麥田出版社協商，舞鶴先生同意，演講的題目定為「台灣文學的困境─作品的萎縮以及外譯的困難」。
因為白瑞克教授剛上任加大不久，課忙事繁，最後決定不能陪同舞鶴先生一起來聖地牙哥。四月十七日的中午，我到聖地牙哥北邊位於海邊一個小鎮的火車站，去接舞鶴先生。本來一向晴空無雲的天氣，不知為何，當時竟然刮起了強勁的海風，而且也開始下起雨來了。火車像往常一樣遲到了十幾分鐘，才緩緩地開進了露天的月台。舞鶴先生走下了火車車廂時，我幾乎一眼就認出了他。他的樣子和『餘生』一書裡印出的照片，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毫無改變。但讓我驚奇而幾乎不敢認定是他本人的，是他身上只帶了一個小小的登山背包，大小和我平常在週末時登山健行所帶的背包一樣，看他把小背包背在身上的樣子，看來好像也不是很重的背包，很不像是一個出國旅行一個月的人所必須攜帶的所有行李。舞鶴先生是我一生中第一個看到的，只靠一個小背包，可以在美國的城市裡生活了一個月的人，不管他是否一個台灣作家。
舞鶴先生在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的台灣中心的演講中，先介紹他個人的經歷，讓大部分並不熟悉台灣文學界人士的同鄉們，知道他的生平以及他所經驗過的創作生活，然後才進入主題談台灣文學的困境。舞鶴先生使用福佬話的台語演講，據他自己說，這是他第一次完全使用母語演講，在這次演講以前，每次的演講他都使用共同語言﹝即北京話﹞，因為在場的聽眾有些並不能完全了解他的母語。這次在聖地牙哥的演講，當然也不例外，加大聖地牙哥校區的葉維廉教授也參加了，對於語言的問題，葉教授表示福佬話的台語，對他來說不是問題，因此舞鶴先生就放心地使用當時大家可以了解的共同語言─他的母語，侃侃而談了。
舞鶴先生首先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於 1951 年出生於台南，少年時就覺得自己很有文學才能，常常寫文章登載在學校的刊物上。大學時先就讀成大的工學院，唸了兩年後，覺得自己的興趣畢竟還是在文學方面，應該走向文學創作的路途，因此就轉到中文系。畢業後到了台北，唸師大研究所。但在這期間的文學﹝短篇小說和詩文之類﹞創作，並不能讓他滿意於自己的作品，因此離開研究所後就自己一個人住在淡水，開始大量閱讀各類書籍，尤其是歷史方面的著作，增加知識，並且嚐試各種寫作方式。這時的舞鶴先生，基本上是在台灣本土的問題上進行自我思索，同時尋求小說的創作題材，和嘗試各種可能的寫作方式。在這段自我思索期間，舞鶴先生感到自己對於台灣本土的認識相當不夠，尤其是對於有關山地和東海岸地區，以及當地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認識和了解相當貧乏，因此他就經常到深山裡租房子和當地原住民生活在一起，藉此來了解原住民的居住山區景況和生活的情形，同時在這個期間，他也尋求小說創作的題材和內容。經過許多諸如此類的嚐試，其中不乏經歷過長期無法寫出作品的痛苦經驗，一直到許多年後的有一天，他來到霧社附近的川中島時，看到了一個只有半個人身高、極不醒眼的石碑，上面簡單地刻著幾個字：「餘生紀念碑」。他才突然領悟到，原來這是居住在川中島的原住民，紀念他們祖先經歷霧社事件後，留下來的一個紀念碑。簡單的幾個字，卻說明了他們這些原住民對於族人幾代僥倖生存下來的無奈：他們這些人的人生，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個時代的餘生而已。看到了川中島的這個餘生紀念碑的舞鶴先生馬上頓悟，覺得自己一定可以以此為題材，寫出一部有意義的小說。經過兩年居住在川中島的生活經驗後，舞鶴先生果然寫出了讓自己還覺得滿意的一部小說。這部小說就是後來出版的『餘生』，以這個紀念碑上面所刻的文字為名。
對於台灣文學的困境，舞鶴先生認為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創作的萎縮，另一方面是作品外譯的困難。關於文學創作的萎縮，舞鶴先生覺得目前的台灣文學界裡，好的文學作品正在大量地減少。主要的原因是，一些有才能的年輕作家沒有能夠維持創作的生活條件，即是單靠文學作品是不能在現實的社會上生存下去的。一個有才華的作家，在生命中最能吸收知識，勇於嘗試創作的期間，卻必須為了謀生而不能專心於文學的創作，因此在往後的人生階段中，不但削弱了發揮文學創作的能力，甚至於永遠地失去了產生不朽作品的機會，對於個人以及整個文學界，可以說是非常不幸和可惜的。為此，舞鶴先生呼籲有識之士重視這個問題，尋找模式，從而建立可行的管道，來長期支持有才氣的年輕作家，讓台灣在精神文化領域裡，能夠產生許多獨特而有意義的文學作品。
關於作品外譯的困難，舞鶴先生談到，一個地方的文學作品，如果要讓其他地方的人了解，就必須要靠翻譯成為外文版本。台灣一些作家的文學作品，嚴格地從文學創作的內涵和方式說來，並不亞於當代國際上有名作家的創作。但是台灣作家在國際上的文學舞台上卻是默默無聞的，主要的原因當然是作品沒有外譯，不能在國際上交流。因此台灣的文學作品如果要國際化，就必須要大量的翻譯成為外文版本。但是在這方面的進展，到目前為止實在相當有限，外譯台灣文學作品的數量實在不能讓人滿意，而且國際上的文學界似乎也不是很重視台灣的文學創作。這當然可能和台灣目前侷限的局勢有關，如果將來台灣能夠自在地立足於國際社會上，那麼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一定會顯著地增加，台灣的作家也才能夠在國際的文學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舞鶴先生的演講，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讓聖地牙哥的聽眾們認識到一個台灣作家在文學創作上的艱苦奮鬥。對於舞鶴先生所說台灣文學的困境，在文學創作方面，但願能夠引起一些有感情心意、有能力人士的關心，共同創造可行管道，來長期支持有才能的文學青年，讓他們能夠專心致力於文學的創作；同時當然也要大力地支持台灣文學作品的外譯，讓台灣文學在國際的文學舞台上，展現一番新面貌。這些支持和關心，在將來的台灣文學史上，也許都會是一頁頁美麗動人的樂章和故事吧！
我很幸運，能夠在這個獨特的機會裡，認識了舞鶴先生。
﹝2004.4.26﹞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會研討台灣經濟的未來
太平洋時報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會，二十一日在柑縣舉辦研討會，討論台灣經濟的核心及機會 “Core and Opportunity of Taiwan Economics”。
研討會中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台灣經濟現況的檢討，台灣經濟研究院長吳榮義專程由台北趕來赴會，並以「台灣經濟展望」作開幕的主題演講。吳榮義以詳實的資料就台灣的經濟成果、未來改革的方向、所面對的挑戰、兩岸經貿以及末來展望，作十分精闢的分析。台灣教授協會會長王塗發講「台、中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范良信教授以台灣經濟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情形為例，證明台灣經濟的活力。此外，科羅拉多大學的蕭聖鐵教授則用資訊產業為例，說明台灣在國際競爭上的強勢。
研討會的第二部份則著重於如何提高台灣的競爭力。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副會長林環牆主講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中心策略：「創新」，他認為台灣政府的租稅政策應給智慧、創新企業多些獎勵。台灣工研院的李立中總經理也在會中介紹台灣在以智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努力，及工研院的新角色。除了專題演講之外，與會演講者及出席研討者熱烈討論台灣經濟的未來。
林環牆教授在總結時指出，未來台灣的經濟走向，創新 (Innovation) 是唯一的出路。為台灣國家安全，台、中經濟交流應有適當的控制。他認為除資訊工業之外，台灣政府應將生化科技及智識產業納入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點，而在國際合作上，與北美、西歐和日本等先進國家加強合作交流，比大膽西進更重要。
當晚該會晚宴演講，由匡騰科技 (Quintum Technologies) 的創辦人陳正宗演講 VOIT (Voice Over Internet telephone) 技術和台灣的高科技。他指出自 1998 年以來，已有多家公司運用VOIT 技術。但是能突破 early adaptor 階段(類似試用期)而進入主流市場的，只有匡騰而已。陳正宗認為匡騰不只是作簡單兩個 Port 的系統，而是努力向上作出 30,000 Port 的系統，順利渡過市場適應期。他認為面對中國代工能力擴張的挑戰，台灣應善用其高水準的工程師，開發產品，提高市場切入的屏障 (Entrance Barrier)，他相信應有實力對抗外來的競爭。他也認為在過去三年，全球創投不景氣之下，台灣政府沒有能帶動更多高科技回台灣創業的風氣，十分可惜。
台灣經濟研究院吳榮義院長，在會中建議台美人的專業社團及政府機構應更積極的作雙向溝通，以使創投台灣更活絡。
教授會會長程孟郎感謝他的團隊李英偉、林環牆、吳得民的努力以及南加州分會會長賴清山、陳榮昌、陳敬宏和王敏昌的協助。而教授會後援會的程喜美、葉秀卿、黃美津等人當天也出力甚多，功不可沒。
針織與馬拉松
黃正源
男人喜歡會針織的女人，跟女人欣賞會慢跑的男人，說起來是有同樣的道理的。
我所說的針織，當然是手工的針織，一針一線的鉤，一針一線的織，慢慢地用細心與耐心，就變成一個漂亮的手織品了，這個手織品可以是小手套、可以是小圍巾，也可以是大毛線衣，不管是怎樣，都是一針一針製做完成的。
女人做這些針織品的時候，必須很耐心、很專心的，還要靠一股恆心，才能做的好、做得完，而女人都會追求完美，稍為有些暇疵，她們必然是當下重新拆卸，從頭再來，馬上修正、馬上改進，一點都不會含糊。
有些巧思的女人還會在色澤、花樣上設計不同的形式圖案，表現出自己的個性， 更難得的是她們做這些東西的時候，常常都不是做給自己使用的，多是做給自己的親人、小孩、父母、配偶的，她們只在這個針織的過程享受它的寧靜，靜化自己的心靈，然後，在體會出作品完成的喜悅以及與人分享的快感。
針織可以看出女人甜蜜、溫馨與柔順的一面，有的女人可以做任何場合下，自得其樂地在針織，一面針織、一面聊天、一面看電視，在公車上、在球場觀球、在停車場都可以拿出一筒毛線，慢慢地一格一格的編織自己的夢、自己的天地，沒有做完，她們是不會放棄的，做完以後，又拿出新的構思，繼續她們下一個的目標。
我認識一個女醫師，常常一起開會或討論會議，只要有空閒她一定拿出她的鉤針，一面開會、一面兩手不停地做針織，常常好像心不在焉地，我們也習以為常，她卻從來不曾錯過她的意見或討論的，每隔一些時間她就做完她的成品，既不會浪費時間，也有一個具體實在的成就感，讓人非常好奇與羨慕。
不過，不管針織的速度快慢，只是作品大小的不同， 它所需要經歷的過程卻是一樣的，而所需要的精神與毅力也是一樣的。針織造就出女人的品味與韻味，這樣的女人性格是家庭幸福的保証。
男人當然「不會」針織，做裁縫師傅倒是可能，男人的品味與韻味當然要從慢跑的馬拉松觀賞出來的。
長距離的慢跑跟針織一樣，速度的快慢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跑完，不是問題，距離的長短就像毛織品的大小一樣，都是靠一步一腳印，慢慢跑出來、跑完成的，一點都馬虎不得。
這自然也需要靠無比的毅力與耐力，才不會中途放棄，而在慢跑的進程中，這一切都屬於自己的，可以欣賞沿途的風光人物，可以思考許多人生的悲歡離合的大小瑣碎事，一步一步地只有到達終點的一剎那，才是人生的一大樂趣，沒有經驗過的人是無法體會出來的。
根據實際的調查研究，慢跑可以陪養出冷靜沉著的性格出來，慢跑的男人比較專心，不容易發脾氣的，一切的情緒都在慢跑的過程中靜化消失了，常常慢跑的人他的腦細胞也會由於血液的流通而靈活熱絡的，身體健康、心理也是完美的。而且慢跑的男人是最好的情人，怪不得女人會忍不住地欣賞他、愛護他的。這可以從世界各地馬拉松比賽看出來，每一次的馬拉松都是成千上萬的人竄湧出來參加的。不論是紐約、波士頓、巴黎、或洛杉磯都有四五萬人參加的，去年十二月的衣索匹亞馬拉松，超過十萬人參加，打破了所有馬拉松的紀錄，如果，馬拉松不會讓男人完美、女人欣賞，那馬拉松就沒有辦法吸引那麼多的愛好者了。
這個月中旬我本來也要參加一像十八公里的比賽的，在San Marcos，由於最近一次的山區大火及連續下雨，慢跑的行進路線受天雨的影響，為了考慮選手的運動安全及保護天然步道，三千多人的比賽只好延期，慢跑的人也都是自然的愛好者，這是在山區的步道進行的，我們當然是接受它的改期，不過，我仍舊每天五點就起床，就在附近的晨間公路慢跑，在十至十五公里的距離享受著自然雨露的沐浴，早晨的空氣特別的清新，感覺這個世界是多麼的美好。
我常常會想到許多往事，有時候看到一些早晨溜狗的。我就會想到他們是幸運的都市貓。
以前在兩個小孩還小的時候我偶爾會講故事給他們聽，文德在鄉下出生、鄉下長大，對許多鄉下的事物多少有許多印象與偏好， 尤其是神話故事像嫦娥奔月或十二生肖的，文德特別感到有趣，不一定有興趣，卻會想要去瞭解它，也給他們一些想像的空間。
文德屬馬、文加屬鼠，文加小時候曾說他不要屬老鼠，他要跟文德一樣屬馬或是屬老虎，因為馬和老虎都是生龍活虎，善於跑路的，我則跟他講些十二生肖的故事，這是天神要糾集十二頭動物，分別主宰天干地支，負責每年的世間萬物的，有一頭小老鼠一早就趕著要去參加，路上遇到了一頭老牛邀牠一同前往，正好需要經過一條河流，小老鼠騎在牛背上渡河趕去天神的動物大會的，十二生肖的動物就這樣決定了。
貓咪本來也一起在牛背上跟老鼠一同渡河的，老鼠知道貓咪跑得快、在河中把貓咪推入河裡，等貓咪趕到會場的時候，大會已經決定了動物的排序，貓咪沒有被列入，此後一直對老鼠懷恨在心，所以天生就要抓老鼠報仇、而且貓咪一直怕水就是被老鼠推下河的緣故。而老鼠一向跟母牛非常親近的，鼠牛始終都是互相照顧、互相關懷的。
文加曉得老鼠是萬獸之首，以精靈敏捷出名，漸漸地也「同意」自己屬老鼠了，而他是都市出生、都市長大，鄉下與都市的生活環境、生活習性多少有些差別的，我們常常揶揄文加是都市老鼠，不愁吃喝，都市的住家生活條件好，沒有物資缺乏的煩惱與恐懼，都市老鼠總是又肥又胖的，都市老鼠如果是碰到鄉下貓，大概不曉得要趕緊逃離的，兩個東西也許會慌張起來，卻彼此都不知道如何做他的下一步的。
寫了這些東西，你也許會問「到底在講什麼啊？」，其實，這也是慢跑的好處，可以天馬行空，整個腦筋快速的奔騰激盪著，沒有界線，思路紋亂中，還是有許多聰明人看得懂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在前往巴黎的空中旅途，先分享一些雜感，等我巴黎回來以後，再詳細分享跑遍巴黎的快活吧！
台灣中研究院院士，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李文雄教授聖地牙哥演講記實
陳榮昌
編者按：李文雄教授(芝加哥大學，生態與演化學系 George Beadle 講座教授)應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台灣中心讀書會，台灣同鄉會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之聯合邀請於二月一日蒞臨聖地牙哥台灣中心以 『遺傳，演化與生物資訊』為題發表?題演講。
李文雄教授1942年出生於台灣屏東縣萬丹鄉的竹林村。屏東中學畢業後， 先後進修於中原理工學院 (土木工程學士)，中央大學 (地球物理碩士) ，和布郎大學(應用數學與遺傳學博士) ，是一位涵蓋數、理工、生物的全方位人才。李教授?任教於德州大學休士頓校區醫學中心 (1973-1988)；目前為芝加哥大學生態與演化學系George Beadle講座教授 (1999年起) 。李教授在學術研究上得?及榮譽頭銜無數， 包括為遺傳和演化設立的義大利巴仁 (Balzan) 科學大?(2003)；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2003)；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1999)，和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8)等等。
李文雄博士是基因系列演化論的先驅者之一， 對分子時鐘及演化機制有重要的貢獻。李教授著作甚多，目前已出版四本暢銷書及二百五十篇有份量的論文。李教授不但學術研究有成，同時也熱衷學術活動與服務。他?擔任分子生物和演化學會的會長 (2000)， 並且是分子系統學和演化期? (自1999年起) 和分子演化期? (自1998年起) 的主編。
在這個特別講座裡，李教授首先解釋遺傳和分子演化的原理，以及遺傳和演化與人類社會和日常生活的相關意義。李教授接著講解基本的遺傳物質 (DNA&RNA)， 基因及基因體，人類與遺傳有關的疾病，人類男女的染色體以及數學理論上的演化論。李教授指出人類在遺傳基因與各種猿類如Chimpanzee， Gorilla，Orangutan 或Gibbon 並沒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以Chimpanzee跟人類最相似，其遺傳基因有99%相同，只有1%不同而己，而且各種不同的人種 (如非洲人， 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在遺傳基因上也?有太大的分別。李教授也提到一些有關遺傳學方面的新挑戰， 特別是人類基因體的系列密碼成功解開之後， 在30幾億基因中如何預測或斷定與特別的疾病有關或是具有重要作用之基因。
隨後，李教授介紹最近在生物科技界新興的領域「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以及它對預測人類基因和開發新藥物等的作用。他說生物資訊學本身就是許多科學的集合，需要擁有各種科學訓練的知識和技能，包括分子生物學，細胞學，遺傳學， 電腦科學、數學、物理及化學。李教授目前應中研院李遠哲院長之邀，協助中央研究院基因研究中心規劃生物資訊事誼。李教授認為這是台灣在國際生物科技界可以立足的領域， 若能有所成就，台灣在國際生物科技界的地位將一飛衝天。
最後，李教授也談到他所瞭解的目前台灣的科學及教育問題。他認為台灣政府及科學界缺乏長遠的科學研究計劃，科學研究經費也不夠充裕。至於有關教育方面， 他覺得台灣的教育方式太過於填鴨式，太死板，訓練出來的學生，思想不夠靈活，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也缺乏自動自發的研究精神。李教授語重心長地勉勵年輕的學生不論在任何行業發展，必定要把寫作和講話的能力訓練好。
演講後，同鄉的發問非常活躍，李教授也都一一的回答同鄉們的問題。李教授深入淺出的解說，贏得全場聽眾的熱烈迴響和掌聲。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 2004 年冬令會圓滿閉幕
陳榮昌（原文刊載於太平洋時報 2004 年 2 月 12 日）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 2004 年冬令會於二月七日至八日在聖地牙哥圓滿舉行。
二月七日 (星期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台灣中心大禮堂，由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台灣中心讀書會，台灣同鄉會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南加州分會聯合主辦文化歷史特別講座。
演講者為目前任教於加拿大雅博達大學 (Unversity of Alberta) 東亞研究系的台灣人教授林鎮山博士主講「香花與福爾摩莎 — 鄭清文小說裡的女性書寫」。林教授生動敘述，令近一百位鄉親聽得津津有味。
林教授在他的演講中指出，鄭清文是卓爾不凡，立足本土，卻是與國際接軌的台灣小說家的代表，也是海洋台灣容納百川的象徵。他說，鄭清文以樸實的美學為原則所經營出來的女性書寫的小說，其實演繹著韋恩‧布斯 (Wayne Booth) 所謂的「慈悲為懷，寬宏大量」。
鄭清文書寫的女性人物總是義無反顧、堅毅投入前行，在在指向她們的愛心，溫情，與母性。在書寫女性的小說中，鄭清文所主張的寬容、悲憫與同情的理解，卻是不分性別、族裔與世代。而且，很明顯的，一如葉石濤和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於他，人道主義的位階，其實高於任何主義的。所以，在鄭清文小說中，馨花一縷的玉蘭花是福爾摩莎至高的規範準則的表徵。
二月八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在 Quality Suites Hotel 舉辦第二場演講會及座談會。今年為配合台灣大選，本次冬令會以「台灣民主的深耕」為主題，除邀請名政論家曹長青先生作主題演講之外，特別邀請該會前會長鄭英松教授、前 FAPA 總會長陳榮儒先生及社會心理學家李瑞木教授就台灣制憲、公投以及媒體改造等議題進行座談，座談會由台美人律師胡維剛先生主持。鄭[英松認為制憲應該在民主與個人之間取得平衡點，陳榮儒譴責泛藍綁公投的惡行，李瑞木認為媒體改革應從綠營開始但有人認為台灣媒體成長期被泛藍籠斷現在講媒體公正還太早。
中國民運人士曹長青先生以「台灣民主的深耕、機遇與挑戰」為題的專題演講當中指出，選擇陳水扁是選擇真實，選擇連戰則是選擇虛幻。他指出台灣的國旗、國歌及憲法皆是虛幻、荒謬、混淆而不適用。他也認為台灣人民不必擔心中國會武力攻台，因為中國現代的領導人只想掌握權力並不想打仗，誰也不會冒著喪失權力的風險而輕舉妄動。此外，台灣有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中國的海軍並無足夠的能力運輸大批軍隊登陸台灣，加上美國也絕對不容許中國武力犯台。
曹長青先生的精闢而深入的分析與鑑鏘有力，精彩萬分的演講贏得全場聽眾的熱烈迴響和掌聲。
訪舊地、晤舊親、憶舊友 (1)
范少達
【茲以此文向清美堂姊、蔡武雄姊夫，老婆的姐姐宇平和姐夫吳燕景致以由衷的謝意】
美東賓州 (Pennsylvania) 的費城 (Philadelphia) 和我結緣的那五年多，雖然在我人生的旅程，算起來是短暫的一段，但是留下的腳印卻是清晰踏實的。在那段人生旅途，我在研究所認識了我現在的老婆，結了婚，當了爸爸，也完成了學位。那是段緊湊的日子，回想起來，也大半是歡樂的時光。
很幸運的，當時我在美最親的人，和老婆最親的人，都住在費城附近 (正確說來，是我和老婆各自「隨踵而至」追隨他們到美東的)。武雄姐夫當時任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東亞圖書部主任，我到費城的賓大去唸博士時，頭個月還沒找到住處，就投宿他們家，打擾了一陣。老婆的姐姐和姐夫在費城附近住了三十幾年，搬到櫻桃丘 (Cherry Hill, New Jersey) 現居處也有二十五載了。老婆在婚前有八年，和婚後的兩年多，更是承蒙他們數不盡的關照。我們不只在櫻桃丘舉行結婚典禮，連老婆生產後的月子都在他們家做的。
離開了費城近二十年後，恰巧的，兒子決定去普林斯頓唸大學。去年八月底，老婆和我帶他去學校，得以重逢費城。算一算，驚覺上次返費城迄今居然已有十五年了。櫻桃丘離普林斯頓只有四十幾哩，我們就住在老婆姐姐家，還借用他們的車子，方便我們甚多，當然也麻煩他們不少。接著十一月底的感恩節，我和老婆，和在聖路易市唸書的女兒，加上兒子，一家四口又到老婆姐姐家團聚吃火雞，短短的三個月內居然去了兩次 (如按西諺：住上三天的客人像放了三天的魚，開始發臭。那他們一定是沒嗅覺的)。除了往返機場接送我們以外，燕景姐夫還常往返普大和費城機場接送兒子，預測往後數年必定會不斷再麻煩他們的。此番拜訪，還讓老婆姐姐的很多位朋友請我們吃飯，盛情難忘，非常感謝他們！
從飛機上俯瞰費城市中心，多了好幾棟摩天大樓，顯得摩登繁華多了。據說，以前築樓時，大家尊重一項君子協定：不能蓋得比市政府大樓 (City Hall) 高 (因市政府大樓圓頂頂端立個賓州建立者 William Penn 的銅像，對 Penn以示敬意之故)。使得費城雖居全美第五大城，也是獨立戰爭時的首都，卻因沒高樓非常不起眼。費城也常被當成笑柄；六十年前的一位諧星 W. C. Field 在影片中嘲謔費城出名，也傳說他的墓碑上刻著 “I’d rather be in Philadelphia” (我倒寧願人在費城)。上一任市長倫得耳 (現任賓州州長) 勵精圖治，使得費城欣欣向榮；倒是很多人對現任市長頗有微詞。
從費城機場到櫻桃丘，需要過橫渡達拉維爾 (Delaware) 河的大橋 (賓州與紐澤西州以此河為界)，過橋費已漲到三元了。二十多年前，老婆從結束實驗開始寫論文到和我結婚之間，住在她姐姐家，我每次去見她，要交的一元半過橋費就成了我的「戀愛稅」；幸好她「只有」寫了半年多。
燕景姐夫是位工程博士，但也長了「綠姆指」；環屋的院子在他手下，紽紫嫣紅，燦爛綻放；菜園內瓜果累累。兩天後，我人在院子就連打噴嚏，涕泗橫流。猛然記得我對美東的有些花粉過敏；很幸運的，我在加州沒這問題。燕景不止「外功」 (做院子) 高強，「內功」像桿麵功夫也是上乘，做給一屋子人吃也難他不倒。
普林斯頓位於費城和紐約中間，離兩城四、五十哩，是個寧靜美麗的小鎮。當年因清美姐住在附近，我常去。那幾年賓大的足球隊在長春籐聯盟所向披靡，連年聯盟奪冠。籃球則和普林斯頓大學分庭抗禮，難分高低。我和老婆愛熱鬧，也到普大去看球賽，幫賓大加油 (現在兒子唸普大，我該幫誰加油呢？)。賓大附近停車困難，我除了下雪天外都騎摩托車上學，解決了停車問題。婚前常騎摩托車去清美姐家，羨煞她的小兒女，被罵「帶壞帶樣」(客語)。
武雄在普大圖書館任職不甚久，即轉到華盛頓DC的國會圖書館上班。多年前伯父去世後，伯母(清美姐母親)大都來美和他們住。我和老婆此次東來一定得去拜訪；九十五號公路上，一路要收費，加上過橋、過隧道費，短短一百多里交了十幾塊錢。在美西跑慣了免費路，忘了美東常要付買路錢。
武雄是位典型的優秀書生，做學問廢寢忘食，好幾個房間從地板到天花板排滿了書。當年我一腳踏到美國這民主自由之地，一個飽受蔣家皇朝蹂躪經年的腦子，和被禁錮的思想，在他的書房總算尋得了紓解。他的啟蒙，頓然啟發了我在愚民政策下的蒙眛，也初得知台灣內外的民主運動。迄今，他仍然努力不懈的為台灣的前途盡一己之力。
伯母已八十三歲了，我從小就常蒙她的照料，恩情難報。她農藝無減，仍然在屋邊闢出的一片菜園收成無數肥碩的大瓠仔瓜和苦瓜。然而時光無情也帶走了她的一隻眼睛，在她臉上留下了更深的皺紋。
和費城別離了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又是千里迢迢，老婆和我倆個「鬢毛催」的回鄉異客，必須驅車各地去尋訪昔日的足跡，寄望多少能夠重溫當時青春的歡樂。
老婆在四十一街和巴爾地摩街角住了多年的公寓，大概不久前粉刷過，顯得好看多。當年她養了一條大狼狗來護花，叫阿費，有點瘋癲，一興奮起來就撒尿。夏小姐溜起狗來不知誰溜誰，狂犬奔騰橫衝直撞，險像環生。婚後有我護花，只得「兔死狗烹」，送予他人收養，揮手自茲去了！
當時我們在費城西郊的家，是有五十多年高齡，兩層樓的 townhouse。如今房子和鄰居的景觀依然；不禁的，我倆有股去登門造訪的衝動，想了一番，還是作罷。在費城市中心附近的華埠，這在當年讓我滿足口腹之慾的地方，變化也不大，一些老牌餐廳還在營業；街上的遊客、食客、購物客仍然駱驛不絕。
賓大那些古老 Gothic 式建築已經屹立了一個多世紀之久，相信仍可再立幾百年。
走在賓大校園，回想當年一到近午時分，各式各樣午餐販子，從簡易的熱狗攤，到菜單玲瑯滿目的華、洋廚車，紛紛的在校區路邊街角他們固定的地方部陣待客。洋式的包括費城出名的 Cheese Steak Sandwich；經營華餐的幾個廚車中，有一對香港來的華人夫婦是從廣東逃出來的。夏日烈陽下的廚車內一定像個蒸籠，老公掌廚揮汗如雨。有時我們在收攤不久前才到，他們較閒，聊起天來，他咒老毛，我罵老蔣。
數年前，在原本是一大片的停車場，賓大建了全美最大的大學書店，美侖美奐；華頓商學院的院館變得非常龐大新穎，像暴發戶，倒也符恰。醫學院的幾棟大樓，外觀依舊，老婆和我一走進以前兩人所處的研究大樓，生疏的景像令我倆齊聲詫嘆。原來在六、七 年前，整樓的實驗室都翻新了，明亮新穎，一掃以前灰暗的面貌。拜訪了幾位熟悉的老教授，道一道今昔。耆年碩學的他們，仍孜孜不倦的做研究，令我這已「白頭搔更短」的當年學生敬佩不已。
臨走時，一位似曾相識的黑人迎面而來。「 Paul! 」我認出他，沒料到他也認出我來，雖然兩人頭髮都已半白了。當年這小伙子每晚到實驗室收玻璃器皿去清洗消毒，也幫我們修理各種壞了的東西，很能幹。見了他，令我想起當年實驗室裏常和我在夜裏作伴工作的兩位免疫學家：先是一位從瀋陽來的老教授，後有一位從大阪來的博士醫生。萍水相逢，和他們相處日子只有一兩年，然而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這些我們下次再談了…
跟時間比賽 跟距離挑戰
黃正源
全世界各個主要城市或地區都有馬拉松的比賽，每個馬拉松都在標榜它的城市特質，也是到一個城市參觀旅遊的最好方式，有些比較特殊的馬拉松，我有一種衝動想要去嘗試一番，而所謂馬拉松比賽對絕大多數參加的選手都只是為參加而參加，給自己的信心做挑戰而已，跟自己的體能在做比賽的，當然也有許多選手為了巨額的比賽獎金而參加的，一般選手只要能跑完全程，即使步行到終點，只要表現出運動精神與毅力，就是馬拉松的比賽目的都能獲得紀念獎牌的。
在所有馬拉松的比賽，大概除了波士頓馬拉松必需通過參賽資格以外，其他的馬拉松只要有勇氣參加，都能獲得參加的機會的。不過，有些馬拉松雖然歡迎參加，沒有兩把刷子或幾次的參加經驗，量你也不敢冒然去嘗試，比較著名的像戈壁沙漠馬拉松，沿著甘肅到蒙古，順著絲路走廊，一個禮拜之內要跑完兩百公里的路線，要自己帳篷炊具準備，主辦單位負責提供飲水及安全;像長城馬拉松從北京天下第一關開始，在長城牆上跑馬拉松，沒有強健的腳力和體力，在彎延起伏的長城，要跑完四十五公里的路線，困難度是非常高的;像南極馬拉松在冰天雪地之下，在極地的雪地上、溫度在零下十度之間，空氣稀薄，又要準備皮衣、套頭帽避寒，儘儘身上的裝備就有十幾磅重，如何還能跑完四十五公里，這些都是體能的挑戰。
不過，在都市舉辦的馬拉松就沒有想像的刺激的了，好像羅馬的馬拉松從威尼斯的廣場到梵蒂岡廣場，順著羅馬古城、穿過泰柏河，一面瀏覽古蹟建築、一面獨享跑步的樂趣，沿途交通管制，觀光客和比賽選手都溶合在一起、分不出來的;像巴黎馬拉松也是從巴黎鐵塔出發、沿著香榭大道轉入賽因河，也是飽覽著法國巴黎的著名建築物的，這是歐洲非常受歡迎的馬拉松，每年都在三月底的週末舉行，馬拉松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都是一早清晨開始比賽的，只有有興趣的人才會大清早在享受自然的美麗的，這個時候讓一個晚上的沉澱，所有的城市都會在清晨把最美麗的臉龐一無保留的讓人欣賞的。
當然，還有希臘的雅典馬拉松，每年都在十二月底舉行，這是馬拉松的起源地，雅典馬拉松自然是從馬拉松跑到雅典了，全程二十六點二英哩(四十五公里)，又稱為The First馬拉松，對於喜歡慢跑的人這是必需一試的朝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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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一向健朗，很少有什麼病痛的，在美國唸書的時候，雖然是研究所的課業，我每個學期都會選修一門體育課，像游泳、溜冰之類的課程，在聖地牙哥也固定地做些網球、體操的運動，還參加了爵士舞團的排練表演，總是希望藉著運動把自己的筋骨活動活動，避免老化，而我對自己的身體也很有信心的。
我本來很少做健康檢查的，前幾年做了健康檢查發現膽固醇在兩百五十三，這是在 Kaiser 做的，醫師交代要把膽固醇降到兩百以下，才不會有心臟病發作的可能，於是，我很緊張地接受了醫師的建議，參加了膽固醇控制的健康講座，上了兩個週末的課程，並且開始多吃蔬菜水果，用飲食來控制膽固醇，淑玲也多半儘量煮些蔬菜、少用鹽分，再加上努力地做網球運動、陪淑玲散步走路，這樣認真地過了三個月的觀察期，我很興奮、很高興地再做一次健檢，膽固醇的測量，我想我如此努力、如此認真，膽固醇應該可以降到一百八十的超健康水準的，做完檢察後我焦慮地等候了一個禮拜，收到了檢查報告，我第一眼就去找膽固醇的指數，天啊，一點多沒有降低，仍然是兩百四十七。
以後，我就很少再做健康檢查，一直到三年前為了要去南非講學，國務院要求做更詳細的體檢，我做了一次非常徹底的健康體檢，除了膽固醇在兩百三十以外，醫師還說有中年人常見的疝氣痔瘡及攝護腺腫脹，並建議我做手術，我因為沒有任何病痛的感覺，這些症候也沒有妨礙到日常的生活作息，沒有急迫性的感覺，我一直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照常過著我正常的生活。
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不會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煩惱，也不會整天擔心身體有什麼病痛，仍然用飲食維持自己的身體，我也是一個很知足的人，在南非期間學習到他們一天兩餐的生活作習方式，而自己的確也不是喜歡大吃大喝的，我開始接受了一日兩餐的生活，中午至多吃些簡單的水果，這樣以後，我的體重又回復了以前一百四十上下的水準。
一直到步入中年以後，雖然沒有到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的程度，但是，很明顯的體重不斷地增加，好像腰圍逐漸寬大， 維持十幾年的體重，逐漸超過一百五十磅，體重比自己的智商還高，畢竟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自己所願意看到的。
過去這幾年，眼看著以前的衣褲逐漸變緊縮、不合身，體重也超過一百五十五磅，身體都是沒有用的油脂， 這樣下去，那怎麼得了？我一直在找尋解決的方式，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決定參加馬拉松的比賽，跟自己做對、跟時間比賽，開始了一個生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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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跑馬拉松，不會累嗎?]我說當然會的，又有人問我:[跑馬拉松，累了不會想放棄嗎?]我說當然會受不了、想放棄。在慢跑中，最好的感覺就是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與時間，讓我總是感覺我們的人生、愛情與婚姻真的就像是一個馬拉松。就以人生的旅程來說吧!馬拉松有的人跑得快、有的人跑得慢，沿途的人生景觀讓我們靜靜地去享受它、體會它，沒有毅力與耐力，是無法領悟抵達終點的快樂的，人生的目的沒有到達終點就要好好努力，才不會枉費一生。
愛情更像馬拉松，所謂愛情長跑，就是要有馬拉松的精神與恆心，才能得到心中想念的對象的，而婚姻的維繫沒有馬拉松的決心，是不能體會出單調的步伐的無奈的，沒有馬拉松的意志是不能抗拒沿途花紅葉綠的誘惑的，婚姻要靠馬拉松的理智才不會中途放棄、或接受出軌的外遇走捷徑的，跑馬拉松、甚至慢跑、長跑都可以讓人的心裡沉澱下來的，煩惱歡樂好像唸佛頌經一樣，都可以讓人心情沉默下來的。
在我每天跑步的地方，我還是喜歡海邊步道的經驗，每天清晨海風吹襲迎面而來，由於海水的氣溫都是固定在七十二度左右的，只有內陸的氣溫會因為太陽照射的影響而有溫差變化的情形，一般來說，白天陸地吸熱，溫度伸高，氣流向內陸流動，晚上內陸沒有日曬，溫度降低，氣流由內陸向海面流動，風向早晚有變化，而海邊的氣溫總是讓人感覺很舒服的，所以，晨間的慢跑尤其是清晨的海風，天空還高掛著星星與月亮，很容易讓人心曠神怡的，每天早晨五點多想不起床也難。
在許多慢跑的路線中，我們住家附近的默鯉湖 (Lake Murray) 形狀像一個張開的手掌，從手心繞著大姆指、順著食指、中指、無名指及小指一路人行步道，專門做為居民休憩散步的地方，全程一圈是三英哩，姆指及小指之間是水壩，禁止行人在堤壩上通過，所以，到達終點後必需原路走回來，又是全程三英哩，在這裡跑一趟來回就是六英哩，我多半在家裡開始起跑，家裡到這個湖泊又是一英哩半，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路線。
這裡的行人多、跑起來也輕鬆，常常會碰到居民，識與不識，都會親切地打招呼，跑得非常有成就感，只是這裡的路線不像濱海公路的平坦筆直，因為湖濱的景色雖然漂亮，路面由於彎彎曲曲，又為了收集雨水，路面都向湖泊的方向傾斜，步行或散步無所謂，跑步的話這種路面對腳掌的壓力卻是非常的沉重，特別是回程的時候，體力耗損大，腳踝會有酸痛的感覺。
在所有慢跑的路線中，大概史丹福的校園提供最好的慢跑條件與環境，我很幸運有機會去史丹福的校園，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校區慢跑，尤其是以慢跑的方式欣賞這裡的建築物及校園環境，我從學校大門口的椰林大道一直向史丹福的地標、大教堂跑去，椰林大道長一英哩半，以種植龐大的椰子樹著稱，大道兩旁即是對稱的椰子樹，椰子樹的兩側在人行步道的後面則是一片樹林，樹林內自然也是許多迷路穿梭的步道，我則順著椰林大道旁的步道一路跑去。
在大道的底部分岔口則是一個大圓圈的草皮綠地，中間一個井字型穿越的步道，這個大圓圈的直徑有一百公尺長，也是對稱的幾何圖案，我自然選擇沿著井字的一條步道跑著，跑到中間的部位向後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椰林大道，像梵谷的圖畫一樣，向前看則是即將獵入眼前的史丹福教堂，我繼續跑著，椰林大道的盡頭交插路則是 Serra 街，這不是主要的交通道路車輛少些，其實車輛的多少也是相對而言的，我沒有在教堂前面的廣場多做停留，教堂後面與教堂並排的則是史丹福著名的學府四合院 (Main Quad)，既然是四合院，自然是四面都是西班牙式的古建築物的，每一面建築物都是同樣的設計、同樣的格局、同樣的長廊、同樣的一百公尺長的，環繞四面建築物的中間則是學生花園及廣場，這是史丹福的教學活動的主要地方，這些教室則是一樓的平房建築的。
我繼續又順著Serra街跑著，我慢跑的時候是傍晚五點多，沿路還穿越許多學生的住宿區及學生活動中心，這裡的學生的確是天之驕子，得天獨厚的，在宿舍前面的草皮上到處看到學生有的在玩飛碟、有的在踢足球、有的在打橄欖球或排球，籃球場、網球場也是很多學生在盡情的歡樂運動，會唸書的人、運動也不會輸人的，這也是我一貫堅持的理念，我還看到有幾個學生在草地上用幾支白色的保齡球瓶互相傳遞，在做雜耍的表演，絕對不會輸給職業的雜耍玩家的。
不過，我沒有看到在校園內擁抱或卿卿我我的學生，這在其它學校是很普遍的。當然，我沿路也遇到許多許多慢跑的學生或騎單車的學生，幾乎每個都是充滿的自信、充滿著歡樂的，這是一個很祥和的校園。
* * * * *
聖地牙哥每年從一月到七月有三個馬拉松的比賽，Carlsbad 的馬拉松在一月，La Jolla 的馬拉松在四月，聖地牙哥馬拉松在六月，Carlsbad 和 La Jolla 的馬拉松都是二十三公里，聖地牙哥的馬拉松則是四十五公里，這個聖地牙哥馬拉松是熱門音樂馬拉松，熱鬧而富娛樂性，跑完馬拉松後可以參加幾個著名熱門樂團的現場演唱表演，在美國四個地方城市分別舉行，聖地牙哥在六月，屬於美國西部區域的唯一場次， 每次都有五千多人參加，有點像熱門音樂的嘉年華會，這是非常受歡迎的馬拉松。
其實，我也很意外自己能夠跑完 Carslbad 二十三公里的馬拉松，本來馬拉松是四十五公里的，淑玲和文德建議我第一次參加，又只訓練一個月左右，跑全程未免不自量力，我最後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跑了二十三公里，為了準備六月份的聖地牙哥馬拉松，從去年十二月中旬以後，我每天都跑八至十公里的，我每天一早五點多就起床，風雨無阻。
為了增加比賽的次數與經驗，每個月則參加一次的正式比賽，二月二十一日長堤機場一萬公尺賽，三月十三日 San Marcos 的一萬八千公尺賽，四月二十五日 La Jolla 的二萬三千公尺賽，五月九日 La Jolla 海岸的三萬公尺賽，六月六日則是聖地牙哥的四萬五千公尺馬拉松，我目前的經驗是每秒鐘跑三步路，每四步大約是三公尺的距離，因為長途賽的距離是固定的，不管怎麼計算，就是需要那麼多的腳步與那麼多的時間才能跑完，跑到最後，單調而寂寞，只有自己均衡的腳步聲，忠實地陪伴著。
且說我二月二十一日的長堤一萬公尺比賽吧!我會參加這個比賽因為它是美國奧林匹克比賽的選拔資格賽，我當然不是準備比賽奧林匹克的美國選手，我只是想要嘗試一下在機場跑道賽跑的滋味與經驗。
我從聖地牙哥一早五點多開車前往長堤，氣象預報會有幾天的大雨，我曾猶豫要不要開一個半鐘頭的時間去比賽，報到時間是早上七點四十五分，鳴槍時間是八點四十五分，淑玲一直想睡覺，我只好又是一個人去出賽，我準備好毛巾、外套、手表及相機，因為平常都是沒有吃早餐就去練習跑步，這次的比賽算是很晚才開始的，我考慮了一小時間還是吃了點香蕉、麵包及牛奶就出門了。
到了機場有許多穿著陸戰隊制服的軍人在指揮交通，並引導比賽者的停車地點，這些軍人一付紀律嚴厲的樣子，一個口哨一個動作，我們只好聽從指示、沒有說話詢問的餘地， 我算是晚到的，被引導停在離跑道蠻遠的位置，我抵達報到的地點已經是八點三十分了，報到的地方擺設著許多服務攤位，有紅十字會、有警察服務處、有軍人徵兵處、有物品寄放處，我換完運動短褲，把私人物品即存放在服務處，等跑完後在領回，不過，臨時決定用小隨身包把相機及毛巾攜帶著，準備跑步途中使用。
我們準時在機場塔台前面的起跑線集合，選手有八百多人，我的選手號碼是四一一，美國的電話查號台號碼，滿好記的。我做了些簡單的暖身運動，準時在八點五十分鳴槍起跑，許多有備而來的奧運選手一馬當先的，在警車的開導下竄湧而出，我開始的時候雖然也是在前面，很快地就被一個一個趕過去。
我們從塔台前面出發，好像飛機滑行一樣慢慢地跑向起飛跑道，這裡有兩個平行跑道，大概是一個起飛、一個降落用的，我們的路線是從起飛跑道過去，再從降落跑道回來，每個跑道的每隔一個間格就有一個很大的數字，我也不知道代表什麼含意，但是從我的慢跑時間與距離經驗，一個機場跑道從這一端到另一端正好是四公里長，我們來回一次就是八公里，再加上從塔台到機場跑道各一公里，全部路程正好一萬公尺。
由於平時都是很早就開始賽跑的，機場的跑道是水泥路面，自然是非常的平坦寬直的，起初的第一公里，因為風大，很快地就有口乾舌燥的感覺，而我隨身攜帶的毛巾、相機及外衣，就有特別沉重的感覺，這真是一個多餘的累贅，我已經汗流浹背，這些東西就有二十磅重的感覺，經過了第一公里處，在飛機跑道的起點旁邊，我看到一個中年婦女帶著三個小學生的女兒在替我們加油打氣的，我毫不猶疑地就把這只相機的背包交給她們保管，我沒有詢問她們的姓名或電話，只一面跑著、一面跟她們說我的選手號碼，我相信她們會替我交付到詢問處的。
交給她們背包後，我如釋重擔，這個時候只想好好把一萬公尺跑完，哪裡還會煩惱相機被包能不能找得回來，只要對人性多一分信心就可以了，我沿著機場跑道慢慢地跑著，偶而也有加油打氣的服務志工及男女童子軍，因為只有一萬公尺，我都沒有停歇下來喝水，馬拉松就是這個樣子，一步一步地，跟距離挑戰，沒有捷徑的，我似乎沒有超越多少選手，好像總是被別人趕過的。
我依舊一步一步地跑著，好像比平常還累，一圈一圈地好像永遠跑個沒完沒了的，當然，被我甩在後面的也不是少數，因為這次比賽用人工計時，在最後一百公尺左右就排定名次，時間陸續以人工計算出來，我的時間是五十一分二十五秒，屬於第一組跑完的選手，在所有選手中是九十五名，在我的年齡組中排名第十，這是中距離的比賽，有一種滿足的成就感。
我接受了群眾的歡呼，領用了一些水果、飲料，即到物品寄放的地方領取存放的私人物品，而我在路邊托附的相機卻是毫無蹤影。在人山人海之中又要如何找起呢?這真是一個錯失、也是一個人性的考驗。
我等著、等著、耐心地等著，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大概又過了半個鐘頭，終於在十點四十分左右，機場廣場的服務台廣播我的選手號碼，要我即刻到服務台領取背包，我很快地穿越層層疊疊的人群，廣播的人看到我的背心選手號碼很放心的還給我相機，我平安地找回我的相機及背包，美國的人性是善良的，我怎麼相信人家、人家也是怎麼相信你的，這又是我的一次感動的意外經驗。
History lessons that we must heed
By Chen Ching-chih 陳清池
`It would be on the consciences of democratic nations, particularly the US, if Taiwan is left without a choice and forced to buckle under Beijing’s threats.’
Beijing has never tired of claiming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despite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by most standard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state and the fact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do not wish to live under communist rule. More importantly, China has nearly 500 missiles targeting Taiwan and has repeatedly threatened to take the island by force if it does not willingly become part of China.
China’s ambition to annex Taiwan is real. The design to annex Taiwan, in more ways than one, resembles Meiji Japan’s scheme to annex Korea about a century ago. It is, therefore, essential that we understand the route Japan took to annex Korea, which it then ruled until 1945 when Korea was liberated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Japanese case should serve as a lesson not only for Taiwan but also for the US and China.
Japan formally annexed Korea through 1910’s Treaty of Annexation. Prior to this, it was mainly by resorting to war and diplomacy that Japan had increasingly brought Korea into its sphere of influence. As Asia’s sole emerging, modern military power, Japan fought two wars over control of Korea.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 to 1895, Japan decisively defeated China and forced it to sig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in May 1895.
In addition to ceding Taiwan and Penghu, China agreed to relinquish its suzerainty over Korea. Japan was thus able to gradually bring Korea under its imperial wing. However, Japan still did not have a free hand over Korea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imperial Russia, likewise, had territorial designs over Korea as well as Manchuria.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 of 1904 to 1905, Japan defeated Russia and compelled it to acknowledge its “paramount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al interests” in Korea, according to the Portsmouth Peace Treaty of Sept. 5, 1905.
However, to complete its dominance over Korea, Japan had to seek the diplomatic support of other major powers. In early 1902, through the Anglo-Japanese Naval Alliance, Japan secured Britain’s acceptance of its interests in Korea, in return for acknowledging Britain’s interests in China and later India.
Of equal importance to Japan, however, was US acknowledgement that Japan would enjoy dominance over Korea in return for recognizing US interests in the Philippines. US Secretary of War William Taft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matter with Prime Minister Katsura Taro in July 1905. US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subsequently confirmed the agreement.
With the major powers’ explicit support, Japan imposed a protectorate on Korea through the Protectorate Treaty of November 1905. Objecting to this development, the Korean royal family dispatched envoys to 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 in 1907, but the conference refused to consider the protest. Fail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me to Korea’s aid ultimately emboldened Japan to force a treaty upon Korea in August 1910 providing for complete annexation.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 the US and Russia, supported Japan’s annexation of Korea as a policy that would help stabilize East Asia, which was seen as beneficial to all the major powers involved.
Japanese colonialists and imperialists believed that Korea and Japan had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ies and that a big-brother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to justify the annexation. Koreans, however, did not approve; they resisted Japanese colonial rule by various means. Resistance culminated in a large-scale, anti-Japanese demonstration on March 1, 1919. Japan’s brutal response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of demonstrators. Clearly, the Koreans were hoping that the demonstration would be seen to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which U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announced in 1918, and which therefore might win international support.
Unfortunately, no major powers or the newly created League of Nations showed any sympathy for Korea. Consequently, for 35 years, Koreans suffered under harsh colonial rule until liberation.
In the early 1940s, an increasingly militaristic and expansionist Japan attacked Western colonies, including the Philippines,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a. So in the long run, the interests of the Western powers were not served but damaged by sacrificing Korea in their appeasement of Japan.
I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king the same mistake in their acquiescence toward the claim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Let us examine China’s scheme to annex Taiwan. There are two major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scenarios. First, China is without doubt the dominant Asian power today as Japan was nearly a century ago. With its military might and growing economic power, China has the kind of leverage that Japan enjoy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econd, like Japan, China today is resorting to diplomacy as well as the threat of force to annex Taiwan. Beijing has claimed that China went to war against Japan for the sake of liberating Taiwan from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s well as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fter Japan’s defea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aiwan reverted to them. It was only because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its aftermath that Taiwan remained a separate jurisdiction. To annex Taiwan, Beijing insists that it will resort to force, if necessary.
In reality, according to the 1951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Allies, Japan renounced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but designated no recipient.
China, over the years, has manipulated all countries tha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t into accepting its “one China” policy, which state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In addition, Beijing has done its best to diplomatically isolate Taiwan by opposing Taiwan’s efforts to join the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 spite of these similarities, there are at least two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case and that of Japan. First, unlike Korea a century ago, Taiwan has enjoyed significant support from the US. While the US does no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it nevertheless has become Taiwan’s closest and most important military ally. By virtue of the 1979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US is obligated to come to the aid of Taiwan if and when the nation is attacked by China.
In reminding the Chinese of its commitment to Taiwan, the US must have learned from the Iraqi invasion of Kuwait in 1991 that ambiguity can only encourage an aggressive country into miscalculating the US’ position.
In any case, it is not only the legal duty of the US to protect Taiwan in case of a Chinese invasion, but also its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do so. Any weakening of support would contribute to other countries turning against Taiwan, as seen recently in certain countries’ negative response to Taiwan’s plan to have a national peace referendum. No democratic country, especially the US which has mad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core of its foreign policy, should assist Beijing in coercing, however subtly, Taiwan to accept Chinese annexation. No country should sacrifice democracy and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Taiwanese under the pretens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addition to strong US support, the people of Taiwan enjoy what the Koreans lacked a century ago. Like all other peoples,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entitled to the UN-guaranteed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a new era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Whatever future relationship Taiwan will have with China requires the approval of its people. There is no better way than calling a referendum to reach an unchallengeable decision on such a fundamental issue.
It would be on the consciences of democratic nations, particularly the US, if Taiwan is left without a choice and forced to buckle under Beijing’s threats.
The Korean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should serve as a lesson for China not to resort to coercion in its attempt to bring Taiwan under its control. For all parties involved, the consen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is essential.
Chen Ching-chih is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at th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Edwardsville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Los Angeles-based Institute for Taiwanese Studies. The article had first been published on Taipei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