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人：那一聲槍響(1) ─黃呈嘉對四二四事件的回憶／楊遠薰(2012-10-11)
那一聲槍響(1) ─黃呈嘉對四二四事件的回憶 楊遠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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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三十三歲的黃呈嘉在美國科技人才雲集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擔任研究員，與太太沈雲擁有一對很可愛的稚齡子女與一棟房子，在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圈裡算是令人羨慕的一位。
黃呈嘉生長在台灣彰化濱海的福興鄉，父親是彰化市的布商，家境寬裕。他於1956年由彰化中學保送至台大電機系，復於1960年以優異成績自台大畢業，申請到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電機研究所的入學許可，於1962年三月到美國深造。
他在華盛頓大學四年的收穫十分豐碩。一方面，他獲有獎學金，生活無虞，而且四年內即拿到電機碩士與博士雙學位，又專攻最先進的半導體，一畢業即被執全球通訊科技牛耳的貝爾實驗室網羅，前途似錦。另方面， 他近水樓台，結識了當時在華盛頓大學唸圖書管理、貌美如花的沈雲，進而與之締結良緣。
黃呈嘉與沈雲攝於1966年呈嘉獲博士的畢業典禮上
沈雲六歲時隨父母到台灣，因為父親任職台南鹽廠，所以在台南長大。自台南女中畢業後，她順利考進台大外文系。在台大唸書期間，不僅因為容貌秀麗、皮膚白晢又身材修長，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功課非常好，年年拿書卷獎，才華洋溢。然而性情溫柔婉約的她自1965年與黃呈嘉結婚後，即以家庭為重，並且跟著先生說台灣話。
他倆於1966年自西岸的西雅圖遷至東岸的紐澤西。然後，呈嘉在莫瑞坡(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上班，沈雲在平原鎮(Plainfield)的市立圖書館工作，女兒阿慧於1967年誕生。他們於是在平原鎮買了一棟房子，兒子Dennis復於1970年二月出世，小家庭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氣氛 。
沈雲與兩個孩子攝於1970年，背景為平原鎮的房子
這時的貝爾實驗室因為連續誕生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氣勢如虹。黃呈嘉在理想的環境工作，亦有美滿的家庭，大可過著意氣風發的日子。但基於成長期的一些經歷與見聞，加上個性認真，又愛打抱不平，使他對台灣的時政十分不滿，亦時常憂慮未來。
那時的台灣在蔣家獨裁統治下，確實存在許多不平等、不自由與不民主的現象。譬如，所有政府與國營機構的首長、大學與中學的校長皆為外省人，台灣人只能謀次等或低等的職務。又如，凡對政府、政策有微言者，半夜被保安人員帶走是常事，此後不僅個人前途未卜，家人亦跟著過愁雲慘霧的日子。這種情況使一些台籍知識青年在島內噤若寒蟬，到了國外，經過一段沉潛與思考，便開始猛批國民黨。
黃呈嘉也有這種傾向。他在台灣時謹言慎行，在西雅圖唸研究所時，便開始暗中閱讀日本寄來的《台灣青年》，有時也私下寄點小錢給該刊物。到紐澤西工作後，因為接近風雲際會的紐約，他很快結識一些思想相投的朋友，每逢週末或假日相聚，便一起暢談台灣時政，這時的他便越談越慷慨激昂。
1970 年正月一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WUFI 或「台獨聯盟」或「獨盟」) 在紐約成立。黃呈嘉雖沒加入，但這是台灣人裡的大事，他亦認識一些盟員，自然知道其時WUFI美國本部的主席為蔡同榮，第一與第二副主席分別是張燦鍙與陳隆志，鄭自才(原名鄭自財)則為秘書長。
四月，台灣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到美國訪問十天。台獨聯盟在聽到消息後，便開始策劃示威，希望藉國際媒體的報導，表達台灣人爭取自決與自由的心聲。他們鼓勵美東的熱心同鄉在蔣經國訪問華府的4月20日到白宮前示威，黃呈嘉便在這時響應。
他說：「我們在前一晚先到華府北郊銀泉市的黃際鑫醫師家集合，當夜就在黃家的客廳打地舖。那晚從各地趕來的人很多，都是些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睡我旁邊的是在康乃爾大學唸社會學博士的黃文雄，長得很斯文。他與我係初識，但他的妹婿鄭自才的哥哥鄭自添是我在台大第八宿舍的室友，兩人扯上關係，便聊了起來。」
「隔日一早，我們出發去示威。」他繼續說：「當時有人說蔣經國的座機會在安德魯空軍基地降落，一部分的人便趕往安德魯基地，我和另一部分人則前往白宮。快到白宮時，我們發現隊伍裡滲入國民黨特務，他們拿著照相機，朝每個人猛拍照。我們很生氣，就轟他們出去。但他們不甘休，改搭一部計程車，繼續跟蹤我們，也繼續朝我們照相。不久，遇到紅燈，他們的計程車停下來，我和黃文雄立刻追過去，拿起手中的雨傘，朝他們揮打。如此交鋒兩次，我們的情緒都很高昂。那天在白宮前示威後，我便回紐澤西。」
但四天後的4月24日，黃呈嘉又趕到紐約示威。因為台獨聯盟獲悉蔣經國將在那天中午到紐約曼哈坦的廣場旅館(Plaza Hotel)參加一項餐會，旅館前有個廣場，正是示威的好地點，於是又發動同鄉前往示威。
「那天一早下著濛濛細雨，」黃呈嘉回憶說：「我在十點多抵達旅館前的廣場時，雨已歇，一些人站在那裡，穿著雨衣的黃文雄亦在其中。後來又陸續來了一些同鄉，大家便開始整隊。我認識其中一些人，卻不見台獨聯盟的幾位招牌人物，心裡頗感納悶，便向旁邊的人打聽。他們告訴我，張燦鍙要帶學生到某處參觀，這日不會來；蔡同榮剛才載了抗議牌來，正去停車；陳隆志則尚未出現。」
「隨後，大約三十幾個人圍成一個大圈圈，開始舉著『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的抗議牌示威。」他繼續說：「我跟著眾人繞著圈子走，有時也喊喊口號。突然間，聽到『砰！』的一聲，我起初以為是鞭炮聲，及至朝聲響之處望去，看到黃文雄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接著，鄭自才跑出來，想要幫黃文雄。黃文雄則掙扎站起，喊道：『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讓我像個人般地站起來！)』。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眾人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幕發生，全都嚇壞了，紛紛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現場頓時亂成一團。」
「我本能地希望大家鎮靜，」他又說：「便揮手喊道：『Calm Down(鎮靜)! Calm Down(鎮靜)!』一些美國記者見狀，紛紛過來採訪我。我回說我只是個示威者，其他什麼都不知道。正解釋著，瞥見陳隆志從對街走過來，便請他們去問他 。」
那一聲槍響，完全出乎黃呈嘉的意外，也帶給所有在場的人極大的震撼。從紐約曼哈坦開車回紐澤西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無法平靜。回到家後，他打開電視，發現所有電視台都在播報蔣經國在紐約遇刺的即時新聞。黃文雄被壓倒在地、奮力掙起的畫面一再地在螢幕出現，他的那聲「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的喊聲一直在他耳裡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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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四那天下午，」黃呈嘉說：「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我當晚到紐約皇后區一位獨盟的盟員家開會。我於是又開車到紐約，可是抵達這位盟員家後不久，就發現聯邦調查局(FBI) 的幹員已找上門，他們正密集追查刺蔣事件的共犯。大家都非常緊張，當下決定改為隔天早上到紐澤西開會。因為我家在紐澤西，所以眾人很快地決定隔天到我家開會，然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早上，台獨聯盟在紐約的主要幹部都到了。」他接著說：「大約十多人聚集在我家的地下室，共同商討對策。當時，眾人意見紛紜，有人主張要先找律師，有人認為應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募款。我則說找律師要錢，募款費時，眼前救人要緊，建議在場的每個人先認捐(Pledge)兩千美金，再對外募款。兩千美金在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此有人同意，有人說要回家問太太，還有人不作聲，但大多數的人都盡己力地認捐，那晚就募到一萬四千多美金。」
那時，有個「美國民權聯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的律師表示願意幫忙。黃呈嘉說，但大家覺得那個組織有左傾的色彩，對之有所顧忌，遂決定自己找律師，並由葉國勢出面登記成立一個基金會，對外公開募款。那個基金會的名稱後來英文定名為Formosan Civil Liberty Defense Fund，中文名稱為〈台灣人權訴訟基金會〉，對外則通稱〈救援黃、鄭基金會〉。
1970年4月29日，紐約法院正式起訴黃、鄭兩人。黃文雄被控殺人未遂與非法攜帶武器，鄭自才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法院並裁定兩人的交保費分別為十萬美金與九萬美金。黃文雄因在美逾期居留，另外追加一萬，合起來共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保釋金加上未知數的律師費對當時在美國的台灣人，真是一個天文大數目！救援黃、鄭基金會很快地向鄉親廣發信函，強調四二四事件是這一代台灣人的共同命運與悲劇，呼籲大家慷慨解囊，儘速保釋黃、鄭兩人出獄。
當時，許多人為之感動，捐款的信函如雪片般地寄至基金會的信箱。但畢竟那時在美國的台灣人財力相當薄弱，大多數人都還是學生，少數拿到學位的亦才初入社會做事，所以儘管募款進行得如火如荼，捐款亦相當踴躍，但所募到的款額卻離目標有一段距離。
「黃、鄭兩人被捕後，被關在紐約中國城附近的曼哈坦拘留中心。」黃呈嘉說：「 那裡關的都是些重刑級的殺人嫌犯，黃、鄭兩人在那裡非常不安全。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也就是鄭自才的太太，抱著兩歲大的兒子到我家哭訴，要我無論如何得想辦法保他倆出獄。我與沈雲都很同情，也很無奈。」
「我那時認識我家附近的一位律師，就去向他求教。」他又說：「那位律師告訴我，要保人出獄，必先到保釋公司購買保釋債券(Bail bond)，再到法院保人。購買保釋債券時，可以部分用現金、部分以股票或房產抵押，若還不足，亦可與保釋公司協商。」
黃呈嘉於是到曼哈坦中國城附近找了一家保釋公司。由於募到的款額離目標尚遠，他便和負責基金會的葉國勢商量，將兩人在平原鎮與科爾尼的房子拿出來抵押。「張燦鍙那時向葉國勢租房，住在葉國勢家樓上，所以尚無房子。」黃呈嘉說。
因為抵押房子與購買保釋債券的手續繁雜，沈雲的英文好，有關抵押與保釋的文件、書信便由她處理。那時，他們經常得跑紐約，又因為兒子才出生不久，女兒亦才三歲，所以每次出門，都是一人抱一個孩子、攜帶大包小包地總動員。
「但是大家都非常努力。」黃呈嘉說：「我們一邊籌款，一邊決定先保鄭自才，再保黃文雄，因為鄭有妻小，黃係單身。眼看籌到的錢快能保出一個人了，我們就去跟保釋公司協商。保釋公司要我們簽下一紙『抵押同意書(Collectible Confession of Judgment )』，那時只知保人要緊，我們就毫不猶豫地簽了，直到後來出事，方知那紙切結書的嚴重性。」
結果，鄭自才在被拘留一個月又四天後的5月28日交保，黃文雄則在另一個多月後的7月8日步出拘留所。兩人相繼出獄的消息在海外台灣人間迅速傳開，眾人都歡欣鼓舞！一個當初大家認為不可能達到的目標，竟在短短兩個半月內做到了，這是多麼令人興奮！黃、鄭兩人為了台灣的前途與台灣人民的福祉，犧牲自己；海外鄉親為了保釋鄭、黃出獄，慷慨解囊、甚至抵押房子、情義相挺，這是多麼令人感動！
因此，鄭、黃兩人交保出獄那段期間，將海外台灣人運動帶至最高潮。
1971年的黃文雄與其親筆謝函，相片與謝函由黃呈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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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接下來，黃、鄭兩人面對法院的即將開庭，壓力驟增；台獨聯盟則面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連串調查，內部亦充滿緊張，雙方遂逐漸有了磨擦。
回憶當時的情況，黃呈嘉說，保釋後的黃文雄時常到他家作客。黃文雄常自紐約皇后區搭地鐵、換火車地到紐澤西的紐渥克，然後打電話給他。他下班後，就開車到紐渥克火車站接人，再一起回家。主客一聊，就是整個晚上。
「黃文雄談了不少被關在拘留所時發生的事。」黃呈嘉說：「譬如為了自衛，他曾當眾表演一幕很戲劇性的功夫動作，才嚇跑那些要欺負他的人。黃、鄭兩人在等待開庭的那一年，自然心情不好受，鄭自才尤其顯得焦躁，一直換律師，平白花了基金會不少錢。」
「與此同時，台獨聯盟也在找律師。」他繼續說：「唸法學的陳隆志經他的老師 Harold Lasswell 的介紹，聘請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律師Louis Kutner擔任獨盟的法律顧問與辯護律師。那位律師索費奇昂，獨盟內部遂出現不同的聲音。鄭自才認為基金會係以救援黃、鄭名義對外募款，所募到的錢自應全放在他倆的保釋金與訴訟費上。但台獨聯盟認為組織係因四二四事件被調查，若被認定涉入暴力，將被解散。為維護組織的存續，獨盟必須聘請律師辯護，這筆律師費自應亦由基金會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