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冬天﹏﹏我記憶中的二二八
吳真惠
那一年的冬天真冷，真長，長得好像春天永不會來臨。
早上六點多天還沒亮，陰霾的嚴冬夾著毛毛細雨，阿公已提著便當，拉出腳踏車，右腳往車上一跨就和一個外號「扁頭仔」的小伙子一起上工去了。外面風聲是緊了，但說什麼，麻煩也不應該落在我們這些升斗小民身上吧！再說，三餐能不張羅嗎！小伙子大約十八、九歲，已經賦閑在家，沒有工作有相當時日了，阿公幫他在鐵路局找到個小差事，他非常歡喜，每天都來陪阿公一同去上班。今天也不例外。
「開門啊！開門啊！」一陣緊迫的敲門聲，好像是阿公的聲音，怎麼才出去不久就折回來了？大概是忘了什麼東西吧？
「穩死不會活，穩死不會活……，」大門一開，只見他喃喃自語，不停的重複這句話，全身發抖，上牙打下牙打得噠噠響，許久不能作罷，一張臉因為是冷還是驚嚇縮成一小團。阿媽讓他喝了杯熱茶，才勉強把他的神智定下來。他說扁頭仔在離家不遠處被幾個阿兵哥由腳踏車上拖下來，不由分說的用槍桿往他的身體和頭部猛擊，血流滿面，小伙子一邊喊痛哭叫，一面跪地求饒，阿公也跪下幫忙求情。他們揮手叫阿公回去，阿公嚇得破了膽，那還敢逗留，拖著車迅速離開了那個人間地獄，他那條老命算是從閻羅王手中搶回來的。小伙子的哀號就狠心當著沒聽見，頭也不回的離開。阿公病了不少時日，都是這個夢魘作遂。剛開始還會逢人便述說一番，以後就噤若寒蟬，不願再提了。
白天幾乎整年都不關的大門，都三月了還老是關得緊緊的，既使廚房在生火的時候，一屋子的煙也只敢把門開一點點透透氣。三嬸婆說冬天的風是尖的，既使沒有洞孔也會鑽進來。今年的冬風特別尖，把門窗吹得格格作響，真的是春寒料峭，澈骨的冷風從門縫窗隙間硬擠進來，大家冷得把脖子都縮起來，兩手直搓個不停，一邊搓一邊呵氣，要不，兩手會又乾又硬。三餐沒有一餐吃飽，還能不冷嗎？三嬸婆的兩隻手老放在衣兜裡，實在太冷了，她的衣兜裡藏了個小「火籠仔」，火籠仔裡燒著木炭，發出微微的光熱，我沒事就會賴在她身邊死纏，趁機暖和暖和我的小手。今年冬天不只是風特別尖，今年是有點特別，大人們總是在竊竊私語，不准小孩亂吵。他們說的不外乎是：「市面上買不到米，黑市的米又貴得讓人伸舌頭，甚至在戰爭的時候都沒這般糟糕……什麼東西都貴得不能摸的……。」每次媽媽需要出去「亭阿腳」拿木柴進來燒飯，總是東看看，西瞧瞧，才敢開門。街上靜悄悄的，是怎麼回事啊？
台北的冬季，就是那麼討厭，陰沉、落雨、潮濕，真是冷得不乾脆。天氣就像路上的瀾泥巴一樣，令人生厭。我呆在家裡，只敢遠遠的，從一小方玻璃窗往外看，臉不得貼著玻璃太近，有人因此還吃了外面士兵打進來的子彈呢！枯葉乾草被風吹，一會兒往東，一會兒朝西，最後就都擠在房子牆腳落的一灘瀾泥巴裡，大風再刮起來，有的就會往上再飄，舞個不停，不知又要落在誰家的牆腳落。門窗繼續格格作響，我們呼出的水蒸氣凝聚在寒冬的冷空氣中，漸漸的也凝聚在玻璃上，外面變模糊了。我含在嘴裡的糖球溶化得差不多了，心中真是有點煩了。隔壁的好友「虎姑婆」不知在幹什麼，八成也是挺無聊的吧！趁媽媽要出去拿柴火，趕緊跟了出去。站在「亭仔腳」邊上，向左右兩頭一瞧，才知道每家都是大門緊閉，沒看見虎姑婆，倒是看到街上的幾個「阿兵哥」扛著有「槍尾刀」的槍（刀出鞘的槍）來回不停地從街頭度方步到街底，家家關門閉戶，靜悄悄的，匝無一個其他人影。淡水河的河堤上也有阿兵哥站崗。這些穿著「舖棉裘」（棉襖）的阿兵哥，土裡土氣，沒有一點令人尊敬的威儀，卻有令人生厭和恐懼的形像。不像日本兵那麼挺拔和整齊。日本兵的綁腿打得很扎實，皮靴擦得挺亮的，走起路來抬頭挺胸，皮靴發出「嘻唰、嘻唰」的聲音，相當威風，不得不讓人敬畏三分。聽媽媽說這些穿棉襖的阿兵哥，有的手中持有沾著重重的迷魂藥的手絹，只要在小孩的頭上一抹或鼻子前一幌，小孩子就會傻傻的跟著他們走，被騙走的孩子就會被賣去唐山，宰了去做肉包子的餡兒。那些日子，真有許多人家的孩子突然不見了，連尸骸都找不到，肯定是被賣到唐山去作肉包子去了。看了這種景象，恰好跟媽媽說的一模一樣，又想起了媽媽的叮嚀，本來想在亭阿腳的水泥地上玩拍拍球後才進屋裡來的念頭打消了，迅速的搶著在媽媽之前進屋裡去。
冬日的白天真短，黑夜來得早，連太陽也像怕冷似的，提早回家，陰霾的天氣，五點不到天就開始黑了。這些日子，學校關門，學生不必上課。大人們，尤其是男人，更不敢出門，聽說不少人無故被打死。主婦更是足不出戶，菜市場也關市，連買菜的地方都沒了。遠遠傳來賣豆干、豆腐的老頭延街叫賣沙啞的聲音。「豆干…豆干炸…」，「豆干…豆干炸…」，他反復不斷的叫喊，好多家開門叫住他，大家搶著買，多日不敢出門，實在沒什麼東西可吃了，不買些放著就是不放心。老頭子一路賣一路悄悄的告訴大家，那一條街有多少阿兵哥站哨，還有他一路聽來的恐怖悲慘的消息。到了我們家，我們再把阿公的親身經歷補上去，好讓他再一家家去警告，免得白白送死。一般人家中大都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話，更不用提現代化的時髦傳播工具了。當年國民黨對台灣人的大屠殺的慘狀，在我們住家附近就是靠這樣耳語傳開來。
太陽已帶走了最後的光芒，漫長的黑夜漸漸襲來，路邊一盞街燈，竭盡其全身的光和能也照不亮這一片烏黑的天地。媽媽趕著在天還沒太黑前，到亭仔腳拿些明早煮早餐用的木柴進來，順便從竹竿上收下一些還是有點潮濕的衣服。突然一個黑影從半開的大門閃進去，媽媽定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穿黑色學生服，戴一頂同色學生帽的大學生。媽媽一看心裡明白，顧不得一切趕緊尾隨進來，關了門。在二十燭光晦暗的燈光下，看到的是一張清秀標緻的臉龐，十七、八歲的模樣，以顫抖驚慌的音調向媽媽問路。他要去萬華車站，他想打聽那條路比較安全，沒有士兵巡邏。媽媽指點他幾條她知道的路，阿公劫後餘生的經驗，媽媽絕口不談，怕把這個學生嚇壞了。
原來，媽媽曾因在二二八發生後，大戒嚴開始時，聽人家說，男人，特別是穿草綠色類似軍服顏色的衣褲的男人，一出門準是沒命的。爸爸那天出門時就是穿著那種衣褲，他在離家步行約二十來分鐘的地方做生意，料想不到，一聲戒嚴令下來，馬上到處風聲鶴唳，爸爸遂不敢也無法回家，沒有電話可連絡，爸爸和家裡，互相不明情況。媽媽就怕爸爸不知究竟惹禍上身。又怕爸爸沒有東西吃，還有那身有生命危險的衣服。媽媽越想越著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還在襁褓中的小妹一背，帶了豆干、米和幾身換洗的衣服，冒著寒風，在漆黑一團的冬夜，摸索著，左拐右彎，一條街跨過一條，一條巷穿過一條，幸虧都是平時熟悉的路，都能順利的過關，沒有被士兵看到。好了，再跳過一條街就是爸爸的店舖，眼看就近在咫尺，若過不了街就功虧一潰。可是這條當年的電影街，不遠處的另一頭就是惡名昭彰的東本願寺，專門關禁所謂的「政治犯」、「匪諜」，戒備森嚴，士兵都是荷槍實彈的。那邊士兵叱吒並揮手要媽媽往回走，勇敢的媽媽顧不得自身安危，急急跑過馬路。可能看到的是一個婦道人家，又背了個孩子，士兵遂向空中放了幾槍了事，放走了媽媽。媽媽這樣冒大險當然挨了一頓爸爸的數落，不過這樣她才放心。循原路回家，倒沒遇到什麼麻煩。這天晚上，媽媽就如此這般的告訴了那位年輕人，希望有所助益。開了門，年輕人默默的走了。整夜，媽媽腦中不斷跳躍著年輕人憂鬱觳觫的眼神，久久不能成眠。第二天，媽媽把一支名貴武士刀偷偷的藏在樓板的夾層裡，後來又越想越不妥，不知什麼時候又不聲不響的把它丟進淡水河裡去了。其實，那把武士刀是一位日本朋友在臨被遣送回日時送給爸爸作紀念的，是一件古董而已並不是什麼造反的兵器，但欲加之罪，何犯無辭，誰能保證‥‥？事後爸爸知道了非常不捨，雖大大的把媽媽說了一頓，其實他也明白媽媽還不是為了怕家人無故落入這些傷天理的國民黨手中，冤枉送死。當時國民黨亂抓人、亂殺人，人人自危。在那個暴力冷漠的年代，個個生活於這般的恐懼中，白色恐怖席捲了多少家庭，慘戮了多少生靈，人人感到朝不保夕啊。
許多年來媽媽常後悔當時粗心又膽怯，沒留他吃飯，也忘了拿套衣服讓他換，穿學生服的年輕人那樣出去，可真是凶多吉少啊。不知他是那個人家的命根子，在寒夜裡逃命，但卻是如此孤單無助。雖不知他從何處來，想必是急著回去父母的身邊吧！他是平安扺達還是被黑夜、被魔鬼吞噬了？媽媽一直惦記著這位大學生的安危和其下落。有時媽媽也會自責的說她應該留他住幾天，等事情平靜了再走。她那種天真的想法是怎麼也料不到國民黨接下去的整肅和白色恐怖是無止境的，留了他是有家破人亡的危險的。
小時候跟姑姑和堂姐上延平北路逛街，看著街上一家家店舖，買主和賣主大聲小聲的討價還價，你爭我吵，熙熙攘攘的大街，甚是熱鬧。突然，大家不約而同的駐足肅穆，停止交易，兩眼隨著急馳而過的幾部大卡車而移動。原來，大卡車上各陳列著兩排跪著的人犯，人犯的雙眼綁著黑布條，兩手背綁在一塊木牌上，木牌上註明這人犯的姓名。這種將人犯遊街示眾的野蠻行為在二二八發生之後是經常有的，大家雖已司空見慣，但還是難免會心驚肉跳，擔心在那一天這種橫禍會無故的降臨到誰的身上！大家都知道，這些是要送去刑場槍斃的，大家也都明白這些人多半是無辜的。對國民黨的惡行，心中自是咬牙切齒，但也只能眼巴巴的為這些無辜的同胞嘆息默禱而已。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二二八被殺戮的眾多無辜，他們的孤魂野塚有多少人去祭掃和憑吊？扁頭仔，還有那個標緻英俊的大學生的下落怎麼了？和平日、紀念碑、賠幾文錢，對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有什麼意義？難怪我一個同學的媽媽無論如何不肯去申請二二八的賠償金，她的有名的醫生丈夫就是在英壯之年被國民黨抓去無故濫殺的。她氣憤的說他們（國民黨）要拿什麼賠償我﹖他們能還給我我的丈夫嗎﹖能還給我孩子們的父親嗎？她含淚撫養五、六個孩子，半世紀來她不曾間斷的每天在其亡夫的靈牌前焚香膜拜，述說她永無止境的思念。對她而言，那年的冬天是太長、太長了，她再也沒看到春天，她冷卻的心是什麼陽光都照不熱的。
那一年的冬天真冷，真長，長得好像春天永不會來臨。
(摘自Houston Taiwanese Newsletter 2003 鄉訉)
