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哲夫 愛與非暴力運動推手
楊遠薰
1946年秋天，十四歲的林哲夫走在淡江中學紅磚建築的迴廊，聽著埔頂鐘塔傳來的悠揚鐘聲，覺得這一切美妙得難以置信。
他生長在宜蘭羅東一個裁縫師的家庭，小學畢業後，因為家貧，無力升學，留在家裡打雜。如此過了兩年，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他的叔叔自上海歸來，見他資質聰穎，棄學可惜，乃提出贊助，讓他到台北唸書，才圓了這場升學夢。
淡江中學座落在淡水紅毛城旁的山腰，與隔鄰的純德女中同屬宣教師馬偕牧師創辦的學校。校舍全是西式的建築，校園十分優美，此外還有洋牧師與洋修女教授英文、音樂等課程，對林哲夫來說，這真是一所洋學堂。他陶醉在新的環境裡，感覺像進入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然而好景不常，第二個學期一開始，就發生了殘酷的228事件。不久，軍車開進學校，荷槍的軍人帶走他們敬愛的校長陳能通、化學老師盧園、純德女中訓導主任黃阿統與其他學生等多人。接著，他們的死訊傳來，恐懼的陰影立刻籠罩整個校園。那時的林哲夫才唸初一下學期，但已十五歲，對這場遽變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他學會沉默，也繼續用功，然唸到初三，因為叔叔經商失敗，面臨輟學的厄運。
「但是上帝疼我。」留著一絡長鬍子的林哲夫在六十多年後回憶這件事，微笑地說：「那時，加拿大一家教會裡的一些年約八十歲的姐妹們每人每星期節省五毛加幣，經第二代馬偕牧師娘的幫忙，資助八名台灣的清寒學生，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外，當時的淡中校長陳泗治非常照顧我，不僅給我這份獎學金，還讓我到他家吃三餐，並親自教我彈鋼琴，鼓勵我升學。這份溫情，讓我永誌於心。」
就這樣，他完成初中，考上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公費的師大理化系，一步一步地走向經濟獨立的路。
林哲夫伉儷攝於台北228紀念公園。
留學加拿大
林哲夫自師大畢業後，回淡江中學教了一年理化，便入伍服役。退役後，他回師大擔任一年的助教，申請到多倫多大學的獎學金，於1960年夏天赴加拿大留學。
「出國時，我的心情很豁達。」林哲夫說：「因為我當兵時，被分發到金門當預官。到金門不久，即發生823炮戰。炮戰期間，三度炸彈落在身邊，每次睜開眼，發現命又撿了回來。因為三度與死神擦身而過，往後覺得人生最需人幫助的階段已渡過，最危險的情境也經歷過，此後一無牽掛，應當努力做些有意義的事。」
於是此後，他追求理念，勇往直前。1960年夏，他抵達多倫多大學後不久，即認識在多大化工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黃義明，很快地與他成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倆收到自日本寄來的二十本《台灣青年》創刊號。兩人一讀，熱血澎湃，因為雜誌的內容正是他們過去一直想探求卻又無從得知的有關台灣的消息與論述。於是此後，黃義明、林哲夫、另外四名多大的學生及三名多城的鄉親便互相傳閱《台灣青年》，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台灣的事情。
1961年，他們發起成立多倫多大學台灣學生會，陸續舉辦探討台灣歷史或唱台灣歌謠的活動，更在那年年底在多大舉辦《台灣之夜》，介紹台灣文化予加國的人士。
同年12月8日，加拿大駐聯合國副代表布魯克斯( Brooks) 參議員在聯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指出：「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在聯合國監督下進行公民投票決定」。這項言論令他們極感興奮，也開始用心研讀這方面的資料。
林哲夫笑著說：「我在多倫多大學主修核子物理，但卻花更多的時間在研讀台灣問題與從事台灣人運動上，所以博士學位就唸得比別人久一點。」
1963年，獲得化工博士的黃義明到滑鐵盧(Waterloo)大學教書。那年夏天，黃義明與仍在多大求學的吳居宏、林哲夫等三人共同發起台灣鄉親尼加拉瓜大瀑布(Niagara Falls)郊遊，許多人報名參加。
當天，大家在美麗的尼加拉瓜大瀑布風景區玩得十分盡興，回多倫多後，又一起到餐廳吃晚飯。用餐時，有人建議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以便日後經常聯誼。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熱烈的討論，眾人當場通過成立「加拿大台灣同鄉會(Taiwa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簡稱TCA)」，推舉黃義明與鄭建駟為正副會長。
1964年春天，由於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他們進一步成立「台灣住民自決聯盟(Formosan League of Self-Determination) 」，由黃義明教授擔任主席。
那年9月24日，台大法學院的彭明敏教授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等三人因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為國民黨政府逮捕，震驚海內外。在加拿大的這群台灣人聞之群情激昂，決定立刻展開救援工作。
他們將才成立半年的 「台灣住民自決聯盟」更名為「台灣人權委員會」。接著，他們與彭明敏海外的兩個母校─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的麥吉爾(McGille)大學與法國的巴黎大學密切聯繫，並向加拿大與法國的外交部、司法部、加拿大民權同盟及加拿大的媒體發尋求支援，然後又要求美國國務卿、聯合國人權總署、國際法學學會(IJC)及方成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關心。
「當時打電報很貴。」林哲夫說：「一通發至瑞士或倫敦的電報要加幣52元，約略我兩個月的房租。但是為了營救彭教授等人，我們集資湊款，不惜一試，結果竟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們當時發了兩通電報，」林哲夫又說：一通至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法學學會 (IJC)，另一通至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I)。結果，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將彭明敏列為該年度的政治良心犯，並指定瑞典分部負責營救。也因此，彭明敏逃出台灣的第一站，即到瑞典。而國際法學學會則派一名理事到台北出席彭教授的調查庭。我們對這樣結果，都感到很興奮。」
1965年，黃義明、蔡明憲、林耀姍、洪全智和林哲夫等五人更在彭明敏案的宣判日，前往渥太華的台灣駐加拿大的大使館前示威，引起加拿大國家廣播電台 ( CBC )和各英、法文報紙的大幅報導。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當時，CBC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裡作長達五十分鐘的專題報導，不僅訪問黃義明教授，更撥國際電話訪問彭明敏，導致國民黨政府必須派高層官員到加國解釋溝通。」林哲夫說。
經過彭明敏案的抗議事件，林哲夫已成了回不了台灣的黑名單人物，只有將他鄉當家鄉。幸好，他在這時獲得一位牧師女兒的芳心，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郭哲欽(Sophia) 是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郭馬西牧師的千金，生於新加坡，在日本長大，十六歲回台灣就讀北一女，爾後進台灣神學院研讀。她於1954年留學美國，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神學院攻讀宗教與教育。畢業後，她在俄亥俄州一所長老教會服務，然後在1966年經由姐姐的介紹，認識林哲夫，締下這樁美好的姻緣。婚後，兩人定居加拿大多倫多。
1968年，林哲夫終於獲得多倫多大學的核子物理博士，並在多倫多市區的萊爾森科技學院(Ryerson Polytechnic institute)覓得助理教授職務，開始他往後長達二十七年的教授生涯。
踏破鐵鞋尋URM
精力充沛的林哲夫在萊爾森科技學院任教的同時，繼續活躍於多倫多台灣人的社區與教會。七十年代，他擔任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加拿大本部主席，配合組織的政策，從事宣揚台灣意識的啟蒙工作。
其時，島內的民主意識正在滋長中，其蔓延的程度令國民黨政權感到不安。因此在 1979年12月，國民黨政府藉高雄事件，全面逮捕島內的異議人士，舉世為之嘩然。當時為防止這些民主鬥士被處以極刑，全球各地熱心鄉親即刻展開救援。曾參與營救彭明敏等良心犯的多倫多鄉親亦熱血沸騰四處奔走營救。
1965年彭教授被捕， 加拿大的留學生到Ottawa的ROC大使館示威。 中間是林哲夫（當時是多倫多大學研究生），後面戴帽子的那位看起來像是黃義明教授（當時是多倫多大學助理教授），另一位則認不出來。(照片與說明由陳星旭提供)。
這期間，林哲夫隸屬的教會因為領養施明德的二哥施明雄為關懷的對象，開始有教友對教會參與政治的程度持不同的意見。林哲夫乃與一些理念較接近的會友另創多倫多台灣人聯合教會。
在美麗島事件審判期間，由於新教會缺乏牧師，身為教會委員的林哲夫便經常與加拿大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簡稱PCC) 總會聯絡，也因此與該會海外宣道部幹事羅伯特牧師(Rev. Earle Roberts) 十分熟稔。
林哲夫說：「羅伯特牧師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對台灣人權救援協助甚多，我因此在1982年二月打電話邀請他到咱教會，參加我們的春節聚餐。他回說家中正好有訪客，我於是請他帶客人一起來。」
待大家見面後，林哲夫發現這位訪客是位韓國人，名叫Dr. Oh Chai-Shek(吳在直)，旅居日本，便禮貌地請問他從事什麼行業？
吳先生答稱他是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簡稱WCC)「城鄉宣道事工會(Urban Rural Mission，簡稱URM)」的亞洲負責人，目前從事組織者(Organizer)的訓練事工。
林哲夫聽了，精神為之一振。因為從事台灣人運動二十年，他常感到台灣人裡最欠缺的就是組織者的訓練，以致運動時起時落。他因此問：「URM做些什麼事？」
「URM主張以非暴力模式組織民眾，爭取權力，恢復人性尊嚴。」吳先生答：「其宗旨在強調愛與公義。」
簡短的幾句話聽得林哲夫聚精會神，因為這正是他心裡長期的一個憧憬，所以他馬上追問：「這個program訓練的內容是什麼？如何爭取到受訓的機會？」
吳先生逐一回答他的問題，兩人談得十分投契。臨別時，林哲夫請吳在直和他保持聯絡，並繼續提供這方面的訊息。
1982年五月，林哲夫接到普世教協的URM 總幹事塔德(George Todd)博士自美國打來的電話，十分興奮。兩人談了一陣後，林哲夫問道：「我們能推薦人到美國參加URM的訓練嗎？」
「其實，你們不用到美國。」塔德博士答：「因為多倫多市區就有URM的機構。」
「真的?」林哲夫叫了起來。
「沒錯。」塔德博士於是給他加拿大URM總部的地址。
林哲夫一聽，那地方竟僅離他辦公室兩條街！放下電話後，他立刻起身往外走。
他快速穿越兩條街，果然找到加拿大URM的總部。帶著無比的興奮，他跨進辦公室，對裡面的一位女士說，他想瞭解URM訓練組織者的情況。
那位名叫Joyce Smyles的祕書後來說，她始終記得Albert (林哲夫)那天走進她的辦公室時，整個臉上泛著明亮的光輝，那光簡直亮得把辦公室都照白了。
Joyce向林哲夫說明「加拿大基督徒訓練計劃(Canadin Urban Trainning Project for Christian Services, 簡稱CUT)」的內容，並安排林哲夫與該企劃的主持人費爾博士(Dr. Edgar File) 見面。
費爾博士是位社會學教授，執教於多倫多北部的約克(York)大學，為人充滿正義與人道。林哲夫到約克大學找他會談後，兩人十分投契，遂進一步商討舉辦台灣人組織者訓練營的可能性。
依照費爾博士的原先企劃，這項訓練的課程需時一年，但林哲夫認為這對台灣來的學員將有很大的挑戰，乃要求縮短為兩星期。
最後，費爾博士專門為台灣人量身訂造了一套為期兩星期的「台灣URM (TURM)」密集訓練課程，並於兩個月後在多倫多開辦第一期「台灣人URM訓練營」。
此後，這項「台灣URM」訓練營年年舉行，栽培出無數台灣優秀的草根組織領導者，對台灣社會影響既深且鉅。
林哲夫後來每次提起這段尋覓URM訓練組織者的歷程，便無限感慨地說：「從我辦公室到URM機構的這兩條街，竟讓我走了十七年！」
1991年3月23日，加拿大台灣人權協會在多倫多台灣會館開會時留影。由左至右，前排： 林哲夫、 林碧玲及陳星旭, 後排：羅益世、 林文政、朱寶山、 蘇正玄、蘇慶龍與張理邦
台灣URM的教父
第一期台灣人URM訓練營於1982年七月在多倫多舉行。費爾博士親自授課，林哲夫作口頭翻譯，學員計有林培松、林東洋、陳俊良、謝才智、蔡明憲、洪奇昌和林哲夫等七名。
兩星期的密集課程結束後，學員咸感受益非凡，但費爾博士卻認為這項訓練營若在台灣舉行，當會收到加倍的效果。
林哲夫聽了，立刻思索如何安排費爾博士到台灣教一年書。結果經過一番曲折的洽商與協調，他終於為費爾博士安排到台南神學院擔任一年的客座教授。費爾博士亦信守諾言，向約克大學請了一年的學假，於1983年秋飛到台灣，在台南神學院開了一門《社會倫理學》。
然而不久，無孔不入的國民黨情治人員即對費爾博士展開密切監視，不僅干擾他的授課，亦對校方施予壓力，導致費爾博士只教了一學期的課，便被迫提前離台。
1983 年，台灣URM 訓練營因為費爾博士不在加拿大，改在美國北加州張村樑先生經營的旅館舉行，然後在1984 與1985年又回到多倫多舉辦。這三年的學員計有陳福柱、陳宇全、蔡有全、趙振二、林宗正、黃昭凱、翁金珠、劉峰松、廖碧玉、廖碧英、原住民巴燕達魯、伍錐等多人。
URM訓練營的最大特色是每個學員都必須針對台灣的社會問題，思考「人民的痛」，再設計一項社會企案，分別從價值、系統與策略等各方面探討推動的可能，然後在回台後，立刻著手進行推動企案，因此很快地就能看到一些成果與發展。
1985年，學員廖碧英針對台灣的雛妓問題提出「彩虹專案」，布農族的伍錐針對原住民的土地問題，提出「還我土地」運動，都在台灣引起巨大的迴響，URM訓練營因此引起各方的矚目。
1986年的台灣URM訓練營改在日本舉行，但1987年的訓練營又回到多倫多舉辦。這兩年的學員包括長期進駐高雄勞工中心的林正宏牧師、台北義光教會的鄭英兒牧師與前民進黨立委鄭國忠牧師等人，都是具高度鄉土認同、懷奉獻社區決心的優秀領導人。
台灣URM在加拿大集訓的那些年，林哲夫不僅籌劃訓練營、擔任教師與翻譯、並且照顧URM學員們的生活與起居。
「這期間，多倫多的鄉親、加拿大台灣聯合教會的眾多會友與我太太Sophia都非常幫忙。」林哲夫說：「譬如，台灣來的學員吃不慣西餐，住旅館也太花費，便都住到我家來。曾經，為騰出更多房間給客人，我太太帶著兩個兒子到外地去，讓整棟房子成為台灣URM訓練營的學員宿舍。當時，台灣聯合教會的黃文勇牧師、廖碧玉牧師娘、朱寶山兄及諸多兄姐都非常熱心，隨時幫忙。每天都有教會的姐妹輪流到我家作飯菜，給學員們吃，還有一些鄉親幫忙接送學員，大家都為這個訓練營忙得不亦樂乎。」
因為台灣URM訓練營年復一年地在多倫多舉辦，多倫多鄉親乃成立「多倫多台灣URM訓練學院」，由陳宗泰擔任執行長，負責諸多聯繫與行政事宜。
1988年，台灣終於解嚴， URM訓練營因此得以在台灣舉行。自移師台灣後，台南新化口埤教會連續主辦三期的URM訓練營，費爾博士親自到台灣授課，一共培訓九十多名學員，創下該訓練營成立以來學員最多的一年。
那年年底，URM的學員引發了一件改寫台灣近代史的事。由於受到加拿大聯合教會向加國原住民道歉的啟發，那年12月21日第九期台灣URM訓練營結業後，原住民學員立刻決定進行一項還台灣原住民公義的行動。
十日後的12月31日，URM的鄒族學員將嘉義市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拉了下來，當場毀壞。一時，所有媒體競相報導，震撼全台灣。
吳鳳銅像被拉下後，效果發酵，影響所及，台灣第一座228 紀念碑於1989年2月28日在嘉義市豎立，邁入台灣社會公義的新里程。3月1日，「吳鳳鄉」正式改名為「阿里山鄉」。同年九月，所有台灣的教科書皆刪除吳鳳捨生取義的愚民故事。
這些成果帶給URM師生們無比的鼓勵，但也因為吳鳳事件造成的震撼太大，費爾博士再度被國民黨政府強制出境。
費爾博士離台後，其加拿大原住民的夫人唐納羅芙(Donna Loft) 與女兒於1989年來台，繼續負責台灣URM的訓練課程，延續費爾博士的志業。
九十年代，台灣URM的學員顯著增加，成員包括牧師、勞工、農民、漁民、原住民、婦運人士、環保人士、公職人員、民意代表…等各階層與各族群的人士。他們在結業後，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從事草根組織，然後帶領弱勢的族群走上街頭，作和平理性的抗爭。這些URM的學員深具行動力與影響力，因此被台灣的媒體稱為「街頭聖戰士」，而費爾博士與林哲夫教授也因此成為台灣街頭聖戰士的「教父」。
非暴力運動的推手
一進入九十年代，林哲夫關注的領域又邁向一個新境界。
1990年二月，經台獨聯盟張燦鍙主席的介紹，林哲夫飛到美國波士頓，參加在哈佛大學舉辦的「非暴力制裁(Non-Violence Sanction) 國際會議」。
這項會議由斐聲國際的非暴力運動大師吉恩夏普博士(Dr. Gene Sharp)親自主持。吉恩夏普是畢業英國牛津大學的社會學博士，應聘到美國哈佛大學，創立愛因斯坦研究所，並擔任所長迄今。他的論著影響深遠，其中尤以《非暴力行動政治學》與《從獨裁到民主》兩書最為人所知。
他在《非暴力行動政治學》一書裡，詳細闡述一百九十八種「公民防衛術(Civilian-Based Defense，簡稱CBD)」，教導手無寸鐵的民眾如何以非暴力模式對抗強而有力的獨裁政權。結果波羅的海三小國、烏克蘭、塞爾維亞與緬甸等國家紛紛在八、九十年代應用他的公民防衛術，竟使國家獨立或獨裁者讓步，他也因此成為非暴力運動的泰斗。
出身弱勢的林哲夫向來感嘆赤手空拳的台灣人難與坐擁龐大資源的國民黨政權相抗衡，亦對日益掘起的中國霸權憂心沖沖，因此懷著取經的心情，前往波士頓研習。
他到會議中心後，便開始讀吉恩夏普的著書。一讀之後，愛不釋手，因為吉恩夏普開宗明義地闡示：「非暴力運動是愛，不是恨；是主動，不是被動；是挑戰不義，而不是要傷害執行不義者；是自我受苦，而不是要殘害對方；是公開，不是祕密…」每一字每一句都觸到林哲夫的心。
「這豈不是我所長期追求的理想？」他內心自忖，同時決定既進寶山，絕不空手而歸。
在會議中，林哲夫用心聆聽吉恩夏普的理論，內心則思索如何將這套公民防衛術引入台灣，同時也與其他的會員維持密切的互動。
他首先邀請夏普博士到台灣演講，可是大師的行程早已排滿，兩三年內無法到台灣，於是他轉而請教其他的會員。此次參加這項會議的人來自世界各國。其中有數位是美國賓州一帶的貴格會(Quakers)教徒，另有數位來自北歐諸國，從事國防、外交與國家安全方面的研究。
由於貴格會的教友們在此之前已有非暴力行動的訓練，林哲夫乃邀請他們擔任那年七月即將在多倫多舉辦的第一屆台灣URM高級班的講師，獲得其中四位的首肯。
那年，台灣URM訓練營的初級班與中級班皆在台灣舉行，但首度成立的高級班則仍在多倫多開設。林哲夫特別在URM高級班的課程裡加入四天的非暴力行動訓練，由貴格會的講師們輪流教授。結果，來自台灣的鄭國忠牧師與林宗正牧師等學員咸認為這一百九十八招的公民防衛術非常實際有用，都建議應儘快引入台灣。
牧師劉博思（中）獲第二屆林哲夫（左）人權獎，第一屆獲獎人為Dr. Ed. File（右）。（圖：主辦單位提供）
林哲夫為此再度邀請吉恩夏普到台灣， 但夏普博士依然分身乏術。1991年六月，林哲夫趁赴德國參加歐洲台灣同鄉會之便，繞道奧地利、挪威與瑞典，拜會他在非暴力制裁會議上認識的幾位會友。
在非暴力制裁會議擔任講員的Dr. Johan Holst其時是挪威外交研究所的所長，但在林哲夫訪問挪威時，他已轉任挪威的國防部長。他接見林哲夫時說：「瑞典已將非暴力制裁納為國家安全體系之一，稱為非暴力國防。」這句話讓林哲夫深思良久，也帶給他許多啟發。
他接著前往瑞典，拜會另一位擔任瑞典國家非暴力抵抗署署長的學員，印證非暴力制裁確可轉型為非暴力國防，讓他眼界為之大開。
回到加拿大後，林哲夫決定集中精神探討如何減少台灣人組織內耗的問題，因此到多倫多大學神學院修衝突管理的課。同時，他開車到美國，拜會普林斯頓大學衝突管理學教授Dr. John Savage，當面邀請他到台灣開短期的衝突管理學的課。
隨後在林哲夫的安排下，Savage博士果然於1994年夏天到台灣，在台南神學院開了一門有關衝突管理的密集課程。「大家都認為這項課程很有意義，可惜因為經費的緣故，無法繼續。」林哲夫惋惜地說。
如此到了1994年的夏天，有一天，林哲夫忽然接到夏普博士的電話，聽得他說：「Albert，我年底可以到台灣了。」
林哲夫立刻興奮地通知在台灣的URM同工，眾人共同為吉恩夏普安排了密集的訪台行程。該年年底，夏普博士抵達台灣後，在兩個星期內，連續在台北、台中與高雄作了十場公開的演講，並在國防部戰爭學院作一場非公開性演講，結果場場爆滿，其所到之處，皆造成旋風般的熱潮。
此外，他們還特別在立法院舉辦一場「非武裝國防」的公聽會。夏普博士最後在離去前，對林哲夫說，世界上實踐他的理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立陶宛，建議林哲夫應力邀立陶宛的群眾運動領袖巴特凱維丘斯醫師(Dr. Butkevicius)到台灣訪問。
「立陶宛人民勇敢挺身對抗蘇聯霸權，成功地爭取到國家主權獨立，正是台灣人民追求的目標。」林哲夫說：「我當然希望邀請立陶宛的運動領袖到台灣訪問，但那時的我卻想不出有何機緣去認識他們。」
沒想到五個月後，一通來自台北的電話改變了他的生涯，也使邀請立陶宛的巴特凱維丘斯醫師到台灣訪問的構想成真。
回台擔任立法委員
1995年五月，民進黨立委洪奇昌打電話給加拿大的林哲夫，要他登記參加民進黨海外不分區僑選立委的初選。
不曾規劃政治生涯的林哲夫那時正忙著給學生考期末考，亦在籌劃六月即將在多倫多召開的公民防衛術(CBD)國際會議，在聽了洪奇昌的建言，參與登記後，即用心主辦公民防衛術的會議。
到了十月，他成為排名第二的民進黨僑選立委候選人。十二月，台灣立委選舉後，依民進黨的得票率，他當選為台灣第三屆僑選立委。當時他思索過去三十多年來被國民黨政權列入黑名單人物，數度欲返鄉探親或舉辦URM訓練營，皆無法成行，如今有報效台灣、落實理念的機會，胡不歸？
於是他毅然辭掉擔任二十七年的大學教授職務，放棄加拿大國籍，然後拎著簡單的行囊，回到台灣，投入爭取台灣的民主與主權獨立的第一線。
1996年二月一日，林哲夫向台灣人民宣誓，就任第三屆立法委員。他加入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負責審查外交、國防、僑務與退除役官兵委員會的政策和議案。與他同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的，尚有他當年在加拿大的老同志蔡明憲立委。
林哲夫因是自加拿大歸國的核子物理教授，又留著一絡長鬍子，初進立法院時，格外引人注目。大家都以為他會提出有關國防軍購或核能開發的質詢，但他的發言始終停留在眾人既不熟悉也不感興趣的公民防衛與非武裝國防等議程上，因此不久，一些國會記者們便將焦點轉至其他較具爆炸性的立委身上。
林哲夫不為之受挫。他默默地藉著審核議案，認真瞭解台灣的軍事與國防狀況，用心思索如何在台灣推廣「非暴力制裁」與「非武裝國防」、以及如何使群眾性防衛納入國安體系，成為防衛台灣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那年年底，他獲得一個到立陶宛的機會。1996年十一月，立法院長王金平率領一團立法委員到波羅的海三小國作經貿訪問，林哲夫爭取參加，並與吉恩夏普力薦、時任立陶宛國會議員的巴特凱維丘斯醫師聯絡。
巴特凱維丘斯醫師本是位精神科醫師，因對立陶宛的前途充滿使命感，乃轉而從事群眾運動。林哲夫一到立陶宛，立刻去拜會他，兩人一見如故。林哲夫不僅邀請到巴特凱維丘斯醫師隔年春天到台灣訪問，同時亦得到立陶宛心理建設署署長Grazina Miniotaite的許可，將其著作《立陶宛的非暴力抗爭––和平解放的故事》一書翻譯成中文。
自立陶宛回到台灣後，林哲夫立刻著手翻譯該書。與此同時，巴特凱維丘斯醫師轉任為立陶宛國防部長。因此1997年二月，巴特凱維丘斯醫師係以立陶宛國防部長身份訪問台灣。他在台灣期間，發表了〈論小國之防衛策略〉的論文。同時，林哲夫亦推出他的譯著：《立陶宛的非暴力抗爭––和平解放的故事》。一時，台灣媒體紛紛報導立陶宛人民在1989年八月成功對抗蘇聯的故事。
「所以，縱使台灣民眾對『非武裝國防』尚無概念，但立陶宛人手牽手達六百公里、以歌聲對抗強權的壯舉已深深打動許多台灣人的心。」林哲夫說。
他也因此成立「台灣國家和平與安全研究協會」，宣導這方面的知識，相信假以時日，台灣民眾會逐漸認識非暴力行動與非武裝國防的威力和重要性。
四貼良藥
林哲夫在三年的僑選立委任期屆滿後，繼續留在台灣，擔任立委戴振耀與鄭國忠的不支薪助理，共同努力推動台灣的民主與人權，也希望落實非暴力行動與非武裝國防的理念。
九十年代是台灣街頭運動最興盛的時期。台灣URM的志工們成功地運用吉恩夏普的公民防衛術，從事一波又一波的街頭抗爭運動。2000年三月，林哲夫終於目擊獨裁半世紀的國民黨政權下台，手無寸鐵的台灣人民當家作主，感動得老淚縱橫。
民進黨執政後，林哲夫仍舊在台灣南北到處奔波。他繼續宣導非暴力行動與非武裝國防的概念，雖然有時看似無立竿見影之效，但畢生從事人權運動的他深信只要播下種子，辛勤灌溉，理念終會有萌芽、茁壯的一天。
2004年2月28日，令林哲夫終生難忘的一幕景象終於發生！那年的總統大選前的三星期，台灣人民自動自發地站出來，從台灣頭到台灣尾，手牽手護台灣！這情景正是1989年8月23日波羅的海三小國人民手牽手唱歌著對抗蘇聯爭取獨立的翻版，林哲夫內心的激動與興奮可想而知。
民進黨二度執政後，從前與林哲夫在加拿大從事獨運的蔡明憲先後擔任國安會副祕書長、國防部副部長與部長，曾用心將非武裝國防納入台灣的國安體系。然而這些努力隨著民進黨在2008年的下野而告一段落。
台灣本土派在國民黨再度執政後又淪為弱勢，從事台灣人運動五十年的林哲夫悲痛之餘，覺得惟有從教育與草根運動再度著手，才能真正落實理念。經過深度思考，他重新整理URM與非暴力制裁的訓練課程，加上現代管理學的「中性第三者(3rd Party Neutral ) 」與「開放空間學 (Open Space Technology，簡稱OST)」，合成他所謂的台灣人運動領導者必須研習的四道課程。
「『中性第三者』係衝突管理學之一種，目標在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目前以長榮大學衝突研究所所長陳校賢博士在這方面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林哲夫說：「陳校賢本是一位傑出的獸醫，也是北美洲首位發現「狂牛症」病例的人。他因為關懷社會運動，在醫學界服務二十多年後，重回學校，研習組織學與衝突管理學，進而成為加拿大衝突管理學院的榮譽院士。陳博士於2004年自加拿大提早退休回台灣，在長榮大學創辦衝突管理研究中心，希望對台灣社會的衝突與轉型有實際的助益。」
「至於『開放空間學』係由管理學大師Larry Peterson 的組織再造(Organization Transmission)演發而出。」林哲夫繼續說：「無論組織或教會，都和人一樣，有生長、成熟、衰頹與死亡的生命週期。要延續其生命力，必須注視其發展，適時予以改造。開放空間學就是聚集組織內部的人，針對組織及議題，提出討論，也消弭歧見，讓成員對組織更具向心力。目前，這是教會的牧師們必修的課程，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助理總幹事林芳仲牧師負責籌劃。」
「也因此，URM、CBD(非暴力制裁) 、3rd Party Neutral(中性第三者)與OST (開放空間學)就是促使台灣成為公義、和諧社會的四劑良藥。」林哲夫一一地伸出四根手指、目光炯炯地說。
這就是林哲夫，一個年屆八十猶鍥而不捨地追求理想、終生以改造台灣社會、護衛台灣國家安全為己任的人。
美麗的晚霞
林哲夫民進黨八年執政期間，不曾擔任過民進黨政府的一官半職。他經常往返台灣與加拿大間，繼續扮演著聯繫台灣草根群眾與世界名師接軌的橋樑。
他有很強的外語能力，亦擁有二十七年加拿大物理教授的資歷，同時長期做加拿大台灣人社區與教會的對外聯繫工作，所以他能與世界級的社會學大師如費爾博士、吉恩夏普博士或群眾運動領袖巴特凱維丘斯醫師等人談得深入，並且遊說他們到台灣演講、甚或授課。
與此同時，他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及台灣URM訓練營的學員們都有密切的聯繫，不斷地安排他們接觸最新的世界潮流思想，並接受世界級名師的教誨，提升他們的視野，增加他們的信心，也激盪他們的腦力，從而向下延伸至台灣的基層，影響台灣的社會。
而在林哲夫長期從事這些工作，他的太太Sophia始終扮演著支持與協助的角色。自幼在日本長大、1954年即留學美國的Sophia有一種東瀛女性的婉約氣質，講著一口流利的英語與帶著日本腔的台語。
生長在台灣第一位留美牧師的家庭，Sophia一直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並且深受其父郭馬西牧師的影響，視台灣為她的故鄉。也因此，她在1967年與林哲夫相識時，雖知林哲夫已因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亦不害怕，坦然與之交往，進而共組家庭。婚後，她並且與林哲夫一起活躍於台灣人的教會與社區，亦幫忙招待一些到加拿大留學的台灣學生。
林哲夫笑著說：「當年，因為我是眾所周知的黑名單人物，所以有人會忌諱與我交往，但也有人不在意。」
他接著談起一個小故事，說：「早年，有位台灣小姐到多倫多留學，在學成即將歸國前，我與內人幫她開餞別會，也合拍一張照片。不料她回台入境時，那張照片被搜出，害她遭受許多盤問與調查，並且往後五年無法出國，讓她的未婚夫在國外足足等了五年。經過那次風波，我從此避免與人合照，免得拖累他人。」
當年因為從事台灣人權救援工作，林哲夫頻繁與許多人聯繫，尤其自美麗島事件後，林家的訪客日增，Sophia總一一接待。而自1982年以後，因為台灣URM 訓練營幾乎年年在多倫多舉行，林家更成了台灣URM學員的招待所。
林哲夫說：「有時候，學員較多，家裡房間不夠住，我就請Sophia帶著兩個兒子住到別人家去，她都沒抱怨。」
Sophia在兩個兒子長大後，重回學校，研習蒙特梭里 (Montessori) 幼兒教育。她並且在1995年應台南神學院之邀，回台訓練蒙特梭里幼兒教育的師資，並協助推廣台灣的幼兒教育。爾後則與林哲夫在加拿大與台灣兩地來來去去。
我曾數度在北美洲的台灣人聚會裡見到林哲夫教授伉儷，每回總見打扮齊整的Sophia站在留著一絡白長鬍子的林哲夫教授身旁，不斷地向前來致意的朋友微笑、鞠躬與握手。
在林哲夫對我暢談城鄉宣教組織與非暴力行動等諸多理念之際，Sophia總是微笑地在旁傾聽，不予打岔。
2010年春，林哲夫教授約我在台北228紀念公園內的「台灣公義行動教會」見面。那日的禮拜由鄭國忠牧師講道，與會的會友有林哲夫教授伉儷、Sophia的弟弟郭惠二教授、弟婦林瑪利醫師、「公投護台灣聯盟」的蔡丁貴教授伉儷、以及多位出自台灣URM訓練營的社工如林芳仲牧師、陳浩德牧師…等多人。
這些牧師與社工們都小林哲夫教授一至兩輩。他們的臉泛著平和的笑容，似乎早已坦然獻身於愛與非暴力行動事工。林哲夫在他們之間顯然是一個從事社會運動的前輩、一位引導他們與世界最新思潮接軌的導師、亦是一個與他們一樣始終心懷台灣、願為這塊島嶼獻身的兄長、朋友與同志。
台灣URM訓練營繼續一期期地開辦，逐梯次地訓練出一批批充滿活力與理想的年輕志工。」林哲夫說：「誠然有時會面對一些挑戰，但我們的理念與方向是正確的，我們一定會繼續為推動一個愛與和諧的社會而努力。」
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後，他身旁著的Sophia依然一貫地微笑。掛在二二八紀念公園天邊的一輪夕陽逐漸映紅了天空，五彩的餘暉照在一對面帶笑容的長者的臉，林哲夫白色的長鬍子在微風中輕輕飄動，形成一幅美麗的景致。(end)
堅持非武裝國防 林哲夫奮鬥不懈
陳宗逸
帶領「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向政府提供建言，深信台灣國防的根基要從人民心防著手，才有可能抵禦中國強大武力威脅。
當第一次與林哲夫見面，你會睜眼看到一位滿面微笑的老者，留著類似國民黨大老于右任的滿臉白鬚，以極為謙遜的口吻對你說：「你好，我是林哲夫，很抱歉，我認識的人不多……」，然後，他會以誠懇的態度遞上他的名片，不論你是不是年輕的後輩，他對所有初認識的朋友都是這麼的對待，完全不像傳統的台灣政治人物。
兩年多前，林哲夫從民進黨僑選立委的位子上退了下來，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他使用立法委員戴振耀國會辦公室的一角，擔任他「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ＴＲＡＮＰＳ）」理事長的職務，繼續奉獻給他從年輕到現在所一貫堅持的理念。「台灣國家和平與安全研究協會」是一個非官方的民間組織，目前有將近一百多位的成員，包括立委、前國代、教授以及醫生，這一些擁有專業身份的無給職成員，利用閒暇時間，每二、三個月開一次會，探討台灣的安全議題，並且翻譯、出版各項刊物，為政府提供政策上的建議。
苦學出身 熱中民主運動
「我家裡是貧苦出身，父親是一位裁縫，沒有什麼錢讓我唸書，算是苦學出身」。目前擁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核子物理學博士的身分，都是林哲夫長年苦讀的結果。「我在一九六○年坐船到加拿大修碩士和博士，算是相當早期的留學生」，「到了加拿大，體驗到西方式民主與人權的洗禮，我的眼界全開……，剛剛到了不久，我就開始參與各式的人權與民主運動，當時我還在唸博士，我的指導教授還曾經質疑，我到底是不是學生？因為參加活動太熱心了……，我們成立了一個叫做﹃台灣人人權委員會﹄的組織，算是全世界台灣人第一個人權團體」。
「一九六四年秋天，國民黨逮捕彭明敏教授等人，我開始積極介入相關的請願活動，集合許多的台灣留學生，向包括國際特赦組織以及國際法學家學會等機構求援」，「當時大家都很窮，我一星期的房租是七元加幣，但是在所有留學生拼拼湊湊的情況之下，我們以每通五十二元加幣的電報，共發了兩通急電給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總部，請求他們重視彭明敏他們被捕的案件」，「我想，也許大家省吃儉用所打的電報發生功效，國際特赦組織倫敦總部選擇彭教授為『年度政治犯（Prison of the Year）』，並且特命瑞典的特赦組織分部，負責彭教授的人身安全」，「也因為這樣，彭教授逃出台灣之後，才會選擇瑞典為第一站」。回憶學生時代意氣風發的人權行動，林哲夫臉上充滿了與他年齡並不相符的朝氣，理想主義的性格不自覺顯露出來。
「當時我們根本就不認識彭明敏，完全是靠著熱情在做事情」，林哲夫回憶起留學生時期名列黑名單的往事，「就因為這樣，國民黨把我和一些學生名列黑名單，三十幾年不讓我回台灣！」「有一位來加拿大的台灣人，因為他照的照片中有我，回到台灣後竟然有五年沒有辦法出國……」「我的許多親戚朋友都被國民黨特務騷擾，連我的丈母娘也是」，「國民黨要我丈母娘好好管管她的女婿，但是我丈母娘卻向國民黨特務說：『我連我女兒都管不到了，何況是女婿，你們有辦法，就儘量去抓他們啊！』」想起丈母娘當時的妙問妙答，林哲夫笑聲不斷，似乎也回應著時代悲劇所造成的荒謬與無奈。
名列黑名單 未能奔父喪
「一九七一年，我父親過世，但是家人不敢通知我回來，國民黨特務眼看事情如此，竟然要我弟弟勸我回來，他們說『要回來才是孝子』，但是我家人不為所動，還是沒有通知我，父親過世三個月之後，才透過我太太的小妹，間接將訊息傳給我，家人並要我稍安勿躁。一九八○年，一位宜蘭羅東的牧師來加拿大才告訴我，說我父親的追思禮拜上，到處都是穿西裝的特務埋伏等著抓我！」因為黑名單而無法返台見父親最後一面，林哲夫雖然身為基督教徒，但言談中充滿對這一件事情的不捨。
一九九○年，林哲夫的母親去世，他才首度回到台灣，停留了十三天。但是為了回台灣的護照問題，也和國民政府的駐外單位周旋許久。「他們硬說我的加拿大護照是假的，有問題，所以無法給我簽證」！好不容易回到台灣奔母喪，當時正當郭倍宏事件如火如荼之際，國民黨政府到處要抓郭倍宏，以為他會到宜蘭林哲夫母親喪事的現場，所以大批軍警到現場埋伏，一位看起來像郭倍宏的青年羅益世，就這樣誤打誤撞被關起來！
短短逗留台灣十三天，當時已經取得加拿大籍身分的林哲夫，還是等到一九九二年刑法一百條廢除之後，才正式回國。那一次是為了返台參加台獨聯盟的中央委員會。「一九七○年，美國、歐洲、加拿大以及日本的台獨組織合併為台獨聯盟，四個地方共四位代表簽署宣言，我是四位簽署者之一，代表加拿大地區，蔡同榮代表美國地區，辜寬敏替一位代表日本地區的台裔醫生簽署，歐洲方面則是一位現任僑務委員的鄭先生」。「一九九二年那一次回台灣開台獨聯盟的中央委員會，也是險象環生」，「我們當時是在桃園龍潭的一間汽車旅館（Motel）開會，房間到處都是竊聽器，旅館附近還有一整個師的部隊在實彈演習，一支全副武裝的陸軍部隊還臨時在附近駐紮……」，回顧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台獨勢力的疑懼，到今天言論尺度的開放，林哲夫搖頭感嘆。
核子學專家 強調非武裝
「我對生死是很淡薄的……我師範學院（今天的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之後，到金門服少尉預官役，剛好遇到八二三炮戰」，「我數一數，一共有三次的機會可能會戰死，但是都熬過來了」，也因此，林哲夫對於人生的種種得與失看的比一般人輕很多，同時也對個人的理想更加堅持與把握，很少退讓。「國民黨駐外單位曾經要我簽什麼切結書，說這樣子就可以回台灣了。」所謂的切結書，就是要承認自己過往的行為都是錯誤，然後必須保證自己回台之後不會從事相關的「非法」行為。「那一些有關民主、人權與台灣獨立的理念，都是我三十年來堅持的人生原則，他們竟然要我瞬間否定我三十年來的生命！」「所以，我當場跟他們講，『你們一定是瘋了，才會要我做這樣的事情』！」用西方式自由主義的思考模式來質疑中國官場的官樣文書，林哲夫純粹直覺那一份切結書不合理，但是國民黨駐外單位卻相當不滿，指控林哲夫「說他們是瘋子」！這一件糗事，還是靠當時一份在台僑間流傳的「台灣公論報」報導，才被揭露出來。事實證明，中國官場與西方式自由主義的關照重點，完全是兩碼子事情。
也因為這一份純粹理想主義的堅持性格，林哲夫回到台灣之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一九九六年一月，他主動放棄加拿大的國籍，同年擔任民進黨的僑選立委，並且開始長期關注外交與國防議題。頂著「核子物理博士」的頭銜，林哲夫在立法委員任期期間，將心力投注在他早年所研究的「非武裝國防」議題，他相信台灣國防最底層的根基，還是必須結晶在人民的心防上，不論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都必須納入「非武裝國防」的架構之中，台灣才有可能抵禦中國強大的武力威脅。這個探討國防的切入點，與他「核子物理學博士」的身分有一點落差，並非著重在軍力硬體設備的追求上，反而是深入人心的一種再教育的啟蒙工作，在講究速食文化以及武器至上的台灣國防評論界，林哲夫所堅持的理想，注定成為鎂光燈忽略的一角。
滿懷理想 旅程注定寂寞
在台灣的政壇，沒有了立法委員的身分，政治舞台的光芒就會黯淡許多，問問林哲夫，會不會感到「寂寞」？他反而笑笑說，「我感到的寂寞，並不是因為鎂光燈忽略了我，而是我所著重的『非武裝國防』理念，得不到台灣社會應有的重視，所以我感到寂寞。」「我曾經在立法委員任內，跟幾任國防部長有過交流，包括蔣仲苓和唐飛，但是他們都對我的理念不置可否，和他們講半天，都沒有什麼下文」。今天就算新政府執政，重新拿與「非武裝國防」氣味類似的「全民國防」當口號，國防部也只是應景的辦一辦什麼「全民國防徵文比賽」，好像要民眾寫幾篇文章，這一些理想就會成真似的。
推動「冷門」的理念，本身就是寂寞的旅程，但是林哲夫深信他今天認為重要的觀念，一定是日後台灣自保的重要關鍵。「我看到目前台灣的局勢，實在是很憂心，新政府又步步退讓……我覺得台灣與中國之間目前處於動態的恐怖平衡，而這個動態是朝向戰爭的結果邁進……」，憂心台灣前途，林哲夫並沒有因為民進黨執政而放鬆自己的腳步。採訪結束之前，林哲夫還熱心的拿出他蒐集的各種中、英文資料給記者看，希望能夠多一個人了解「台灣國家和平與安全研究協會」的理念，多幫他傳播一點，在他依然熱切的笑容之中，我們深深體會一位純粹理想主義者的熱情，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為他稍感一點不捨。(摘自新台灣新聞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