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美人： 活出精彩的人生(中)─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2013-02-28)
活出精彩的人生(中)─王康厚談「我們這一家」文楊遠薰 圖王康厚
1981年，失聯33年後，與二哥、二姐團員照。由左至右：康德、康陸、二哥康緒、母親、大哥康羲、康厚、二姐斌斌、曼珠。
母親生日，家人合影於康厚家。由左至右：美珠、恭子、惠音、康陸、康厚、母親、曼珠、康德。
1991年，王康陸出獄後留影。
康厚與康陸兩兄弟夫婦及康陸家的愛犬郊遊合影於紐澤西。
但就在小陸到紐約做事的那一年(1971)，調查局的人找上了王康厚。
他們到他的公司，對他說：「你的弟弟王康陸在美國被共產黨利用，做了一些傷害台灣與台灣人的事情。你要寫信勸他，叫他不要再做壞事。」
康厚心裡懷疑，但基於白色恐怖的經驗，他對調查局的人唯唯諾諾。他們要他寫信，他便取出紙與筆，當面寫道：「小陸，你在美國，不要做對不起台灣與台灣人民的事。」
寫了兩行，寫不下去，他停了下來，與調查的人打電話哈哈。但他們執意他寫完，他便又寫道：「台灣現在很進步，也很民主，你若有機會，要回來看看…。」寫完後，他把信交給調查局的人，讓他們帶回局裡寄。
隔日，正好有一日本人來訪。他靈機一動，立刻取出紙來，簡短寫道：「小陸，昨天寫的信，非出我本意，請勿理會。」然後請日本友人帶回日本寄。
一個多月後，王康厚接到康陸的回信。信裡，小陸辯道他在美國沒有做壞事，但受壞人誣告，誣指他是共匪同路人，其實這些全非事實。
王康厚於是把信交給調查局的人，希望就此了事。但是半年後，他們又找上了門，對他說王康陸仍在美國做壞事，問他有無機會到美國？能否當面勸勸康陸？
王康厚一口答應，半年後申請赴美考察，果然很快就核准。他出發前，調查局的人去看他。他到美國一個多月後，回台的第二天，調查局的人又出現。
「我的弟弟不是共產黨員。」王康厚聲音朗朗地對找上門的調查員說：「他非常愛台灣，批判共產黨比批判國民黨還厲害。」
這些都是據實以告。事實上，王康厚本身也很想知道康陸在美國，究竟做些什麼事？所以他直飛紐約，與康陸相見。兄弟相處時，他觀察小陸，覺得他對兄長熱誠如昔，婚姻美滿，工作順利，在朋友間也很得人緣，對台灣更充滿關心，實在看不出有什麼變壞的跡象。
因此，他問小陸：「何以調查局的人說你在美國做壞事？」
小陸回說，他沒有做壞事。他在堪薩斯州大唸研究所時，與同學合創台灣同學會，並當過會長。到紐約後，熱心紐約台灣同鄉會的事務，並在尼克森到中國與周恩來簽署尼周公報後，與眾鄉親一起到華府抗議，還進入台灣駐美大使館內宣讀抗議文。這些想必就是他被列入黑名單、被稱為做壞事的原因。
「這些都是愛台灣的事，何以因此被列入黑名單、被宣稱做壞事？」王康厚不解地問。
「因為我們主張打倒蔣家獨裁政權，建立台灣為一民主、自由而且獨立的國家。這種主張不為國民黨政府所容。」小陸答。
王康厚這下十分駭異，因為在他一向的觀念裡，不是國民黨，便是共產黨，不曾有過台灣獨立的選項。於是，他繼續追問台獨運動究竟主張什麼？立論何在？
小陸便從舊金山和約、台灣地位未定論說起，一直講到台灣前途應由島上住民自行決…等等。王康厚邊聽邊訝異這位平日不多言的小弟竟是講話如此層次分明，而且學識淵博、立論有據。此後，兄弟倆聚在一起，便談論這些議題。
回到台灣，王康厚自不便呈報一切，僅堅稱「我弟弟不是共產黨員」。調查局的人顯然不買帳，以後每隔一段時日，便來盤查一下。
1975年夏天，到南美旅行的王康厚突然接到公司打來的緊急電話，告以調查局的人帶稅務局的人前來查帳，帶走所有的帳簿。
王康厚火速趕回，馬上與對方溝通。對方告訴他，他的公司逃稅，將罰三千萬！
三千萬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的大數字。「就算整個公司都賠掉，也不可能繳出那數字！」王康厚激動地回應對方。
講著講著，他叫嚷了起來：「你們根本是蓄意找碴，無中生有，乾脆讓公司倒了算了！」
結果隔天，就有人來找他，對他說，他那樣做，徒然敗事，無法解決問題。真要解決事情，還得放軟身段，與對方私下好好談判。說穿了，就是找人說項、送紅包、談價碼。
王康厚想起從前父親在北京被捕時的際遇，也就冷靜下來。此後十來天，他每天早上九點鐘就到華陰街的「兩路(公路與鐵路)調查站」報到，每次約談一個半小時。約談之後，他就找人關說，然後依照指示，一一送紅包，打點一切，正如從前父親坐牢時家裡依指示行賄的翻版。
如此到了第十天，價碼談妥四百萬。然後，對方要他在應訊時大聲叫喊：「乾脆讓公司倒閉算了！」他照辦。數日後，法院開出的罰鍰果然就是四百萬台幣。
「四百萬罰鍰加上大約兩百萬的行賄，」王康厚說：「公司實在撐不下。而且半年後，他們竟又來搜一次，簡直像無底洞。」
結果，股東們從各方面考量，決定關門大吉。他也因此拜託在美國的曼珠幫忙，請她幫他們一家辦移民手續。
「曼珠早在1961年即到美國，」王康厚說：「與丈夫住在紐約皇后區。我與康德兩家後來的移民美國，都是她幫的忙。」。
中年移民國外，猶如連根拔起，另起爐灶，絕非易事。但事至如此，王康厚只有繼續向前，同時勉勵家人，只要肯努力，在美國總有機會，然後在1979年夏天，攜全家移民美國。
4
抵達美國後，王康厚一家在紐約的法拉盛落腳。他已四十七歲，既無雄厚的資金，亦無耀眼的學歷，卻有四個正在成長的孩子，自有許多生活的壓力。
他需要馬上工作，因此先經康陸的介紹，到一位台灣人投資的店裡打工，同時亦到日本人開設的尋才公司登記，希望能在日人經營的公司裡謀到一職。
七十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不少日本企業為進軍美國，紛紛在紐約購置不動產與公司行號。王康厚就在這時機中，在紐約的一家日本銀行找到一份總務部門的工作。
他到日本銀行上班後，工作十分努力，不久便獲上司信任，爾後逐級升遷。與此同時，太太亦在一家台灣人的醫師診所做事，一家在美國的生活便安定下來。
這後，他們的母親與他們同住，四個孩子亦先後上大學與研究所。他們亦經常與康德、曼珠及康陸三家互動，儼然在紐約另組一個大家庭。
提起弟妹們，王康厚說：「康德自軍中退役後，在別家公司工作一陣子，就到我的公司當業務主任。後來公司被抄，生意做不下，康德便偕太太方惠音在1977年移民美國，也住在法拉盛。」
「康德在服役時認識方惠音。」康厚笑著說：「惠音畢業於國防醫學院，在軍中的醫院當護理長，官階中尉。康德不過是個服役的阿兵哥，但見了漂亮的女軍官就追，結果竟讓他追上了。我當年還陪他到屏東南州去提親呢！」
康德移居美國後，白天在美國人的公司工作，晚上到附近的大學進修，數年後再轉到台灣人的企業上班。惠音則考進郵局，成為聯邦政府的公務員。兩人都先後當過紐約台灣同鄉會的會長。
「康德個性內向，」康厚說：「惠音比較活潑、人際關係佳，所以涉入台灣人社團比康德還要廣。她的父母是廣東人，父親服務屏東南州糖廠。因為自小在南台灣長大，惠音會講台灣話，也很認同台灣，在九十年代曾先後擔任過北美洲台灣婦女會會長與台灣人權會會長。」
么弟康陸是全家最早接觸台獨運動的人。他在紐約的AT& T(美國電話與通訊公司)擔任系統分析師，因為太太美珠在紐澤西的一家跨國公司擔任化學師，所以住在紐澤西，每天通勤到紐約上班。他與美珠共育一子寧文。
王康厚說：「小陸承襲父親的文采，中、英文俱佳。當年台獨的一些重要論述，皆出自他的手筆。他的個性溫和，總是默默地做事，所以在同鄉或獨盟(WUFI)裡，都深獲好評。」
王康陸於1975年出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宣傳部負責人暨《台獨月刊》總編輯，1977年起，連續擔任六屆長達十二年的獨盟秘書長。
「小陸一直都很忙。」康厚又說：「他上班之外的時間大都放在獨運上。 有時下了班，他會到我家看媽媽，但常常吃了飯就走了，或許到獨盟工作室，或許到台灣公論報，總是來去匆匆。」
「他很瘦，又有胃病。」他繼續感傷地說：「常常要吃飯了，他就胃痛。每次胃痛，便臉色蒼白，吃不下飯。媽媽見他瘦成那樣子，很不捨，就問他：『你這麼為獨運奔波，有用嗎？』他回答說：『有沒有用，我也不知道，但事情總要有人做。』我母親那時每個月領一百多美元的社會福利金，每次小陸告辭時，便三十、五十地塞給他，說要捐給台獨聯盟。」
那些年，因為孩子都在唸書，王康厚的生活壓力大，王康厚可說有班必加，盡量工作。「但凡是台灣人的活動，我們一家大小都參加。」他說：「不管是街頭示威或同鄉會的活動，我們與康德、康陸三家從不缺席。」
自他移民美國後，台灣與海外都發生一連串重大的事情，包括1979年的中美建交、美麗島事件至1980年的林義雄家血案、美麗島大審判，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等等，令所有關心台灣的人熱血沸騰。
其時，島內的民主鬥士因為有生命與自由的危險，極需海外的奧援，因此頻頻透過管道，造訪美國。海外的台灣人社區則因為一批接一批的島內人士的造訪而熱鬧非凡，負責聯絡與接待的人亦忙得團團轉。
王康厚自威權統治的台灣來到自由開放的美國，又身處朝氣蓬勃的台美人社區，頓時感到蟄伏已久的熱情逐漸復甦起來。他覺得雖然較晚才到美國，生活有壓力，但精神上卻很開懷，尤其這段期間，他們的家庭遭遇一樁極不尋常的事，那就是與失聯三十三年的二哥與二姐團圓！
美、中建交後，雙方便互派學者訪問。他們因此把握機會，託人探聽二哥與二姐的下落，結果在1980年春、夏間獲得了消息。他們的母親與妹妹曼珠立刻辦手續，飛赴北京，果然見到了三十三年毫無訊息的二哥與二姐。
原來他的二哥與二姐都早已改名，但都在著名的大學擔任日文的教授。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清算、鬥爭，二哥尤其被下放、勞改，直至1980年方獲得平反。他們那時的生活十分清苦，所以在母親與曼珠自北京回美國後，在美國的弟弟妹妹便趕緊集資，邀請他們到美國探親。
王康厚說：「我父親在世時，三不五時便找人算命，看他倆是否還在人世？我母親則是有廟必拜，心裡經常惦記著他倆。如今總算見到了、摸到了，也在一起講話，那種感覺真的是恍如隔世。」
於是自1981至1984年間，他們三次邀請二哥與二姐到美國，帶他們到處旅遊，也陪他們逛商場、購物。
「我當年與二哥、二姐分手時，已經十七歲，」王康厚說：「所以對他們很有記憶。尤其他們唸大學時，我是小學生與初中生，對他們很崇拜。印象裡的二哥一直是聰明、自信，很會分析時事，凡事很有見解，可說是我當時心中的偶像。可是失聯三十三年後重逢，我心裡覺得他昔日的那種銳氣與英氣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小心翼翼與誠惶誠恐，我看了很感傷，心想環境確實會改變一個人。」(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