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留德的回顧 (一) 探索人生新路程
1956年10月16日我從台北松山機場踏上泛美航班時，並未意識到那是我探索人生新路程的第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民黨政府佔據台灣，物質缺乏，經濟才剛蹣跚起步，絕大多數的台灣人貧苦無望，不知何處是前程。
當時民航客機都還是螺旋槳推動的，中途要停留好幾次才到歐洲。第一站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我從餐廳一出門，有位男孩走過來討錢，我拿出0.15元的港幣零錢給他，過兩三分鐘突然有一堆約25-30個小乞丐跟過來！我正苦於不知如何打發，從口袋裡摸出一張港幣一元，問他們：「你們可以平分嗎？」他們說可以，拿了錢一窩蜂跑掉了。
第二站是曼谷，原定要停留8小時，卻縮短了，以至沒能和我母親的好友女醫師陳全美姨見面，飛離曼谷時我見到一條大河和許多運河，灰棕色的河水流向泰國灣。飛越印度時坐我旁邊的一位美國商人，他常搭同一航班，他指著圓金頂反射陽光的金寺廟 Golden Temple 叫我看。抵達巴基斯坦的卡拉治 Karachi 天色已晚，我們只能看到地勤人員在機場燈光下搬運行李。
抵達黎巴嫩的貝魯特 Bayreuth 時，因要換班機所以招待乘客在旅館隔夜，旅館房間寬敞，裝了三支電話，一支在浴室，我第一次見到給女人淨身的設備 bidet，桌上有一盤很甜的大葡萄。這种豪華遊的飛航，是來自戰後物質缺乏的台灣人不敢奢望的，在飛機上如果你要的話，空中小姐會送你一套鍍銀的餐具當紀念品。
最後停留的是巴黎，在巴黎機場要求我付機場稅，我用英語和德語說明我只是過境，但是他們只說法語，這是我首次對法語的壞印象。
終於抵達德國的Dusseldorf (省都，萊茵河畔的大城市)，沒人來接機，我忘記當時如何找去 Aachen，我的感受是憑著Friedbert神父教我的和大學德文課的印象，在茫茫德語的大海中努力地往前游。
嘉中畢業後我考上台南高等工業學校 (後來改為成功大學) ，機械系畢業後，我到台糖第三分公司總爺工務處工作，我的婚姻是憑媒妁之言由父母安排的，內人劉新雪是台南柳營望族子女，台南二高女畢業才媛。大約是1949年9月公司分配給我簡單的兩房宿舍，使我可以從嘉義市雙親的老家搬去台南總爺。住在嘉義是鬧熱的大家庭，相對地在鄉村的糖廠宿舍是非常安靜，也只能因陋就簡能省則省，糖廠的職位似乎毫無昇遷的希望。
台糖公司 Taiwan Sugar Corporation 擁有大批的土地，也有窄軌的鐵路運送甘蔗、蔗糖，也提供一般民眾的交通。公司的宿舍附設熱水浴室，也有簡單的醫療和齒科服務，鄰居都是員工眷屬，日子平靜沒什麼活動可參加。下班後我去上英文課，後來到鄰近的麻豆天主教堂學德文，我的教師是人格風範令人欽敬的 Friedbert Marx 神父，在此後的七年內我們一家人包括先後出世的四個孩子芬華 Marie，昭瑛Regina，泰昌 Peter 和昭玲 Theresa 都受洗禮成為天主教徒。
糖廠微薄的薪水只夠日常開銷，我的太太常搭小火車到鄰鎮麻豆去買便宜的蔬菜和魚肉，每月省下一點錢寄回給父母，以資助弟妹們的學費和升學。有一次兩位美國來的工程師到糖廠來協助機械的潤滑問題，我問他美國剛畢業的工程師起薪多少？答案是我薪水的40倍，我聽了嚇一跳。當年一美金約值新台幣42元，我想美國人是住在天堂。那時只有當官的從供應商或營造商收取回扣紅包的，才能過較富裕的生活，何況這些高職位被國民黨大陸人霸佔住。
那時台灣的經濟主要是農業其他幾乎停頓，也沒有新的工作職位，除非有人去世才招新人。我是受日文教育，也曾努力學習中文去考工程師高考，考過了也沒升等，表面說是人事凍結，高職位的缺就是不給台灣人，我曾要求轉換到近家鄉嘉義的糖廠，也不獲准，環境顯示年青的工程師在台灣是沒前途的。
此時 Friedbert 神父告訴我好消息，有去德國深造的獎學金，我對自己工作的前途已沒信心，就接受獎學金，條件是也要安排我父母和妻兒的生活費，那時我第四個孩子昭玲才出生三個月，要籌出單程機票美金$800元實在不容易，幸好雙親資助。我的立場是留學一兩年後我回台灣，可以獲得更好的工作或開創事業，但是我的太太和四個孩子也必需暫時搬回嘉義市陳家。就這樣1956年10月我搭機去德國，結束了第一階段的新家生活。沒料到18年後我才返台探親，經過半世紀多的歐美生活我實在感恩，雖然頭髮全白了，也有落地生根的心境。
Family Reunion, Alaska 2001
早期留德回顧 (二) –在德國進修與研究 ◎原著 陳錫清/ 翻譯 鄭炳全
在德國西北部與荷蘭、比利時邊界的大學城 Aachen，1956年10月的一個清晨，有位台灣青年人在街角的雜貨店問: 〝有牛奶嗎？〞(Haben Sie Milch？) 這是我抵達異邦後首次購物。從此以後進進出出我必需講德語，包括在學校課堂上。
到 德國的第一天人家聽懂我講的，可是我只聽懂他們講的60%，好像他們講太快又有點腔調，有趣的是第二天我就較習慣他們的話。在台灣我講台灣話、日本話、和 北京話，現在突然每日要講另外一種語言，幾日後讓我有一種渴望：用我熟悉的語言與人交談。兩星期後我終於遇到 Hidaka 日高君，從日本來這間大學讀書的留學生，我很愉快地用日語和他交談。
在德國著名的Aachen工業大學RWTH (Rhein-Westf. Technische Hochschule zu Aachen) 順利註冊了，它是德國三大工業大學之一，榮獲諾貝爾獎的教授就有五位，雖然我提出台灣工學院畢業證書和工作經驗，可是他們認為還不夠德國的標準，高中畢業 進德國工學院要5-7年之後才能完成，其中包括一年的實習，我被要求修一年課程才可去檢定大學畢業資格。
第一年我修與工業處理工程 Verfahrenstechnik相關的一些科目做為博士課程的予備，一則獲取新知，二則加強我德文在工程方面表達的能力。二學期結束後，1957年7 月接受三位教授的口試，結果証實我的專業學識相當於德國的合格工程師〝Diplom-Ingeneuers〞，我才可以在9月進 Institute fuer Kunststoffverarbeitung 塑膠成型及加工研究所攻讀。
我很幸運能在工業大學裡找到這個，適合我的工程背景和留學目標的獨特研究所，1957年9月我開始在這家世界獨特，專門研究塑膠的物理性質及加工應用的研究所當研究助理，我很快地學到各種塑膠的特性及加工方法，額外的收入也在獎學之外改善我的經濟生活。
六 個月之後研究所正式給我一項有關熱塑性及熱不塑性塑膠的加工，當做我博士工作 Doktor-Arbeit的題目，德國工學博士是授給一位能解決一項困難且複雜的問題，用論文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問題通常要好幾年實驗才能解決，候選人 必需演講領域方面的題材，聽眾可以問任何事項，最後口試的三位教授則提問任何與專業知識相關的問題。美國的制度則要求修畢多少博士課程的學分和通過幾次領 域內知識的考試。
為了要及早完成，我相當勤奮地工作，連夜晚和週末我大都在研究所，平時午餐和同事們一起在餐廳吃，每個禮拜有一晚上大家歡 聚暢飲啤酒。後來所長Henning教授對我的評語是：陳先生對工業技術，物理學，製造方法特別專注，他熟讀相關的文獻和別人研究的工作成果。他的工作態 度表現出優越的技術知識，有適應性和獨立研發的精神，他在諸多實驗中製作特別的工具，也研發自己的測試方法，他工作勤勉精確，他和研究所同事們的人緣極 佳。
博士工作的成果是以論文呈獻，博士論文的草稿必需每一字句精確地表達實驗的結果，經年累月之後我的論文已修改了三次，滿懷希望地再呈交 給我的指導教授 Dr.-Ing.habil. Krekeler 這次他幫我改正一些，再要求做些實驗求証一些更廣泛的問題，他的幾句話又費我四個月的不眠不休，最後論文獲得他初步的肯首，讓其他兩位教授共同審查，這篇 論文終於順利地獲得三位教授的同意。
1960年11月26日我通過〝Dr.-Ing. Pruefung〞工學博士考試，我是第一位外國學生在塑膠成型及加工研究所榮獲博士的，研究所同仁們辦了一次盛大的遊行來恭喜我，三十多人列隊從研究所 走到歡宴的場地 Postwagen，所有參加者都臨時打扮成戴竹笠的台灣人，我坐在花車上頭載博士帽，手中拿一把鮮花，大家手揮旗子，在街上高唱學生的歌。
第二天我把好消息用電報拍回台灣嘉義市，當時電報是最快速的傳達，父母親召集親戚們大事慶祝，並在台灣的最大報紙刊登，記者說陳錫清是戰後第一位在德國拿到工學博士的台灣人。
Student Group w. Music Hall, Berlin—Catholic Meeting Berlin 1957, Student in front of Music Hall
早期留德回顧(三)– 在Aachen工業大學的日子 ◎原著 陳錫清/翻譯 鄭炳全
1956年秋我到工業大學註冊，他們認為我在台灣工學院的學分還不夠，要我修兩學期的課。我只好付學費130.50馬克，選了流体力學、化學實驗、工廠組織、蒸氣渦爐、及德文等六門課，除了獲取新知外，也瞭解德國的學制及德語。
初 開始我只聽懂教授在課堂講解的一半，1957年的春季我選了14學分的課程，本來要交學費142.50馬克卻免繳，只付了28.50馬克的健康保險費，我 選跟工業處理工程有關的課以準備日後的研究工作，同時也讓我的耳朵習慣德語專業的表達。第二學期結束時我已能聽懂90-95%的講課。
看修課學生的人數，教室的大小不一，工業大學有紅色和綠色的大講堂可容納至數百位學生，每一課程都有指定的教科書或參考書，大多數的教授在黑板上圖解重點，學生做筆記，教室裡沒什麼討論，課後學生可向教授或助教提問。
我 並不需要參加每一科目的考試，而是最後在三位教授面前接受口試，這個口試的意義是要看我專業學識與德國工科大學畢業的資格工程師(Diplom- Ing.)是否相當，因為德國工科大學平均需要五年以上才能畢業，所以三位教授可以問包括基礎理論及廣泛的專科問題，我還記得一個問題是〞流体的粘度有什 麼單位及其測定方法〞很僥倖地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具有設備，我做過實驗。當我回答液体粘度有幾種單位及普通有三種測定法，包括德國科學家發明的 Saybolt Universal Viscometer (至今機油 motor oil，如10-30， 是以SUV測定粘度為標準)，教授們都肯定我的回答。通過這個口試後我才有資格進一步開始Doktorarbeit博士工作。因為他們一般不承認中國工學 院的文憑，後來有留學生從頭花了五年才得到德國工科大學畢業的資格。
從1957年9月1日起到1961年5月1日我浸在 Aachen工業大學的塑膠研究所，從事與塑膠工程有關的研究工作。這是當時較新的領域，我想將來在台灣可以用到這項專業知識，在這段不到四年的期間我完 成了塑膠加工方面的博士論文工作，每個月我領取到一點研究津貼，比起美國，德國教授及研究生較受尊敬。
這個塑膠研究所的研發項目跟日後的工 業界相近，只是學院的研究較基礎方面，應用較廣泛；而工業界則局限於銷售產品的研究。舉個研究實驗工作的例子：首先要設定問題或目標，從各國文獻或專利權 去找相關領域已知或未知的項目。擬定實驗計劃，準備特殊的設備及儀器，有時特殊的裝置需自己從頭設計拼裝，設計測試方法時要考慮，試驗材料及影響試驗結果 的各項因素(例如溫度、時間、速度、壓力、及環境等)。實驗要確實執行並記錄，實驗結果的解說及評價需要技術及經驗，最後試驗的重要性及可利用性要陳示出 來。
在塑膠研究所一開始先當科學助理，工作當中使我容易体會理論及實際的連繫，包括高分子物質的構造、合成、物理性質與成型、變形、加工關 係及應用等。在此研究所內，平常有十來位科學助理，一面工作有收入，一面做自己的博士工作，一般德國學生做助理工作多一點，收入也多一點，約需5-7年才 能完成博士工作。有一位同事家庭富裕，不做科學助理工作，他不大認真，早我一年開始，沒通過三位教授的考試，要重新再來，我離開研究所時他還未做完他的博 士工作。
當初替研究所工作收益不淺，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問當過五六年的資深科學助理，他們都樂意輔導。我第一個工作是幾種熱可塑性塑膠 Thermoplastics 在幾種不同溫度的爐中，用不同的應力及加重速度變形的研究，這項實驗使我瞭解，高分子合成物質與金屬或其他工程材料之間的互相影響，因其分子構造不同而異 或類似之處。
另一個例是當時(1950年代)的實驗中，已有高分子塑膠糊可粘合金屬、木材、其他種塑膠、水泥等，而且比原來的素材還要強，加應力後素材先破損,而粘合處尚完好。
回看在此研究所的体驗學識，對我後來做尼龍齒輪及鋼鐵齒輪的組合強度及耐磨的研究；自油滑性塑膠軸承(self-lubricating plastic bearings)材料的研究發展頗有幫助，讓我獲得幾項與塑膠工業相關的專利。
這 段研究期間我每天早上8點到研究所一直忙到下午7點才離開，由於時間寶貴早晚餐都較簡單，通常是灰色麵包，cold cuts及一些青菜水果，有時我周末煮的白飯和鹵肉也派上用場，每天上午我在研究室喝大約一公升的牛奶，中午跟同事們到附近便宜的餐廳吃，通常叫一份當日 的特價午餐，在德國午餐是主餐，餐廳提供加點鹽蒸煮的馬鈴薯任你吃，這期間我開始變胖一點，同事們都笑我吃太多馬鈴薯了。
Family United (Mother in the center), NJ 1965
早期留德回顧 (四) 學生及研究生的生活 ◎原著 陳錫清/翻譯 鄭炳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時 (1945) 德國城市大部分遭受重大的損失破壞，物資缺乏經濟蕭條，聽說那時候如果接到由美國寄來的一磅牛油，那是真高貴的禮物也深謝的。戰 爭中德國本土成為戰場，許多男人死於戰爭或受傷失去工作能力。可是戰後十一年中，及我留德期間1956-1964,順著民主制度的復元，德國的經濟有躍進 的發展擴張，主要原因是德國人的勤勉耐勞，以及美國馬歇爾援助計劃，驗証了經濟奇蹟。他們精神飽滿，樂觀助人，很多人都想替外國人做善事來彌補戰爭中的罪 行，尤其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我到德國時覺得幸運和感恩，因為我接觸到的許多德國人都對我很好，德國新的民主社會和經濟的繁榮，相對於台灣的特權專制及人民的貧困，顯然台灣有甚多改進的餘地。我的學生生活很平靜，可以專心學習及研究，只是禮拜日放鬆休息，到教堂，寫郵簡給台灣家人，及訪問友人家。
每 週我也收到內人寫的家信，所以熟知家裡的動態及四個孩子發育的情況，後來有時也有錄音帶的交換，可直接聽到家鄉每人的聲音。週末另一個例行公事是煮一鍋白 飯和鹵肉 (豬肉或牛肉) 以備幾日晚餐用，為了節省時間，初期塑膠研究所在郊外時，午餐就在附近便宜的餐廳與同事共餐，後來新建研究所在大學區內，就常用大學餐廳。
第 一年還沒科學助理的補助金時，我每月用150馬克微薄的獎學金過日，我還想省一點錢買點小禮物如鍍金的或水晶首飾等寄回台灣，那時我一分錢也要省。我向修 道院租一間屋頂下的小室，是從前修道士的小室 Cell，每月付3馬克，約相當美金75分，小室約七尺寬，十尺長，前面一半高一點我可以站直，裡面一半斜低成四尺高，剛好放一張單人床，有一個可押上的 天窗能通風及採光，另外有一燒煤炭磚的暖房爐。這個屋頂下的角落另外有兩位德國學生，及三位外國學生住，我們共用小室外面的廁所及自來水，我們用修道院後 面的小門出入， 爬上鐵樓梯到小室，它是我在Aachen城四年半溫暖又舒適的家。
有一天沒料到大學的外國學生處通知我去，給我200馬克，說他們有錢要給貧困外國學生，他們發現我以菲薄的錢過生活， 回家後卻悲從中來，我住小室，省吃儉用並不覺窮困，只是特別留意節省，心情是快樂又樂觀，我知道暫時清苦一點，日後我和我的家庭將更幸福美好。
我 的獎學金是 Dinslaken 職業學校的宗教老師(神父)向學生及地方志士每月集來的，目的是資助傳教區台灣來的學生，是真不簡單的義行，為感謝恩情，休假時我總是到 Dinslaken 去表示我的謝意。引導我拿獎學金的台南麻豆Friedbert 神父的家鄉Wassenberg 也在同一省內，有時我去他家拜訪，他的哥哥 Peter 性情快活，妹妹 Maria 很体貼，對我很照顧。
自然地，我與研究所同事及華人學生有些來往，週末在Aachen 屢次訪問德國教友的家庭，從交談中使我的人生觀及生活方式有明顯正面的影響。他們待我如一家人，讓我感受溫暖如回到家，在此將略述在Aachen我接觸過的幾位貴人:
Hedwig Junemann 女士住跟修道院同一條街 Monheimsalle，只隔半個橫路，她常說她是我住在德國的母親，天主送我來給她，我離台日10月16日是她 Hedwig的聖名日，多數的德國人慶祝聖名日而不做生日，我訪問她時，她常準備好吃的東西給我，笑咪咪地說，這是”學生飼料”。
Heinrich Schreyer, Dr.-med. 是一位開業醫師，做信仰堅振禮時他是我的代父，他人格高尚是我心目中的導師，他喜愛大自然，往診時是用走路或利用市內電車，他很關心我，常邀我于禮拜日去 市立森林散步 (德國城市大都有市立森林) 然後到他家敘茶吃甜點和水果。他認為運動應該對身体有益，但如變成競爭比賽往往會做過頭而受傷，跟他談話中我常學到許多。看了我屋頂下小室，他送一台實用 的電爐來代替煤炭爐。聽到我得學位後有意去德國公司實際經驗，他就託人替我找合適的工作，是我的大恩人。
Knapp 姨是一位賢明、冷靜、又有智慧的教育家，她女兒 Walburg是女子中學的英文老師，她兒子 Gangolf 研究地質學跟我同樣是博士候選，她們住在靠近荷蘭邊界的小鎮 Vaalserquartier, 有時禮拜天請我去她家，我們無所不談包括我們的博士工作，政治，宗教，台灣風俗等等，有時討論熱烈不知夜已深，我得趕最後一班電車回去。有一回 Gangolf 提出問題：神創造人類是一種還是有幾種？那時候我們沒結論 (現在科學有答案)，我曾在談笑中多吃了一份豬排，至今她們還記得我的大胃口。典型的德國人很準時，她們也不例外，日後我就職，接家眷由台灣來住一起，請 她們中午來 Troisdorf城我家吃飯，教堂報時的鐘聲響了，我家的門鈴也響了。Knapp 夫人教訓我凡事應預先計劃準備，避免倉卒行事的情況。對於我博士論文的德語表達，Walburg老師幫忙不少，如今五十年已過我們分處異國又隔大洋，誠直 的友誼還是持續著。
通過博士口試後，博士論文要去印刷，交160份給工業大學以便轉送德國各大學圖書館，另外指導教授 Krekeller 要求論文的摘要發表於專業雜誌，以及在大眾面前講述專題 (是與博士研究工作無關的題目，記得當時我演講的題材是：玻璃纖維加強的塑膠。) 處理這些事項告一段落後是否馬上回台？亦或在德國塑膠工業界取得實際經驗才返鄉？當時台灣正厲行戒嚴，如回台想再出國一定有很多困難，Dr. Schreyer 了解我的處境，透過他的朋友 Dr. Hans Raalf 有名氣的化學家，在Dynamit Nobel 公司的塑膠分公司，幫我找到研究發展工作的職位。因此，於1961年5月底我離開 Aachen 工業大學塑膠研究所，結束了將近五年當德國學生研究生的日子。(鄭炳全整理)
Celebrating New Year in Cologne
早期留德回顧 (五) Dynamit Nobel AG 的工作經驗 ◎陳錫清
於 Aachen 工業大學塑膠研究所通過工學博士考試後，我由1961年6月開始在西德首都 Bonn附近的Troisdorf 市 Dynamit Nobel 公司服務，獲取實際工作經驗。這家公司與 Bayer、Hoechst、BASF等公司一樣是戰後由母公司 I G Farben 分割出來的。我于 Dynamit Nobel 的塑膠分公司科學研究，並在成型加工發展部門領導一小組推行工作，感謝我的兩位貴人，Dr. Schreyer 及 Dr. Raalf 的推荐，使我得到甚適合的職位。
我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成型加工硬質 PVC (polyvinyl chloride) 及其他塑料的擠造 extrusion 問題，以新創造的方法達成效果。憑在研究所學習的基礎及經驗，工廠的問題一個接一個被我解決，他們有點意外，為何我那樣快了解問題所在，解決的成果效率又 高。後來處長稱讚我的工作說：〝陳博士能很快了解工程上問題的核心，由寬廣的觀點來看整個的工作程序，所以較短時間就能解決問題。他看準目的，勤奮以赴， 對結果也有獨特的判斷及準確的解釋。〞
我喜歡公司的工作，同僚及上司都甚合作對我很好，分公司社長 Biedenkopf先生及部門主管Wienand先生，都分別請我到他們的家裡去，以高級酒款待，我的收入很夠用，第一年開始就有四星期的休假，公司為 了鼓勵職員休假時出外旅行，能確實放鬆休息，另有旅遊的津貼。
我最盼望的是內人和孩子們能到德國來，離開家庭已五年，目前又有理想的工作， 穩定的收入，困難的是當時的台灣政府不准她們出國，除非內人有政府認可的就業聘書，即使我有足夠的薪水可養家。第一次用Troisdorf醫院雇用聘書， 卻因內人不是內政部登記的護士，而不准，後來用附近雜貨店的雇用聘書，再託人去內政部說好話，就被認可了，因種種原因她只能帶二個子女出國。
四個子女要如何選二個呢？內人新雪真是心如刀割，她認為與我離開五年，這個團圓一定要做到，兒子泰昌再過幾年就因兵役關係而不准出國，長女芬華常腹痛需要比較先進的醫術去治療，所以先帶出這二個，另外二位女兒昭瑛和昭玲暫時還留在台灣跟阿公阿媽住。
我 先于公司的鄰村 Oberlar 租一小間房屋，家人要來前向Rutgen一家分住大房子，只是芬華Mary要和他們唯一的女兒 Heddy同住一個房間，寂寞的 Heddy聽說一下子有兩個小朋友跟她作伴，她更興奮地期待我家人的來臨。到機場去接的是Rutgen先生開他的Benz陪我去的。
1961 年底內人新雪帶芬華Mary和泰昌Peter飛離台灣，停香港時受李國棟兄(在Aachen的同學)一家人親切招待，泰昌說飛到埃及開羅時他從空中看到了 金字塔，到羅馬停留，天氣寒冷，芬華笑說泰昌問：〝是不是開冷氣的關係呢？〞那時他才7歲芬華11歲，抵達Dusseldorf機場時我們都互相抱緊，高 興得流淚了。
Peter一到德國最愛吃蘋果，他的記錄是一天吃了7粒蘋果。新雪喜歡住家的新環境，雖是舊房子但有整修，兩個孩子馬上就有一 位可愛的德國小朋友，Heddy有時問我說，〝是不是可以跟Mary及Peter玩呢？〞Rutgen夫妻對我們很照顧，新雪稱讚我安排的很好，我們幸福 地在Oberlar住了二年半。
德國不是移民的國家，他們的觀念是留學生學完，當然就回原來的國家，比較熟的德國朋友會問我們：〝你們什麼時侯回台灣呢？〞我也知道目前在德國塑膠公司的工作是暫時的，何處是歸程？這樣的思考不時在腦海裡起伏。
在 工業 大學有一位博士班的日本人小高康邦，他說，〝現在日本經濟起飛中，我決定提早返回日本復職，順潮流上進，比博士學位更要緊。〞可惜當時的台灣仍深陷於白色 恐怖中。另有位杜先生他是台灣公營事業派來研究所實習三個月，回去後有副廠長的職位等他，我是土生的台灣人卻沒那樣好康的機會。1963年家庭旅行到羅馬 時拜會在Vatican大學研究院晉鐸的林天助神父(1935-1994，精通希伯來文，擁有二個博士學位，1986年出任天主教嘉義教區主教。)他回台 灣後曾寫信給我，有一點失望的樣子。
Dynamit Nobel 塑膠分公司社長Biedenkopf了解我參與該公司是短期性，有一次他到美國參加會議回來告訴我，〝美國有三家公司對你的塑膠工程的學經歷有興趣，你不 妨給這些人寫信去。〞他給我三張名片，我就寫了三封應徵的信，果然收到三封就業聘書，有一家公司更順業務出差，派兩位先生到Troisdorf來看我交談 (interview)提出優厚的條件，包括旅費及全家(連在台灣兩位女兒來美國的旅費也包括)搬家費。我寫信向雙親報告今後可能的去向，母親來信說， 〝若如在國外能立足，也不妨留在國外。〞於是我于1964年3月離開Dynamit Nobel公司(聖誕節前居然接到公司寄來的一整年的年終獎金，真是喜出望外)，舉家前來美國就職。(鄭炳全整理)
P. Friedbert on his Vacation (Aachen, 1958)
早期留德回顧 (六) 感恩的家庭生活 ◎陳錫清
1961年底我的內人和兩個孩子由台灣抵達德國，一家搬進Oberlar村鎮，離 Dynamit Nobel 公司很近，當地天主教堂的本堂神父在數百位教友面前正式聲明，歡迎我們全家，並交待不得對Mary和Peter有不客氣的行為。居民們都對我們很友善，房 東Lutgen一家之外 ，Schenkenberg夫婦招待我們到他們家好幾次，有位女士她家開餅店，教內人幾種聖誕節餅乾的做法，公司的同事也分別請我們到他們家去，他們熱誠 的接待，使我們有倍加溫暖的心情。
Mary和Peter從小學一年級開始，過幾禮拜或幾個月就升一年級，直到和年齡相當的年級，起初德語文 很吃力，數學課則全班第一名。課後內人帶他們到曾任校長退休的Vanderviven先生的家裡補習德語文，他的夫人常準備點心給大家吃，夫婦倆很喜歡孩 子們。一年後Mary完成德國小學課程，與鄰居女兒一同上Putzen的天主教女中，內人則去Bonn大學讀專為外國人開課的德文，想將來回台後教德文 (婚前她教過幾年小學。)
Peter從頭開始學德語文似乎沒什麼困難，也許是年紀小學得快，他喜歡到肉店買火腿給媽媽做三明治，因為店員常 常先切一片火腿給他吃。他做第一次領聖体禮時，附近十幾家店送他禮物，Peter的德語發音幾乎純正沒腔調，上課聽講筆記都順暢。Mary于地方德國報紙 投稿過，記事內容是出國前她祖父問小朋友們一個智力測驗問題：有一個人騎腳踏車到相當遠的地方去釣魚，他知道池中有魚，但是每次他投釣餌去池中就被風吹回 來，他正想放棄回家時，靈機一動試了新辦法，成功地釣了好幾尾魚才快樂地回家。他想出什麼好辦法呢？
五六個孫子孫女想了想，不知有什麼辦法，她弟弟Peter(泰昌)提出一個辦法被祖父肯定，泰昌的辦法如下：用泥土和水作泥土丸包釣餌，利用泥土丸的重量可投釣餌到池中，泥土丸于池水內漸漸溶散重現釣餌，釣魚人可如常釣魚，達到他的目的。
我 們小家庭于德國Oberlar平順過日，也有憂慮侷促的一段時刻。Mary從小就會忽然嚴重的腹痛，醫生檢查不出病因，到德國略為安定後就帶她看醫生，經 腹腔開刀，Dr. Rohsheid發見連接膽囊和十二指腸的膽管異常細，是腹痛的原因，給她做另一個膽汁間道的手術，感恩手術成功，給她數年安靜不痛的日子。手術的前後我 們不僅煩惱焦慮，也同她一樣在醫院感受痛苦煎熬。
等Mary康復後的秋天，我們快樂感恩的小家庭到著名的黑森林Black Forest旅遊，在空氣清新風景綺麗的小村Dausenau民宿住幾天，深綠的森林加添金黃似錦的秋色，宛若童話仙境，以民宿為起點每天到附近的名勝遊 覽，我順暢風光地開著新買的煤炭色(anthracite-colored)的國民車Volkswagon。 民宿早餐供應的西洋李果醬非常好吃，印象深刻，離開前要付款時，老板說不必那麼多，因為我們住了三天以上有折扣，由此亦能看出一般德國人的求準確的性格。 度過幾天心情完全放鬆有意義的休假，每個人都輕鬆愉快，如今五十年後我還記得駕車回程時，公路兩旁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
下一個休假到什麼 地方去呢？那時1962年R.O.C.的護照開始不吃香了，歐洲幾個國家當場不給簽証，要等候一兩天，甚至像意大利簽証要四至六星期。訪問了幾個國家的領 事館，覺得丹麥領事館人員最親切簽証也快，所以決定下次休假到丹麥去。我們的計劃是開車經過西德北部，由Jutland半島往北進入丹麥，再渡過丹麥諸島 前往首都，也是丹麥最大的都市Copenhagen，回程時走不同的路線，觀賞不同的風景。
一過境入丹麥，馬上感受到丹麥人的和善鬆緩，丹 麥是島國，島與島之間有大渡船，帶人連車一起過去很方便。Mary 及Peter覺得訪問在Odense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大師的出生家很有意義，因為他們讀過大師寫的童話集。有一晚我們在鄉下的一家青少年旅社過夜，翌晨離開時要付$38，老板沒零錢找，問我 身上有多少零錢？我查了錢包只找到$26，很意外地他說那就夠了。可能只有在丹麥才有這樣的老板，好像是在童話世界。
首都 Copenhagen是在Zealand大島和Amager小島上，都市計劃完美，交通順暢，清潔美麗又繁榮，我認為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大城市。我們參觀了 Rosenborg城堡、Amalienborg宮殿、Christianborg宮殿後，Mary和Peter對於Tivoli遊樂園特別有興趣。在海 岸邊的小美人魚Mermaid銅像(安徒生童話裡的人物)我們當然沒有錯過。回程經過女皇的夏天皇宮，庭園幽靜舒廣平和，令人心曠神怡。丹麥有活躍的市場 經濟力，居民享受寬大的福利及舒適的生活水準，由健保，教育，治安，收入，物價，及福利等觀點，歷年來丹麥常被評定為世界最幸福的國家。
週 末我們常到市有森林去享受大自然及新鮮的空氣(多數德國城市開設市有森林。)有時我們到附近城市遊玩，如Bonn, Cologne, Aachen, Dinslaken，Frankfurt, Essen,以及萊因河Rhein畔的城市。除德國人朋友和附近華人朋友外，我們歡迎來訪的客人包括，恩人Friedbert神父，恩師陶聲洋教授(時當 經濟部長)，城錦榮學兄，張聰敏醫師，翁岳生兄(後來當大法官，司法院長)等。 (鄭炳全整理)
Two daughters in Taiwan in thought, Celebrating Christmas 1962, Oberlar, Germany (note: live candles on the Christmas tree).
Celebrating Christmas with Hedi Rutgen (Landlord daughter)
早期留德回顧(七) — 再見萊茵 珍重赴美 ◎陳錫清
Dynamit Nobel 公司，塑膠分公司的總經理 Biedenkopf 出差由美國回來，給我三張名片，傳給我一項消息，說這三家美國公司塑膠部門的主管，對我的塑膠工程學的經歷頗感興趣，希望我直接給他們寫 信，Dynamit Nobel 公司還替我寫一張推荐書，稱讚我的工作，略謂：陳博士能很快了解工程上問題的核心，由寬宏的觀點來看整個工作程序，所以較短時間即能解決問題。他看準目 標，勤奮以赴，對於結果也有獨特、準確的判斷及解釋。
公司主管們為何如此看重我還幫助我呢？ 我於 1960 Aachen 工業大學塑膠研究所通過工學博士考試後，繼續進入有名的 Dynamit Nobel 公司勤務，得力於兩位貴人，Dr.Schreyer(醫師) 及 Dr.Raalf (化學家) 的推荐，所以塑膠分公司總經理 Biedenkopf 也特別對我照顧，我的工作表現也令他滿意，他了解我在該公司服務是短期性，有一回他招待我們一家到他家時，我曾表示有意思回台前，先到美國体驗興盛的工業 界。
他到美國開會時，可能替我講許多好話，一方面當時美國經濟繁榮，工業界正在擴張，缺少科學家及技術人員，尤其來自歐洲的人材。我寫信給 三家塑膠公司，結果收到三張聘書，其中 Allied Chemical Corporation 派兩位來德國與我談話Interview，除肯定的高薪外，也提出最優厚的條件，包括付全家的搬家費，連在台二個子女共六人的越洋搬家所有費用。
1964 年元月忽然接到 Koln 美國領事館來信，略謂：根據 Allied Chemical 公司的申請，美國移民局已核准台端以第一優先身分入境，請到領事館簽証等。沒料到會那麼快，當時美國還沒開放亞洲人移民，全世界華人移民名額只有二百位， 若以移民申請入境美國，最少也得等十幾年才有機會。
拿著領事的信，我半信半疑地到領事館，擔心只給我一人簽証，一家六人太多了吧。那位女領事以笑顏接我，一打開護照就蓋章，寫上第一优先等字樣並簽名，又客氣地問我：您家眷什麼時侯來簽証？我回說她們今天不方便來，明天可以來。
接 下來我們一家在德國就馬上為橫越大西洋搬家準備，我們到美國之前不敢將這消息傳回台灣去，怕不知什麼麻煩會發生，Dynamite Nobel 的同事歡送我，出乎意料地在三月中將要離開時，總經理送我一個大紅包，說是全年份的聖誕節獎金，實在太感謝了，也因此到美國後不久就有夠錢在 New Jersy 的 Morristown 好地區買房子。
但是一家那麼多行李怎麼辦？坐豪華客船渡大西洋要一星期，旅費也比飛機貴，好處是可 多帶大件行李，重量限制很寬。可是我又希望能早一點報到開始工作。於是我安排同一天出發，我一人飛往紐約，Mary, Peter 跟媽媽三人搭船。先與當地朋友話別，也去 Aachen 及 Dinslaken 等地向多年來幫忙我們的德國朋友告別，訪問 Aachen 的 Knapp 一家時，他們問那部國民車 VW 怎麼辦？我已在報上登出售，告訴他我的開價，知道 Dr.Gangolf Knapp (地質學家，日後成為 Aachen 大學教授)正想買車，我很樂意地便宜賣給他。離開那一天他陪我去機場，然後開我那部 VW車回去，現在離那一天已經 45 年了我們仍繼續通信維持友誼。同一天 Dr.Raalf 載送妻及兒女前往 Bremen 港，搭乘渡洋客輪 Bremen 號去紐約。
我們依依不捨地跟住了幾年的萊茵河及對我們那麼好的朋友們珍重揮別。
我飛到紐約 JFK 機場時，大學同學城錦榮 Dr.Cheng 已好意在等我，在他照料之下，第二天我就向 Allied Chemical 報到，主管告訴我可隨時出去準備安頓家庭事，並且派專員幫我先租房子，買一台車，一個禮拜後，我已可以自已開車去港口接家人。
她 們三人於紐約港入境時，移民局 人員起初看東方人由歐洲以第一優先家屬入境，有點不尋常，經查簽証無誤，才讓她們入境。不久昭瑛 Regina 及昭玲 Theresa 由台灣到達，分離多年的一家人終於有歡喜感恩的團圓。隨後我於好厝邊地區買了四房三浴的大房子，讓我們一家六口安住下來，這段大團圓期間，每位孩子都健康 快樂地上學，妻子新雪則尋求當時很新的 IBM 主要電腦 360 程序設計專業。居住環境寬敞幽靜又有好鄰居，我的工作也很順利，成為我們一家的黃金時代。
我們四個子女都勤奮不懈，努力充實基礎，後來才能分別受名校的專業教育，對社會儘一力服務。我倆結婚至今已滿六十年，離開鄉園台灣探索人生新路程，在歐美生活經過半世紀多後，我頭髮全白，實在感恩。 (鄭炳全整理)
Visited Pastor Berntzen
P. Gabriel with us (Arthur at front left)
Student Group w. Music Hall, Berlin—Catholic Meeting Berlin 1957, Student in front of Music H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