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子婿退而不休 Gerrit van der Wees 台灣公報創辦人韋傑理 ◎ 陳美津

台灣子婿退而不休

台灣公報創辦人韋傑理 (Gerrit van der Wees)

陳美津

我們這一生最難忘的一年將是2016年，因為傑理終於決心從FAPA 退休了。而他也將停筆寫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 他是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才決定退休的。傑理在他的辭呈裏提到，一月十六日晚上，他在民進黨中央黨部看開票結果，民進黨果然不負眾望，蔡英文高票當選總統，在立法院的席位也超過半數，他形容他當時的心情，就好像一位跑馬拉松的選手，經過35年的長跑，終於抵達終點了。他幾乎不敢相信，在他70歲的時候，看到民進黨完全執政，他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經過一段時間反覆思考之後，決定現在是把棒子交給年青世代的時候了！

傑理在辭呈裏提到他一生熱愛臺灣，因為台灣是他的生命。過去35年來，台灣是我們的生活中心。傑理幾乎是日夜都在思考如何用更好的方法來幫助台灣，讓台灣能走出國際社會。他一個人默默耕耘，數十年如一日，每兩個月定期出版台灣公報，為台灣在國際上發聲。他的恒心和毅力，和他那顆愛台灣的蕃薯心，讓他能夠堅持35年。35年是人生的里程碑，傑理是以謙卑和感恩的心情來看這個里程碑，他感謝上帝給他機會和能力，在台灣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他能站出來，用他的筆為台灣發聲。

惜別在即，傑理在FAPA的工作二月底結束。雖然依依不捨，但過去35年帶給我們非常美麗的記憶，謹在此用短暫的篇幅，記錄一點辦台灣公報的歷史片段，與讀者分饗我們的心路歷程。

我首先回答，過去35年來，常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傑理是荷蘭人，怎麼會這麼愛台灣呢？怎麼會辦台灣公報呢？是不是受我這位台灣牽手的影響？」。說句實話，我的影響微不足道，他會辦台灣公報35年之久，這完全是和他的個性和信仰有關。

我的荷蘭婆婆曾經告訴我，她的兒子從小就嫉惡如仇，又愛打抱不平，有很強的正義感。記得1975年我們剛認識不久，我就發現他這種「好管閒事的個性」，他當時是華盛頓大學國際特赦組織校園分會創會會長，熱衷於救援獨裁國家的政治犯。與他長談之後，我才了解我們成長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我是228的家族，從小在228的陰影裏長大。當我離開台灣來美國唸書的時候， 我的祖父母和父母專程來松山機場送別，涙流滿面不斷的叮嚀我：「絕對不要參與政治，不要冒險」。而傑理是成長在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從小就讀聖經，受基督教義薰陶，熱衷助人，所以幫助受苦難旳政治犯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

所以在1970年代早期，傑理在西雅圖讀書的時候，已經是國際特赦組織的成員，課餘時間全部投入救援政治犯的人權工作。當時有一位台灣來的學生，看到傑理熱心救援政治犯，邀請他到學生宿舍裏的房間會面，懇求他救援台灣的政治犯，因為台灣有戒嚴法，台灣是沒有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國家。?理的好奇心一發不可收拾，趕緊到圖書館借讀柯喬治寫的「被出賣的台灣」和彭明敏寫的「自由的滋味」。受這兩本書的啓蒙，從此和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早期「台灣公報」的圖徽

從書本上了解台灣的苦難歷史之後，1975年12月初他決定邀請彭明敏教授來校園演講現身說法。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國民黨的校園間諜，非常囂張，他們明目張膽在禮堂門口威脅台灣來的學生，不能進去聽演講。傑理知道之後，疾言厲色叫他們離開，否則叫校園警衛來處理。那天的演講，從頭到尾，傑理一個人守在門口，以防止他們回來閙場。我們仍舊保留許多張當時彭教授演講的黑白照片以為紀念。

那當初為什麼會辦台灣公報呢？我們是受美麗島事件的衝擊而投入台灣的民主人權運動，也爲營救受難的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而創辦台灣公報。1979年12月10曰發生美麗島事件，黨外精英一百三十多人都被補入獄，消息傳來，令我們這一群台灣來的學生驚心動魄。傑理日以繼夜的打電話向人權組織，美國國務院官員，國會議員求救。當時被捕的黨外精英被抹黑為暴力分子。為了讓真相公佈於世，傑理根據艾琳逹打來的電話錄音，不眠不休，於12月15日發出長達八頁的英文新聞信報導美麗島事件的始末。

最後審判的結果，黨外的領導人物皆被判12年到終身監禁的長期徒刑。傑理認為救援是長期的工作，所以他自告奮勇把不定期的新聞信，改為每兩個月出版一期的刊物，命名為台灣公報。從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到2016年民進黨完全執政，台灣公報出版整整35年。

1980年以打字機打出的《台灣公報》

傑理在辭呈裏提到出版臺灣公報的頭25年，他白天全職在荷蘭政府工作，只有靠下班後晚上的時間和週末來寫台灣公報。現在回想起來，那實在是一段非常辛苦的日子。當時我們也必須募款來付印刷費和郵寄費。我們的生活過得非常忙碌緊張。但傑理認為救援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刻不容緩，無論有多辛苦，也要準時出版台灣公報。傑理為了救援台灣的政治犯，即使出國開會，也不會忘記在公事包裏塞十數本的台灣公報，向來開國際會議的同仁們，介紹他寫的刊物，讓他們了解台灣。當時我們與總部在倫敦的國際特赦會保持密切的聯繫，不斷提供有關台灣政治犯的消息給他們，他自己也積極的不斷奔走遊說荷蘭國會，而促成荷蘭國會在1983年開台灣人權聽證會。

傑理六十歲的時候，決定提前從荷蘭政府退休，來FAPA全職替台灣工作。當時他高興得像如魚得水。時光飛逝，轉眼已經十年了。他說這35年來，他寫台灣公報的目的，除了替台灣在國際上宣傳，就是盡可能把台灣民主政治演變的歷史忠實的記錄下來給歷史做見證。

說到歷史記錄，我們家的地下室，就像一個小圖書館，靠牆壁上的書架上陳列了這35年來出版的台灣公報，從第一期到最後出版的155期，還有最早期寫的緊急救援新聞信。這是傑理35年含辛茹苦累積的成就也是台灣的歷史紀錄。我們收藏的黨外雜誌在2007年全部贈給在華府的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台灣中心。楊金海這位曾經關在綠島早期的政治犯，曽經是他的救援對象。當時傑理為他寫的許多救援信。影印本都還保留在我們華府家書房的檔案櫃裏 。我們家裏也保留了一箱的錄音帶，全是美麗島事件前後與艾琳達和政治犯家屬通電話的記錄。當時沒有傳真機，網路還不存在，與台灣島內聯絡，全靠打電話。傑理花很多時間把台灣公報從第一期到最後的一期全部放在網路上，www.taiwandc.org/twcom/。

2003年時的《台灣公報》

雖然從FAPA退休, ，但是傑理熱愛台灣的那顆心永遠不會變，他還是會繼續不斷找機會替台灣發聲。最後感謝FAPA 總㑹各位前會長，彭明敏教授，和海內外的鄉親朋友們，您們數十年來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永遠銘記在心。我們衷心感激曾經捐款贊助台灣公報發行的鄉親朋友們。在此也特別感謝所有的義工們，二十年來，每逢郵寄的時候，風雨無阻一定過來幫忙。惜別在即，二月底他就要離開FAPA了。雖然依依不捨，但傑理了解我們人的生命力和體力是有限的，是讓新人接棒的時候了。

《台灣公報》成為FAPA刊物後，圖徽更改為 FAPA的logo。

 

Dear members of FAPA-Board and Forum,

Hereby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all that I have decided to retire from FAPA as of March 1^st 2016.  I informed Peter Chen and my colleagues here at HQ on January 29, 2016. This decision did not come easily.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Taiwan and its democracy for many decades nearly day and night. Taiwan has been my passion and my life.

My original plan was to gradually phase out of FAPA in about two years.  What made me change my mind was  Tsai Ying-wen’ s overwhelming victory in the presidency and in the Legislative Yuan where DPP has won a super majority of the seats. We were at the DPP headquarters on election night. When we saw the results come in, I felt like a marathon runner who finally crosses the finish line. My life-long mission to see Taiwan become a true democracy has been achieved. And in the past week my wife Mei-chin and I decided that  it is time for me to retire and pass the torch to a younger generation.

I have now worked on Taiwan issues for a total of 35 years: the first 25 years working in evenings and weekends publishing our Taiwan Communiqué, while holding my aerospace policy job with the Dutch government.  We started the Communiqué back in 1980 – the year after the Kaohsiung Incident — in order to focu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on the lack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We have published a total of 154 issues since then.  The full list of back issues can be found onwww.taiwandc.org/twcom/

Then in 2005 I was able to take early retirement from the Dutch government, and started working on Taiwan issues here inWashington  full-time.  The year 2015 thus marks the 10^th year that I have worked for FAPA.  My wife Mei-chin and I both turned 70 years old in 2015, and we have thought long hard about our future, and decided that it is time for us to step down and hav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ake over.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 appreciation to each and everyone in the Taiwanese-American community for thei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for our work for Taiwan Communiqué for so many decades. It has been a privilege  and honor to be part of the 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Taiwan, and to have met and befriended so many dedicated people in the course of our lives. Even though I will be retiring from FAPA, I hope that I can still contribute to Taiwan in many other ways.

All the best,

Gerrit

韋傑里博士與陳美津合影於2014年

台灣子婿, 蕃薯心

台灣公報出版三十周年感言

作者 / 陳美津

台灣公報( Taiwan Communiqué), 這份專門報導台灣政治發展的英文刊物， 從一九八零年出版至今年十二月滿三十周年。 三十年前我們是受高雄事件的衝擊而投入台灣的民主人權運動, 也為了營救受難的高雄事件政治犯而創刊台灣公報。 傑理說三十年是他人生的里程碑。 我們是以感恩的心情來看這個里程碑; 我感激傑理的恆心和毅力, 每兩個月出版一期, 達三十年之久, 更感謝海外的台灣人三十年來贊助友持這份刊物的發行。在此還要感謝多位義工, 尤其是郭惠娜女士, 數十年如一日每逢郵寄的時候, 風雨無阻一定過來幫忙。 他們 的熱忱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我們家地下室堆積了這三十年來出版的台灣公報從第一期到最近出版的一百二十九期, 還有早期寫的己經發黃的救援新聞信, 這是傑理三十年來含辛茹苦累積的成就也是台灣歷史記錄。 為了紀念台灣公報三十歲的里程碑, 我們決定把三十年來出版台灣公報的心路歷程寫下來, 與讀者共饗。

首先,回答這三十年來, 常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傑理是荷蘭人, 怎麼會這麼愛台灣呢? 怎麼會辦台灣公報呢? 是不是受我這個台灣太太的影響呢? 』說實話, 我的影響實在非常有限。 我的荷蘭婆婆說他兒子從小就妒惡如仇, 愛打抱不平。 因為天生這種個性, 三十多年前, 傑理在西雅圖當學生的時候, 己經是是國際特赦會會員, 課餘的時間全部投入救援國際政治犯的人權工作。 當時有一位台灣來的學生, 懇求他救援台灣的政治犯, 因為台灣有戒嚴法, 台灣是沒有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國家。 傑理的好奇心一發不可收拾, 到圖書館借讀柯喬治寫的“被出賣的台灣” 和彭明敏寫的“自由的滋味” 兩本書。 傑理受這兩本書的啟蒙, 從此跟台灣結下不解之緣。

從書本上了解台灣苦難的歷史之後, 他決定邀請彭明敏教援來華盛頓大學演講現身說法。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 彭明敏教蒞臨華大校園, 造成相當大的轟動, 也讓傑理親身體驗到國民黨校園間諜的囂張。 為了宣傳彭教援的演講, 傑理親自設計海報到校園所有的佈告欄張貼, 這些海報隔天都被撕掉. 演講當天, 氣氛很緊張, 傑理發現一位校園間諜站在禮堂門口, 威脅台灣來的學生不能進入禮堂聽演講, 傑理請他離開, 否則叫校園警察來處理。

我們在西雅圖求學那段時間, 黨外人士不斷被逮捕, 傑理開始寫緊急救援新聞信。 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高雄事件發生之後, 傑理更是不眠不休的打電話積極投入救援的行動。 高雄事件隔日, 島內傳來消息, 黨外精英一百三十多人被捕入獄,令我們這一批台灣來的學生驚心動魄。傑理日以繼夜的打電話給人權織, 美國政府官員和國會員, 懇求他們關心。當時國際媒体都根據國民黨政府提供的宣傳資料把被捕的黨外精英抹黑為暴力分子, 為了讓真相公佈於世, 傑理跟據艾琳達打來的電話錄音, 於十二月十五日發出長達八頁的英文新聞信報導高雄事件的始末。

審判的結果, 黨外領袖皆被判長期徒刑, 從十二年到終身監禁。 傑理覺得救援是長期的工作, 而海外的台灣人有需要一份專門報導台灣政治發展的英文刊物; 所以他自告奮勇把不定期的新聞信改成每兩個月出版一期的定期刊物, 定名為台灣公報。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高雄事件滿周年, 受難政治犯的家屬, 許榮淑和周清玉兩位女士代夫出征高票當選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 我們迫不急待想把這個消息傳出去, 台灣公報第一期封面故事報導這個好消息。 當時傑理白天上課兼當助教, 晚上不眠不休的打字寫台灣公報。當時沒有傳真机, 國際網路還不存在, 與台灣島內的聯絡全靠打電話, 我們家裏仍保存一箱錄音帶記錄與島內黨外人士談話的錄音。

林家血案發生之後, 傑理痛心疾首, 覺得打電話不夠積極, 兩度自己買機票飛到華府去遊說國會議員. 他很有創意, 自己設計印有林家血案雙胞姊妹的明信片, 寄到白宮給雷根總統夫人。 傑理至今最耿耿於懷的是林家血案和陳文成事件至今尚未破案。

一九八一年夏天, 傑理學成歸國, 在荷蘭政府經濟部工作。 一九八三年, 因為他不斷的奔走遊說而促成荷蘭國會開台灣人權聽証會。 百忙之中, 仍就繼續出版台灣公報。 每次出國開國際會議也不會忘記在公事包裏面塞數十本台灣公報找機會為台灣宣傳。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 年底我們返台觀察選舉, 在板橋尤清的政見會上, 傑理上台向群眾揮手致意, 隔天被新聞局指責為參加政治動, 干涉中華民國內政, 從此傑理成為黑名單人物直到一九九三年黑名單解除之後才有机會返台。

傑理說他一生最快樂的就是寫台灣公報, 替台灣工作。 二千零五年夏天, 傑理決心提早從荷蘭政府退休, 來美國替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工作, 遊說美國國會, 而台灣公報也變成FAPA 的刊物。 台灣公報有自己的網站, www.taiwandc.org, 收集有關台灣的資料, 台灣公報從第一期到最新的一百三十期都放在網站上。

傑理說這三十年, 令他最高興的是台灣民主政治轉型成功, 民進黨執政八年, 台灣有『世界上言論最自由國家』的美譽。馬英九執政之後, 時光倒退, 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和司法公正都大幅受限制, 而 馬英九政府親中的政策己經威脅到台灣的民主和主權 給台灣 帶來空前的危机。

傑理對台灣的前途還是很樂觀。 他指出歷史上有很多例子, 每個國家在獨立建國的路上, 總會 面對許多挫折, 他說只要我們有信心,勇往直前, 我們會達到獨立建國 目標. 他舉一個例子,十七世紀時, 荷蘭人的獨立戰爭長達八十年之久。

今天我們紀念台灣公報三十歲的里程碑, 傑理希望年青的一代要重視台灣的歷史, 尤其是歷史的悲劇, 如二二八事件, 高雄事件, 為什麼每年要辦紀念活動, 就是要提醒年青的一代不能有健忘症, 否則歷史的悲劇會重演。 他也強調台灣耍立足國際社會, 必須建立一個以民主, 自由, 人權, 為基本價值的公義的社會, 這樣才能得到國際社會其他民主國家的支持。

因為台灣獨立建國的路還很長遠,傑理說我們別無選擇, 只有再接再厲繼續出版台灣公報。 傑理也了解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 而時間也會沖淡我們的記憶, 他說這三十年來他寫台灣公報的目的, 除了替台灣在國際上宣傳, 就是盡可能把 台灣民主政治演變的歷史忠實 記載下來給歷史做見証。

 

見證台灣民主化的《台灣公報》

鍾辰芳 2016/03/24

《台灣公報》編輯韋傑理和他的台籍妻子陳美津

在台灣即將第三度政黨輪替的時刻，一份在35年前台灣還處於威權專制時期為促進台灣民主並為當時被蔣氏政權囚禁的政治犯發聲的英文刊物《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 )，將隨著台灣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的歷史性時刻畫下句點。這份貼近綠營視角的期刊在關心台灣事務的美歐各界人士中流傳，它的編輯是一對居住在美國的跨國夫妻。

一個是荷蘭籍航太工程師，一個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發生的228事件受難家屬–台灣留美女學生，韋傑理(Gerrit van der Wees)和他的台籍妻子陳美津這一對異國夫妻，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見證了台灣一系列民主化的轉型過程。

因為自己的個性和宗教信仰，韋傑理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就讀航太工程期間，就成為國際特赦組織成員並積極投入救援國際政治犯工作。有一次，他遇到一名台灣留學生請求，讓他協助救援當時在戒嚴下遭到囚禁的台灣政治犯。從此以後，韋傑理就開始為台灣人權、民主、自由在國際間發聲。

緣起 高雄美麗島事件

他回憶說： “1979年高雄事件發生，那改變了一切。那是一個轉折點。因為政府鎮壓了我們熟識的一些人，像是姚嘉文、周清玉、陳菊–就是現任高雄市長，那些都是我們的好朋友，但突然間政府把他們關進監牢，並且開始指控他們試圖顛覆政權，那實在是太不公平、太不公正了，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為台灣做點什麼，並且要做得更多來幫助外面的世界，包括華盛頓和歐洲的決策人士，了解到台灣正在發生什麼事。這就是1980年12月《台灣公報》的開始。”

這個被妻子陳美津形容為具有“番薯心”(意思是“台灣心”)的台灣女婿，從此在一年6期的台灣公報上辛勤筆耕，在讀書、當助教之餘，撰寫與台灣政治情勢和早期“黨外”運動主要人物及言論的介紹。甚至在他後來返回荷蘭，在荷蘭政府內工作、再被調到荷蘭駐華盛頓大使館科技組工作期間，也沒有放棄業餘筆耕。

韋傑理透過這本便於攜帶，內容可以在5分鐘內迅速翻閱完畢的小型刊物，向美國國會、歐洲議會、國際社會及海外台灣人社區發行，中間歷經了開放黨禁、報禁、1986年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成立、1987年解除戒嚴、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2000年第一次民進黨執政再到2016年第一位女性總統出現。

其間，《台灣公報》成為美國的台灣人遊說組織“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旗下的刊物。

全面民主化實現 功成輟筆

在第155號《台灣公報》最後一期裡，韋傑理宣布退休了。他在給讀者的道別信中表示，蔡英文的勝選讓他們對台灣終於實現民主化的目標得到成就感，這是全世界各地台灣社區多年來努力的成果，也是他們可以放手讓下一代年輕人接班的時刻。

他說，蔡英文贏得選舉是一個機會，讓更多人看到台灣政治出現新的局面，也讓更多人願意以新的視角來看待台灣的所處的地位。

韋傑理說：“經常地，台灣只是被視為附屬於美中關係之下的一個元素，但如今重要的現實情況是，現在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我們應該台灣自己的定位來看待它(look at Taiwan in its own right)，它有自己的政府體系，它是一個有活力的民主體制，我們不應該再把它看成是附屬於美中關係裡的一個部分。”

展望未來 呼籲新思維

對於蔡英文就任前北京開始以“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加大對她的壓力，韋傑理認為，北京應該揚棄這種舊思維，在台灣政治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的關鍵時刻以新思維來發展台海兩岸關係。

韋傑理認為，儘管習近平主席仍然固守陳舊想法，不過他已看到華盛頓重要決策人士出現新的想法，例如去年5月美國國務院東亞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在一個演講中提到，美國要協助台灣擴展更多國際活動空間的說法，就是美台關係發展的正確發展方向。

韋傑理說： “北京也必須改變它的思維，了解到現在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要同這個新地方繼續交流，最好的辦法就是與台灣關係正常化。我們希望這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目前習近平主席還是完全抱緊他的守舊思維。不過在華盛頓，我們已經看到美國在重要決策上，出現朝正確方向發展的勢頭了。”

黑名單上的人

韋傑理說，由於他們夫婦在海外遊說美國和歐洲政府對台灣施壓釋放政治犯讓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非常不滿，1986年他們在台灣觀察選舉期間，在多場民進黨候選人的競選活動中被情治人員跟踪。他說，他們擺脫跟踪之後第二天遭到治安單位傳喚，指責他們“干涉台灣內政”，之後長達6年被台灣政府列在黑名單內不許入境。因此， 1990年代初期黑名單被解除，韋氏夫婦得以回到台灣時，韋傑理說，那是他們為台灣民主自由努力多年後，親身所感受到的最美一刻。

他說，當他們習慣性警告當地朋友說話要謹慎時，他們得到的反應是：“不必害怕，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了。” (摘自美國之音人物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