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一二」事件後台灣解放運動面臨沉寂的一年
1931年（昭和六年）一月一日，台灣新民報刊登有關台灣解放運動如農民組合、地方自治聯盟、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現況。
該報前言開宗明義論述：「“台灣解放運動”自歐洲大戰後，如雨後春筍簇生，頗有蒸蒸日上之氣勢。然而台灣為政者（指佔據台灣的日本）眼看該運動有違背愚民政策之慮，使出非常的彈壓手段，以致各種解放運動，不得不停頓沉滯了…總括而言之本年可以說是寂寞的一年。」
該報並說：「去年的各種解放運動、政治運動界，雖然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創立，但整體而言都是消沉的。」
《台共黨史》在台灣共產黨島內中央文章亦指出：「1929年2月12 日大檢舉 ，簡稱“二‧一二”事件，台灣農民組合的幹部因該事件被捕入獄判刑，二支部也被解散。」農民組合女鬥士簡娥和她同志所計畫推行的各項工作，因而轉入地下進行；但在台灣革命運動史上，儼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猶如新民報所說，1930年「農組」的活動除了台南曾文郡和下營兩支部外，其他支部幾乎處於寂寂無聲的冬眠狀態。
簡娥提到台灣新民報刊登解放運動沉寂一年時，她說：「1930 年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日本帝國主義又發動對外侵略，占領中國東北三省，並對台灣進一步施行高壓統治的殖民政策，動員警察、官兵積極鎮壓內部的革命力量。如此高度彈壓之下，農民組合及其他相關解放運動團體，皆因無法持續締造戰績，導致許多鬥士變得有些鬱卒，難掩失落。當時的台灣文化協會也受到波及， 有近一年的時間完全沒有活動，因而該協會被批評充滿“有閒階級” （the leisure class）的色彩。」( 經濟學名詞：指有資產， 指生活富裕又多閒暇的人們)
台灣民主運動、解放運動
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和新文化協會，曾是日據時代非武裝抗日的社會運動四大團體；其中以台灣農民組合為最大，活動期間最長久。
農民組合女鬥士簡娥引述當年《台灣民報》的一篇社論說：「當年台灣的社會運動，除了農民組合運動外，其他團體被稱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從頭到尾像是“頭燒燒，尾冷冷” (形容剛開始衝勁十足，但卻維持不久)。」
例如蔣渭水和林獻堂、李應章及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學生們，於1921年(大正10年)10月17日在大稻埕靜修女中(寧夏路59號)成立啟蒙運動指導團體「臺灣文化協會」。當時該會的宗旨是「傳播新知識、喚起民族意識藉機啟迪民智，期許藉由文藝改善社會風氣。」
但沒想到1921年創立的協會，受到客觀條件等局限，會員日漸複雜，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思潮湧進台灣和發展，以致內部成員對於協會的思想、組織、行動的看法產生分歧，而導致分裂變成三種派系。
最後受到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路線之爭的影響，在左派勢力超過右派的影響之下，於1927年的1月正式分裂，左派因此取得主導權右派出走。
1904年出生彰化鹿港的郭德金，在廣州留學時與張深切（又名張死光，死光就是激光）、林文騰、李友邦等台灣同學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發刊《台灣先鋒》雜誌，針對台灣文化協會分裂說：「1927-1928 年台灣文化協會內部，因為彼此戰略方向不同，形成「上大派」和「非上大派」。 以王敏川為上大派的代表人物，1928年他提議台共的上海政治綱領的要點。」
連溫卿和王敏川是傾向無產青年階級、社會民主主義者，被批評是投機主義與逃避主義者。
1927年（昭和2年）7月10日，被激進無產階級思想派系視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退出，另成立台灣歷史上的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
該黨初期主要人物有李應章、蔣渭水、林獻堂、蔡培火、黃周等人，黨旗最早為仿國民黨黨旗的「上青下紅中後改為仿中華民國國旗的三星黨旗。」
1931年 2月 18日，台灣民眾黨在台北市民眾黨本部事務所召開第四、五次全島黨員大會，出席黨員共有160名。當日擔任中央常務委員的蔣渭水說明綱領政策有修改必要的原因，他舉例「世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為由，所以應順從台灣客觀主觀的情勢而思考修改。
來自台南的韓石泉隨即說「民眾黨向來是主張全民運動，其次才是階級運動，可是今日修正案沒有從前的立黨精神，希望慎重研究。」
台下盧丙丁回應說「民眾黨應是關心農工大眾，並向無產階級運動方向進展。」經過討論結果，最後結局是黨員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黨綱修正案。
沒想到就在大會結束時，在會場外的北市警署署長率領近30位警察，把守事務所的樓上和樓下所有的通路，並以「台灣民眾黨為政治結社為由，依據治安警察法第八條第二項， 台灣總督禁止併宣告解散該大會。」
剛成立三年七個月的台灣民眾黨，竟是在改組的重要時刻，慘遭日本當局的強權扼殺，令現場的所有黨員無不錯愕；最讓人氣憤的是員警逮捕蔣渭水等16名幹部。
民眾黨被解散的消息傳到日本東京時，被稱是台灣文化協會右派領袖的楊肇嘉，於2月 20日特別從東京向台灣新民報表示關切及遺憾。曾是民眾黨鬥士楊肇嘉，雖然已經是「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主要領導人，但是他認為日本當局的行為是橫爆彈壓不能原諒。最後他說「台灣當局惹起這麼一件震撼世界的事變之後不勝遺憾， 我們在這裡以台灣民眾之名斷然表示絕對反對台灣的暴政」
蔣渭水則呼籲「民眾黨禁止後的台灣社會運動家們，依然把守著我們的陣營。」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1928年3月19 日（昭和3年）蔣渭水籌組「臺灣工友總聯盟」並擔任顧問，它是日據時代台灣的第二大非武裝團體；創會時組合人數有6,367人。
「臺灣工友總聯盟」曾與臺灣農民組合聯合進行階級鬥爭，因此蔣渭水行為受到黨內右派批判。1930年(昭和五年 )民眾黨左傾日漸明顯，並且排斥黨內右派蔡培火等人提出的「地方自治改革問題的思想」主張，雖然雙方曾經多次會談，但仍無法達成共識因此雙方遂告分裂，林獻堂退黨，與楊肇嘉、蔡培火、蔡式穀、陳逢源、彭華英等人於該年8 月17日成立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有「台灣議會之父」之稱的林獻堂與一位日本退休法官屋達太郎偉擔任該聯盟的顧問，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楊肇嘉和李良弼 、劉明哲 、 李瑞雲擔任常務理事，他們被稱是脫離民眾黨的鬥士但也是「灰色紳士」，「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正式成立也宣告民眾黨陷入分裂的危機。。
1930年 12月 27日 楊肇嘉擬定「地方自治改革案」並給太田新總督提示，大綱如下
1.賦予普通選舉公民權。
2.確立州市街庄自治權。
3.要改官任資問機關為民選議決機關，明確其職務權限。
4.改革執行機關的組織，明確其職務權限。
5.要確立於州市街庄的財務管理權。
被楊嘉猷讚譽從政總是站在台灣人民這一邊，而非為統治者服務的楊肇嘉說：「自治制度是政治不可缺的基礎，猶如社會交通經由此地才可達到政治向上的彼岸， 要求苟為台灣的住民不管是台灣人或內地人， 更不問是有產者或無產者 ，皆可參與制度的實施。」
他並舉例「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 」是自治聯盟的本質， 也是自治運動的指導精神。
1931年 1月 1日「 台灣民報」專欄刊登住在東京作者長虹發表《地方自治的意義》的社論， 該文開端即說 「現代政治和古代政治差異在哪一點，不消說，古代是專制，現在以民主及自治為本…地方自治是現代國民的權利及義務。」
他並從歷史及日本統治台灣現況舉例說「專制政治有百害絕無一益」
地方自治聯盟活動與模擬選舉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成立，郭德金稱它是「從武力反抗轉變為近代式政治運動」的首要標誌。
該聯盟成立不久，即呼籲台灣百姓重視地方自治制度的改革，為了吸收更多民眾加入與支持及擴大組織，自1930年成立開始，及在台灣24處舉辦巡迴政論發表會。
1931 年8 月16日召開首次大會，並在當日開會之前於台中市的醉月樓召開第二次評議員會。楊肇嘉負責說明地方制度改革的必要，並徵求與會評議員的意見，由於無人有明確的意見，因此楊肇嘉說「當局的改正案如與自聯案相距甚遠，而其改革主旨又與“自聯案”相異時，決定實行以下方案，1.聯盟員應拒一切公職
2.斷然實行禁酒禁菸，組成不購買專賣品的同盟
3.拒絕一切不依據法律的公共負擔。
當日大會則在台中市公會堂召開，參加均為該聯盟的幹部即支部代表，共有107名參加。會議中推薦劉明哲擔任議長、楊肇嘉為副議長，進入議程之前全體為8月 6日辭世的蔣渭水默禱一分鐘；然後由主持者蔡式榖宣讀來賓祝詞、祝辭 及賀電等。
台灣新民報於1931年 1月 1日在該報刊登有關模擬選舉的廣告， 「希望自治的人 宜要奮起投票 大家訓練選舉 養成自治能力 」，「誰是民眾的代表？請投純正的一票！」1930年11月8日該報即刊登與模擬選舉有關的訊息，前後歷時三個月之久。
該報所刊登的訊息，涵蓋選舉法、選舉人及被選舉人的資格，其他如投票法、投票注意事項、及截止日期和公告日；並有特別注意事項。
從新民報的記載，當時的選舉人及被選舉人資格即政見發表，和現在的選舉頗為相近。當年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女性有參政權，反觀日本賦予女性參政權時間是1947年，回顧當年的選舉實況不免讓人驚訝當時政治思想的新潮。
模擬選舉投票方法除了通信投票外，亦在各地臺灣新民報社設置投票箱，當時的選票是附在各號報刊。
根據當時報載當年各地的商工團體對此選舉反應極為踴躍，當選舉法正式起跑後，臺灣新民報即公布各區的領先候選人的政見發表及得票數。
當時高雄市區以第二高票571當選(最高票郭國基667票 )的楊金虎，在日本醫科大學專門部四年級取得醫專文憑，辭去公醫職務後，到高雄創辦「仁和醫院」。
楊金虎曾擔任台灣民眾黨中央委員、高雄支部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
當時他接受新民報採訪說：「貴報主辦的模擬選舉，鄙人當選覺得很光榮，首先要對支持我的市民特別感謝。」
1968年以70歲高齡當選第六屆高雄市長的楊金虎，是農民組合簡娥的恩人。她笑著說「有虔誠信仰的楊市長很有愛心，並且是尊重女權的男性，她的妹妹楊金寶是我的好朋友，曾經組織高雄富共勵會。楊市長的政見中的社會問題提到， 要確立失業者救濟法，尊重女權，無業者娛樂機關及平民學校設置養老院。他還要設立孤兒院及乞食收容所的設置。」
台灣民主運動 — 「孤鳥插人群」的窘境。
「二‧一二」事件造成台灣農民組合的重創， 當一個團體缺少有領導能力的領袖，就易變成烏合之眾；原本勝利在望的戰場，瞬間變得沉寂，令人扼歎！當時未入獄的農組幹部或組員，不僅是有志難伸，甚至陷入「孤鳥插人群」（勢單力薄，孤掌難鳴 ）的窘境。
1931年7月因被日本當局發現加入台灣共產黨組織的簡娥，與愛人潘欽信在逃亡中國時被抓入獄，她說：「當時一般的解放團體認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分子有些複雜， 因此“台灣工友總聯盟”首先反對， 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協會的左派人士，也舉起反“民眾黨”和“地方自治聯盟”的旗幟 ， 民眾 黨雖然沒有強烈反對，但也認為不可能和地方自治聯盟合作 。」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林獻堂領導下， 雖仍持續進行溫和的議會設置請願活動，但是其主張聯盟員應拒一切公職，卻又不排斥官方指派的官派評議員，如此的矛盾也因此造成成員的不滿。1935年4月日本當局宣布台灣地方制度法改正後，民選產生，部分地方協議會改稱議會，8月17日各市所推出的11名代表均當選為議員。楊金虎以第二高票當選高雄區的議員。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國主義氣焰正熾，帝國主義殖民氣焰氛圍日趨嚴厲。 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戰爭與法蘭西恐怖的低壓下，該年8月宣布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