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一：傾盡餘生，為信念而戰
2015年04月03日
作為首創「雞尾酒療法」、被《時代》雜誌稱為「打敗艾滋病的人」，何大一更希望大家關注到，艾滋病並沒有因為「雞尾酒療法」的發明而攻克。但即使艾滋病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治癒，他還是選擇將自己的餘生全部奉獻給這項研究。
近日，由鳳凰衛視聯合海內外十餘家知名華文媒體和機構評選的「影響世界華人大獎」提名陸續公佈，國際知名艾滋病專家何大一獲得其中一席。這位30多年來專注於抗艾滋病事業的美籍華裔科學家、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在接受採訪中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我已經60多歲了，再做30年的研究我想不可能了，可是我最少還可以做10年的時間，我會繼續研究這個問題。」
何大一解釋說，艾滋病病毒不僅複雜，而且變化很快。他預測未來10年內，還不會有完全有效的疫苗被研發，「我們需要更多的基礎科學研究來幫助我們認識它」。但即使艾滋病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治癒，他還是選擇將自己的餘生全部都奉獻給這項研究。
首創「雞尾酒療法」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認識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學家之一，也是首先闡明艾滋病病毒複製多樣性的科學家之一。目前他任職於世界聞名的微生物研究院——美國紐約洛克菲勒大學艾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是該中心的首任科學研究主任，同時擔任首席執行官一職。
何大一1952年11月3日出生於台灣台中市，12歲時全家移民美國加州洛杉磯市。他於1970年考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四年後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學士學位，後在哈佛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1981年，在洛杉磯西奈醫療中心當見習醫生時，何大一接觸到了最早發現的一批艾滋病病例。認識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闡明艾滋病病毒複製的多樣性之後，何大一開始和同事們致力於研究聯合抗病毒療法，即「雞尾酒療法」。
這種療法的原理是選用多種抗艾滋病藥物組成一個組合，將蛋白酶抑制劑藥物和核苷類逆轉錄酶抑制劑及非核苷類逆轉錄酶抑制劑藥物組合使用，相較單一藥物，能更有效地治療艾滋病。因為其「組合」的策略與調製雞尾酒過程類似，故被稱為「雞尾酒療法」。「雞尾酒療法」自1996年在已開發國家使用以來，有效降低了艾滋病人死亡率，目前仍是最常用、效果最顯著的艾滋病治療方法之一。
基於「雞尾酒療法」對於艾滋病治療的卓越貢獻，何大一1996年入選美國《時代》週刊年度人物；2001年，獲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頒發的「總統國民勳章」；2006年，由美國加州時任州長阿諾‧施瓦辛格等推薦，入選首屆加州名人堂；2010年，他被《時代》雜誌稱為「打敗艾滋病的人」。最近，他剛剛被授予泰國皇室瑪希隆王子醫學獎。
除此之外，何大一還曾獲得了恩斯特‧榮格醫學獎、紐約市長頒發的科學與技術卓越成就獎、施貴寶獎、赫司特美羅德國醫藥公司獎；他是美國13所高校的榮譽博士，也受聘為北京協和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香港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名譽教授；同時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台灣中研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國醫學科學院院士。
對於科研工作者來說，與諸多殊榮如影隨形的無疑是壓力以及質疑。在何大一看來，榮譽將他推到了台前，同時也將其「逼」到了壓力艙中。他更希望大家關注到，艾滋病並沒有因為「雞尾酒療法」的發明而攻克。
「事實上，艾滋病感染人數還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何大一說，「過高的期待給了我無窮的壓力，我們只是贏得了一場戰鬥，戰爭還沒有結束。」
在中國「抗艾」
2014年7月，全球專家對100多個國家的艾滋病疫情進行了分析，以感染人數、新發人數和死亡人數作為指標，將流行程度分成由高至低的十個等級。中國處於第八等級，按照中國的人口龐大基數來計算的話處於低流行，但按照感染者的絕對數量來計算的話，中國則是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
身為華裔科學家的何大一，長久以來對於中國的艾滋病防治格外關注。他說：「『雞尾酒療法』發明以後，很多科學家將它帶到了非洲、泰國等艾滋病疫情嚴重的地區，我也去過非洲，但我的背景更自然地把我引向了中國。」
2002年，何大一以每年1美元象徵性的價錢，把他與艾倫‧戴蒙德中心所擁有的疫苗製造專利技術轉移給中國政府，以支持對中國內地艾滋病防治事業。據介紹目前有些疫苗已在雲南等地批量製造，未來可望降低中國艾滋病患者的治療費用。
2003年，何大一跟隨柯林頓總統訪問中國，對於中國艾滋病防治政策的改變帶來了影響。他發起和領導了「中國艾滋病防治行動（CAI）」，這是中國有關機構及其國際合作夥伴構成的聯盟組織。CAI倡導合作夥伴互相進行力量補充，旨在促進中國對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應對，希望通過大規模地倡導教育、普及到千百萬潛在艾滋病受害者的防治行動，以盡力避免難以克制的人類及社會災難的發生。據介紹，之前艾滋病病毒呈陽性的母親向嬰兒傳播艾滋病的幾率高達35%，「中國艾滋病防治行動」開始以後，幾率降低至1%以下。
此外他還積極促成了籃球明星姚明、強森艾滋病公益廣告的拍攝，該片2004年底在中國各大電視台播出。何大一介紹說：「片中提倡消除對艾滋病人的歧視，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2007年，他與清華大學合作建立了「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任中心主任，為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新平台。
而在艾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更是有近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員來自亞洲，特別是中國與印度。從這個研究中心走出去的科學家，將艾滋病防治的最新成果帶到了包括中國的世界各地。這讓何大一倍感欣慰，他說：「我很欣慰地看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清華大學、香港大學等地艾滋病研究機構的負責人都是我的學生。」
很難贏，但「一定要」
從1981年開始接觸艾滋病病毒，何大一已經與其鬥爭了30多個年頭，「雞尾酒療法」雖然有效，但他說自己從未覺得已經「贏了」。每年200多萬的新增感染者更是讓他憂心忡忡——「這個病毒是很小，但是它真得很厲害，變得很快」。
2014年3月，何大一在《科學》雜誌發表了其實驗室的最新突破——長效型抗艾滋病藥物GSK 744LA的研究。這種藥物注射進人體後，可維持3至4個月藥效，能有效幫助高風險人士降低感染艾滋病幾率，有望成為艾滋病疫苗問世前的過渡方案。2014年11月，GSK 744LA已準備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
何大一表示自己目前的關注重點已經從艾滋病的治療轉向預防，相較「雞尾酒療法」，他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艾滋病疫苗和藥物的研發。他強調說：「藥物不同於疫苗，我們正在研發的藥物通過殺死艾滋病病毒，將這些病毒阻擋住，但只能提供3~6個月的保護，過了這段時間，需要再次注射藥物；而疫苗作用於免疫系統，一生只需要打一次，就可以使免疫系統給人體提供長久的保護。」
雖然很難贏，但還是「一定要」。何大一說自己或許是受到了時代、大環境以及長輩的影響，始終覺得「要忠實地做自己，堅持自己的信念」。即使艾滋病或許根本沒有辦法治癒，「但是一定要堅持，一定要對於目標許下最堅實的承諾」。他說這就是做科研所必需的「一定要」的精神，只有這樣，未來艾滋病病毒才會止步不前、不再蔓延。（ 摘自中國科學報/張晶晶）
何大一 獲聘加州理工學院董事會
2015/11/02
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近日新添兩名新董事會成員（Board of Trustees），一位是曾經的麻省理工教授、醫藥企業巨頭William H. Rastetter，另一位是加州理工學院華裔傑出校友、從事愛滋病抗體研究的何大一（David D. Ho）教授。
何大一在今年五月才獲得過加州理工學院傑出校友。他表示，母校基礎科學教育，幫他走入醫學領域，希望未來盡一己之力回饋母校。
他領導的實驗室最近的一次研究突破是關於長效型抗愛滋病藥物GSK 744LA的研究。這種藥物注射進人體後，可維持三到四個月藥效，有效幫助高風險人士降低感染愛滋病機率，有望成為愛滋病疫苗問世前的過渡方案。目前GSK744LA已準備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
何大一表示目前的關注重點已從愛滋病的治療轉向預防。之前他一直關注愛滋病的治療和藥物開發，但每次研究出的藥物都只能有三到六個月的保護作用，之後還需要再注射，而疫苗則不同，一生只需要打一次，可使免疫系統給人體提供長久的保護。
雖已與愛滋病戰鬥了近30年，何大一表示，他仍有十年可奮鬥。他並在過去15年內曾多次前往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與清華大學聯合成立艾滋病研究所。
何大一小檔案
他出生於台灣，現年62歲。12歲全家移民洛杉磯。1974年從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目前他在紐約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擔任教授，並作為創始人之一在紐約成立愛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何大一被認為是最早認識愛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學家之一，並開創雞尾酒療法，曾在1996年獲得「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稱號。他的實驗室目前依然在研究艾滋病疫苗的開發。
雞尾酒療法小檔案
雞尾酒療法原理是選用多種抗愛滋病藥物組成一個組合，相較單一藥物，能更有效地治療愛滋病。雖然目前此療法依然是效果最顯著的愛滋病治療方法之一，但愛滋病並未因此被攻克。何大一表示，事實上，愛滋病感染人數還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其複雜度超過想像，並變化很快。
何大一：用人才， 賭贏生技這一局！
作者：刁明芳、宋漢崴
1996年終，華裔科學家何大一（David Ho）獲選為《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長達十六頁的報導推崇何大一不僅是研究愛滋病的先驅，更是創造歷史的要角。
如今，何大一的名字已經和「愛滋病救星」劃上等號，他當時提出「雞尾酒療法」，即是將各種「蛋白抑制劑」與其他抗病毒藥物合併，在病人感染病毒早期時使用，成效矚目，更大大增加了日後醫學界擊倒愛滋病毒的可能性。
在《遠見》雜誌訪談過程中，何大一求知的渴望，專注的神情，不曾因功成名就而稍有改變，「走在路上，也沒人認識我啊！」何大一瞇著眼笑了，那是他略帶稚氣的招牌微笑，「不過我卻因此有機會與青年對談，激發他們的熱情與潛力！」何大一說，這是他真正珍惜的「改變」，也是一種使命。
出生於台中的何大一，十二歲時隨著母親及弟弟移民美國，與先行赴美求學的父親團聚，當時英語不通的何大一十分內向，卻也因此而專注於學業，從研究中找到興趣。醫學本非何大一的第一志願，原先於麻省理工學院及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就讀的他，發現醫學研究更為切合他的個性，於是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
1980年代中期他在洛杉磯醫院擔任實習醫生時首次接觸到愛滋病患，就矢志要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並找出治療的方法。「當你知道研究結果會對世界造成震撼，可以幫助許多不曾謀面的人，是多麼快樂的事！」何大一分享他作研究時的喜悅。
由於他在愛滋病研究上的傑出成就，受到「艾朗戴蒙基金會」主持人戴蒙（Irene Diamond）女士的賞識，而於1991年出任「艾朗戴蒙愛滋研究中心」主任迄今，當時何大一僅三十七歲。
《時代》讓世界看到了何大一，更讓台灣找到了何大一，獲選為第二十二屆中研院生物組院士的他，在愛滋病疫苗的研發上，已有兩劑疫苗產品進入美國臨床試驗，2003年SARS席捲台灣時，何大一也為相關疫苗研發帶來建議。
「如果我的小小成就，並不時返國參與研究，有助於協助政府吸引海外人才返台效命，我非常願意做，」有感於政府近年來推動生技產業的決心，何大一頻頻往返台美，希望拋磚引玉，引領另一波「竹科模式」的人才歸巢風，「生技產業，靠的就是人才！」何大一收起笑容，正色說，「生技這一局，要賭，就好好的賭吧！」
Q：從生技專業的角度，你如何看台灣這幾年來生技產業的發展？
A：這幾年來台灣專注發展生技產業的行動有目共睹，就像當年發展資訊產業一般。
但我必須強調，生技產業看長不看短，政府若有心發展，就要給予產業時間和機會——這是信心的考驗，因為醞釀期不會只是五年、六年（甚至十年都嫌太短），卻要認定二十五年後，或者三十五年後，更或者是五十年後，生技產業將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命脈。
Q：但是台灣生技發展至今沒有重大突破，你是否憂慮？
A：我一點都不擔心，長期的投資現在來評斷還嫌太急；不過海外人才陸續回國，這倒是很讓人雀躍的喜訊。
這群人才回來創業、進行研究，為台灣產業提供新的經營模式、注入新的觀念，都是正向的力量。我也一直呼籲政府此時應當致力延攬人才，整合專長，因為說穿了，生技產業最終的元素就是「人才」。
生技就像一場賭局，一旦要賭，就好好的賭吧！
Q：如你所說，推動生技產業需要決心，政府該怎麼做？
A：政府應清楚明瞭生物科技對國家未來的指標意義，目前當務之急是將對的訊息傳達給「對的人」。
例如，現在這局的遊戲規則不再是投資一年半載就有回收的態勢，民間資金也該因應產業轉型而改變思惟，政府就要塑造再教育的氛圍，因為投資可能十幾年都不會有任何收穫（然而這是必經的歷程），態度上的調整是必要的——讓民間資金成為「對的人」。
話說回來，假如資金貧乏，法規嚴格，另一群「對的人」——專業人才，也無法獲得誘因加入；必須知道，生技產業完全就是倚賴人才、想法的產業，如果沒有環境，怎麼會有人才願意投入？或者放棄原本在海外的工作，而回國追求理想呢？
因此公私領域應該一同協調、想辦法，如同資訊產業前仆後繼，資金大量投入，排除法規障礙……。人才因此樂於追求理想，激盪新的想法、製造新的產品，這道理在生技發展的過程中也不可或缺。
當今全球各國，例如歐洲國家、新加坡、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同樣十分專注發展生技產業，他們也很辛苦，因為這是個艱鉅的任務。就拿美國來說，許多主要城市積極地投入，不過至今成功的卻屈指可數，波士頓、舊金山、聖地牙哥……，僅此而已。
Q：所以你認為民間資金需要再多加把勁嗎？
A：老是掛念短期回收，就不會有突破的發展，老是盯著有商機的領域做，朝三暮四也不是好事。
這的確是挑戰，但台灣一定得克服。
台灣絕對有資金支撐產業，問題就在資金不願投入。畢竟生物科技對台灣而言是新的東西，大家會卻步，將心比心之下，資金躊躇不前的狀態不難理解。
往積極面思考，2003年SARS造成那麼大的傷害，台灣若有自己的製藥公司，就得以自立更生。一個國家怎能不掌握自己最需要的物資呢？這次SARS集中於亞洲，如果是全球性的疾病，先進國家在自身疫苗供不應求的狀況之下，台灣該怎麼辦呢？
B型肝炎疫苗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患者多為亞洲人，甚至是台灣的「國病」，但是至今疫苗來源仍是由美國掌握，對此我們應引以為戒。
Q：就你的觀察，台灣應該要專注於哪方面的研究，以尋求全球利基市場？
A：生技市場對產業的影響，不僅針對國內，更是全世界，兩千三百萬人口也許不是國內生技業者的市場，而是應該放眼對岸，甚至全世界。
生醫產品主要消費者集中於已開發的富裕國家，台灣必須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促進國際交流；如同IT產業大量引進台灣、中國大陸人才，因為他們大多具有美國學界、業界服務的經驗，都是最前端、關鍵的無形資產，如何讓他們回來效力，是最重要的。
政策也許可以指定產業專注某種疾病研究，或某個領域發展，但這群科學家思考獨立，你無法要他們做這個、不做那個，因為生技的成就是屬於全世界，不一定亞洲人就必須做肝炎研究，愛滋病研究同樣也是市場。這些觀念的改變，需要時間來形塑適合生技產業發展的文化。
Q：台灣資源有限，所以我們得將資金、心力花在刀口上？
A：對，不過我另外有不同的看法。
「當你專注發展1％的領域，同時卻也排斥了其他99％的可能。」在新產業的形成上，不需要絕對地自我設限。當然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之下，要慎選重點項目，但是我還是希望保有彈性，世事難料，很多的發現都是在不能預料的情況下產生的。
Q：現在台灣一窩蜂地趕生技熱潮，達康公司（.com）泡沫化現象是否會重演？
A：也許因為民主體制的關係，現在政府對於生技產業的投資預算不得不「有糖大家吃」——滿足每一個人，卻沒有一個人是超強的。
如果長期、穩定的有這筆錢、這個決心來扶植業者，倒也還好；倘若你總是擔心這筆錢是否要繼續下去，那可就做不出來啦！
美國的模式就是長期投資，長期挹注。而我的觀點是，現階段不要一堆公司，只要一家超強的樣板案例（這絕對可能的），關鍵是「選案，挑人」（pick project , pick people），就像新加坡的產業推動，不怎麼民主，卻很決斷，很快地找出一條路。
Q：你也在研究以中藥治癒愛滋的可能性，你怎麼看中草藥的發展？
A：天然草藥絕對要投入研究，其實超過50％的西藥來源也是天然的，例如盤尼西林來自黴菌等等，中草藥的歷史悠久，資料庫更為豐富。不過，我不喜歡所謂中藥、西藥的分別，藥就是藥，某種中藥成分如果有效，就會為西藥所用，如何「證明中草藥有效」才是關鍵。
現在的問題是，不能說因為師傅告訴你這帖藥有效，你就覺得有效，口耳相傳不是科學發展的基礎。我在意的就是以數據證明中藥的成效，一試再試，把關鍵的成分和原理找出來造福人群。
時間已經告訴人們，天然物質都是珍寶，這是未來研究的趨勢。台灣、中國大陸、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因為時空之便，占有優勢，更應該積極地系統化整合、研究，就像基因序列解碼般，中草藥研究將具有劃時代意義。
Q：你對台灣防禦愛滋病有何提醒？
A：比起其他國家感染人數，台灣目前感染愛滋病人口在可以接受的範圍，政府宣導也十分積極。
不過我還是得提醒國人，台灣愛滋病感染率最近五年，每年都以10％的比率上升，被聯合國列為次危險地區，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警訊。許多先進國家，如美國，雖然感染人數龐大，但是目前的感染率卻呈現平穩狀態。
Q：近年你奔波於台美兩地進行研究，推動生技產業，你的熱情從何而來？
A：我樂於為研究奉獻心力，甚至提供一己之力推動產業發展，不僅因為我是位醫生，也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當你研究出某種療法，可以拯救人們脫離痛苦；當你發現某一種原理，可以印證在很多種疾病治療，那種滿足感是物質享受無法比擬的。
的確，從事研究工作獲得的金錢報酬也許不多，但是自我實現的機會卻很豐富，你知道你的研究會對世界造成震撼、會幫助許多不曾謀面的人，加上生活在一個時時刻刻探尋新事物的工作環境，是多麼快樂的事！
當你自我實現之後，公共利益因此也獲得實現，這樣的滿足感是雙倍！
Q：研究生涯可說是漫長而孤獨，談談你生命中的貴人？
A：生命的際遇是很奇妙的，通常你會遇到一群又一群人來影響你的生活，也許是家人，也許是朋友。
年幼時我的父親在美國求學，他的堅毅和專注深深觸動我，父親不在台灣的時候，家族對我的啟蒙則十分重要，如今我常保赤子之心，對任何事都充滿好奇——我常說我打從心底是個小孩，想搞清楚地球上每一件事。這樣的個性，實在得歸功於我年幼時完整的家庭教育。
青年時期，我會說楊振寧、李政道是我的模範，科學家的形象風骨在在讓我傾慕不已。
現在我最感激的是妻子與孩子。孩子為我帶來新世代看事物的想法和觀念，讓我始終保持年輕開放的赤子之心；妻子則毫無保留地支持我的每一個決定。
另外，我今天能有如此成就，還得歸功於戴蒙女士（Irene Diamond），她創立「艾朗戴蒙愛滋研究中心」，並且挹注大量資金以做研究。
戴蒙女士不是生技領域出身的投資家，而是一位影片製作人，她善於發掘電影明星，發掘劇本，例如「北非諜影」就是她令人津津樂道的成就，她識人很有一套。
那時候戴蒙女士對我說，她希望找個人，能發現全新的愛滋病研究領域，能兼顧學術與實務，因此找上了那時三十七歲的我——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所以我很感謝她，我把戴蒙女士當作我忘年的摯友，時常與她談話分享生活，雖然我們可能屬於不同時代，但彼此卻熱於交心。
Q：十年前登上《時代》雜誌封面至今，成名後的生活是否有所改變？
A：一點都沒有改變，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現在走在路上，也沒人認識我啊！
不過現在有更多機會與青年學子對談，這是難得的機會，也是我出席各項邀約最重要的考量；因為我有使命為年輕人持續傳達最新的觀念，激發他們的熱情，以加入生醫研究的行列。
發掘人才也是如此，你必須不斷與人溝通，從言語中發掘他的熱情與創意，進一步觀察他整合、實踐甚至銷售想法的能力，上述特點都是「人才」必要的條件。
我想戴蒙女士那時就是從對談之中觀察到我的努力以及求知欲，同時肯定我的專業；我會比所有屬下還賣力工作，我始終處於最佳狀態等等，這就是我，妻子說這是「歹命」、「勞碌命」，也許吧！其實研究工作就是最好的娛樂，它滿足我一切的求知欲。(摘自遠見雜誌2005年2月號)
我常常感到束手無策——何大一專訪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曾經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兩大挑戰，那就是恐怖主義和艾滋病。近幾年艾滋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據統計，全球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高達4000萬，而這個數字在中國也已經突破100萬。對付這種狡猾的病毒，人類是不是已經束手無策了呢？《南方週末》的記者在美國紐約的艾滋病研究中心採訪了何大一博士。
何大一，國際艾滋病研究專家，1952年出生於台灣，在台中度過了12年的童年生活之後，隨家人移居美國。在全然陌生的環境裡，他依然表現出眾。二十多年來，何大一一直致力攻克艾滋病的研究，他始創「雞尾酒療法」，同時使用多種藥物有效抑制早期感染的艾滋病毒。他也因此成為《時代》週刊1996年度風雲人物。雖然有人對藥物治療艾滋病的有效性持有懷疑，但是，我還是不由想起《時代》週刊對何大一的評價———他是為人類對抗艾滋病扭轉乾坤的真正英雄。
雞尾酒療法可以將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到20%，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人開始懷疑這種療法的有效性。2001年《時代》週刊刊登一篇評論文章，認為何大一「可能是少數幾個仍然相信藥物能祛除艾滋病毒的人之一」。
坐在位於曼哈頓東區的一間不大的辦公室裡，何大一笑眯眯地接待了我們。雖然已經50歲了，但他的娃娃臉使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他說希望採訪用英語進行。這下讓我慌了手腳，要把原先用中文準備的採訪提綱中的那些學術用語，譯成英文還真不容易，諸如「逆轉錄酶」之類。好在手邊有幾份英文的學術報告可以參考。經驗告訴我，讓採訪對象用自己感受最舒服的語言談話，是訪談成功的關鍵之一，果然，何大一相當輕鬆地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身後的書架上擺放著大大小小的照片，上面是妻子和兒女燦爛的笑容。
「雞尾酒療法」的不足
開門見山，我請他評論「雞尾酒療法」的不足。他雙手叉在胸前，沉吟了一會兒，說：「HIV是一種很難對付的病毒。它會不斷地變異，每次分裂時都會犯錯誤，不能精確地複製遺傳信息，就像打字出了錯一樣，沒有糾錯機制。而且複製很快，每天都可以產生上億甚至上千億的新個體，其速度是爆炸性的。這些特性可以使病毒逃脫藥物的攻擊。如果只用一種藥物，HIV病毒只要做小小的變化就可以存活，甚至還產生抗藥性，這正是雞尾酒療法的基本原理。雞尾酒療法可以控制病人體內的HIV病毒，使得病人的免疫系統有機會修復，恢復功能，但不能清除或治癒疾病。」
「聽說雞尾酒療法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引起長時間的疼痛？」
「藥物治療的確非常困難，不僅服用方法複雜，有副作用，而且價格昂貴，由於雞尾酒療法是各種藥物混合服用，所以副作用的大小要看患者具體在吃什麼藥。有的藥物會引起腸胃不適，有些還讓人做噩夢。」
「也會影響患者的精神狀態嗎？」
「是的，有些藥物在服用的頭幾個星期，會讓病人做非常逼真的噩夢，不少人對此非常害怕。還有一種副作用被稱為脂肪流失，病人面部和手臂的脂肪組織會流失。但如果停止服藥，即使還剩下0.001%的病毒，病毒也會捲土重來。最終還是需要研製出艾滋病疫苗。」
「你對此樂觀嗎？」我問。
「我並不是樂觀，而是不願意放棄。」他加重了語氣，「總要有人去嘗試，也許我們有能力。科學的進步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量的積累到了一定程度，有時就會出現突破性的成果。這種事在1996年發生過，誰說它不會再次發生呢？我們已經在動物身上做過實驗，證明是安全的，現在我們計畫在中國雲南和新疆做人體實驗。當然，這需要美國和中國藥品管理局的批准。」
發展中國家成了重災區
比起藥物治療的副作用，更讓何大一心焦的是，如今大多數艾滋病患者來自發展中國家。在非洲，在印度，在中國的雲南，有些地區的HIV攜帶者竟佔了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病毒正在繼續蔓延。
何大一先後去過兩次雲南，他認為雲南的艾滋病起因是吸毒問題，然後再通過性接觸傳播。對於目前河南非法採血而引起的大面積HIV病毒感染，何大一也相當關注，他認為這種情況讓人不寒而慄。
1985年，在北京機場有一位美籍的阿根廷青年突然暈倒，被送到醫院後不治身亡，那是中國發現的第一例艾滋病例。那個時候，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艾滋病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跟中國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幾年以來的殘酷現實讓更多的人清醒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艾滋病傳播最快的地區往往是那些不能正視這個問題的地方。吸毒、非法採血和性行為混亂是中國HIV攜帶者驟增的三大原因。
「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絕望。我已請求美國的製藥公司捐獻一些藥品，但是數量不多，不能幫助所有的人。」何大一面色凝重地說。
這種沮喪不是他第一次感到的。在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面對上百萬的病人，而自己只能挽救幾百人，眼睜睜地看著其餘的人慢慢死去，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難受了。這時，一位長者給他講了那個著名的海邊的故事：一位老人與一個孩子在海邊散步，他們發現成批的魚被浪頭捲到海灘上，即將失水而死。老人邊走邊撿起魚兒扔回大海。孩子問：「你不可能挽救所有的魚。」老人說：「但是那些被我扔回大海的魚得到了幫助，我們只能做到這樣。」
就這樣，何大一鼓勵著自己與死神賽跑，暗暗對自己說，多救一個是一個。他就像是一位將軍，贏得了一場場戰鬥，卻有可能輸掉整個戰爭。
「要想最終戰勝HIV，惟一的方法是更瞭解它，並知道它最薄弱的地方在哪裡，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花大力氣進行基礎研究，只有瞭解敵人，才能戰勝它。」何大一說。
當然不只是何大一的團隊在研究對付HIV病毒的辦法。近來，美國羅氏公司研製出一種抗艾滋病的新藥T20，它的作用原理是阻止病毒侵入健康細胞。何大一認為目前抗病毒藥物通常從兩個方面攻擊病毒。一是阻止病毒的分裂機制，二是阻止病毒將蛋白質切割成小塊。T20是屬於第二類的新型藥物。但它也有缺陷，因為它不能口服，而只能用針劑，使用起來不甚方便。
一個政治問題
艾滋病看起來似乎只是個醫學問題，但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整個非洲2/3以上的地區已被20%—36%的高感染率所覆蓋。在津巴布韋，用於防治艾滋病的費用佔國家財政預算的60%。有些國家，如南非，不得不採取模仿的辦法仿製國外的相關藥品，由此引起曠日持久的訴訟。2001年4月，39家製藥公司終於對這種不利於知識產權保護法的做法進行了妥協，並作出在發展中國家降低藥品價格的決定。
希望救助更多患者的何大一應該為此而感到高興，但他的心態其實相當複雜：「當我看到那些患者連三四美元的藥費都出不起，真感到震驚。但我有點擔心。製藥公司必須為股東負責，必須盈利，因此他們會選擇可能提供最大利潤的項目進行研究。如果不斷減少對製藥公司的物質刺激，比如剝奪他們在發展中國家盈利或保本的空間，會使他們把研究重點從艾滋病領域移開，長遠看來是有害的。我覺得這中間需要一個平衡。」
性格平和的何大一考慮問題相當理性和周到，不過他也有失去平衡的時候。幾年前，他曾大光其火，公開抨擊南非政府不願出幾百萬美元購買艾滋病藥品，卻可以花十幾億美元買噴氣式戰鬥機。這與科學家不介入政治的傳統思維大相逕庭。至今談起此事，何大一的激憤之情仍然溢於言表：「大多數進行科學研究的人討厭甚至害怕捲入政治。我也不例外，但是實在無法袖手旁觀。南非有400萬人患艾滋病，死亡率非常高，但政府甚至還不願承認HIV引發艾滋病，更別說提供藥物了。他們的藉口是沒有足夠的資金給那麼多人提供醫療服務。但就在第二天，他們又宣佈購買了上億美元的戰鬥機。在我看來，與每天上萬人死亡相比，還有什麼能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威脅呢？不僅是我，很多人都加入抗議聲浪，就我個人而言，既然有幸榮登雜誌封面，就應負起更多責任。」
其實，這已不是何大一第一次「捲入政治」了，當他1990年37歲時被任命為紐約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時，他的導師Hirsch就警告他：紐約是個搞政治的地方，你會被政治拖垮的。
談到這兒，何大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中國人來說，導師的話通常是要遵從的，但那是我無法拒絕的好機會。紐約的確很政治化，也是媒體集中的地區，但這也不完全是壞事。我認為自己已經在研究員的崗位上工作了足夠長的時間，有能力和激情去接受這份工作，雖然當時別人認為只有花白頭髮的老頭才能走上這樣的管理職位。」
我常常感到束手無策
何大一屢屢出乎人們的意料。上世紀80年代初，他還是一個博士後，在一個診所做夜間的兼職工作，掙些生活費。在這個診所裡，他開始將一些同性戀所患的不同一般的感冒，同HIV聯繫起來。那是些聰明而能幹的專業人士，身體本來挺健康，但在短短半年來的時間裡完全憔悴下去。看到他們的虛弱、失明、腹瀉，何大一覺得很悲傷。不僅如此，這些人還被社會和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所拋棄，因為人們對艾滋病產生非理性的恐懼。
「一開始，我完全無法解開這個謎團，為病人診治時也為自己暴露在病毒前面感到害怕。有人會遠遠地避開，而我做了防護措施後，堅持為他們看病。我的家人對我相當支持。所幸，HIV並沒有那麼容易傳染。
恐懼來源於不瞭解。「何大一說。
雖然當時有同事勸他不要總和這些「邊緣人」打交道，但何大一隱隱覺得這種攻擊人類免疫系統的傳染病，雖然罕見，卻有著重大的科學意義。由此開始了對這種疾病持之以恆的研究。對於何大一來說，沒有什麼比挽救生命更能讓他滿足的了。當曾經垂死的患者再次拜訪他，告訴他已經準備貸款買房時，何大一備受感動，因為他們已經開始為未來生活做準備了，而他們曾經多麼絕望。
可是，如何面對死亡呢？我在想，一位像何大一這樣的醫生，每天見到無可挽回的生命，或者竭盡一切卻無法戰勝那小小的病毒，心裡該多麼難過，抑或，已經對死亡麻木了。
「參與艾滋病的研究與治療工作，人的情緒就像坐上了雲霄飛車，有許多激烈的起伏波動。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當初選擇這個研究項目時，還堅信可以用藥物治癒它。十幾年過去了，這期間我常常感到束手無策。說實話，在艾滋病病房中，醫生與患者的情緒都容易波動。但我決不會輕易放棄打敗這種病毒的努力。」
何大一抿著嘴笑了，目光深沉而堅定。
傳聞何大一有著超人的智商，年輕時曾因在賭場裡玩21點贏的次數太多而被人家轟出了門。何大一並不否認這些軼事，他認為其中的概率是可以計算的。那麼與艾滋病的這場賭博呢？他的勝算有多少？
「其實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預防的，它的蔓延更可以防止，知識就是力量，媒體的知識傳播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他說完，站起身來，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讓我感到自己與他屬於一個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