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洋書寫30餘載 韋傑理夫婦為台灣人權奔走 ◎民報 2017-12-30

程士華/台北報導 2017-12-30 民報

《台灣公報》總編輯韋傑理(左)、其妻子陳美津(右)。圖/張家銘

《台灣公報》總編輯韋傑理(左)、其妻子陳美津(右)。圖/張家銘

抓住解嚴30週年的尾巴,曾為台灣辦理《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é),向世界闡述台灣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境遇的荷蘭人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以及他身為二二八事件家屬的妻子陳美津,受邀來台參與總統蔡英文在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活動,《民報》團隊也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專訪2位人道救援者,記錄他們在努力三十多年來的故事。

看見韋傑理與陳美津時,他們很恩愛地勾著手腕,韋傑理操著溫柔的英文打招呼,在席間徐徐描述他們過去的故事;陳美津則是自告奮勇擔任韋傑理與我們之間的翻譯,相較於韋傑理的慢條斯理,陳美津更是妙語如珠,甚至積極地補充許多韋傑理沒提到的當年小插曲,夫妻倆還會現場討論起來,回想當年所發生的種種。

那年 全世界只有國民黨觀點

韋傑理與陳美津在1975年結婚,在1979年的12月10日,聽聞台灣發生駭人的美麗島/高雄事件,憤而出版《台灣公報》,一寫便是三十餘載,一直到2016年才停筆。

韋傑理說,他就是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才真的跳進去參與人權工作,在1979那年,世界上所有的報紙都拿國民黨的講法,說那時候的政治受難者,都是暴力份子,那時候覺得很不公平,就自告奮勇地寫人權雜誌《台灣公報》。

韋傑理說,在美麗島事件後的那2、3年間,甚至一直到1987年解嚴以前,為了要告訴世界、告訴所有國家,台灣人沒有人權、沒有言論自由,那段時間真的非常辛苦。

描述當年辦報的狀況,陳美津說,他們倆當時在西雅圖唸書,那時候也沒有網路,為了得到台灣的消息,都要靠打電話,將電話錄音帶一個一個建檔。陳美津說,可是當時他們都是學生,當助教的薪水也只有500塊美金,但是救人要緊,還是拼命打電話,結果帳單來了800塊錢,後來是透過美國的台灣人權協會捐助,才能夠支付這筆金額。

一次次直面血案衝擊

提到最痛苦的回憶,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悲劇發生時,接到那通電話。韋傑理回億,當林義雄的林家血案發生的時候,他們馬上接到電話,通知美國國務院時,當時負責台灣事務的那個官員甚至不願相信有血案,他們說這種事不可能在台灣發生,結果5分鐘後,美國國務院才知道事情真的發生了。

韋傑理說,還有一個痛苦的經驗,在1981年7月2日,當時他們已經完成學業,準備動身回荷蘭,卻聽到陳文成被謀殺,屍體在台大校園被發現。韋傑理說,當時他馬上又打去美國國務院,官員則回應已經接到這個消息。

陳美津也補充,高雄事件當時,施明德要被逮捕而逃亡的時候,他們也都不斷打電話,迫切想知道他的消息;面對各項黨外雜誌開花,然而卻被查禁、查扣的情況,他們也製作匯整表,統計每本黨外雜誌的資料。

親赴台灣取材 卻成國民黨黑名單

韋傑理說,在1984年時,他們邀請周清玉、姚嘉文夫妻,作為台灣的政治犯去到荷蘭接見國會議員,親身描述台灣沒有人權、台灣沒有言論自由的狀況。在那年周清玉邀請他們來到台灣走一趟,跟更多政治犯的家屬直接接觸,從此開啟他們與國民黨政權的直接衝突。

陳美津說,當時國民黨已經知道他們是誰,每次要出入境台灣的時候,都會在機場「被罰站」,等待機場人員「請查上司」,確認是否放行,行李一定都會被檢查,有時候還要寫切結書,聲明「不會從事政治活動」,而且無論走到哪裡,後面都有車子跟著。

陳美津說,最嚴重的是1986年,民進黨成立、投入選舉,當時他們來到彰化二林取材選舉狀況,半夜在開車返回台北的路上一路被跟蹤。

韋傑理描述,當時的情況就像電影一樣,開車的朋友起先沒有發覺,直到確認後車在跟蹤後,他們在台北的郊外不斷拐進巷子,左彎右轉數十次,一直轉一直轉,最後停在不知名的巷中關燈、熄火,才終於擺脫國民黨特務。

陳美津說,當時他們住在她父親在板橋的住處,後來才知道他們從板橋搭火車到台北時也被便衣特務跟蹤。陳美津回想當時狀況,韋傑理發現特務招了計程車在跟車,還特地搖下窗戶與特務say hi,那名特務馬上躲到後面的車位,用帽子遮住臉,然後韋傑理便請司機在對方計程車跟不上的路線轉彎,再次甩掉國民黨特務。

不久之後,韋傑理與陳美津便成為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韋傑理有次在歐洲同窗會好友尤清的競選場合爬上台拍照,台下群眾看到外國人拿著相機上台,一陣歡呼,他也在尤清的介紹下伸手鞠躬致意,那個場景被台灣省新聞局指控為「干涉中華民國內政」,從此被封鎖成為黑名單,直到1992年解嚴之前,都無法再進入台灣,就連鄭南榕自焚那件事發生時,他都只能待在美國。

韋傑理說,當知道鄭南榕說「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時,他們也只能盡力關心,非常難過。後來,他們漸漸與鄭竹梅、葉菊蘭兩人有密切的聯絡,若說參加黨外運動有什麼收獲,就是對沒有孩子的他們夫妻來說,結識了這群情同家人的朋友。

陪伴台灣走過戒嚴 心中陰影揮之不去

陳美津說,一直到1993年他們再度想回來台灣,才知道國民黨有一張海外的黑名單,相較於她自己,韋傑理對國民黨而言是「更黑」的角色,想進入台灣時,都會收到官員回應「不方便讓你進入」。

陳美津說,他們已經習慣進入台灣前要「被罰站」、習慣行李被檢查、習慣寫切結書,解嚴後入境時也是依往例站著等。「欸?你們走啊?你們走啊!」模仿起當時的機場人員口音,陳美津笑說當時真的受寵若驚,居然不用檢查行李,也不用寫切結書,這是他們夫妻倆共同經歷的轉變。

韋傑理也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他們過去來台總是習慣很小心地談論政治問題,但有次在飯局間,蔡有全天不怕地不怕地開始罵起國民黨、談台灣獨立,他急忙表示「no no no!!」,殊不知這時候蔡有全已經可以自信地說「這ok」,但他們夫妻那時仍未習慣解嚴後的氛圍。

韋傑理說,解嚴後台灣民主確實越來越進步,但其實如同仍然無法加入聯合國的處境,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又有洪仲丘、陳雲林等事件,引發大規模民主運動。台灣的民主、人權仍有進步空間,這些是他後來仍一直持續書寫《台灣公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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